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豪尔丨历史制度主义+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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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哈佛大学Minda de Gunzburg欧洲研究中心克虏伯基金教授，长期从事制度变迁与历史制度主义方面的研究。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题目：《理性主义与社会学视角中的历史制度主义》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ationalist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文章作者：Peter A. Hall
文章来源：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Power
发表日期：2009
原文摘要：为了解释制度变迁，本文试图整合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这两个研究范式，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理性主义模型。这个拓展的理性主义模型包括六个核心命题：规则与联盟，不确定性与工具性信念，集体行动问题、组织与权力，分配问题与规范性信念，多元的偏好函数与身份，网络外部性与制度互补性。此外，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另一面向，即与社会学方法的互动，强调其对制度变迁分析所具有的独特贡献。
原文关键词：制度变迁；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社会学
译者简介
王志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研究生；
刘义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海外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二、编译内容
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领域所产出的最卓有成效的见解中，有些是来自于探索制度如何形塑政治和经济行为者的行动。在此，制度被理解为一系列的具有规则属性的规范化实践。毫无意外，当前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对制度议题的第二层级问题的解释，即制度变迁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然而，从概念上来讲，这种解释的任务面临着固有的困难。就其本质而言，这种用来说明为何制度对行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倾向于夸大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承认了制度的可塑性，便又会引发其他问题，即制度何时决定了行为者的行为，何时又成为行为者策略行为的对象。
理性选择取向的制度研究始终受到这种张力的困扰，因为这种精致的分析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解释制度的强制力和持久性。通常来讲，他们把制度视为规范化行为的模式，它反映了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或是集体行动困境下的子博弈完美解决方案。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制度是稳定的，因为行动者无法通过背叛这种行为模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Shepsle1989;Koremenos et al. 2003; Greif and Laitin 2004)。因而，制度仅仅在其他既定条件发生改变时才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只有当外部的冲击改变了制度的情境时制度才会发生改变。制度变迁是外生冲击的反应。这种分析假定，制度的稳定阶段与制度的变迁阶段（常被称为“关键节点”）泾渭分明，但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是如何从这一不均衡状态的关键节点下产生的(see Thelen 2004; theintroduction to this volume)。
正如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所揭示，与历史制度主义相联系的方法更加关注制度变迁的问题。他们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制度转型是其渐进调整的产物，这修正了制度稳定与变迁界线明确的二元主义看法（Palier 2005; Streeckand Thelen 2005）。他们对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关系更为敏感，并且倾向于在变迁的进程当中强调信仰体系的作用（Immergut 1992, King2005; see also McNamara 1998; Moe 2005）。因此，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问题上通常具有显著差异。
