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明 | 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 40 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简介
陈振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政策科学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学科。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政策科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审视学科发展的成效与不足，中国特色政策科学发展仍拥有广阔的未来。因此，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以适应新时代迅速变化着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公共政策(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或行政学)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特殊学科领域。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脚步，我国恢复政治学及行政学这一中断了几十年的学科专业的研究与教学，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这个国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的新研究领域同步传入我国，由此开启了中国政策科学构建与发展的进程。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年的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上，回顾、展望与反思近 40 年来尤其是近一二十来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的建构与发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或政策分析(PolicyAnalysis)是二战后首先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和应用性的新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开始，美国大学的学者及思想库分析家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内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外力”的推动下，致力于一个以解决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为导向的新学科研究，开创了拉斯韦尔所说的社会科学中的“政策方向”(Policy Orientation)。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途径迅速发展并体制化。到了80 年代末，在走过了一条学科化、组织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之后，政策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相对成熟而富有活力的新学科领域。
政策科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作为现代科学知识分支的出现与人类社会进入新历史时代以及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诞生地美国当时的特殊社会发展状况有关。到了20 世纪60 年代，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贝尔1973 年写成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首次较为系统地描述了人类社会这一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进入当代，全人类以及各国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政策问题，而作为政策科学诞生地的美国更是面临着大量紧迫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如战争、贫困、犯罪、种族冲突、学生造反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及其研究也就变得日益迫切和重要，社会需要促成了政策科学的兴起。与此同时，战后的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交叉融合和整体化的趋势。然而，科学进步并未直接促进或提高解决人类政策问题的能力，西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和碎片化则导致了它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偏离。因此，迫切需要一门以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为导向，以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目标的跨学科、综合性的新学问———这就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它生逢其时。此外，智库或思想库的成熟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诞生的催化剂。“智库或思想库是现代政策科学的发源地与成长的摇篮，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智库或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智库或思想库是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最纯粹的组织体现，而政策科学则是智库或思想库建设的最直接的和最主要的支撑学科之一。”政策分析与智库(思想库)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生存同命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是该学科的一个特殊之点。
何谓政策科学? 依照“现代政策科学的创立者”拉斯韦尔的观点，政策科学是以制订政策规划和政策备选方案为焦点，运用新的方法对未来的趋势进行分析的学问; 另一位政策科学的奠基者德洛尔认为，政策科学要理解政策如何演变，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具体政策上改进政策制订过程;《政策研究百科全书》主编那格尔所下的定义则是: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及效果的研究。我们在《政策科学》等论著中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一个综合地运用人类创造起来的各种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政策系统和政策过程，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原因和结果的学科，目的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政策制定质量。政策科学的范式特征包括:一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取向，它在新的学术框架中将各种可以应用于政策研究及政策问题解决的知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新型知识产生方式，而非“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三是着力于实践应用，它以行动为取向，既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四是注重价值分析与价值评价，价值分析与事实分析一起构成政策科学两大方法论基础，该学科不仅关心事实，而且更关心价值和行动，重视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
政策科学以其一系列独特、新颖的范式以及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备受各国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充满活力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的兴起被认为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洛尔、里夫林)，它构成当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拉纳)，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或“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罗迪)，甚至有些学者曾一度试图用政策科学来取代传统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
中国的政策科学及行政学(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科)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政策科学学科兴起的强大催化剂和推动力。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亟待政策科学建构及其理论指导，这一实践也为该学科提供了发展机遇和研究主题。20 世纪80 年代初，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与现代化建设发展需要，响应邓小平同志1979 年3 月30 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之号召，我国开始恢复政治学及行政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国外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这一新领域随之受到关注而被迅速引入到政治学及行政学的学科之中。
纵观近40 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以世纪之交为界，大致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划分为前后各20 个年头的两个时期或阶段:
(一)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学科的引进与初创时期。起初，一些高校学者和实际部门的政策研究者注意到了国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中的这个新领域，着手进行介绍、引进和初步的研究工作，并提出建立中国的政策(科)学。例如，孟繁森在《理论探讨》1983 年第7 期发文，提出“需要建立一门研究党和国家生命的科学———政策学”。这是中国政策科学建构与发展的起点。1986 年，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做“政策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成为中国政策科学建构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它作为我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和行政学)以及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地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政策科学的研究与教学逐步走上正轨并体制化。
(二)21 世纪以来:学科的拓展与成熟时期。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以及国家政策实践需求(特别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决策咨询系统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的增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启动，数以百计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院或研究院的建立，我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步入快车道，学科不断拓展，持续成长，影响力增强，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软科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判断一个学科及其分支或主题领域是否成熟为一个独立学科或分支，主要依据如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标准:研究对象或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公认的研究范式、成熟的学科(社会)建制。可以说中国政策科学满足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这三个衡量标准，已经基本成熟了。
