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演进逻辑与特点表征
作者简介
陈文，教授，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40年来，以中国政治为主题的论文发表量呈曲线上升，研究议题越来越具象化；专业性的研究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交叉学科研究成为趋势，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年来研究主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主要以解放思想、政治体制改革与党政关系等为研究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主要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式，以及政党代表性、党内民主、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等为研究主线；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主要以执政能力、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十八大以来，主要以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等为研究主线。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一般是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研究。政治体制主要包括国家性质、国家权力和政党关系等结构性体制安排。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体包括政党、政权机关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结构体系、职能设置及运作方式，执政党的产生及执政方式，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的权限划分及相互关系，国家基本的选举制度和决策模式等。政治制度主要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制度体系，具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政治过程主要指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政治行为者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实践，既包括政治权力运用于社会的方式及其影响，又包括公民和团体政治参与的过程和行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内容，系统总结和探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特点，不仅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理解和阐释中国现实政治特征及其影响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40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总体特征
（一）论文发表量总体呈曲线上升，研究议题越来越具象化
本文利用CNKI数据平台进行了检索和统计，在1979——2018年间（截止到2018年7月6日），在CNKI数据库中，主题包含“中国政治”或“中国政治发展”或“中国政治改革”或“中国政治体制”或“我国政治”或“中国民主政治”的全部期刊文献共计11562篇，表现出从缓慢上升到急速曲线增长再逐渐回落的总体状况（见图１）。具体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且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政治学研究逐渐恢复，对“中国政治”的讨论在1986—1989年间形成小高潮，此后相对回落；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总体上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增长缓慢；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围绕“中国政治”的讨论呈现快速曲线增长，2011年达到峰值；十八大以来，标题明确包含“中国政治”的文
献量逐渐下降，宏观层面有关中国政治的学术讨论相对减少，但有关执政党建设、执政能力、法治国家、协商民主、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等涉及中国政治具体内容的研究越来越越多。1979——2018年间（截止到2018年7月6日），在CNKI数据库中，主题包含“中国共产党”或“中共”或“执政党建设”或“党建”的全部期刊文献共计343865篇，自2000年之后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论文数量增长迅速。
在研究主题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政治参与、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制度等获得中国政治学者较多的关注，这些关键词内涵丰富、互有交错，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学专业词汇。具体来看，社会治理、协商民主、执政能力、执政党建设、和谐社会、法治政府、政治稳定、政府治理、政府创新、政府能力、国家治理、协商政治、基层党建、基层民主、基层自治被引用频次较高，这些较为具象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具体演进路径及特点。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议题越来越具体，学者们更加重视对中国政治运行过程中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二）专业性研究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逐渐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
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补课”之后，一大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专业性团体和机构相继成立。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1983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并开始培养高层次的政治学专业人才。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要偏重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研究，现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发与政府管理研究所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后来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的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作为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的牵头单位，与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相关机构协同运行，就政治学基础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及治国理政实践等开展了诸多研究。成立于2001年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为中国首个政府管理学院，200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为北京大学独立的实体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中师范大学一批学者就开始从事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后更名为中国农村研究院，该院坚持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导向，主要从事基层政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成为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学术重镇。复旦大学在政治学理论、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特色明显。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为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政治学理论、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等领域推出了一批科研成果。中山大学则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理论、公民参与、预算民主、区域公共治理等领域研究成果突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执政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基层民主、政府创新、特区政治、城市政治等领域，以研究问题的前沿性、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形成特色。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在政党政治、政治制度，清华大学在中国政治量化研究、中西政治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在现代政府理论、政府职能，天津师范大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西政治制度比较，浙江大学在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基层民主，云南大学在民族政治学、边疆治理，中共中央党校在政党政治、党史党建和执政能力，厦门大学在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武汉大学在比较政治制度、公共政策，中国政法大学在政党政治、法治政府，山东大学在当代社会主义、地方政府治理，苏州大学在地方政府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华东政法大学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社会研究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研究优势和特色。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西部高校也均设有与政治学相关的院系，在中国地方政治与基层治理方面各有侧重。