这篇文章对解决该问题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我着力探索理性选择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共同之处，而非强调两者的差异，力图解释后者的理论洞见如何用来改善前者的不足。我并不隐瞒自己的动机。在我看来，理性选择方法对解释制度运作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见解，但问题是，它始终未能得出关于制度变迁的有效分析。我的解决方法是，对理性选择模型稍稍拓展，并在其中注入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论点。简而言之，我试图证明，历史制度主义能为政治的理性主义分析提供很多帮助，并证明这个整合了两个研究传统命题的制度变迁模型，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富有前景的。这种研究议程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结果。
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力图阐明被视为理性主义路径的制度变迁模型的核心命题。接下来，我会指出该模型留下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潜在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识别出影响制度变迁速度和方向的一连串变量，这些变量是经验研究的合理目标。在此，我无法依靠经验案例来检验该模型，不过，我引用了与这些命题有关的研究。
然而，这个制度变迁的理性主义模型仍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制度世界比该模型所能展示的更为多面。历史制度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它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简而言之，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第二面向，也就是与社会学方法的互动，这揭示了制度世界更广的维度和制度变迁可替代的路径。这也理应在当代的研究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应地，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简要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这一另外面向，强调其对制度变迁分析所具有的独特贡献。
所有对制度变迁的讨论都要面对适用范围的问题(MacIntyre1978)。我们至今无法确定，立法机构、公司、大学、选举领域和政治经济体中的相关进程是否有足够的相似性，能否用一个共同的制度变迁模型来描述。因此，我发展出来的命题是用来分析政治经济体的，尽管其适用性可能更广。
Ⅰ.制度变迁的理性主义模型
正如引言所说，我将从理性主义的视角，概括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特征。
规则与联盟
首先，解释制度变迁的时机、形态和方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勾画行动者联盟的轮廓（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团体，他们组织起来去支持或者反对一项规则或实践的转变），以及解释行动者为何采取某种立场的问题。这是一个适宜的、在政治学界具有广泛共鸣的出发点。它的前提是，制度变迁可以从联盟整合的角度来得到最好的理解。
这种强调联盟的方法与理性选择分析关系紧密，它把立法规则，比如那些管理议程设置和决策制定的规则，作为“结构性诱导均衡”的基础。这一“结构性诱导均衡”阻碍了赖克（1980）所说的，依照阿罗不可能定理，我们只能预期联盟在政策议题上会陷入常态性的循环(Shepsle 1989;Weingast and Marshall1988)。当然，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制度规则本身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循环？为什么立法制度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不确定性与工具性信念
制度稳定是分析制度变迁的基础问题。为了理解“变迁”，我们必须能够解释与它相对的术语——“稳定”。在立法制度中，谢泼斯（1986）以“楔形的不确定性”的形式，提供了答案的关键部分。据他观察，新推行的制度规则的最终影响是难以预测的。相应地，即使行动者能够采取他们钟爱的实质措施去改变规则，他们也可能会犹豫不决。因为考虑到其他难以预测的因素，行动者会担心新制度对其不利。这一点在制度变迁的分析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确定性是政治的中心特征。当不确定性足够高以至于干扰了行动者对替代性制度安排的一系列的可能后果的计算，行动者就更愿意保持现状而不是改变。
然而，这也是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可以丰富制度分析的出发点。拟议的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水平问题实际上可以转变为，至少可以部分地转变为被称为“工具性信念”的有用性问题。“工具性信念”，顾名思义，就是手段—目的型图式，在此，它用来描述新制度的采用如何影响要达成的各种目标的可能性，以及构成信念的信心水平。占优势地位的工具性信念的特性是左右制度改革的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Hall 1989;Krehbiel1991; 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