经过学界与政界40 年的共同努力，中国政策科学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在知识增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应用以及职业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知识增长迅速。在初创时期，翻译出版一批国外政策科学的经典及代表性论著(例如，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安德森的《公共决策》、那格尔主编的《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德洛尔的《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等);完成了一大批国家和地方的学术研究或调研咨询课题;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数十部政策科学专著或教材(包括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陈庆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陈振明主编的《政策科学》等)。近一二十年来，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文献迅速增加，国外政策科学的大量论著被翻译介绍过来，多家著名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推出了“公共政策经典译丛”，国内学者也出版了大量的公共政策学的专著或教材(例如，仅 MPA 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的教材就达数十本之多)。学界在国外公共政策学理论和方法成果的评介、引进和消化，中国政策系统及其运行，中国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中国优秀的政策遗产的继承，当代中国及世界现实政策问题尤其是经济社会政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探索也开始起步。
2.学术交流活跃。在初创时期的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初，一批国外著名的政策科学家(例如那格尔、德洛尔、弗莱什曼等人)来华讲学，国内的教学科研机构和党政部门的政研机构与国外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或思想库(智库)开始建立起学术交流关系;首批公共政策相关学科专业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带回了国外政策科学发展的大量新信息。国内学界的学术交流也逐步展开，例如，20 世纪90 年代召开过五次规模较大的全国性政策科学研讨会(其中包括 1991年8 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策科学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创立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1992 年10 月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理论研讨会)。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公共政策学界的学术交流十分活跃，活动内容包括学术会议、人员互访、课题合作和资料交流等，特别是举办了大量的国际性和全国性的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一批在海外取得公共政策及其相关领域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服务，出国攻读公共政策及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学位留学生也大量增加，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策科学的发展及其规范化与国际化。
3.学科建制成熟。在学术团体方面，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相继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一个是1992 年成立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另一个是 1994 年成立的挂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政策科学学会;有些省市也相应成立了政策科学研究会。在基金来源方面，从“七·五”开始，国家和地方及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基金就将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课题列入资助范围，从“七·五”到“十·五”的规划设立了大量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课题(其中不乏重点项目);“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规划中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大幅增加。例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的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从“十一五”开始的这三个五年发展战略与资助规划中，都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作为重点资助与发展领域;各级政府部门则更多地资助实际政策问题的调研与咨询项目。在高校的重点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项目中，不少高校设立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或类似名称的创新平台或重点学科项目。在出版发表渠道方面，近一二十年来，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一直是一个出版热点，许多出版社已推出“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或 MPA)的丛书、系列教材或译丛;一批公共政策的专业期刊相继问世，特别是不少高校及科研机构纷纷创办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之类的专业期刊，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或发表的渠道比较畅通。
4.专业教育兴起。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作为大学专业教育以及干部培训的一个新领域，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20 世纪90 年代初、中期，我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开始了政策分析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例如，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在1993、1994 年在行政学硕士点中设立了政策分析方向)，并在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成立公共政策的教研机构(例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公共政策教研室或系);1998 年设立的全国首批的3 个行政管理博士点或者设立政策分析方向或者开设政策科学研究的课程。进入21 世纪，许多院校纷纷在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硕士点中设立政策分析或公共政策方向。到 2006 年为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56 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中，大都设置了公共政策的研究方向。200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公共政策分析”成为该学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和课程基础之一。进入新世纪，政策分析的博士教育迅速发展，在迄今为止设立的 48 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大多设有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修订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增加了“公共政策”这个唯一的二级学科。在我国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政策”专业也早已名列其中(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是首批开设公共政策本科专业的高校)。此外，作为干部培训的一个新领域，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也不断加大了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研究与教学的力度。
5.职业化态势形成。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的职业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政策分析职业化指的是政策分析成为一种正式工种或职业，就业者所从事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及其知识应用的专业活动。作为 20 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知识工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政策分析日益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而政府、智库(思想库)、咨询公司、大学及科研院所是政策分析者云集的几种主要的机构。例如，在美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开始，“政策分析者”一词便经常被人们用来表示政策研究的实践者或学术家的身份。弗兰克·费希尔在《公共政策评估》一书中说，公共政策分析早已成为美国的一项重要产业，政策分析者们为各种不同组织或个人做分析评估服务，就业背景包括总统办事机构、立法小组委员会成员、内阁机构、各种政治利益组织、政治智囊团(智库)、学术界和私人咨询公司等。在我国，政策分析职业化的态势已经形成并初具规模。长期以来，在我国有大量从事实际政策研究或政策分析职业的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党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的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发改委(局)、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政策研究单位，高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科研院所，科协和社科联一类的协会以及其他半官方的或民间的咨询公司等。许多人在这些单位从事的是政策分析职业，职业身份是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以及教师和研究人员，在我国还没有类似“政策分析者”的职业名称。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以及政策思想市场的形成特别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育成熟及咨询业的发展，政策分析必将成为一种体面且有吸引力的工作，其职业化规模将继续扩大。
