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马克思的逝世纪念日，我们一起看看当年《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吧！

       1883年3月14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去世。他生前的挚友恩格斯在他的墓前发表了演讲，沉重地说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本公号特分享一篇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论文，以兹纪念。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而要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不能不提到李大钊及其编辑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在介绍《新青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大多文章会提到该期杂志集中、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从编辑学的角度看，《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同人色彩浓厚，“留日”“经济学”“北大”是这批作者身上的重要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

Vol.1

这是一期非典型的专号

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是由李大钊编辑、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由于这一期刊发了数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学界称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其实，还有学者在文章中称之为“马克思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等。为什么称呼没有统一、存在这么多种叫法？原因就在于这是一期非典型的《新青年》专号。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到1926年7月25日终刊，共出63期。其中，封面或目录明确标为专号的有7期，分别是“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典型专号一般在封面“新青年”三字下面以小字排着专号名称。但“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没有标专号名称，正文除了“随感录”“诗”两个栏目外，还有鲁迅《药》、胡适《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克水《巴枯宁传略》、高一涵《老子的政治哲学》等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文章。而且，即使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文章，与专号的形式也不匹配。比如，起明（周作人）翻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这篇文章提到了“Marx”，将其放入或者拿出“马克思主义专号”都没问题。它不是周作人专为“马克思主义专号”译的，因为这是一个“下篇”，而“上篇”已发到上一期（6卷4号）。还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雄文，它毫无疑问是为“马克思主义专号”作的，但为什么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偏少的情况下只刊发了“上篇”，而将“下篇”发到了下一期（6卷6号）？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这篇文章没写完，要么是李大钊并没有打算把这一期《新青年》办成典型的专号。

“马克思主义专号”没有办成典型的专号，原因在哪里？第一种情况是缺少稿件所致。当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限，约稿难度较大。这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个案。比如胎死腹中的《新青年》“萧伯讷号”（今译萧伯纳），原计划刊发于1918年12月《新青年》（即5卷6号），都拟定了翻译剧目《人及超人》《巴伯勒大尉》《华伦夫人之职业》，但最终无疾而终。这些拟定的剧本，后来只见到《华伦夫人之职业》刊发于1919年《新潮》2卷1号。应该还是缺少足够的稿件导致“萧伯讷号”流产。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今貌

第二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专号”出版时间正值一个特殊的时期。据杨琥考证，6卷5号(即“马克思主义专号”)本应5月出版，但实际出版时间在9月初。这期间出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陈独秀被捕，陈独秀住宅（《新青年》编辑部）被搜查；8月30日，《每周评论》被查封。“马克思主义专号”下一期的6卷6号，也顺延到11月才出版。可能出于规避当时政治压力的考虑，李大钊低调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专号”的形式。从内容编排上，也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刻意安排。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并没有集中放在一起。此外，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开篇第一节内容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编者按。这样一篇文章，理应放在卷首，最终只夹杂在众人文章之间，位置一点也不突出。这样排版，很可能是李大钊不想太过招摇。

第三种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专号”属临时推出，导致准备不足。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可以看出，李大钊是有出“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想法的，他取的正式名称是“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内容是把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以来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转译介绍于国内读者。按理说，“马克思主义专号”应该安排于5月出版，因为一方面这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1周年，另一方面李大钊担任《新青年》6卷5号编辑。同年，李大钊还协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1919年5月5日—11月11日）。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专号”理应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准备好稿件。如“易卜生号”（4卷6号）在出版之前，在4卷4号和4卷5号反复登启事、打广告。反观“马克思主义专号”，则没有一点动静。那就有一种可能，李大钊打算出“马克思主义专号”，但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放到6卷5期。1919年8月21日吴虞日记显示，高一涵给他写信，说《新青年》第五号是“纲常名教号”。同年10月12日吴虞日记显示，《新青年》五号是“马克思号”，不是“纲常名教号”。高一涵是《新青年》同人（6卷3号编辑），又是李大钊好友，如果他的话没错，那么李大钊最初想编的是“纲常名教号”，最后临时换成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加上七八月份又逢暑假，李大钊还回了一趟老家，在河北昌黎县五峰山度假。如果是这样，时间难免仓促。这一期的编校质量也从侧面反映了出版时间比较仓促。如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目录标题《马克思学说批评》）、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目录标题《马克思奋斗的生涯》）正文标题和目录标题不一致。另外，渊泉两篇文章，正文顺序是《马克思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目录顺序恰恰相反。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专号”外，《新青年》也出现过非典型的专号，如“戏剧改良专号”（5卷4期，1918年10月15日），这一期杂志只有开头4篇文章与主题相关。

