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英烈画传 | 杨培生：散尽家财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龙 华 ★ 英 烈
杨培生
1883—1927
又名杨嫩枝，江苏川沙（今上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狂飙见真章
杨培生旧照
1906年，杨培生进入启昌机器厂做学徒工。1914年秋，启昌机器厂失火厂房被毁，杨培生不得不另谋生计。同年，他进入浦东陆家嘴祥生铁厂做工。其间，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使他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掠夺、欺辱的强盗行径，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欺压、对外依附的软弱无能，以及工人群众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反抗精神，他逐渐从一个谋求个人生存的普通工人转变为一个忧思工人命运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深入工人的宣传对杨培生触动极深，他认为共产党说出了工人想说的话，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这番觉悟拉近了他与党的距离，也为他今后主动靠近党、与党建立联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杨培生的指导和帮助下，浦东的工人运动发生了巨大变化。
1862年，英商尼柯逊（A. M. Nicolson）同英国和记洋行包义德（G. M. Boyd）在浦东陆家嘴（现浦东公园部分）创办祥生船厂（Nicolson ＆ Boyd Co.），杨培生工作的祥生铁厂为祥生船厂下设工厂，图为祥生船厂位置示意图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为了营救被捕工人早日出狱、接济罢工工人和受伤工人，党组织开展了募捐活动，杨培生积极投身募捐工作。一天，杨培生前往一所大学进行募捐。由于刚开始缺乏经验，到达校门口后，他不知道怎样开展募捐，需要和谁接头。正在为难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找到了打钟的校工，把五卅运动的经过说了一遍，并提出想借钟楼召集学生来募捐的要求。校工为五卅运动中工人们的精神所感动，当即同意了杨培生的要求。随后二人跑上钟楼，“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这一敲，全校的学生都被惊动了，大家跑出课堂，聚集到钟楼前。看到大批学生拥了过来，杨培生搬出一张四方桌子，跳上桌子就大声向学生演讲起来。他从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说起，还原了5月30日那天在南京路亲眼看到的工人群众被帝国主义残杀的情景，虽然这是他第一次对着这么多学生演讲，但他毫不胆怯，滔滔不绝，一连讲了好几个小时，在场许多大学生听了他的讲述都流下了眼泪。
1925年6月11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会后群众示威游行，队伍长达10余里
演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掏钱募捐，杨培生先是用手去接，实在拿不下了就脱去自己的破毡帽去接。眼看着捐钱的学生越来越多，杨培生被围在人群中挣不出来，索性脱下自己的长裤，把两个裤脚管打了结, 倒过来装钱。一些囊中羞涩的学生在听完杨培生的讲演后，将校徽摘下来放进了他的“裤筒”。还有些学生脱下身上的长衫交于他，杨培生坚决不要，学生们就自己动手，把长衫一件件折好，解下裤带把衣服捆成一捆，交给杨培生。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高校通过演讲、游行和募捐等形式支持工人。图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悼念五卅烈士，在校图书馆前降半旗致哀
作为五卅惨案的亲历者，杨培生亲眼见到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当局政府的无能以及工人群众的无助。同时他更意识到，全上海的工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工人的利益。此后，他不仅带领祥生船厂的工人同全上海工人一起坚持罢工，还联系附近的招商局内河机厂、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和丰铁厂等，发动工人共同开展斗争。
开展工运挑重担
1926年5月，上海总工会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标准。7月14日，因英商老板拒不履行五卅运动中答应的复工条件，祥生厂约900名工人在杨培生的领导下进行罢工，要求英商老板履行五卅复工条件、每人每日增加一角饭钱、罢工期照付工资、废除打铁部和冷作部的包工制度等。
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经谈判，英商老板被迫答应长工每人每日增加工资五分，短工增加一角，但包工制度依旧存在，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8月10日，英商老板出尔反尔，发给冷作部工人的工资仍是原来的数目，还狡辩称，其他部门的工资全部是直接给付，冷作部是包工性质，因此不予增加工资。
1926年7月16，《时报》关于祥生铁厂工人罢工的报道
杨培生领导祥生厂全体工人再次进行罢工以支持冷作部工人，他认识到，罢工即便再次获得胜利，但极有可能是暂时的胜利，英商老板转眼又会撕毁复工条件。为此，杨培生想了各种办法。最后，领着工人找到了铁厂工会的“名誉”会长唐连琛。
英商老板不履行7月罢工的复工条件，祥生铁厂工人再次罢工，图为1926年8月11日《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
