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女图》女主阿黛拉退出电影界，发文谴责业界对性侵犯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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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女子的肖像》女主角阿黛拉·哈内尔为法国的Télérama杂志撰写了一篇专栏信，其中她谴责电影界对“性侵犯”的不作为，例如近期被13名女性指控的热拉尔·德帕迪约，还有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他们联手保护这些人，唯一让他们烦恼的是受害者发出的声音太大了，他们希望我们沉默不语并死去。”阿黛拉·哈内尔强调自己将退出电影界，她补充道：“法国电影业多年来实际上已经“取消”了#MeToo 运动，你有钱、有权力和所有的荣耀，但你不能容许我作为目击者存在。”
哈内尔于去年4月底宣布自己将停止在电影业的工作，但会继续参与戏剧演出。哈内尔表示：“我们有很多艺术家想以另一种方式，以另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机构一起制作电影。但现在的电影行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可以从对待女性的方式中看到，他们在用个例来隐藏压迫性制度。看看戛纳电影节的评选就知道，他们说他们正在与性别歧视作斗争，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改变。掌权者继续压迫我们，他们仍然在奖励强奸犯，他们要我闭嘴？我绝不会。”
阿黛拉·哈内尔表示：“现在的电影业绝对是父权制、存在种族主义、不平等的。父权制这个结构性问题因其自然化而变得无形——声称社会秩序来自自然。政治意图就是这样被掩盖的。说事物一直存在是一种歪曲，用来掩盖维持权力关系的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过程。白人男性相互之间的合作是一个遵循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过程。
我认为有很多艺术家想要并且可以通过艺术重塑世界。我还会与瑟琳·席安玛这样的导演一起合作，但我不会继续留在今天这样的电影行业里。
我想说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绝对没有遗憾。获得所有这些合同，代言交易，赚取数百万美元，这应该是我们的梦想和人生目标吗？随着地球的毁灭，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贫穷，随着破坏的蔓延……”
阿黛拉现在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倾听和帮助受害者身上，阿黛拉表示，“我热爱艺术，我认为它作为一项集体体验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仍然是我生活的中心之一，另一个是政治，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阿黛拉在2020年就曾为抗议波兰斯基做出过行动。2020年2月28日，在普雷耶厅（Salle Pleyel）举办的凯撒奖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影片等12项提名的《我控诉》被授予最佳导演奖。当著名女导演克莱尔·德尼宣读罗曼·波兰斯基的名字时，阿黛拉·哈内尔站起来，竖起手指宣称“羞耻啊，羞耻！”导演赛琳娜·席安玛等人和她一同起身离开了颁奖现场。紧接着，在3月1日《解放报》上，激进女性主义作家及导演维尔吉尼·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发表《凯撒奖：“从此我们站起来并且离开”》一文。
“无论在国会还是在文化领域，你们，位高权重者，你们拥有完整而持久的尊重。而这带来了强奸，你们警察的滥用职权，你们的凯撒奖，你们的退休改革。此外，你们需要受害者的沉默。”
阿黛拉·哈内尔在凯撒奖颁奖典礼离席
波兰斯基1977年在美国被控性侵女童，用42天的监禁换取庭外和解，他承认自己“与未成年人非法性交”，后逃离美国移居法国。虽然2010年此案原告萨曼塔·盖默（Samantha Gailey）表示希望撤销此案，两人最近还在巴黎进行了会面。但有11位女性起诉波兰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的性侵事件。2019年11月，波兰斯基导演电影《我控诉》在法国上映，法国女演员兼摄影师瓦伦蒂娜·莫尼耶（Valentine Monnier）公开控诉导演曾在其18岁时（1975年）强暴她。波兰斯基则反驳此类控告均为子虚乌有。但毫无疑问，这次凯撒奖的风波，让我们看到了#MeToo运动以来，民众终于有了向男权压迫下的性骚扰性侵犯事件说“不”的可能性。
