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使用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 —— 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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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介绍

金恒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聂静虹，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当前学界对女性在政治领域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两性政治参与的区别和女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两方面。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极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讨。而且，女性的政治信任程度不仅能体现出女性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进程。在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的政治信任状况如何？什么因素影响了女性的政治信任？传媒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起到了“宣传强化效果”还是“媒体抑郁效应”？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讨论。

       综观目前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研究，我们发现尚存不足。其一，几乎所有研究都会纳入性别变量，呈现两性在政治信任上的差异。但该角度仅呈现出两性的差异性结果，并未进一步分析影响差异性的原因。其二，部分研究采用社会学或政治学话语体系讨论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论述过于宽泛。如郝媛研究了影响女性政治信任的三个维度：人口统计学、国家生育保险政策和大众传媒。文章虽然采用访谈法呈现了大众传媒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然而没有就媒介变量设置（政治新闻使用、媒体信任等）展开细致讨论，也缺乏量化数据的支撑。鉴于此，本研究将把传媒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维度，以考察其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

一、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是公众在期望与认知层面上对政治系统所持的心理和态度，是经互动而形成的一种肯定性关系和行为，包括公众对制度性因素、政府机构、政府官员等的信赖。

       学界对政治信任的研究，通常采用制度主义和社会文化视角两种解释路径。其中持制度主义（理性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对政治的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制度绩效的评价，是内生性的。而持文化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政府信任/政治信任是人际信任的延伸，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塑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因本研究关注的是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重在探析公众经由媒介使用与感知媒介可信度的前提下而影响其政治信任，是一种经由传媒塑造的政治信任过程，所以研究采用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在文化主义解释路径下，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有很多。S Knack通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高，对政府表现的评价就越高。另外，Shi T通过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后发现，中国大陆政治信任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较大。除此之外，政治情感支持和人际信任等都能够影响政治信任水平。以上相关研究中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均是外生性社会因素，这也契合了本文的研究路径，从传媒的视角揭示影响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媒介因素。

二、媒介与女性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

       在新闻内容使用上，Jesper Strömbäck发现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新闻关注对政治信任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这表明，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使用能够促进政治信任的提高。张明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对电视和报纸政治新闻关注的个体，其政治信任是高的。然而，与之相反，洪杰文等发现，公众越多关注微博中的新闻内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由此，我们分别假设：（1）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2）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在媒介可信度上，有学者发现相较对专家信任和人际传播的信任，中国公民的政务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另外，Gal Ariely也发现美联社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由此可知，不论是对代表官方意见的政务媒体，还是对代表官方主流媒体的美联社的信任，都能对政治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我们提出假设：（3）感知官方媒介可信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高。

       对于非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的影响，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如AM Warren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在线公共参与能够形塑公民的政府机构信任。但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结论则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负向消极的。如Andrea Ceron发现对社交媒体关注越多的个体，其政治信任度就越低。此外，上网时间和网络政治行为都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由此可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有着显著影响，但在具体影响的方向上存在“二元对立”的争议。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女性感知的非官方媒介可信度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在中介效应方面，卢家银通过研究发现，媒介可信度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上起着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5）媒介可信度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政治兴趣与政治讨论对政治信任具有极大的显著影响，这一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是在研究政治问题（政治参与、信任等）时最受关注的政治因素，常将之作为自变量或控制变量加以操作。基于此，研究另辟蹊径，将之作为中介因素考虑，以试图考察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在媒介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上是否会起到中介作用。另外，人际信任、公民社会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国家认同感作为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与政治信任也存在相关关系。这些变量反映了个体日常经验感受与认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为将其与媒介使用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区别，研究同样将之作为中介因素考虑，因此，研究提出假设：（6）人际信任度、社会现状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在媒介使用对女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文章所用数据来源于“网络用户社会意识”项目2014年的调查数据。总共获得4129份样本。由于样本在某些问题回答上存在缺失情况，为了便于统计分析与结果的精准性，研究只考虑模型中任何变量都不存在缺失值的情况，所以研究者将样本中具有缺失项存在的样本剔除。另外，本研究只考虑女性样本，因此将男性样本剔除，最终得到完整样本量为1094份。样本在年龄分布上，62.2%集中在23-35岁青年群体；96.4%的为汉族；93.7%的居住在城市；无宗教信仰的占82.4%；民族党派和群众占71.6%。收入在中低等水平的占53.7%，89.1%的样本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

       对于研究所使用的变量，首先，因变量是政治信任。现阶段，我国公众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拥有较高的认同，而对政府机构和政府人员的信任则因人而异。所以，研究挑选对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信任的题项测量。其次，自变量为政治新闻使用与媒介可信度。其中对于政治新闻使用，通过因子分析后得到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和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两个变量。再次，中介变量包括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和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对于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分为人际信任、公民社会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方面；对于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分为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再次，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年度收入、居住类型、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民族。