Vol.2

这批作者的标签：留日、经济学、北大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发布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这标志着《新青年》同人刊物时期的到来。这段时间不长，从1918年1月15日4卷1号起，到1919年11月1日6卷6号止，共出版了三卷十八期。“马克思主义专号”（6卷5号）属其中之一，具有典型的同人色彩，这点可从这一期杂志的作者构成看出。这一期作者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所写文章与马克思有关，二是所写文章与马克思无关。第二类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他们多是《新青年》同人，比如胡适、高一涵等。第一类主要有七位，分别是顾兆熊、凌霜、起明、陈启修、渊泉、刘秉麟和李大钊。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

李大钊（1889—1927），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3—1916），其间认识了陈独秀，从1916年开始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写稿。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蔡元培邀请，由上海北上，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被陈独秀带到了北京。1918年，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成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之一。1919年，李大钊担任《新青年》6卷5号轮值编辑。

顾兆熊，即顾孟余（1888—1972），1905年入北京译学馆，次年赴德国留学，先入莱比锡大学习电机工程，旋入柏林大学攻政治经济学。“在蔡氏（蔡元培）长北大期中，孟余曾任教务长，并先后兼任文科德文系主任及法科经济系主任。”而李大钊在1918年2月开始兼任经济学教授，两人工作上的交集自然很多。

凌霜，是黄文山（1897—1982）的号。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1918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19年，任北大学生会《北大学生周报》总编辑。1921年，获北大文学士学位。他在这一批作者中是唯一的一名在校学生，但他从1917年开始就向《新青年》投稿，也算老作者了。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五四”后参加过李大钊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

起明是周作人（1885—1967）的笔名，他和其兄鲁迅都是《新青年》重要撰稿人。周作人1917年4月进入北大，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迅速成为高产作者之一。“五四”前夕，周作人和李大钊开始往来。在1919年的《周作人日记》中，李大钊共出现了22次；李大钊在昌黎五峰山度假期间，还给周作人写了封信。

陈启修，即陈豹隐（1886—1960），1907年留学日本，1913年入东京大学法科，参与发起丙辰学社。1919年任北大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1年任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陈启修在留日期间就与李大钊相识。这时在北大，算是老友重逢，自然格外亲切。

刘秉麟（1891—1956），湖南长沙人，1913年入北大经济系，1917年毕业回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担任馆员，1919年任中国公学教务长。1920年出国留学。换言之，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是他的顶头上司。

渊泉，是陈溥贤（1891—1957）的笔名。陈溥贤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与李大钊同窗。1915年，李大钊任日本留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陈溥贤是编辑委员，还同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会员。1916年下半年，李大钊与陈溥贤一起回国，在北京同为《晨钟报》笔政。后任《晨报》社长。

仔细梳理这些人物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可以发现：按照留日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陈启修、陈溥贤、周作人四位，而且李大钊与陈启修、陈溥贤在留日期间就已认识。按经济学专业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刘秉麟、陈溥贤五位。按北大背景来看，有李大钊、顾孟余、黄文山、周作人、陈启修和刘秉麟六位，除了黄文山一位外，其他都是北大教职工。正是在留学日本、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等方面的种种交集，让这些作者拥有了撰写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的可能。其中，“马克思主义专号”编辑李大钊理所当然是核心人物，所有的人物都认识李大钊并与之有往来。