2019年，阿黛拉·哈内尔曾在法国媒体mediapart的访谈节目中，自曝12岁遭导演性骚扰。2002年，阿黛拉主演了电影《恶魔的孩子》，这是她的银幕首秀。在拍摄期间，阿黛拉遭到导演克里斯多夫·卢基亚的“虐待” 及“强吻”，并遭受性骚扰长达3年之久。当主持人询问阿黛拉为什么选择在性骚扰发生15年后才公开揭露时，阿黛拉回答称，导演卢基亚又准备拍一部青少年电影，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和《恶魔的孩子》中阿黛拉所饰演的角色名字是一样的，这让阿黛拉想起了往年的经历并且无法忍受。此外，她也受到了近年#MeToo运动的鼓舞。
以下是201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深焦对阿黛拉·哈内尔的采访。在采访中，阿黛拉也提到了她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与她在职业选择中发生的冲突。
作者
朱马查
被AI取代的电影推销员，nexus-42,服役4年
201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英雄不死》，导演双周的《鹿皮》以及官方主竞赛《燃烧女子的肖像》，阿黛拉再次带着三部影片来到了戛纳。说再次，因为这样的情况在2011年她便经历过了（主竞赛《巴黎妓院回忆录》、导演双周《热浪》、《往年的蝴蝶花》）。阿黛拉用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在法国赢得了极高的国民度——数次凯撒奖提名，并凭借《苏珊娜》和《初恋战士》分别获得最佳女配和最佳女主，2018年也以高口碑的法式喜剧《自由了》收获凯撒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燃烧女子的肖像 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2019)
她给法国银幕带来的那种野性、强大、不容置疑又略带有孩子气的女性形象和她出现在众多场合中的本人如出一辙，也将众多对于法国女演员的刻板印象砸得粉碎，诸如优雅，诸如精致，诸如自在轻盈……这些在阿黛拉身上并不多见，相反，人们常常被她不修边幅的野生能量打动。一种无法压制的生命力赋予她银幕上强大的存在感，她会像一阵风卷过，难以被抵挡。蓬松金发，蓝碧眼睛，丰厚的嘴唇，绝不瘦弱娇小的身材都是她的标志。
2007年与席安玛结缘的《水仙花开》里，她是一个假装风骚万人迷的游泳队长，有少女的灿烂与自得，又有些青春期迷惑与残酷。圆润线条在之后渐渐褪去，变成了方正，宽广有力的下颌骨，成为她现在形象的一部分，显示出一种力量感，正如她在《初恋战士》中穿过漫天沙尘的末日恋人，《每分钟120击》中井井有条组织挑战，决不让步的社会活动人士，《无名女孩》执着自我捆绑寻求真相的门诊医生，《自由了》决绝放弃幻想决心纠正前尘错误的女警……
每分钟120击 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 (2017)
在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只来得及观看了今年影评人周单元的《英雄不死》，导演双周开幕片《鹿皮》口碑火爆到我两次排队都没能看到，而阿黛拉和伴侣席安玛时隔多年后再次合作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则是在采访结束后的一天才开始放映。
《英雄不死》是女导演Aude Lea Rapin的处女长片，以伪纪录片的手法跟随阿黛拉扮演的记者Alice以及她的朋友Joachim的奇异旅程。一个醉鬼在巴黎的大街上冲Joachim嚷嚷，说他是于1983年8月21日死去的战争罪犯Zoran，而这一天正好是Joachim的生日。曾在波黑生活拍摄报道的记者Alice带着摄影队伍和Joachim一起回到他梦中出现的这个地方，寻找他前世的幽魂。再一次，阿黛拉引领着全片的方向，她带着Joachim去挖掘他离奇疯狂的个人前世，同时也是她带着观众走进波黑地区伤痕累累的历史，去看当地的人们怎样处理生活的悲伤与日常。整个故事带着不可避免的死亡气息的悲伤，而这趟旅行本身充满荒谬有灌满了人性的日常，情绪的流动异常自然，流淌在每一个演员身上，在他们之间充满起伏却又恒定的关系之中。
导演也将自己的化身依附于她，Alice带着队伍探访当初采访拍摄过的战争幸存者，和他们闲话日常同时又为找到Joachim的前世而打探消息，直到某个节点，Alice对Joachim的故事产生一些似乎颇为合理的怀疑，她必须要选择是否继续为Joachim拍摄下去。一个曾经的受访对象对于Alice无止境的镜头有所怨言，她突然问她，”你是来拍我还是来爱我的”，仿佛无意中道出导演Rapin的电影核心，也锥向Alice的内心——如何用一部电影来为自己生命短暂的朋友做点什么？拍下一个人可以算是爱他吗？怎么用电影纪念一个人的存在？怎么用拍摄去寻找那些消失的幽魂？
英雄不死 Les héros ne meurent jamais (2019)
入围官方主竞赛的《燃烧女子的肖像》其实让我略微失望，导演席安玛当然从未试图隐藏过自己颇为激进的女性主义立场，还参与发起了去年戛纳电影机“82位女性一起走上红毯”的活动，但在这部完全剔除了男性世界的电影中，太多的设置像是具有针对性的标语，回应着历史偏见、刻板印象、双重标准、男性凝视以及厌女症，标准公平。可吊诡的是，这恰恰是女导演们容易跌落的陷阱，太过忙于回应，大声疾呼政治口号，然而并没有真正创造出属于她们的流动且充满多义性的自由世界。
