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占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成立傀儡政权，激起北平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慨和抗争。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大地爆发了力挽民族危亡的一二·九运动。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积极组织、发动，各大中学校爱国学生热情参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基础、组织领导、党员个体的主动作为以及军事斗争胜利的鼓舞等方面。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在爱国学生中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35年8月1日，尽管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宣言向全体同胞呼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即：无论各党派间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宣言也向国民党军队伸出橄榄枝：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些路线、方针、政策深刻影响了爱国学生，体现在一二·九运动所提出的口号和利益诉求中，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蒋南翔指出：“一九三五年暑假中，我们得到一份‘八一’宣言，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姚依林还拿到燕大去张贴。”陈其五回忆称：“在‘一二·九’前夕，许多进步学生，已经知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看到过党的《八一宣言》。”“‘卖国有罪，爱国无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是深入人心的。”
一二·九运动当天（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得到了北方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直接领导、中共外围组织的支持
一是北方党组织的直接领导。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的领导。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一步侵略，北方党组织将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对国民党的斗争转移到开展抗日救国的轨道上来，提出实行全民性的反帝统一战线，华北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6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奉命赴共产国际工作，行前主持重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兼任北方局书记，与河北省委“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进行工作。其次，中共河北省委将工作路线从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转变为抗日救国，在这样的工作路线的指导下，河北省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再次，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坚持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二是北平学联的直接领导。1935年七八月间，山东、河南等省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北平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灾民。9月2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正式成立。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组织发动学生广泛开展救济募捐活动，派代表携带捐款、实物和抗日宣传品，分赴灾区慰问，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开展。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开会，将该组织转变为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据谷景生回忆：“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11月份我们临委研究，为了更好地发动广大学生投入救亡运动，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这就为北平学联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打下了基础。12月6日，北平学联公开发表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大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12月9日，在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向国民政府请愿。第二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的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三是中共外围组织的努力。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反动政策，中国共产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为了更好地打开局面，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积极领导下，反帝大同盟、民族武装自卫会、文总、社联、左联、互济会等我党的外围组织相继恢复，并在大中学校中积极开展工作。一些学校还建立了公开的群众团体，如诗社、读书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杨秀峰、徐冰、黄松龄和进步教授李达、许德珩、张申府、吴承仕等人在北平、天津一些大学的课堂上，讲授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介绍苏联革命文学艺术，对青年学生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由于中共的外围组织有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因此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爱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
四是其他地区党组织和爱国学生的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广大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杭州学生首先声援北平学生。12月10日，浙江大学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决议联络全市同学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经过紧急筹划，11日举行了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示威。20日，浙江大学又联合全市各校于21日赴南京示威。之后，南京、上海、天津等地学生也积极响应。在各地党组织和爱国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这些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贯彻落实，离不开众多党员的努力
党员在各环节的担当作为，使一二·九运动能发动起来并最终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救国热潮。 首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影响爱国学生。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各校党支部中的党员积极开展了宣传活动。如，于刚回忆称：“学生运动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那时，校内地下党组织还坚持了经常的活动。记得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一九三五年我党中央‘八一’宣言发表以后，有一天清早，在师大洗脸房，每一个空脸盆里都放了一份印好的‘八一’宣言。报架子上放的也是，这样一来很多人抢着看，议论纷纷。这个行动，在学生群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影响。” 其次，积极组织请愿活动，锻炼革命队伍。谷景生回忆指出：“1935年7月间，我们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教会中学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寇签订的。这一天一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呼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和全国人民一致抗日。请愿时提出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
清华大学女学生陆璀（持话筒者）向被阻于西直门外的燕京、清华等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第三，精心准备传单口号，做好宣传动员。姚依林回忆指出：“12月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出，仍是送到大学出版印刷的。夜晚，六兄租了一辆汽车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做好次日示威游行的各种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其中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运动口号是事先按照四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 第四，成立临时指挥部，领导运动开展。12月9日当天一早，姚依林和郭明秋即去西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也去了。一二·九运动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对此，张申府也予以了证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广大学生的游行开始了。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全与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来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
红军经过艰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使革命火种得以保留，鼓舞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斗志
著名文学家鲁迅和茅盾在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写信祝贺说：“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他们的这些话，代表了国民党统治区革命人民的共同的心声。 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因为红军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代表着革命的未来，使当时的爱国学生兴奋异常，充满斗志。姚依林曾回忆：“我们当时很注意看国民党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消息，这样就知道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记得在我们的小组会上讨论过这件事。”黄华也认为：“燕大的左派同学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的消息。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报道的一则消息，特别激动人心：中央红军已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并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燕大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是真诚抗日的，红军部队已开到陕北，随时准备对日作战；蒋介石必须停止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全国一切爱国力量，发动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图片来源：北京海淀官方发布）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受党的政策主张影响而发动的爱国救亡运动，但同时又具有自发的独特魅力。其中党的领导在运动发动的所有因素中，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演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二级调研员；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2期，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来源 /《上海党史与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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