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这个小组，领导编写了经典的党史史书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史研究愈加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对中共党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展开讨论。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的开启使得党史研究逐渐向学术化回归，这既得益于大的社会环境，得益于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更与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其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功不可没。然而，目前却鲜有研究论及这一小组，一些叙述对其名称与存在的时间也多存抵牾。事实上，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对党史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在组建之初就提出要加强党史的编研工作，并开展了具体工作、提供了相应指导。

Vol.1

名实之间：从中共中央党史

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一）名称及时间：对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史实的考订。2014年出版的《胡乔木传》中写道：“1982年4月离任（作者注：指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一职）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研究。”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似乎成立于1982年，名称也是如此。但事实上，在对这个小组进行叙述时，既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也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在时间上既有明确的划分，但更多时候还是笼统叙述。久而久之，这就造成了时间的模糊性和名称的混乱。这些既有叙述也是建立在包括当事人叙述的相应材料之上。1991年，胡乔木在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时提到：“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为何会造成这种现象，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做一番梳理。

不难发现，关于这个小组名称的差异主要在于“工作”二字，而其差异的关键就在于何时出现变化。与此同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叙述并未提及这个小组结束的时间。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在《党史札记》中两次对这个小组的历史有所回顾，其内容大致相同。在《关于党史教科书的审定》一文中，他写道：“1982年成立的党史工作小组于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一文则写道：“1982年2月成立党史工作小组，1988年3月改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副组长后来又相继加上了邓力群、胡绳。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已经不清楚了。”结合前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成立于1982年，而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可以基本肯定，但“再后来如何变化、现在情况如何”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之所以可以基本肯定在1988年3月改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除前文所提供的证据外，也还有其他证据。1988年中央直属机构改革。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1989年1月，中央书记处同意，党史研究室是直属中共中央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工作部门，仍为正部级事业单位，实行主任负责制。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党史研究、编写党史、编辑、出版重要党史书刊……”让人疑惑的是，在1988年3月以后，为何胡乔木等亲历者会给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加上“工作”二字，称之为“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笔者以为，这应该是其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工作的习惯使然。

那么，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又是何时结束的呢？从目前所披露的资料来看，这个小组并未正式撤销，但有一个逐渐交接工作的过程。有研究发现，“党的十四大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新一轮的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启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作为“党中央12个议事协调性委员会和领导小组”之一被保留，其“具体事务由中央党史研究室承担”。1994年10月，中央直属机构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明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任务之一就包括“承担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具体事务，为中共中央解决有关党史的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完成中共中央交办的党史方面的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活动不断减少，至2001年后，便不再活动。

（二）成员组成及分工。从1982年2月开始，从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到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从胡乔木、杨尚昆到后来新增的邓力群、胡绳，这个小组一直强调团结协作，共同做好党史工作。在一些重大会议上，这些成员均会出席。如1990年3月8日至13日，胡乔木、杨尚昆均出席了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并就党史工作提出了建议和期望。此外，在处理一些重要工作、在涉及个人回忆录等相关著述的编撰时，彼此也会不断交流、请益，力求工作万无一失。

在党史工作中，胡乔木理论功底强、学识渊博，故一直在这个小组中承担着重要的工作。据杨尚昆回忆：“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胡乔木传》对胡乔木做如下评价：“自1951年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后，胡乔木即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可以说，从事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毕生的事业，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胡乔木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为自己填写的学术职务，用的是四个字：‘党史学者’”。可见胡乔木为党史工作的全身心付出。作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一员，胡乔木既要做宏观上的指导，又做了大量细致性的工作。据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沙健孙回忆：“仅就我1986年底到研究室工作以后的情况来说，他找室的领导班子集体或单独找我个人谈党史工作，就不下二十次；每次谈话，他都提出有关党史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并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

199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增补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承担了小组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其实，胡乔木1992年9月去世后，胡绳就已经肩负起党史工作的重担，接过了胡乔木此前的任务，在成为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这种角色更为明显。

