（精华版）邵宇佳等｜传统贸易、增加值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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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贸易、增加值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

邵宇佳 卫平东 李 杰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

► 作者简介：邵宇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卫平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教授；李杰，中国融通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

内容提要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大转型，增加值贸易相较于传统贸易在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得到显著提升。本文首先基于国际经济周期理论，在两国和三国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增加值贸易和传统贸易在传导经济周期中的异质性作用，然后基于国家层面采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而传统贸易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印证了理论分析结果，即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不断深入，增加值贸易逐渐替代传统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核心贸易渠道。这为中国应对贸易保护和规避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风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稳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关键词

增加值贸易；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经济周期联动；传导渠道

一、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快速提高。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数据显示，1988—2017年3个10年的世界平均实际GDP增长率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044 8、0.102 0和0.168 7，相关系数增长显著。但是，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加速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崛起，贸易保护行为和产业链回流频频发生，世界经济脱钩初现端倪，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国际经济冲击通过外循环向内循环传导的风险。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仍处在高位的大背景下，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应对国际经济冲击传导，保障国内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根据已有文献对贸易渠道的研究发现，部分研究认为传统贸易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效应，但也有研究表明传统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存在影响但不稳健，或者是无显著影响。考虑到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大转型，由此引致的“统计假象”可能导致过去相对重要的传统贸易渠道受到削弱，而增加值贸易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贸易形式将可能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及影响差异，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式证实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增加值贸易相较于传统贸易在传导经济周期中的重要性，以期为应对贸易保护和规避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风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稳态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

早期在研究世界范围内经济波动现象时，德拉斯（Dellas，1985）发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即参与贸易行为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常表现出具有较强的经济波动联动性，并且这种联动性贯穿于国家或地区的整个经济周期。该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纷纷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传导渠道。卡诺瓦和德拉斯（Canova & Dellas，1993）较早采用1960—1986年的1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出季度数据，运用四种去除趋势方法提取产出的周期部分，并利用相关性、谱以及向量自回归（VAR）统计分析了传统贸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中的作用及其显著性，结果发现传统贸易能够正向促进国际经济周期的联动性，但由于使用方法的局限性，传统贸易的传导作用缺乏稳健性。为了弥补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弗兰克尔和罗斯（Frankel & Rose，1998）采用20个工业化国家30年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周期数据，运用四阶差分、二次趋势分离、HP滤波、SA残差的HP滤波四种方法提取经济周期变量的部分，利用引力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了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变量相关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的联动具有正向且显著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国家间传统贸易关联越紧密，经济周期联动性就越强。此外，安德森等（Anderson et al.，1999）采用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对37个工业化国家4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也同样证实了传统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的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到生产结构与行业内贸易程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而可能会引起传统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差异，崔（Choe，2001）针对10个东亚国家，借鉴卡诺瓦和德拉斯（1993）的变量测算方法和弗兰克尔和罗斯（1998）的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1981—1995年双边贸易对东亚10国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也会促进东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进一步，卡尔德龙等（Calderón et al.，2007）采用147个国家1960—199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借鉴弗兰克和罗斯（1998）的指标构建方法和实证回归方法，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和影响差异视角进行扩展与补充，最终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强度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也具有正向且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显著小于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混合国家对的促进作用大小介于两者之间。除此之外，巴克斯特和考帕里特萨斯（Baxter & Kouparitsas，2005）、科泽和伊（Kose & Yi，2006）和熊仓（Kumakura，2009）等也都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方法、不同数据均证实了传统贸易在传导经济周期中的显著作用。