但《燃烧女子的肖像》依然让我对阿黛拉印象深刻，或者说我没办法不去注意这个被自己的爱人以多种眼光注视着的阿黛拉。阿黛拉当初在获得凯撒奖的颁奖舞台出柜，当众对席安玛表白，这是她作为法国最特立独行的一位女演员的另一“丰功伟绩”。
《水仙花开》过去12年后，席安玛镜头下再次出现的阿黛拉不可避免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她的脸型横向长开了一些，嘴角边有两条深深的纹路，不再是那个担心自己的风骚程度赶不上自己的美貌的健美游泳队长了，但她依然还有那道著名的仿佛含有怒意的目光，经常可以在她不带笑容的杂志硬照中见到。片中她的母亲让画家假装陪伴，实则暗中观察完成肖像，更重要是确保她不蹈姐姐的覆辙，纵身跳下悬崖，而画家只说“她并不悲伤，只是愤怒”。
席安玛当然是完全比照阿黛拉给了她这个角色，但这次的阿黛拉将这些强势、怒气明显地转向了内部，她的角色是一位即将要嫁给素不相识的米兰人的贵族小姐，没有听过交响乐最激烈的震荡，只听过教堂音乐渺茫的共鸣，她的一切都在牢笼之中。这一次没有了习以为常的一往无前外放的野生张力，但她在常规与世俗之间的挣扎更加切实，不再是仿佛挥霍与生俱来的自由，而是需得从很多束缚中挣脱才能抓住那点自由与选择。她做了选择，选择叫爱人回头看她，然后像俄尔普斯的爱人一样消失。
阿黛拉没有从席安玛的镜头下消失，像往常一样，她从来不从角色身上消失，她总是好像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
┃受访者
阿黛拉·哈内尔
深焦：首先要恭喜你再次带着三部作品来戛纳！但我前天排了两次队都没能排进去看《鹿皮》（笑），所以很遗憾我可能没有办法就这部影片细致地向你提问，但我的同事看了影片并且很喜欢，她告诉我你的角色相当强大，然而我听说最开始这个人物不是这样的？你和导演昆汀·杜皮约究竟产生了什么矛盾？
AH：杜皮约拍的电影都很男性，可能他不是很了解现在的女性的问题。虽然在中国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我：也不是啦……），但是在法国，大家觉得我是个女权主义者，对我来说（这个人物）很成问题。当他提议让我来参与这部电影时，我很喜欢故事中荒诞的部分，以及他的幽默，但是觉得这个女性角色太弱了，而且很乏味，基本就是我们惯常看到的那些角色，一个爱慕男主角的女人，但是男主角才是那个和片中的想象和癫狂相连的人。我和导演说了这个人物的问题，并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演了，他回答我说“你不演就算了”，我们差点在邮件里吵起来了！不过最终我们毕竟还是对彼此的工作都有兴趣，他对我说，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可以怎么改……
最初这个女性角色Denis就只是对杜雅尔丹的角色Georges充满了爱慕，而Georges对鹿皮外套充满爱慕，我试图跳出这个模式，让Deins也为鹿皮外套而疯狂，因此他们两人是一种投契的关系，而不再只是引诱与被引诱的关系。
我超喜欢《真实》的！但《真实》里面的女性角色就很无聊了，就会说“你快回家来啊“，这可能是这个电影的一大弱点，女性角色是他的想象终结的地方，他不知道该拿她们怎么办。
鹿皮 Le daim (2019)
深焦：说说我目前看到的影评人周的《英雄不死》，是什么吸引你参与到这部影片当中的？
AH：我和导演Aude Lea Rapin有共同的朋友，她给我看了剧本， 我看完过后便觉得参与其中会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喜欢这个关于幽魂的故事，又有点像小时候的冒险故事，写一群孩子出发去探索一个地区的故事，我喜欢这个故事与童年产生的联系。
深焦：这部电影是以伪纪录片方式拍摄的，我猜当中肯定有很多即兴表演的部分。你的演出常常都能让人感受到这种创作自由，你是怎样找到它的？
AH：其实一到了拍摄的时候，一切就都很不一样了。这个自由要真的在现场才能找到，理论上来说即兴的自由似乎会让人紧张焦虑，但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自然地找到，相互理解。理解了人物的利害与诉求的时候就能够找到那个自由，我们也知道一同出发的三个人都有一样的诉求，并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物弧线，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预测彼此的反应，好像一场你来我往的乒乓游戏，没有人抢戏，也没有哗众取宠的部分。
深焦：那么拍摄故事中的即兴发挥一直遵循着原本故事的发展还是有改变过剧本的故事本身？
AH：拍摄过程中的确有过很多改变，因为即使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方向，直到最后剪辑的阶段我们才再次回到了剧本中的发展方向。
英雄不死 Les héros ne meurent jamais (2019)
深焦：所以即使是作为演员，你也是会关注影片的剪辑环节的？
