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十年前,库布里克大神就已预言欧洲梦的破裂
库布里克在《巴里·林登》拍摄现场
英国电影协会 (BFI) 再版发行《巴里·林登》(Barry Lyndon 1975),恰逢英国“举国兴奋期”,与库布里克在影片开头展现的如出一辙;当然,这次英国人的情绪震荡源于不久前正式脱欧,而非片中对法国军队入侵的恐惧。
电影前半部展开了一副描绘七年战争动乱的画卷,充斥着同样置身动荡中的欧洲大陆。多年来,人们谈论着《巴里·林登》中点着2000只蜡烛的布景和摄像机器装载的NASA造镜头,却忽略了影片对于欧洲大陆命运的聚焦。《巴里·林登》不仅将欧洲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更将对欧洲命运的思考和追问作为主题——桎梏于繁文缛节的欧洲,正悄然反抗;在欧洲大陆上寻觅窥探先机的有利地点,探寻其文明使命。
十八世纪,发展的常态模式已在欧洲形成。势力横跨国界的贵族阶层统治着这片大陆;斯文矜贵的精英阶层悠游其间,他们熠熠生辉的形象被刻入彼时的审美规范和社会风潮中。《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作者汉斯·费德曼写道,库布里克视这一时期的欧洲为“西方文明发展最形式化的阶段”。
《巴里·林登》就这样画上了“不完美”的句号,即拥戴又排斥欧洲主义。舒伯特的乐曲从高亢杂乱变得平和有序,林登夫人也拖延着签下了财产分割协议;库布里克透过这一幕,似在暗示一瞬间的犹疑还能挽回一切——婚姻得以继续,某些历史性的进程将被阻止。巴里通过协议得到养老年金的日子在1789年12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在2016年6月。
点击关键词查看往期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