这种信念的一般来源包括相关的专家共同体和先前经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Haas1992; Linos 2007）。经验（与理论相比而言）对于行动者对其所持有信念的信心水平尤其重要。艾伦·雅克布斯关于养老金改革的政治（this volume and 2009）的研究表明，那些负责改革的决策者根据他们所熟悉的举措和以往的有效做法来制定改革方案。因此，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必须考虑与变迁相关的工具性信念的有用性和特性，同时也要考虑一系列可能影响到这些信念特性的条件。
集体行动问题，组织与权力
当然，立法规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它的性质经常通过一种分析来解释，这种分析假设存在一个由彼此订立契约的个人组成的世界。然而，一旦我们超越了这种假设，第二组因素便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更为突出。这就是动员行动者使其采取行动来推动改革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问题。相对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受到组织设置的控制，而那些寻求（或反对）制度变迁的行为者恰好是在这种组织设置中进行的。它应被视为影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时机和方向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经济体中，至少有三种类型的组织设置对制度变迁有着直接的影响。政治系统的组织（在一些例子中指的是国家内部组织）对聚集起来以支持制度变迁的各种联盟具有主要影响。举个例子，艾弗森和索思尼克（2006）指出，选举规则控制着寻求再分配的联盟的可行性。生产者集团组织的性质影响着工人和雇主动员起来以支持制度变迁的能力（Offe and Wiesenthal1986）。在公司内部，广为人知的事实是，组织的等级结构形态左右着寻求各种制度变迁的联盟的形成（Teece 1996）。
简而言之，当制度变迁依赖于一个赞成联盟的形成的时候，分析者就不能忽视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促进或者阻碍联盟形成的组织结构。这种观察强调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关系的地位（Moe 2005）。两种维度的权力影响着实施变革的可能性。第一维度的权力反映在行动者考虑制度变迁时所面临的机会成本中，这被理性选择分析所广泛引用。正如奈特（1992）指出的，那些推行前述制度变迁的机会成本较低的行动者，在相应的协商中，比那些如果不改变将遭受更大损失的行动者拥有更多的权力。第二种相关的权力维度就是动员性，它被理解为行动者克服与建构集体行动策略有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支持该策略成员的动员。后者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McCarthy and Zald1987）。
此点的言外之意就是，制度朝着哪个方向变迁的可能性，在任一个时间点，会受到先前制度变迁后果的影响。它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保留了下来，在以后的时间点，它强化或是缓和了那些有意推动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所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然而，立法机构有时候被模型化为不同行动者基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彼此签订契约的实体，即使民主体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并不具有这种特点（Bates 1988）。在现实中，经济体被组织关系结构化了，它赋予部分行动者更大的权力来创议或者是推动制度变革。在公司管理层中的高层比底层享有更大的影响力，同时雇主比那些与他们协商工资或工作条件的工人面临着更少的集体行动问题（Offe and Wiesenthal1986）。
分配问题与规范性信念
理性选择方法的一个中心（也是最合理的）信条就是，行动者只有认为制度变迁能让他们获益时才会同意变革。因而，卡尔维特（1995a, 1995b）在对这一问题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研究中，将制度变革的过程模型化为一种协调游戏，在此游戏中，为了让相关各方同意新的制度体系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结果。这个信条意义重大。然而，正如沙普夫（1997）指出的，在许多现实的环境中，行动者要在对合作带来的收益进行差异化分配所导致的不同后果中做出选择，即使这种合作使他们每个人的境遇都得到改善。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一些公司为了研究和开发新的产品线而必须考虑达成相互协作的安排。尽管所有的公司都能从这项产业中获得收益，但是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分配与之相伴随的风险。考虑到每个公司对推动该项事业具有不同的能力，这种分配想要达到平等就比较困难。当公司与雇工协商新的工作安排时，类似的问题也会发生。