四、研究结论

       （一）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对于政治新闻，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女性使用率较低。在媒介信任度上，中国女性对官方主流媒介的信任度较高。对于中国女性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政治信任的状况而言，中国女性对政治讨论的频率较高，也拥有较高的政治兴趣。但是，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却比较低。至于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国家认同感几个方面，其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较高，但在社会现状满意度和人际信任上，有近半数的女性持消极态度。

       （二）媒介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通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研究发现：

       （1）对传统媒体中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中国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就越高。这在于传统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所以对新闻内容严格“把关”，将正面政治信息传播出去，起到宣传和说服作用。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女性会在“想什么”的问题上受到传统媒体的引导，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了女性对政治的正向评价和信任。现有研究也表明，报纸和电视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关注对公众的政治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虽然并不是针对女性所得的研究结论，但也说明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个体的政治信任度具有强化作用，女性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正向宣传和涵化的影响。

        （2）对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这在于网络新媒体因其“开放性”和“无结构性”的特性，对信息的审查不会受到严格管控，更可能造成政治/政府负面消息的传播，而女性对这些负向消息的接触可以影响她们的政治认知和情感，从而弱化了政治信任度。

        （3）在媒介可信度的影响上，中国女性感知的官方主流媒体可信度越高，她们的政治信任度也越高。同样地，认为非官方媒介可信度越高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但从具体影响程度而言，官方媒介可信度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的影响。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央视、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对政治采取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非官方媒介信任包括对小道消息等渠道的信任，而该类媒介信任对女性的政治信任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三）中介效应的检验。通过Sobel Goodman检验，研究发现：

       （1）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上，媒介可信度起到了39.7%的中介效应。这表明，提高中国女性对政治机构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不仅需要改善媒体的政治报道，还需要提升媒体的可信度。

       （2）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国家认同感和社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较高，分别中介56.3%和34.3%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赞同与支持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越强烈，即国家认同感越高，就越能影响其政治信任度，也能对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产生较高中介效应。而对于社会满意度，现阶段，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开始使用社会服务质量来评价。女性也正是透过社会现状了解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建设能力，这种表面上虽体现为对社会现状的满意，但实际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认可。

       （3）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即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上的中介效应有限。研究发现，政治兴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另外，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较小，仅占总效应的9.25%。通过比较可知，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在影响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效果时要优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变量。因此，讨论传媒对政治信任甚至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不应局限于政治领域变量的考量，而应多关注个体社会心理变量的中介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除政治兴趣的中介效应假设不成立外，其余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除此之外，研究也发现：年龄越大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高。可能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区里的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也更愿意利用闲暇时间了解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思想较传统，缺乏对政治过程的批判，且对执政党高度认可。相反，身为中共党员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却比较低。或因社会转型时期，多元观念的出现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挑战。党员女性也许因受其影响而导致政治信任度降低；也许是因对政治过程过于了解，知晓宣传与传播的差异而影响了政治信任度，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批判意识就越强，并且对政治体制的认知就会越高，从而对政府机构或官员持更多批判态度。

五、研究启示

       随着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及传播科技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信息来源空前繁杂，势必给政府机构或组织、个体带来更大挑战。单面的信息传播，只会带来党媒公信力的下降，导致其对知识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式微。只有转变传播观念，创新传播方式，变宣传为传播，方可走出此误区。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新媒体发展而带来的新的传播场景，重新思考舆论的引导问题，思考官方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信息鸿沟（差异）如何弥合的问题都显得十分重要且意义深远。本文也是基于此而展开的一项研究，以期为协调政府、媒体、公众三者间关系做出贡献。

       同样地，我们也相信研究结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上，对于分析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也能够帮助揭示与理解转型社会时期中国政治信任的状况。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建立了女性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影响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和政治心理—行为程度而产生的间接联系。一方面，这些发现拓展了媒体使用的效果维度，即在呈现出媒介所具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和涵化效应的同时，也展现了媒介动员和赋权的威力。另一方面，研究明确了女性政治信任得以形成的特定媒介环境和心理认知机制。具体而言，研究总结出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心理感知与政治心理—行为的中介效果。对于直接的认知效果，网络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产生“抑郁效应”，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关注支持“宣传强化效果”，这些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传媒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更加多元地呈现了新旧媒体的差异及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为中国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探讨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上的解读和支持。而个体社会心理感知与政治心理—行为因素所起到的中介效应差异区别于以往研究中的固化模式和结论（将二者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方向与理论讨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另外，本文对政治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具有拓展贡献，认为传媒因素是该解释路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丰富了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框架。当然，传媒作为当今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与获取渠道，对个体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其是否能独立发展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研究的新解释路径，以区别于制度主义和社会文化视角两种解释路径则亟须更多地探讨与验证。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本文给予了初步的论据与思考。

        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01~112页。

本期编辑：李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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