Vol.3

哪些稿件是李大钊组来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专号”

作为轮值编辑的李大钊，主要负责《新青年》6卷5号的策划、组稿的工作。把6卷5号打造成“马克思主义专号”，就是李大钊的策划。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在《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同时，李大钊办报经验丰富，同年5月还为《晨报》策划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晨报》“马克思研究”专栏，到《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这对李大钊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选题定了之后，组稿就成了关键。

既然办专号，卷首文章分量一定要足。李大钊选择了将顾孟余《马克思学说》放在卷首，说明他很看重这篇文章。本文认为，这篇文章是李大钊向顾孟余特别约稿的。因为，顾孟余只为《新青年》写过这一篇稿件。顾孟余和李大钊都在北大经济系任教。李大钊向他约稿，应该看重的是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懂德语又专攻政治经济学的背景。换言之，在这批作者中间，顾孟余是最适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因为其他人多是留日背景。顾孟余《马克思学说》应该是参考德文资料写成的，惜国内暂时无人对此进行研究。

黄文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篇《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该文之前还写过另外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2月20日，黄文山在《进化》1卷2期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攻击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有可能不是李大钊特意约的，应属主动投稿，因为他是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并能够参与讨论的少数学生之一，又一向和李大钊有往来，故刊发在专号上。

李大钊与周作人在1919至1920年期间来往较多，俄国革命也是两人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正如上文所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下)》不是应约为“马克思主义专号”所译。这篇文章译自英文，原著者是英国Angelos.Rappopor，原文刊于1917年7月TheEdinburghReview杂志。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专号”上设了一个“马克思研究”的子栏目，一共转载了三篇文章，分别是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研究号”（李大钊自己定的专号名称）上再开一个“马克思研究”的子栏目，这样不显多余吗？本文认为，李大钊可能打算借此以示区别，因为这个栏目的文章都是转载的。至于转载的原因，一个还是稿件有限，另一个这些作者以及原刊都和李大钊关系非比寻常。陈启修这篇文章，原刊于《新中国》1919年第1期，原题是《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该文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运用到贞操问题上。陈启修开门见山，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自从马尔克司提倡唯物的历史观以来，世界上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问家，得了一种非常有力的暗示。各种社会的科学，因此都换了面目，与从前是大不相同的了”。原标题看不出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经过李大钊一改，就非常明确了，放在“马克思研究”栏目也就显得很匹配。陈启修和李大钊一样，都受到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至于《新中国》月刊，创刊于1919年5月，终刊于1920年8月，共出2卷8期，作者中有胡适等许多北大师生，陈启修是其中之一。从1919年4月李大钊致胡适信来看，李大钊一开始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刊。李大钊是这样写的，“适之吾兄先生：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

《晨报》1919年5月1日“劳动节纪念”专号

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奋斗生涯》都是转自《晨报》。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者是日本学者河上肇，渊泉仅是翻译。这在文章开篇已经点明，“这篇是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的，简洁明了，很有价值，特译出来，做研究的资料”。《马克思奋斗生涯》虽未明言翻译，但也是译自河上肇著作。如上文所述，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两篇即专栏文章。考虑到李大钊和《晨报》及渊泉（陈溥贤）的密切关系，一稿两用，转载再自然不过。

刘秉麟《马克思传略》可能是命题作文。因为刘秉麟经济科班出身，又是李大钊的下属。要做一期人物专号，人物传记类文章是少不得的。比如，《新青年》“易卜生号”，《易卜生传》执笔者就是当期编辑胡适的学生、北大英文系的袁振英。

综上，在“五四”前后组织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的稿件，实属不易。考察这些文章的底本，除了个别来自英、德，大部分还是来自日本。有些文章苛责“马克思主义专号”包含各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认为这一期专号的意义不宜高估，这没有实事求是地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一书作者谈敏认为：《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而这个思想潮流的导航,后来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本文认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刊编辑部编辑

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9期

文章略作删减，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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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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