在这些例子中，为了在新制度上达成合作，行动者们必须解决分配问题，即如何分配与协调相关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这些问题绝不简单。例如，有证据表明，行动者能受到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相关的以及绝对的利益的激励（Powell 1999）。因此，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需要理解分配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一部分答案蕴藏在已经描述过的权力维度中。那些在先前的协商中机会成本最高的人在交易中更可能得到较小份额的收益。格鲁伯（2000）的研究表明，这种考量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是历史制度主义另一个可以带来有价值命题的议题。正如施特雷克（1997）以及其他人指出的，在对政治经济中的制度变迁的大部分讨论中都具有社会学的基础。与他们的主张相背离一个背景就是，公平的传统观念的作用是突出的。如果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被认为符合公平的传统规范，那么劳动者组织更可能支持这种新安排。即使在既存在的制度安排下，当分配的结果根据流行的标准评价为不再公平时，那协调就会变得更为困难。
简而言之，即使制度变迁的过程体现在非常明显的由“头脑清醒”的利益参与者处理的事务中，那种我们称为“规范性信念”的东西也会注入其中。后者是社会共识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得“常识”与协调成为可能。（Johnson 1990）如若忽略了对这种信念的默契的认可，那么与协调一系列新制度相关的分配问题就更难以解决。
当新制度的建立要求行动者在更大的共同体中达成共识的时候，比如政党或者贸易联盟，正如现实经常出现的情况，规范性信念就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规范性信念可能成为这种进程的中心，组织中的领导者可以依靠它对追随者进行动员以达成同意。大众关注制度变迁中得到的收获，但是许多人也会被新制度下所得分配是否正义的判断所激励。社会正义的诉求绝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锈盘，只能被其它理由的协商安排所冲刷。它是我们对行动者做出制度变革决定的预期中的固有部分。
多元的偏好函数与身份
制度变迁的影响通常是多维的，聚集起来支持改革的行动者的利益同样也是多维的。例如，一项新的社会政策可能依赖它提供的组织资源来吸引贸易联盟的领导人，可能依赖它所提供的物质利益来吸引联盟的普通成员，也可能依赖它转移成本的方式来吸引公司。（Palier 2002）但是，支持制度变革的联盟的形成过程，考虑到过程中每个涉及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的多元偏好函数的现实，就变得更为复杂了（Hall 2005）。
例如，当对提议的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做出判断时，贸易联盟领导人们可能考虑的，不仅仅是它为联盟成员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还包括改革对联盟与雇主之间相对权力的影响，改革对吸引新成员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以及它为联盟领导人自己所带来的组织资源。为了决定是否支持变革，即使决定全部转为对于物质利益的考量，联盟领导者也不得不在每一种考量之中进行暗自权衡，也就是说，考量他们偏好函数的内在变量。公司的总经理也做着同样复杂的算计。
即使是个体在特定议题上同样也具有多元偏好函数，而个体的支持可能对政党支持或是反对制度变迁的意愿产生关键影响。例如，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改变制度实践的提议，可能对不同身份的投票者影响不同，比如消费者、工人、父母或是公民。当站在一种立场上来考虑该问题时，每一个投票者必须决定哪种相应的关切更为重要。在这个案例中，正如在很多情况下表现的那样，这些角色不能从投票者所假定的多重身份中很好的剥离出来。一个选民在该问题下的偏好函数中赋予各个变量以何值，可能受到在关于该议题的辩论中哪种身份表现得更强烈的影响。
换句话说，即使相关结果更多地被物质利益的考量所驱使，这些结果可以被理解为行动者采取的态度或者是态度聚合之后的制度结果，那么，身份问题可能也是产生结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假定身份政治与物质利益的政治关系不大，这通常是错误的。与此同时，规范性信仰确实明显地形塑着身份政治。（cf. Fraser and Honneth2003）当辩论被设置以便使一些身份比另外一些更为强烈，行动者可能被诱导加入那些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不会支持的联盟。在这一方面，观念的政治是支持制度变迁的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固有特征，而非附带现象。
网络外部性和制度互补性
历史制度主义者对“路径依赖”的活跃讨论，同样为理性主义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命题。这种观点的核心看法就是，任何新的制度实践的效果都会被其他不受改革影响的制度的运作所调节，很少有理性选择分析者对此表示反对。当行动者基于其对自身影响的算计判断是否支持一种新的制度实践时，他们也将新制度与其他制度的互动结果纳入考量之中。结果，既存制度的特点影响着行动者对制度变革提议的接受程度。一套制度体系的采纳会建立起特定的社会状况，使得其他制度的采纳变得更多或者更少可能，因而推动着相关的集合体（不管是一个国家、公司或者其他的组织）沿着一些通常排斥他者的路径前进。