杨培生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点明了他“名誉”会长的身份，同时也将米价暴涨，工人生活难以为继的情况告诉了他，最后杨培生还跟他算了一笔账，阐明每天罢工将给英商老板造成多少损失，不如答应工人的条件。唐连琛考虑再三，决定听取杨培生的建议与英商老板沟通，罢工最终获得了胜利。
中共五大任要职
1927年，杨培生作为上海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武汉后，杨培生等人受到了湖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妇联和学联等的欢迎，随后参加了他们准备的欢迎会。
中共五大开幕地点——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
欢迎会上，大家纷纷发言讨论，气氛异常热烈。在场有同志提到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影响巨大，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资产阶级势力，鼓舞了其他地区同志的革命热情。为此，杨培生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上海的斗争经过，分享了相关斗争经验。他的讲述，使得会议气氛到达了高潮，大家不仅对上海的工人运动有了大致了解，也对这个来自上海的工人领袖熟悉起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80多名党员代表着全国5.7万名共产党员，杨培生作为上海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选举出一批有信仰、无私心、懂奉献的中央监察委委员是当时与会同志们的共识，杨培生虽然入党仅仅两年，但他在工作中能力突出有担当，从不为自己谋私利，一心想着工人兄弟们，深受同志们的认同与敬佩，因此他在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候补委员。
中共五大召开现场
党的五大闭幕以后，杨培生原本打算继续留在武汉开展革命斗争。但当时上海的革命环境极其恶劣，党组织机关基本被破坏殆尽，大批党员被捕牺牲。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党中央几经考虑，认为杨培生熟悉上海的革命环境，对恢复党中央机关和工人运动有很大帮助，准备派他回上海继续工作。杨培生接到调令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毅然决然奔赴上海。
抛家舍业为革命
杨培生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恢复上海总工会的工作。此时的上海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身边的同志有的潜伏避祸，有的被捕，还有的已经不幸牺牲，党组织的活动完全转入了地下。杨培生本人也在当局通缉的要犯名单上，全家人为此担惊受怕。他只能化名嫩枝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妻子周筱发曾劝他去远房亲戚顾妙琪处避祸，顾家当时在海参崴做生意，杨培生去那里不仅能避开敌人的追捕，而且跟着亲戚做生意，还能解决生活上的困顿。
上海总工会设在狄思威尔路（今溧阳路）的秘密办工机关
当时，全家人不仅要担心杨培生的安全问题，还要担心温饱问题。其实，杨培生作为祥生铁厂的领班工资并不低，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但是在五卅运动和多次罢工中，为了帮助罢工工人渡过难关，他借了不少钱给大家解决温饱问题。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为了筹措武器，他甚至卖了川沙老家的祖田。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欠了不少外债。因此，每个月拿到工资后，除了留下一笔生活费外，其他的钱都用来还债。全家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大儿子杨文元为了减轻家中负担，辍学去浦东英美烟厂当童工。1927年2月底，祥生船厂老板慑于杨培生在工人中的威信，怕他再次组织工人罢工，遂将他开除出厂。没有了生活主要来源的杨家人，生活更加艰难。因为一直为工作殚精竭虑，杨培生积劳成疾吐起血来。周筱发只能把陪嫁时的珍珠磨成粉，让他吃了止血。身体孱弱、生活困顿、妻子劝阻，都没能动摇杨培生继续革命的意志。
身体孱弱和生活困顿都不能动摇杨培生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7年6月29日，杨培生在参加工会会议时不幸被捕，他先被押送狄思威尔路（今溧阳路）巡捕房，当晚又转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所在地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说出中共中央机关的秘密地址和其他同志的下落，无计可施的敌人准备对他下毒手。临刑前，杨培生神态自若，高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杨培生的牺牲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损失。由中国济难会编印的《牺牲》在《杨君培生事略》一文指出：“杨君老成持重，处事有方，为人且极和蔼镇静可亲。上海工人对杨君之死，同声哀悼不已。”
（作者单位：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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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杨培生画传》
编辑制作/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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