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喻民族崛起，为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复社”
阅读党的百年，一个旧时熟悉的名字——复社
不期然呈于眼前......
复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知名社团。它诞生于日本占领的上海，是“孤岛”时期具有广泛红色影响的重要文化机构。在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外敌入侵之际，仅一个“复”字，就会令人感奋。虽然这个暗喻民族崛起的社团遗址，如今已泯没无存，但它和负载其使命遵循的一群人，终无法被历史抹去。
01
在敌占区开出繁花
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早有“文化是一支军队”的概念。枪杆子，笔杆子，组成了消灭敌人和宣传人民的两块阵地、两条战线，敌占区、沦陷区的红色文化，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生存，本身更富精神品格。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在中共领导下，红色文化种子不仅在敌占区、国统区扎下根茎，而且还开出繁花。比如，南北方的左翼文化运动，国统区的进步戏剧，“孤岛”时期大量红色文化成果等，都长久流芳，以至新中国的国歌也庄严地选择了诞生于炮火中的左翼歌曲《义勇军进行曲》。
复社创办于1937年底。这时，上海已经沦于敌手，而英法租界成了所谓“孤岛”。但是，反抗从未终止，进步文化人从未消沉。他们向往生存、渴望斗争。正如一位剧作家在他的剧本里写道的：“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和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将以鲜血向敌人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复社的成立，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斗争氛围里，几乎登高一呼，便云集了一批刚勇的进步文化人。他们的领袖，是胡愈之。
02
复社初建缘于一本重要译作
青年时代的胡愈之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文章家，他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几乎以百篇计。而那时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最富影响力的刊物之一。胡愈之文化耕耘领域极广，举凡国际评论、思想文化、社会杂评乃至世界语，都在他研究关注之列。
早在1933年，他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长期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公开自己秘密党员的身份。胡愈之堪称著名社会活动家，是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的大家，曾被誉为当代中国新闻出版界少有的“全才”。
胡愈之旧照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过政务院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要职，还任过民盟副主席兼秘书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可以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埋头苦干，严守秘密而又无私奉献的老共产党人。
复社，是胡愈之为组织翻译一本重要著作为起点而建立的。这本重要著作，就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5年，瓦窑堡会议召开
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而彻底结束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瓦窑堡会议旧址
时任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解释新的策略路线时说过，这个统一战线，就是“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03
让毛泽东“放下文件”“推迟会议”的深谈
瓦窑堡会议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刘少奇奉派前往华北，重建和加强华北各地党组织。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人到上海，与宋庆龄取得联系。不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斯诺正是在这一系列政治变动发生后，骑着他那匹昵称为“瘦狗”的老马，于1936年7月抵达陕北保安的。他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回忆了与毛泽东的晤面与谈话：“我住在‘外交部招待所’里，“过去不远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单间窑洞，……不久，我就常去那里谈话，不是早上，就在夜晚。”“他（毛泽东）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我交谈”，“我们就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的黎明。我记录的谈话有两万多字……”
毛泽东（右一）和斯诺（左一）
对一个还很陌生的美国人，毛泽东可以“放下文件”“推迟会议”，作倾心之谈，究其原因，正出于中国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这时，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政治主张，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御辱。而此番斯诺也是在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介绍和安排才得以抵达延安，甚至连他会见毛泽东的介绍信，也是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起草、经刘少奇批准的。
04
排错的一词却恰到好处
斯诺赠送宋庆龄《红星照耀中国》的扉页
胡愈之在上海斯诺的住处，偶然看到了这本《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一本样书，是英国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寄给斯诺的。斯诺告诉胡愈之，书的原名本是《Red Star In China》，排字工人错将“in”排成“over”，这样一来，表达的意向反而恰到好处。出于新闻出版的特殊素养，胡愈之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因为它写了很少为人所知、远处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他回家读了这本书，发觉这确实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他并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了解。刘少文告诉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于是胡愈之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来，他当即从常聚于八仙桥青年会地下餐厅的上海左翼进步人士中，物色了11位擅长英译的人才，加上他自己，组成一个高水准的翻译团队，每人负责一章，共计12章，迅疾工作起来。大家每译好一章，即交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统一译校，最后，再由胡愈之审阅并润色，统一全书风格。
在紧锣密鼓的翻译中，胡愈之与斯诺经常碰头，解决原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原有的一些不好理解的文字、句子，在两人商议下，由斯诺作修改或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斯诺还为中译本提供了图片。其中就有那张斯诺亲摄、毛泽东戴八角帽的肖像照，这是一张极具影像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照片。
左图为斯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右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八角帽
斯诺曾回忆道：“我的这本书，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帮助。”这个回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胡愈之和复社同仁急切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初衷与动机。
05
为“复兴中华”而战的文化军队
就在《红星照耀中国》即将完成译稿时，胡愈之遇到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是书译出后究竟以什么名义出版。虽然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但出版《红星照耀中国》这样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书，仍面临重重困难。考虑再三，胡愈之决定还是在有某种自由度的租界来办这件事。他想到了“复社”这个名字。
其实，复社并非真正的出版社，它仅是一个招牌而已。这个招牌等于一个办事平台，以处理各种出版事宜。胡愈之选择把复社设在他和弟弟胡仲持合住的家里——英法租界交界处福熙路安乐村174号，即今黄浦区巨鹿路延中公园紧邻中德医院的地方。如今，中德医院已作为“优秀历史建筑”被保护起来。而一街之隔，还坐落着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有人民出版社旧址和平民女校旧址两处文保单位。这真是一块与中国革命密切相联的处所。
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到1938年2月出书，《红星照耀中国》用时不到3个月即与读者见面，是当时的一个出版奇迹。为避免国民党干预，胡愈之和译者商定，将《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原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一出版，立即引发海内外中文读书界的强烈反响。胡愈之回忆：“《西行漫记》出版后，……我在外面看到它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社翻印了很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胡愈之没有说错。《西行漫记》让海内外进步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认识，进而拥护它的抗日主张。也因为读了这本书，很多青年争相奔向了延安。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对中国人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
胡愈之和复社，为革命奔而波，劳而作，鼓而歌。当年，上海福熙路安乐村174号里那些或伏案译作或忙忙碌碌的身影，那些闪烁年轻润泽、意气高扬的脸庞，就在眼前。这是一群以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为担当的进步文化战士，他们就是那支“文化军队”的战士，敌人枪口下的英雄。他们是：王广青、林淡秋、陈仲逸（即胡愈之）、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和冯宾符。他们堪称现代中国进步文化的前驱，不仅向人们译介《红星照耀中国》，还胼手胝足，冒风险编辑出版《鲁迅全集》以及其他进步书籍。
所有这一切，都应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碑石上。复社的那个“复”字，穿越时空，闪耀着那个年代“复兴中华”的豪情与梦想。
●往期推荐 ●
陈乔年从苏联归国时间再考
来源 /《党史信息报》报纸编辑 / 赵 菲微信制作 / 周紫檀转载请注明来自“党史镜报”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