皮尔森（2000）提供了许多展示路径依赖过程如何起作用的例子，它们强调了报酬递增和网络外部性的作用（see also Thelen 1999;Mahoney 2000）。例如，一旦公民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储蓄和消费习惯去适应特殊的养老金体制的建立，他们就更倾向于那些增强这种体制的改革而不情愿认可那些使他们的习惯无用的改革。如果公司按照在国民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诱因来建立具体类型的生产体制，他们将倾向于支持那些从该体制中增加回报的改革，而反对那些要求他们采用完全新颖的生产体制的改革（Halland Soskice 2001）。
显而易见，制度变迁不可能在一张白板上发生，这一点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是如虎添翼。例如，它指出，在政治经济的一个领域，各种类型的行动者对制度变革的有效支持的水平，经常受到在其他领域已经存在的制度特性的影响。斯文森（2001）提供的美国和瑞典的雇主对普遍养老金倡议的态度差异的解释，展示了该进程起作用的生动例子。他指出，雇主对社会政策改革倡议的态度受到在薪水谈判领域的已存在制度特征的严重影响。在瑞典，许多公司的策略建立在先前制度对工业关系安排的基础上，而这种工业关系限制了在不同部门的薪水差异性。一些公司通过提供私人养老金以吸引熟练工人的努力就开始引起其他公司的不满。普遍的公共养老金是排除这种实践的极好方法。与此相对，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司已经调整了他们的策略来适应工业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体系助长了公司主导型实践。与之相应，一些公司依靠通过较高工资和福利吸引熟练工人保持高效率的生产体制，与此同时，其他公司聘用非熟练工人进行成本上的竞争。结果是，美国雇主对普遍养老金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这将削平实践中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之间的工资和福利差别。因此，由于每个国家发展出的调控工业关系的制度安排存在差异，雇主支持慷慨的普遍养老金的程度便在两个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
将此类分析拓展到其它问题领域也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用以探索政治经济的一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影响了其他领域的改革提议。例如，在对法国和德国富有洞见的比较中，高耶（2006）发现，公司对在合作治理领域的改革提议的接受程度受到劳动关系领域的制度安排特性的影响。但是此类分析还有进行更深人研究的空间。
拓展的理性主义模型
我已经说过，我们可以用历史制度主义创造的一些核心见解来拓展关于制度变迁的理性主义模型。其结果是一系列分析上容易处理的拓展，这也使得该模型更为现实。概言之，我所提出的就是以下的几步：
1. 我们以这种假设开始：制度变迁的前提通常是支持改变联盟的集结，无论是隐性或显性。
2. 我们承认，不仅仅制度变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制度稳定的支柱，同时与变革后果相关的盛行的工具性信念的特性，也是使改变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发生以及约束改变方向的关键变量。
3. 我们确认，即使当制度变迁依靠基于相对平等基础上协商的较小范围个体中达成一致得以进行，组织支持变迁的联盟仍然面临集体行动问题，这种张力受到既存制度实践特点的影响。即使越过这些限制，权力问题依然与这种困境的解决有不可摆脱的密切关系。在每个这样的情境中，既存制度的特点约束着不同的行动者团体推动改变的相对权力，以及改变的速度和方向。
4. 我们观察到，即使采纳新制度的过程可以模型化为协调游戏，分配问题也会产生。之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转变为行为者的相对权力，即一个机会成本、动员性或者策略能力的函数，和关于公平的规范化信念。
5. 我们提出，制度改革的后果和提议改革的行动者的偏好函数是多维的，因而行动者对改革的态度依赖于其对每一个变量在函数中的赋值。影响这种赋值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与偏好函数的范围相关的多种身份。框架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过程，在导致制度变革的进程中变为潜在的重要变量。
6. 我们注意到，任何新提议的制度实践的效果将会受到未经改革的既有制度的调控，因而后者变成了影响行动者对制度改革的提议采取何种立场的变量。
我们确定的是，与其它简单模型相比，这种解释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制度变迁的过程。然而，这种分析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它是相对简单的和易处理的，在经验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历史制度主义并不是复杂世界的绝望的哀号。它大部分最重要的见解都可以简化为可测量的理论命题。这些见解能够在较有限的成本下很好地充实我们的制度变迁模型，考虑到他们所带来的复杂性。