除科研院所外，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党政部门也设立了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机构。如中央编译局1999年成立的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在政府创新、民主政治、选举改革、公民社会、第三部门、协商民主、治理与善治、廉能政治等方面，从政治学视角就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改革做了许多前瞻性、开拓性的系统研究。一些地方党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或发展研究中心也设置了有关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研究处（室），并参与制定了诸多体现现代治理理念的政策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界较为重视政治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在此过程中，诸多新兴学科发展起来。交叉研究积极开展还表现在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一些高校还整合校内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成立了新型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和智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还建立了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各类“协同创新研究平台”，学者们开始主动寻求与一些专业性的数据公司、社会调查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与改革开放初期学者较多从阶级分析方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视角研究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不同，当前学界越来越重视对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比重大大增加。在研究过程中，学者更强调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和解释框架，且越来越重视自主探索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如成立于1988年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为推动实证的、量化的科学方法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运用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研究中心通过观察和参与式调查，收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区域分化、社区建设和社会整合的资料，并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寻找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规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现为中国农村研究院）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开展了“百村十年观察”、“海外农村调查”等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有关中国政治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三）交叉学科研究成为趋势，政治科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青睐
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界较为重视政治学基本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在此过程中，诸多新兴学科发展起来。交叉研究积极开展还表现在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一些高校还整合校内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成立了新型交叉学科的研究机构和智库，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与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合作与交流，一些科研机构和高校还建立了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各类“协同创新研究平台”，学者们开始主动寻求与一些专业性的数据公司、社会调查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与改革开放初期学者较多从阶级分析方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视角研究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不同，当前学界越来越重视对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得到较大提升，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比重大大增加。在研究过程中，学者更强调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技术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和解释框架，且越来越重视自主探索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如成立于1988年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为推动实证的、量化的科学方法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运用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研究中心通过观察和参与式调查，收集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区域分化、社区建设和社会整合的资料，并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寻找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规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现为中国农村研究院）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过程，开展了“百村十年观察”、“海外农村调查”等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在有关中国政治的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阶段特征和研究主题
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如何改革和完善国家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政治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由于政治实践和氛围对研究影响较大，40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主题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以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研究主线
这一时期，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中国政治学界积极倡导民主与法制观念，主流政治学者致力于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以及党政分开等议题。总体来看，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这一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主线。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讨论与学习在各行各业积极展开。政治学者主要探讨解放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影响，以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等。
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以党政分开为主要突破口，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七大具体措施。反思“文革”十年的政治乱象，中国政治学者普遍认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发展民主政治，重点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突破口等，但是在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路径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见和论争。如，高放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改过分集权为适当分权要求更全面更完整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刘笑君等则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坚持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所以党政关系问题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它对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王贵秀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化。张永桃等主张，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胡原认为，干部体制在政治体制中处于中心地位，对政治体制改革起决定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以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和党内民主为研究主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国内出现“极左”思想的回潮。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并强调“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总体看来，这一阶段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和方式，以及政党代表性、党内民主、党的先进性、依法治国、行政体制改革等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国内“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回潮，一些政治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80年代后期，国内还出现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思潮，其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认为在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如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为“滞后论”，即认为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因素越来越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但在改革发展的一定阶段内，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改革往往以经济结构变革为先导。其二为“协同论”，即指出中国的改革不再是某个局部、某些环节的改革，而是系统的综合配套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成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内协同与外协同的统一——不光是政治体制改革系统内部的协同，还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文化体制改革这三维改革系统的互相配合，协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在目的和性质上同一，在内容上一致，在进程上大体同步。其三为“寓于论”，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渐进地推动社会转型，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其四为“渐进说”，即中国政治改革是在一种渐进模式下的体制革，“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方法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其五为“政党推动说”，即认为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民主政治文化资源的缺失以及超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共同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必须是政党推动式的。
