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袍哥的身上，有一个真实的社会

早就想写四川的袍哥了，但最终写出来的，却是小说。原因很简单，如果我写一本学术性的袍哥著作，十有八九，是出不来的。

对于我这样一个写字的人来说，写东西，无非是想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传递自己对世界，也包括历史的一种观察和认识，所以，以什么形式问世，其实关系不大。

当然，《袍哥旧事》这本小说，它问世的契机，跟大约两年前，我偶然看的一场话剧有关。

这场话剧，是戏剧界的老人周七月先生请我看的，剧的名字我忘了，它是部喜剧，内容是一个剧场，但里面的戏和演员，却跟一个只听过乐亭梆子的军阀发生了关系，看的人挺乐呵。

这部戏是陈佩斯他们编演的。看完了戏，我和同去观戏的陈丹青，被周七月拉着，进了后台，跟陈佩斯他们聊了一会儿，没想到他居然知道我。

最后，他说能不能给他们写个本子，我说，写话剧我不行，凑合写个小说也许可以试试。可以把袍哥、军阀和川剧都搅合到一个锅里。

当时，陈佩斯可能就是那么一说，我呢，也是那么一应，并没有当真。但是，回家之后，我的兴趣却上来了，于是，每天写点，每天写点，于是，一本小说，就这样写出来了。

当然，由于背景是当年的四川军阀混战，所以，好些军阀的名讳，都是实有其人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了突出袍哥，我做了些调整，总的说来，就是借人说故事。在表述袍哥文化的同时，还尽力掺和进了好些川剧的因素。

四川的袍哥，虽然来源还有不同的说法，但我认为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变种，本质上，跟川外的哥老会、天地会、洪帮之类，没有多少区别。只是，在传播过程中，肯定掺和了一些本地的因素。

在别的地方，哥老会之类帮会，属于第三社会，只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尤其是底层人士的结社团体，在晚清还属于被镇压打击的对象，到了民国，才算合法化。

但是，在四川，到了晚清，袍哥已经变成全社会的组织，进入民国之后，连军政各界人士，也都开始公开嗨袍哥。

依旧属于第三社会的袍哥，只是袍哥中的另类，属于原来土匪绿林变的所谓浊水袍哥。

至于所谓的清水袍哥，在四川，人人都是，连好些女性都不例外。所以可以说，袍哥就是四川社会。或者说，是社会自治体的一种形式。

有了袍哥，四川这个移民社会，因此自治能力得到了强化，所以，人说四川军阀内战的频度，在全国第一，但破坏性却并不大，甚至没死多少人。各个军阀麾下的将士，大家都是袍哥弟兄，干嘛要拼得你死我活呢？

自打辛亥之后，没了皇帝，传统道德的忠孝仁义，由于缺了皇帝这个重要因素，道德开始变得摇晃。

因此，在四川，军阀之间，各个将领互相叛变变得十分常见，但是，各个大军头，对背叛自己的将领，并不恨得咬牙切齿，走可以，回来也欢迎。

“忠”字不讲了，但一个“义”字，由于袍哥的原因，大家都很在意。谁要是不讲义气，那可不客气，三刀六洞，绝不容情。

自然，也因为一个“义”字，社会道德，也就维系下来了，大家无论贫富贵贱，在袍哥的堂口茶馆吃茶，都能讲道理，恃强凌弱，是行不通的。

有饭大家吃，不能吃独食，做事不过分，即便是打仗，胜者也不对败者做穷寇之追，无论怎样打，都不伤及对方的家人，不抢夺对方的家产。这个，就是袍哥文化。

一本小说，就是写着玩的，读者如果看了之后，能有一乐，乐之余，再有点想法，我就知足了。

以上内容，源自张鸣教授的公众号文章，原题“袍哥的趣事”。

张鸣老师是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主任。

张鸣老师写的历史，语言明白晓畅、轻松幽默，能让人在捧腹之余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

但他的书却很难出版，“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次，他索性写起了小说。小说不但故事性强，人物风格更加饱满，读起来也更生动有趣，不知不觉就把读者带入了历史之中，快乐之余，亦见历史之真。

为此，闻道不分朝夕强力推荐张鸣教授的小说《袍哥旧事》签名版。同时推荐王笛教授名著《袍哥》。

很多人知道张鸣，但是知道王笛的却还不算多。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王笛先生，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

王笛教授1956年6月出生于成都，所以写《袍哥》既名正言顺又轻车熟路，也因此他的书同样是值得拥有的。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最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

袍哥大多来自底层，但也有高大上的人物，如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张澜。他是大袍哥，民国时期曾任成都大学校长、四川省长。1949年以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开国大典时，他站在毛旁边。

因为占比高，袍哥在四川的影响非常大，俨然已经成为地方权威的一部分。20年代时四川土匪横行，政府没有力量稳定地方秩序，最后还是得靠袍哥。到了40年代，地方政府要推行任何政策，比如说收税、征兵等等，没有袍哥的参与，根本不可能实行。

因此，借由袍哥，我们不仅能窥探出这个1949年之前影响最大的秘密社团的真实面貌，更能发现在脱离政府之后，底层社会运行的另一套逻辑与另一套政治生态。它们渗透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塑造着民众的日常行为。

王笛的《袍哥》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

张鸣的《袍哥旧事》和王笛的《袍哥》，既关注宏大叙事，又细述微观历史。大历史很重要，但它不是历史的全部。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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