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上，周恩来、瞿秋白、鲁迅......名人故居迎来“时光魔法”，听！这些老房子有话说
山阴路
日前，面积约129公顷的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21处优秀历史建筑、27处里弄房屋陆续启动大面积修缮工程，其中就包括，永安里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四川北路1953弄）、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故居（山阴路145弄）、瞿秋白故居（山阴路133弄）、木刻讲习堂、内山书店......
山阴路上
文物建筑、花园洋房、地道老店
令人目不暇接
演绎着历史感与烟火气的
厚重与温柔
那些矗立至今的老房子
历经风雨
仍旧焕发出
勃勃的生命力
地图上的山阴路及其部分里弄示意图
行在山阴路，每走一步都是故事......
1.
永安里半夜急促的敲门声
周恩来在沪
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四川北路1953弄44号
原北四川路永安里44号
1931年5月某日深夜，“润民，快快开门。”一阵急促的叫门声划破了里弄宁静的夜晚。旋即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商人打扮的30岁左右男子，和一位富裕人家媳妇打扮的女子，警惕地闪进了永安里44号的铁门。
据当事人回忆，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共党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其中的男女主角在18年后的10月1日，站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就是新中国政务院首任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永安里是一条红色里弄。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秘密地点，也是周恩来堂伯母家。弄堂内四条小街相互贯通，之间又有多条通道。1927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人经常来这里居住。1931年，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党的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此时，周恩来夫妇也经历了他们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周恩来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
在永安里44号，周恩来夫妇度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时光。他们减少外出活动，时常在家中开留声机给老人欣赏，陪同小朋友戏耍。周恩来有时还会穿上围裙亲自下厨，烹饪淮扬菜请大家品尝。然而，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1931年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他已叛变并在查实后立即终止了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联系，等候前往中央苏区。
从1927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领导机关都设在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也是红色特工最高司令的周恩来，在上海长期领导秘密工作，处境异常凶险。当时中共党内被捕人很多，叛徒不少，认识他的人也多，为何他能安然无恙？因为周恩来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不少绝招：
首先是“住”。周恩来经常变换住所，最长不过一个月，往往只住半个月。因为从邻居注意到消息传开起码要几周的时间，两周换个住所就最安全。而且，每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就改一次名字，从不疏忽。尤其是知道周恩来住所的人员严格控制，从不超过两三人。
其次是“行”。由于社会上认识周恩来的人太多，所以他把外出的时间严格控制在清晨5点至7点和晚上7点以后，其余时间如无紧急情况决不外出。此外，周恩来对上海的街道布局、交通走向和人流状况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外出时尽量不走主要交通要道，从不搭乘公共交通，只走弄堂小巷，而且从不到公共场所。
最后是“貌”。见过周恩来的人往往会过目不忘，因此他外出时必经过仔细化装。他通常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尤其又留起了大胡子，使熟人很难辨认，因此党内很多人又称其为“胡公”。旁人听了以为他姓胡，不知是指其貌。
2.
“且介亭”住着好知己
鲁迅故居
山阴路132弄9号
原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他曾先后居住于景云里和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11日，鲁迅携夫人许广平、儿子海婴迁入大陆新村9号，一直在此住到逝世。这些地方都在虹口区范围，属于“半租界”，因而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亭”则是亭子间，当时上海人常常这样称呼自己住的小房间。
鲁迅故居
彼时的大陆新村略显荒僻，鲁迅屋前“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然而，相对安静的居家环境却为他的日常生活和写作创造了条件。每当客人离去，家人入睡后，鲁迅就沏上一壶浓茶，用棉套捂住保暖作为茶头，工作到天将破晓才就寝。在二楼简朴的卧室兼书房中，他伏案写下了《三闲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等多部著作和文章，还翻译了《毁灭》《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等1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
内山书店历史照片
在大陆新村9号居住期间，为安全起见，鲁迅通常约客人在百米外的内山书店或附近的咖啡馆会晤，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会在家里客厅会晤。然而，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却是例外。特别是瞿秋白，他与鲁迅在革命和文学的事业中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瞿秋白寓所旧址
山阴路145弄6号
原花园里6号
当时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安全得不到保障，经常去茅盾、鲁迅家避难。1933年3月鲁迅把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在东照里12号（今山阴路133弄12号）分租到的亭子间给瞿秋白夫妇居住。后来，鲁迅搬来后，两家近在咫尺，彼此来往更为密切。
瞿秋白寓所旧照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4年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之前，专门到鲁迅寓所辞别，鲁迅先生手书这副对联相赠。
3.
国旗诞生的小楼
曾联松旧居
山阴路145弄6号
原花园里6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面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叫曾联松，家住上海的花园里6号（今山阴路145弄6号）。
曾联松旧居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发出公开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收到了3000多份投稿，其中上海各界就寄出300多份。曾联松并不是专业的设计家，但他以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夜以继日地扑在国旗设计中。在曾联松设计的国旗上，他使用了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的方案，灵感来自于大学时读过的《红星照耀中国》，五角星代表光明、代表真理、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希望。
他以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以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当时全国的四个革命阶级，这是受到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启发，其中提出新中国四个阶级的构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四颗小五角星环绕着一颗大五角星，每颗小星均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大星引导在前，小星环拱于后，象征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坚强的领导核心。
晚年曾联松（中）在国旗上写下“庆香港回归”
在颜色的选择中，曾联松强调国旗应展现中国奋发向上的精神，展现光明，展现炎黄子孙的自豪感，于是整个旗面只用红色和黄色，红色作为基础色代表解放和光明，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所举的旗帜也都是红色，黄色位于五行中央，是中和之色，也是土的象征，是最能发光的色，轻快、透明、辉煌、充满希望，也代表中国人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曾联松回忆：“自己设计五星红旗，不是率意而为，而是十分认真的。事先经过反复思考，形成设计思路。这个思路包括整体框架构思、颜色搭配、五星布局、旗面设计四个步骤。”在3000多份来稿中，曾联松的这份设计脱颖而出，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我们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点。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明着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曾联松的五星红旗设计稿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50年，曾联松写下一首《入选吟》：“和璧混沌璞未开，幸有玉人剖琢才。推敲图案三千幅，五星红旗入选来。”
来源 \《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党史镜报》“上观新闻”
编辑制作 \ 周紫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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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路街景
今时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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