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执政党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也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学者研究的重要主题。如，有学者指出，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离不开党的群众性。政党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和理论支撑。关于党内民主，学者们认为，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内领导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是适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发展战略；党内民主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但要以自上而下为主，应从中央做起，但也有观点认为，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从基层做起；加强党内民主的关键在于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此，林尚立指出，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活，是科学制度和健康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
（三）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以执政能力、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为研究主线
这一阶段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相较于前两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向，学者们更加关注执政能力、基层民主、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政府创新和科学发展观等现实的政治议题，重视运用政党能力、政治建设、政治文明、政治秩序、政治整合、国家建构、制度主义、协商民主、草根民主、基层自治等理论和方法，系统分析中国的现实政治运作和改革取向等。
这一时期政治学者主要从政党转型、党政关系、组织建设、执政方式及政党适应性等视角对执政能力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套系统的执政（党）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从革命（党）体制到执政（党）体制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要加强人大的作用，以法制化规范党政关系，加强党内民主。学者们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村民自治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执政能力，就是要实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切实依法办事在村民自治中的有机统一。
学者们还从基层民主的发展动力、现实问题和改革重点等方面着手，对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基层政权建设等做了系统研究。如，徐勇等认为，基层民主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主要缘于经济改革引起的社会利益格局和民众价值取向的变化。桑玉成等认为，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肖立辉认为，基层民主的制度化和理性参与，既保证了基层群众自治权的充分行使，也有利于政治民主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生态中开展。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了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精英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在城市中，居民与居委会的利益关联度远低于村民与村委会的关系，因此，城市中居委会选举的参与度和竞争性总体上也低于农村的村委会选举。有学者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路径，提出我国政治的制度特征与实践发展决定了我们应以协商性民主为主、竞争性民主为辅，逐步以竞争性民主弥补传统政治体制的某些缺失，从而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这一时期诸多学者还从政治生活和谐、社会关系协调、公民社会建设、社会稳定维护、公民意识培育等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目标做了深入分析。如，学者们提出，公平正义与善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换言之，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人的政治生活的和谐。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融洽取决于国家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公共权力执掌者能够运用这种公共权力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和谐社会也是法治社会，因此，党必须要树立合法执政的观念，使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解决党群关系和谐问题；有效制定治国之道、理政之策，解决党和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从党的一元领导与多元社会的发展这一对关系来看，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协商是创造和谐的重要资源。和谐社会的构建意味着向治理和善治的转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中国的这种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为研究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实践进入“新时代”，中国政治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征。一是有关国家治理研究的成果明显增多，前三个阶段中讨论较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等议题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中加以研究；二是注重从中国的传统政治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三是有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成果增多，越来越重视中国的政治传播和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四是有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学者们遵循治理的分析逻辑开始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的具体问题，交叉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五是执政党建设成为研究热点，有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研究逐渐兴起。在有关“国家治理”的研究中，首先是厘清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这些关键性范畴。因为法治是善治的前提，没有法治，便无善治，所以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是社会治理领域，即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这必须依靠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国家制度供给的能力，国家制度建设的目的在于寻求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制度建设而言，应以民主责任制建设为方向来完善国家治理结构。而政治学界要进行好的治理研究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是对“国家的母体”即社会——尤其是各种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让治理理论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学者们对此做了解析，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点等。有学者指出，制度治党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党的制度建设，着重点不是制度的供给问题，而是制度体系的衔接匹配，制度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制度文化的孕育建构问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其改善的着力点不是直接完成党的各项具体任务，而是要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强健党的机体，从而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关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要破除官本位观念。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学科建构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同时在研究领域拓展、研究团队建设、学科发展规划和研究科学性等方面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概言之，一是在研究主题方面，研究者不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关系、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执政党建设等具体议题，而且越来越重视对政治过程和治国理政实践的分析，此类议题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范畴，研究重点从政治体制转向政治过程，更为重视对中国现实政治案例的总结分析。在研究中，如何处理国家治理的宏观议题与政治发展的具体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之间的关联，还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索。二是在研究趋势方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出现了一些转向，主要从研究自治转向研究共治、从研究选举转向关注协商、从研究党政分开转向探讨党政分工、从社会中心转向政党中心、从研究民主转向关注民生等。就对民主政治的研究而言，关注点也逐步从代议民主转向代表民主、从票决民主转向参与民主、从竞争民主转向协商民主。但对于自治与共治、政党与政府、政党与社会、民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深入探析；关于代议与代表、票决与参与、选举与协商能否衔接以及怎样衔接的问题，也亟待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入研究和厘清。三是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越来越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在数据来源、资料收集、社会调查和民意分析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四是学科交流与学科融合还有待加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国际化发展与话语权建构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五是在研究团队建设方面，学者“单打独斗”的特征还比较明显，学界仍然欠缺深入的批判性理论探讨和学术对话。总的来说，今后一个时期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将在研究主题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与独立性，研究的阶段性与持续性，研究的经验性与理论性，研究的个体性与团队性，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中不断推进。
责任编辑：陈鑫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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