更进一步，这种解释体现了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在解释制度变迁上所具有的兼容性。人们没必要为了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而放弃理性选择视角。这仅仅需要将信念置于相关过程中的意愿，不管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这比“常识”的模糊观念所传达的解释更为精确和开阔。
Ⅱ.社会学视角中的历史制度主义
当然，历史制度主义还发展了观察制度的另一种视角。本书的这一章节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我在本文所概述的理性主义的模型并并不详尽。尽管我认为理性主义模型能解释在许多情境下的大量的制度变迁，但是指出它们忽视了制度世界的哪些内容同样是重要的。我会通过概述一些历史制度主义的社会学方面的核心论点来说明此事。
这一替代性方法的中心就是，它所观察的制度与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制度并非一致。后者倾向于强调制度的规则属性，以及隐含地暗示所有相关行动者对制度的理解程度是共同的。相对地，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者倾向于强调制度的固有模糊性，尽管他们同样视制度为一种规范化实践。他们并非将制度概念化为相对刻板的规则，而是将他们的理论基础置于这样一种概念范畴之中，即这些概念范畴总是不断地被解释和频繁地再解释。在本书斯盖特所著的章节里，他强调了即使是国会规则也对创造性的再解释保持开放的程度。同时，欧尔马则发现肯尼亚管理土地的法律中具有“矛盾的潜能”。
这种视角的转换是重要的，因为它说明了制度变迁不必取决于在行动者联盟中达成共识，甚至不必取决于联盟形成的明确目标。相反，制度变迁能通过“再解释”的分解过程发生，通过“再解释”，行动者赋予特定的制度变迁的含义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进而产生了行为模式相应的转换。（Streeck and Thelen2005; Thelen 2005）这种转换可能像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突然，或者是依靠小规模行动者一步接一步地缓慢向前推进，直到一种行为模式被另一种模式所取代。制度的再解释可能伴随着对问题的公开争论，或者以一种微妙的和相对无争议的方式发生。当制度变迁以后者的形式产生，这一过程就难以模型化为一个联盟的形成，因而对分析问题更有帮助的模板蕴藏在“意义建构”的社会学研究中。
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应用，同样倾向于假设存在一个充满着多层次制度的世界，其中每一个制度都对特殊的行为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制度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包含着许多细微的矛盾因素，这构成了为许多行动步骤提供立足点的宽阔的脚手架。假若用这种视角来审视制度，那么制度就是行动者用来与复杂世界协商的工具。制度远远不是对特定行动的指令，它是一种能动的结构，在其中行动者可以发挥极富活力的能动性。丹·史雷特就准确地运用这些术语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独裁政权的发展。
这种视角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相区别，后者将制度看作“得体逻辑”的具体体现，同时将其影响与理所当然的制度一定程度地联系起来（cf. March and Olsen1989; Dobbin1994a）。相对地，历史制度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制度看成是积极再解释的对象，也经常是公开争论的对象，也就是说，因此，行动者寻求权力和资源去利用制度中“矛盾的潜能”。制度的持久性并不是不假思索地坚持，而是权力运作与不断解释的结果，这种结果充其量体现为一种有争议的稳定性（see the introductionto this volume）。
然而，与许多社会学家相同，历史制度主义者承认制度不仅仅是简单的“规则”，同时也由相伴随的仪式惯例与符号系统构成。因此，一种制度的命运可能与附着在它的仪式惯例之上的意义紧密相连，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同时制度的命运也受到文化转换的约束，在文化转化中，由于别的符号被弃之不用，一系列新的符号就获得权威。显而易见的，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表现突出的建构主义的观点关系密切（Wendt 2000）。
这些研究制度的观点为应该如何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带来了重要启示。他们通向了另一种制度变迁的图景，这与关注改革联盟形成的理性主义模型相当不同。一些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可能轻易崩溃。例如，斯考切波（1979）提出了关于社会革命的一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制度逐步走向失败通常是因为相互分离的决定性发展因素的汇合，而这一点很少被唯意志论者所关注。
其他人认为，制度变迁是“背叛”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尽管行动者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他们渐渐地不再坚持实施那些早先的体现制度要素的实践活动，不论这种背叛是逐一进行还是成群结队（Thelen 2004; 也见本书引言部分）。正如一位参与者在讨论这本书的小型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懒骨头是历史的发动机”，尽管它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毫无疑问，像这样的过程在许多制度变迁的例子中充当着重要要素。例如，西伦和久米（1999）已经展示了，在德国普遍存在对雇主联盟的背叛，这些“背叛”转变了管理工资协商制度的运作。