Vol.2

二、以史为鉴：党史编研工作的有序开展

（一）编写党史，开展党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写一本完整的党史史书，但终未进行。1980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胡乔木凭借深厚的党史理论功底和所积累的大量写作经验，为这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对此书的写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支持。正如此书在正式出版的后记中所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关心本书的编写，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审阅过部分书稿，并就党史编写原则和书稿内容多次给予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成功出版，奠定了中共党史历史书写的重要范本，为此后的党的史书编撰打下了基础。同年稍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与前者一样，为此后的党史书写提供了范本，成为党史史书上的双峰。当《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刚出版时，就有学者指出：“如果可以把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执政后中共党史学的开创之作，那么1991年问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则以其同样意义而成为新时期党史学的良好开端。”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从编写到出版也同样凝聚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心血。1990年3月8日至13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杨尚昆等人先后提出要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党史。所谓完整，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当时的党史。不过，编写一部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的党史著作，这对于编写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会后，胡乔木“立刻布置党史研究室草拟出一份写作《七十年》的提纲。4月20日，他看了提纲后说：对历史要有一个观察点，发表评论要有个思路……1990年8月27日，胡乔木又邀几个人来谈《七十年》这部书，邓力群、胡绳都参加了”。在确定提纲后，由胡绳统领此书的编写工作。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此书，参加的有杨尚昆、胡乔木、邓力群、胡绳。胡绳在会上详细地报告了此书的“编写经过、一些重要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存在的不足”，“他报告时，胡乔木作了多次插话，主要是讲一些人和重要事件如何表述。报告完后，邓力群、杨尚昆先后发言，对这本书作了肯定。胡乔木接着提出：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1991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10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会上，胡乔木指出：“这两部书的成功，同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督促和关心分不开。”

（二）指导党史编研工作有序开展。在主持编写党史著作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都强调对编写党史的指导，要求各地征集资料，做好党史的编撰工作。尤其是在涉及重要议题、重大题材方面，更需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进行把关、指导。

在党史编撰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对党史编撰的具体工作提出了相应要求。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种指导还较为具体。例如，1984年12月11日，杨尚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委会召开的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为革命烈士立传意义重大，没有人物的活动就没有历史。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传记，对立传的烈士作出公正的评价，既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也不能抹煞他们的功绩。”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指导更为宏观而具有引领性，集中体现在几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1990年3月8日，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胡乔木等人都对党史编研工作提出了宏观而具体的指导意见。胡乔木强调：“对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充分占有、利用一切可靠的史料，搞清历史真相和来龙去脉，写出内容翔实、有说服力、吸引力、战斗力的历史论著。”由此可见胡乔木等人对党史编研工作求真务实的态度。

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通过各类学术会议对党史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一方面，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针对党史人物研究提出了科学的指导意见。例如，1989年10月29日，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参加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他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李大钊的丰功伟绩，同时还就党史人物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像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越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就越是真实、生动，越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另一方面，就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史实等问题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具体指导。这些科学的论断和实事求是的指导方法，既体现了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孜孜矻矻的工作作风，更体现了他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党史、新中国史研究的踏实学风。

Vol.3

三、垂范后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

对党史工作的重要影响

（一）提升并巩固了党史编研工作在党的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有助于贯彻中央各项精神。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自成立之日起就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党史工作，“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是中共中央在党史工作中的得力助手。“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因此，199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六条建议中，第一条便是“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对于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这无疑也进一步提高了党史工作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贯彻中央的各项精神。1994年11月21日，胡锦涛在出席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时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史工作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把它视为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人民事业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有助于规范党史编研工作，加强了党史的综合研究。其一，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成员均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史的编研工作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指导。前文已述及，胡乔木强调了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他同时又强调了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从而形成了胡乔木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对此，《胡乔木传》归纳为五点：“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这样注意了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这些理论方法的提出，对于规范党史的编研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二，在指导党史工作包括编写党史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适时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而有助于规范全国党史工作的开展。1994年11月，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提出：“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党史的目的，是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路线在总体上的正确性，同时也是论证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这其实也是要求各地做好党史的综合研究，回答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此外，对于一些党史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出版物的审定等，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三）对党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拨乱反正，为党史的编研、教育提供了学术支持。胡乔木要求党史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他在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大型党史书籍时，要求要把这些问题写清楚。据沙健孙回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胡乔木都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还是他亲自加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后，有论者指出此书“最大特色是对近年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几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论述和公允的评价”。除在编写党史著作的过程中对一些史实予以还原外，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还对一些党史人物、事件进行了澄清。1985年春，《瞿秋白文集》编辑组长温济泽代表文集编辑组向胡乔木汇报工作情况，指出：“过去我们对瞿秋白这样一位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似乎重视不够，评价不足，应该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价。”胡乔木表示同意，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小组。6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3期，本文为节选，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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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刘捷

制作 / 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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