AH：也不是说直接完全的参与啦，我看到了剪辑中的版本，并且参与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想法，当然是导演向大家征求意见，并不是我想要施加压力什么的，每个人都有提自己的意见。
深焦：我十分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这部电影里个人故事与波黑的背景历史的关系的？虽然有一个凝重的历史底色，但这是十分个人化，充满了日常的幽默与心酸的征途，似乎它在其中比历史背景比重更大？
AH：我不会说里面个人的故事更加重要。当然这是一部由法国人在波黑地区制作的电影，当然仍然是从法国人视角出发的，是一个欧洲的故事。Aude在那边生活了十年，我对这段历史也很有兴趣，我也研究了一下当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军队围困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平民如何被屠杀……我们非常清楚当然波黑地区的大历史背景关乎众人，其重要性压倒了我们个人的故事，但我们也非常努力地专注在我们的故事上。当我们到达那边，看到这个国家的现状，那些墙上的弹孔，坟墓，很多失去了家庭的人，这个地区伤痕累累，但人们依然在其中生活，依然也有一些轻盈的状态存在。这个地区的轻与重之间的平衡关系也呈现在了我们的电影当中。故事的底色可能比较凝重，但我们总在试图发现一些幽默之处。
深焦：说到法国人在波黑制作电影，我好像在几个采访里都听你说起过对法国电影的热爱？
AH：是，我说过我爱法国电影，但不是说我是个爱国主义者，而是法国电影充满了创造性，因为我们有CNC在，常常能够让艺术电影的导演在项目研究的阶段就能有一些经济的支持。尤其法国电影业（CNC)还愿意将财力投资到其他语言和地区的电影上。
阿黛拉·哈内尔 Adèle Haenel
深焦：那你也会经常寻找机会去接触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电影作者吗？似乎很多欧洲演员，例如于佩尔，都喜欢这样做?
AH：并没有很多，当然我也并没有遇到那么多机会，但我总是觉得转换地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假如我要去中国拍一部电影，但我对中国没那么了解，我无法做到像一个中国人那样对那里博大的文化的了解，那我总是觉得那是一种很陌生的关系，一种异乡人的眼光。当然有时这也可以是有趣的。
深焦：你觉得在自己的母语语言环境中更加自在，你也更愿意从纵深去挖掘，是这样吗？
AH：是的是的。但其实我也德语演戏，我现在在演一个德语戏剧，英语我也用过一点，不过我有点受不了英语的主导地位，人人都想要去好莱坞，这让我很受不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打磨人的大机器。
深焦：你刚才毫不避讳地讲到了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人们通常觉得女演员处在非常被动的位置，对她们的自主性常常表示怀疑，她们也常常接受到人们内心厌女症的投射，比如有人就觉得女演员不该去当电影节评委什么的……我知道你其实还有过一段上班族的生活，但最终选择了演员这条路，你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和你的职业选择发生过什么样的冲突吗？它带给您怎样的感受？
燃烧女子的肖像 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2019)
AH：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我选择项目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想要参与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在女性问题上和我立场冲突，除了《鹿皮》这个项目，其实我并没有怎么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我觉得“厌女症”也好，偏见也好，这是一种缺陷，艺术上的缺陷，是缺少思考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并不产生艺术，而总是在复制回收，因此不参与这种项目，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周围有很多人是经常思考（女性）这个问题的，不仅在政治上与我的观点一直，在艺术上也更加自由，挖掘更深。因此和他们一起工作当然是更有意思的。
深焦：工作人员催我提最后一个问题了，看来我必须要跳过一些问题，来问问关于我们明天才能看到的《燃烧女子的肖像》。经过了这么多年和席安玛在她的电影里在聚首，你内心的变化是什么？
AH：就是很开心，很幸福！你明天就会看到了，因为这也是关乎一生的艺术合作的故事。其他的我就不能说了，得看了电影才行！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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