施特雷克（2005）强调，建构新制度的努力通常是实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以渐进的步伐前进，表现为忽前忽后的移动，因为新制度试点之后可能发现是无效的。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制度变迁的另一个维度。他非常明智地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许多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实验性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变迁发生在对标准操作步骤进行临时调整的时候，在这些变迁背后并没有明确的动员联盟的作用。他也强调了制度变迁过程中那些未意料结果的作用。在本书图利亚·费拉提的章节里，他追踪了巴西健康保障制度案例的同类过程。同时，基于对法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研究，帕利耶（2005）指出了这种改革（由一系列的协商产生，在协商中，行动者甚至对如何解释每个阶段的结果都难以达成共识）的渐进步伐能够引领深刻的制度变革。
我们十分赞赏分析制度变迁的社会学视角。尽管我没有将这种研究视角分析透彻，但是它们捕捉到了制度世界的关键维度，同时他们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议程。在一些案例中，这样的方法，相对于强调联盟形成的理性主义视角的解释，能为解释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历史制度主义这两面的共同点。两者都强调理念在政治中的重要性。两者都把制度视为连续且有争议的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制度是既定的安排。同时，两者都关注了制度运行背后的权力运作。
结论
无论受到理性主义还是社会学视角的引导，近些年来，历史制度主义者所做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理解。在这种知识传统中工作的学者大概比任何其他的团体做出了更多提供现实主义构想的贡献，这一构想是关于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随着时间改变的。正如这种解释所暗示的，他们面对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张力，既要求发展相对简单的模型，这是形构社会科学的主旨，同时也需要用现实的话语去解释世界。但是，就我所读而言，他们对这种张力已经处理的相当成功。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系列的构想，这为研究议程的基础提供了很大的希望。
仍然还有许多与这些议程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我们至今无法得知，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何在问题领域或政体范围产生变异。在一些情况下，变迁可能通常是缓慢的或是渐进的；在别的情况下，变迁可能更频繁或突然。我们能从对创新来源的调查研究中得到启发。在原则上，面对着紧张的竞争性选择（大部分民主政府和公司确实如此）的代理人比那些能够躲避这种过程的代理人更有可能创新。我们能从对制度稳定的案例与制度改变的案例的比较中学到更多东西。西伦（2004）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的制度设置的改变是如何使得其他方面的制度的继续成为可能。但是我们需要对这种过程做出更一般的解释，这基于更进一步的案例研究以及与组织变迁的分析进行更密切的对话。（cf. McCarthy andZald1987）
我打赌，最伟大的进步必然来自于那些愿意向各种思想流派借鉴观念与构想的学者。这就是我为何强调理性选择理论与历史制度主义进行接触的观点，并且我也详述了来自社会学视角的许多可用的洞见。关于采取相反方针的分析以及关注与不同思想学派的差异之处的问题，我还想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这种类型的分析倾向于使得每一种理论方法的不足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此促进其完善。没有砂砾，便没有珍珠。然而，如果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有一些洞见的话，我相信确实如此，那么以放弃从其他方法中获益为代价而坚持一种方法的行为似乎是短视的。我已经说明，建立综合模型通常是可能的，模型的组成部分也是可以明确测量的。在众多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以较小的分析简约性的损失为代价，获得大量额外的洞见。出于对制度变迁议题的尊重，成果丰硕的理论方法的综合确实是向前发展的最有希望的方式。历史制度主义置身于理性主义与社会学视角的综合之中，这正摆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理想位置。
本期编辑：张释元
本期校对：莫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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