然而，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传统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经济周期趋同受制于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分别是正向作用的需求冲击和生产率溢出与负向作用的专业化出口，而传统贸易难以解释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贸易作为一种替代性贸易而不是互补性贸易，在供给冲击下就会抑制贸易双方经济周期的趋同。因此，后续研究分别从传统贸易分解和替代传统贸易指标两个方向进行展开研究。从传统贸易分解角度，一是将传统贸易分解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能显著促进国际经济周期传导，而产业间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二是将传统贸易分解为二元边际或三元边际，研究发现只有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其余边际没有显著影响；三是将传统贸易分解为消费品贸易和生产品贸易，研究发现消费品贸易和生产品贸易表现出相反的作用，其中消费品贸易会抑制经济周期的联动，生产品贸易会促进经济周期的联动；四是将传统贸易分解为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研究发现两种贸易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存在差异。从替代传统贸易指标角度，部分学者将传统贸易替换成了垂直关联贸易、增加值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并均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合以上研究，从传统贸易分解的角度，这些指标的测算均基于传统贸易的定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逐渐成为新时期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新常态的背景下，由于中间品贸易通常会多次跨越国界，这就导致传统贸易的统计因重复计算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就会致使传统贸易在国际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逐渐减弱。相比较而言，增加值贸易拥有天然的优势，其定义表明增加值贸易测算的是每个目的国最终支出中含有的本国价值增加量，换言之，一国的增加值贸易加总就是该国的GDP。可见，由一国出口至目的国的增加值贸易构成了目的国GDP的一部分，意味着增加值贸易直接连接了两国的GDP,所以增加值贸易在传导国际经济周期、决定国家（或地区）间经济周期的联动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增加值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具有独特的第三国效应，即一国增加值贸易可以通过第三国出口至最终目的国，而这个特性并不存在于传统贸易中，所以当两国之间没有传统贸易往来时，从传统贸易角度而言不应该具有经济周期联动，但事实和理论均不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增加值贸易可以在两国没有传统贸易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增加值贸易相较于传统贸易在传导国际经济周期中的绝对优势。已有研究主要探讨替代指标是否存在显著的作用，并没有将传统贸易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探究两种贸易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将增加值贸易和传统贸易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及差异，以期探究两种贸易传导渠道的主要区别，为国家制定政策应对贸易保护和规避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风险，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当前研究贸易因素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考虑到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大转型，新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逐渐成为新时期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传统贸易在传导国际经济周期的作用已经显著减弱，本文基于国家层面采用2000—201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在传导国际经济周期中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虽然传统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作用存在，但不如增加值贸易显著且稳健，由此本文认为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深入，增加值贸易逐渐替代传统贸易成为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核心贸易渠道。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考虑到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已然高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但也极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经增加值贸易传导至国内，对国内经济造成不稳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平稳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中国最终品出口市场结构。

最终品出口体现了增加值贸易的直接出口，亦是直接关联，经济周期传导十分迅速。但中国受困于“三角贸易”模式，使得最终品出口市场比较集中，极易受单一国家的经济波动牵连。鉴于此，中国仍应继续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多元化、分散化市场战略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扩张，转移部分最终品出口至这些区域内贸易国，实现区域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同时，也应重视拉美和非洲市场，这些国家生活物资相对匮乏，对最终品的需求相对平稳。

第二，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倒三角贸易”模式。

在当前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的“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在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中始终处于被迫接受的不利地位，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倒三角贸易”模式可以有效地实现国内增加值贸易回流，减缓国际经济波动的传导，摆脱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随波者”地位，成为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主导者。因此，中国须积极推动国内产业向东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支持国内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走出去，帮助走出去企业营造海外生产环境，形成海外产业集群，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国内生产设计，东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加工组装，最后中国消费的新型“倒三角贸易”模式。

第三，调整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扩大中间品出口。

当今贸易争端频发，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严重困扰着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面对这种不利局面，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对中间品的出口转移因贸易逆差产生的贸易争端。这是因为增加值贸易具有间接传导效应，可以通过第三国传导。同时，一国的不利经济波动通过间接增加值贸易传导至国内，相对于直接增加值贸易传导至国内，作用明显减弱。因此，中国需要加大国内中间产品市场培育力度，积极采取相应的价格、投资、税收、技术开发、企业融资等优惠政策措施，扶持国内中间品生产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同时对中间品出口调整出口退税等贸易措施，改善中国当前的增加值出口结构，扩大间接增加值出口，降低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贸易争端的风险。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传统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在传导经济周期方面作用的显著性，有利于中国采取相应政策应对国际经济周期波动，提升政策的实施有效性。如在世界经济周期扩张期能充分吸收其正外部性，而在世界经济周期收缩期能成功规避其负外部性，从而熨平经济波动，助力经济平稳发展。当然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诸如垂直关联贸易等其他贸易途径对经济周期的传导。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3期25—39页。）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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