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为什么又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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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众所周知，毛泽东出席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搜查而被迫中断之后，和多数代表一起转移到浙江嘉兴，参加了在南湖游船上举行的最后一天的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述，在南湖会议之后，毛泽东于“8月上旬，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8月中旬，回到长沙”，却并未记述会后是否曾在上海逗留。其他国内有影响的毛泽东传记，例如《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伟人之初：毛泽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对此也均未有提及。然经笔者考证，毛泽东在参加完中共一大之后，不但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日子，而且还参加了一项重要活动，即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会议。

一、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在上海还逗留了7天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毛泽东在南湖会后第二天游历了杭州，第三天返回上海。据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刘仁静的回忆：“‘一大’后，我同高尚德（即高君宇——笔者注）一起游西湖时，曾碰到过毛泽东，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另外，萧子升（萧瑜）在《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也记述了他和毛泽东在南湖会议的第二天一起从嘉兴乘火车去杭州游览西湖，第三天返回上海的经历。

中共一大会址

那么，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是哪一天，后来离开上海又是哪一天呢？由于毛泽东是在南湖会议后的第三天返回上海的，所以我们只要确定了南湖会议的日子，也就能推算出他回到上海的日期。关于南湖会议的召开日期，目前还有多种说法，如果以《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刊登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专家王相箴的考证8月2日为依据，则推定毛泽东游历杭州的日期是8月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的时间是8月4日。关于毛泽东的离沪时间，据笔者考证，应该是在8月11日。理由如下：

（一）据上海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1921年8月11日的日记：“毛泽东（长沙文化书社）来，小谈即去。据云来已月余，客博文女学，病多日矣。”说明8月11日毛泽东还在上海。

（二）8月16日的长沙《大公报》登载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第一部分。据时任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的易礼容后来回忆说：“《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两个文件都是毛泽东执笔写的。”按照当时的条件，这篇大纲不可能是毛泽东在上海或是路上就传给了报社，只能是在回到长沙之后送到报社的。由此推论，毛泽东最迟在8月15日已经回到了长沙。

（三）据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的女儿周彦瑜、女婿吴美潮合著的《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记载：“1921年8月，周世钊在南京鼓楼附近住，……有一天，毛泽东忽然来到周世钊住处。当时，周世钊等都不知道，毛泽东是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到上海的，会议已毕，乘车到了南京，将从南京乘船回长沙。周世钊等在惊异之后，问毛泽东到南京的目的。毛泽东说：‘听说你们到了南京，特来看看。我认为你们到大学读书，同时还可做点革命工作，我打算在南京设一个长沙文化书社的分社，请你们担负这个分社的责任。我回长沙后，即将可以出售的书和必需的经费设法寄来。’毛泽东谈完这些话后，即匆匆往下关赶上水轮回长沙去了。”这一史料说明，毛泽东返回长沙的旅程，从上海到南京的这一段乘的是火车，从南京到长沙这一段乘的是轮船。

（四）据民国时期张心澄著《中国现代交通史》一书记载，当时长江航运的“沪汉线由上海至汉口，……全线长约六百浬，上航四日，下航三日”。加上汉湘线（汉口至长沙）还须一日，从上海到长沙就需要5天时间。不过，由于毛泽东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先乘了火车，有可能比全程乘轮船要缩短1天时间。也就是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至少需要4天时间。据此推论，毛泽东只能是在8月11日从上海动身，于8月15日回到长沙的。

杭州西湖

由此可说，在中共一大之后的8月4日到8月11日，毛泽东在上海逗留了约7天时间。

二、毛泽东在上海曾参加过一个会议

毛泽东在上海逗留的这7天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8月11日这天去泰东图书局拜访过赵南公。另外，他还到闸北去看望过在上海女青年会学习法文的新民学会会员杨润余。据杨润余后来回忆：“在1921年夏，上海有半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经过考试，我参加了进去。而最幸运的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已来上海，在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从赵鸿钧老师处，得知我住在闸北虹江路四达里我哥哥的家中，便来看我并为我送行，他告诉我新民学会在这一段时期的情况。”这个回忆虽然没有说具体日期，但她明确说是“七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由此可确定这是在南湖会议之后回到上海的某一天。以上每桩事情最多也就只须几个小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1969年曾回忆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在1978年他再次忆及此事说：“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

从罗章龙回忆中的时间表述来看，这个会议有8月或9月两种可能。不过，由于罗章龙说这个会议“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经查，在各种有关毛泽东生平的著作中，都没有他在这年9月第二次到过上海的记述。由此，就可以排除掉9月的可能性，而将这个会议时间确定为8月份。既然毛泽东参加过这个会议，而毛泽东在上海逗留的时间又是8月4日至11日，说明这个会议就是在这个期间召开的。也就是说，在中共一大结束后的8月4日至11日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和罗章龙等一起参加过一次由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

三、这个会议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会议

关于这个会议的内容，罗章龙的第一次回忆曾说，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即劳动组合书记部”。他的第二个回忆又说，这个“会议做了决定，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会议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关于这一点，包惠僧的回忆也说：“约在8月初，组织工作方面（当时的组织工作指的是工人组织——笔者注）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中共一大选举的组织工作负责人——笔者注）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笔者注）的意见，要设置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包惠僧的这个回忆，不但进一步印证了这个会议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而且其中的“在8月初”也进一步印证了会议的时间是在毛泽东逗留上海的期间。

《劳动周刊》

笔者认为，这个会议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会议，理由如下：

（一）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于1930年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述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开始成立中央委员会。大会以后，成立一公开的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二）时任赤色职工国际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1921年10月写给赤色职工国际的信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并在8月16日对中国工人发表了关于自己的组织、目的等等的特别宣言，这个宣言刊登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的创刊号上。”斯穆尔基斯这封信的信息来源是他派遣到中国来的福罗姆别尔戈（又译弗来姆堡或洛姆贝格），后者的信息又来自于直接指导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而，斯穆尔基斯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8月11日的说法是可信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三）关于这个会议的会期，罗章龙在1980年的另一次回忆中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

如果他说的“会期五天”是准确的，那么，由于毛泽东离沪是在8月11日，会议的日期就应该是7日至11日。尤其是斯穆尔基斯信中所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今年8月11日建立的”，而毛泽东到泰东图书局拜访赵南公也是在8月11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8月11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是在参加完这天的会议之后，马上抓紧时间去拜访了赵南公，而且谈话时间很短（“小谈即去”），接着就在当天踏上了返湘的旅程。至于毛泽东为何要在离沪前匆匆去一趟泰东图书局，据赵南公的日记说，毛泽东是为了在回湖南之后，“将扩充文化书社于各县”。这说明，毛泽东是为文化书社的事而来，据曾担任文化书社经理的易礼容回忆说：“建党初期，文化书社是党在国内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说明毛泽东在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经考虑好在回湘之后，要以书社为依托来开展湖南的建党工作了。毛泽东在南京找周世钊时也谈到“打算在南京设一个长沙文化书社的分社”，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今景

以上考证和分析可确认：毛泽东在1921年7、8月间的上海之行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出席中共一大，二是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正是根据这两个会议精神，毛泽东在回到湖南之后所开展的工作也有两个重点，一是着手建立湖南地方党组织，二是着手开展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过去，人们对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的史实研究较多，而对他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议的史实有所忽略。因此，对此事详加考证和宣传是大有必要的。

（作者时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第9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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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编辑 / 沈洁

制作 / 杜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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