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名八项金马奖，一部让人坐立不安的台湾恐怖片版《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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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尼侬叁
选择性耳背，都市难民
豆瓣@2-3
前言
在第57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帷幕被正式拉开之前，荣获8项提名的台湾电影《无声》就已赢得了本土及海外观众的满堂喝彩，在台湾10月15日上映两周便累计超过3000万票房与10万名观众。自其前些年大受好评的电视剧《天黑请闭眼》之后，80后的台湾青年导演柯贞年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中，继续将其擅长的悬疑/恐怖的叙事风格对焦一则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欺凌事件与性犯罪的故事。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在阴冷严峻与和煦轻快的镜头交错之间，是对“学校”的空间定义、教育断层以及家人与教师的身份缺失进行的一次深度探讨与反思，又或是试图去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害”“施暴”与“旁观”三种常见的角色类型之间的道德清算。
故事由真实事件改编，讲述转学生张诚来到新的聋哑学校，对天真烂漫的姚贝贝心生情愫。某日在开往返回宿舍的校车上，张诚突然发现车子后排被校服遮挡着，因好奇走上前掀起校服，目睹了校服背后的数名学生以游戏的名义对贝贝进行的性侵犯。自此，上百起潜藏于宁静校园之中的“无声”罪行被公之于众，审判的序幕即刻被沉重地拉起。
影片处处彰显的对现实社会的揣摩，看似参杂了当局政治转型的复杂且必要的诉求，然而在FILMeX电影节的映后QA中我们了解到，导演看重的是对事件“参与者们”的动机剖析，她关乎且更倾向于强调成长的彷徨与阵痛，与近年真实事件改编的各种商业类型片中的某种社会责难的强烈目的性大相径庭。
《无声》剧照
「听人」缺席的校园空间
作为辅助价值观还未成熟并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在未来庞杂的社会体系中得以生存之前，“学校空间”原本应是一个值得被托付与信赖的庇护所。影片中的聋哑学生是「聋人」，负责传达他们意思的教导员被称为「听人」。因此，比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更为复杂的是，这所校园的教育者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还需要为学生去传达「意思」。重新审视电影《无声》中的校园空间，我们所看到的「听人」是对校车后排“不可言说的游戏”漠视，是斥责被侵犯后贝贝执着于事件的态度，又或是处理涉事教师的校长为难的情绪，他们早已将「听人」的职责抛诸脑后，将校园空间变成了一个众目睽睽下的犯罪现场。
作为教育者与调停人身份的教导员去责备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一种沟通的失职与置身事外的懦弱。影片中杨贵媚饰演的校长对质问她的男教员大声呵道：“我经营一个学校有多么辛苦你知道吗。”校长的身份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设施的代言人，还应该是一个是传递学生“本意”的发声人，是监督校内教师职责的调停人，但她却以资本家的姿态训斥教员，苦诉自己为经营学校而付出的代价。因此，当刘冠廷饰演的男教员痛心问道“校长，你会手语吗？”实质上也是对其是否意识到「听人」职责的一种发难。
凑佳苗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告白》中同样也触及到校园欺凌事件。桥本爱饰演的美月被热血教师“维特”用带有贬义意味的外号称呼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师生信赖关系的建立失败，“维特”在自认为与学生拉近距离的同时，其实是反将美月推向了孤立的深渊，拒绝倾听学生的声音，实际无异于班上其他的欺凌者，是一种“同谋”。再回到《无声》，影片中的涉事老师对小光的性侵犯确实是校园内上百起无法饶恕的侵犯事件的开端，但坐在校车内的陪同教员的漠视与放任却显得更为可怖，他们的身份混乱与「听人」职责的缺失遮蔽了校园暴力与性犯罪的上演，是触发校园惨案愈演愈烈的帮凶。
《无声》剧照
无法承载的精神扭曲
影片中对于角色的处理是中性的。首先，上文中提到的校长不论是其对于事件发生后的不作为，还是处理过程中惺惺作态的模样令人心生厌恶，但她并非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阿诚作为一个捅破事件窗户纸的“正面”角色，当小光承诺如果愿意侵犯班上的一个学生，他就不会再找贝贝的麻烦，否则他将继续欺负她。在小光的威逼之下，阿诚侵犯了班上的另一个学生，而此举也致使故事结尾上演了一出悲剧循环（影片以被阿诚侵犯的学生试图侵犯别的学生作为故事结尾）。贝贝在经历无数次的侵犯之后，却还是选择“无声”地笑着与班上的同学相处。
作为本片中较为复杂的核心人物，学生小光既是校内施暴的主谋，也是长年来被教师侵犯的「受害者」。影片前半段集中描述了小光指使其他人侵犯贝贝以及班上其他人，我们在面对暴力理所应当倍感愤怒，然后，当接收到来自影片赋予小光角色复杂性的拷问——假如所谓的欺凌者也是弱势的一员，那么出自对原罪的控诉是不是已不能满足我们对事态发展的考量。小光长年受到教师的性侵犯，尽管事件的败露促使校长调走涉事的教师，但身心还未健全的小光必定早已百孔千疮，无法承载痛苦的他与男教员在天台吐露，自己多年后再次见到侵犯自己的涉事教师反而很开心，顶着悲痛狰狞的面孔，他询问教员自己是否是变态，这与房思琪式的痛苦填补如出一辙，令人错愕的心声也成了精神扭曲的最好佐证。
《无声》剧照
类型片的社会责难是必须的吗？
韩国电影中对于此类折射社会黑暗面类型片的技法是相当纯熟的。比如发生在聋哑学校的性暴力事件的《熔炉》也同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施暴者们的恶毒与嚣张气焰在影片中被描写得入木三分，我们为法庭上因证据不足而无法为受困的孩子正名的场景悲痛欲绝，同理心更是延伸至现实，实现了法治进程的某种影响与刺激，致使多年后能够成功通过了相关的“熔炉法案”。《7号房的礼物》中，朴信惠饰演的女儿摇摆于作为辩护律师的理性与身为人女的感性之间，在法庭上为逝去的父亲讨回公道的身影与观众取得了某种默契的情感共振。
而在影片《无声》中，执法部门与媒体视角的部分，从其收敛的叙事方式不难看出导演对于情绪表达与社会诉求之间的平衡与拿捏。在映后QA中，柯导也提到了作品的原型故事其实早已在台湾本土形成一种声音并有了一定影响，洞察受害者或拥有受害与加害双重标签的边缘复杂人群的内心是她想要做的事，像这样避免过分地责难于社会的叙事方式倒是与2017年文晏执导的儿童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颇为相似。尽管比起《无声》中高强度叙事的起承转合，《嘉年华》减少戏剧冲突，隐去了侵犯的场面——观众清楚事件的发生，却也未曾目睹——这种将观众置身于暧昧的旁观者姿态的方式，也是一种更为冷静的影像视角与技法。
《无声》剧照
随着电影作品题材的多样化发展——出于影片自身带有的传递信息的符号功能，以及社会意义的情感考量——近年来难免会出现一些消费真人真事完成某种深刻的社会责难任务的影视作品。《无声》试图做到的，更偏向于提供给观众直面社会事件不断发生、可能再次发生的危机感，以及事件背后的思考空间，是与非的辨别不是在一部或是几部作品中能得到结论的，它更像是一种启发。
正如导演在某次采访中提及：“我不想激起愤怒，也不想带有强烈的控诉意味。我也不想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去讲这个故事，善恶的分明是相对模糊的。”
编辑：馒头
影迷级的电影学者
豆瓣：@顾什么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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