与政策分析职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政策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推进。无论是学术研究、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还是知识的应用靠的还是人才，人才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学科专业的发展尤其是 MPA 专业学位的开办以及数以百计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学院或研究院的设立，我国政策科学的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论著作者标注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公共政策或政策分析，即表明作者自己的政策分析者或政策研究者身份。
6.知识应用广泛。从一开始，政策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成果便被应用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决策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之中;智库或思想库开始发育成长，一些官方的或民间的政策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包括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室或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高校和社科院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或发展研究院一类的政策参谋咨询机构。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公共政策学者个人及团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是以政府部门的顾问或咨询专家的形式) 参与到政府的政策实践中，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生态等各个政策领域以及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方方面面，公共政策学者和专家在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2013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号召之后，作为公共政策学最纯粹的组织体现的智库或思想库的建设方兴未艾，一大批国家和地方及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库建立起来了。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随后25 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名单。
但是，目前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构建与发展水平还不高，存在着学科与知识体系不完整，学术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中国特色不够鲜明等突出问题。
一是在知识增长(特别是学术创新)方面，中国政策科学的总体研究水平不高，学科的基础不牢，成熟的研究范式尚未真正形成;公共政策领域的学科定位难以确定，其跨学科整合研究的特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学科分化程度较低，公共政策学科许多分支学科并未建立起来;大量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学术研究存在定性多定量少的倾向;对于国外该学科最新发展趋势的跟踪以及对其理论与方法成果的消化和吸收有待加强;中国本土化理论的研究也刚刚起步，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构建及学术创新任重道远。
二是在学科建制及人才培养方面，成规模的、相对独立运作的公共政策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的数量有限，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专业的院校数量不足;学会或研究会的建设相对滞后，基金来源及资助的课题数量还不能满足日益强劲的学界与社会的需求;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学术杂志不多，学术著作的出版也遇到了出版资金和发行量不足的问题。
三是在知识应用方面，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研究，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科学学科的价值特别是它作为智库建设与咨询业发展的主要支撑学科的地位迄今并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公共政策思想市场有待进一步培育，学界与政界的制度化联系及沟通渠道需要拓展，作为学界与政界联系桥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育还不成熟。
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既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和地方重大的战略和政策需求领域。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演进，以及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理论上看，科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计算社会科学、后学科时代和以问题导向为中心的知识增长方式的出现，特别是行为、模拟、预测与实验研究以及数据分析途径的异军突起，改变了公共政策及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从实践上看，全球公共部门治理变革持续深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模式以及公共政策的议程和内容悄然改变。在我国，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号角，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国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创新性国家建设，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呼唤推进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理论创新与知识应用。
改革与发展的大量政策问题需要系统研究，政策实践及其创新经验也需要及时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公共政策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和新论断，包括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特别是公共决策体制改革，完善决策咨询制度，加强政策执行、评估和督查以及政策检验的人民满意标准等;党和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实践创新，创造出了大量新鲜经验，如突出问题导向、顶层设计、找到最大公约数(决策共识)、先调研后决策、马上就办(政策转化为行动)、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政策督察、第三方评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等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策思想体系与鲜明的政策实践风格。这为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经验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目标、方向、原则、要求和措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指明了方向。如何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建构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既是党和国家向政策科学界提出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我国政策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打造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需要充分了解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深入思考、把握和处理好政策科学中的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意识形态、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方面关系，并从指导思想(价值维度)、实践维度、传统维度和世界视野等层面来推进。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策与策略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政策科学提供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准则，并构成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立足于实践与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必须关注这些问题，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建构与理论创新，善于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用新的话语和理论成果引领新的实践。
———弘扬中国政策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先人为全人类留下极为丰富的政策思想文化遗产，要按照“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原则，对中国政策科学的历史传统及思想遗产加以审视，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跟踪国际政策科学发展前沿。在突出本土化及其传统，采取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拓展全球视野，密切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大胆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政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成果。
当前需要关注如下几个研究重点:一是公共政策的创新经验与实践风格研究。“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新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政策实践风格。要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创新实践经验与实践风格加以总结提炼，并作为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实践中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要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人口、环境等领域的政策变迁，政策内容与政策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建设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实践数据库与案例库，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用中国政策科学理论诠释中国现实的政策实践。
三是公共政策的行为、模拟、实验和预测研究。立足学科交叉融合，关注国际公共政策的理论和方法前沿，运用行为研究、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模拟仿真、数据挖掘等方法和技术，探讨中国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机制和方式，检验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执行效果，提升政策分析水平。四是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发展亟待公共政策理论的指导。要以“立足本土，挖掘传统，展望世界”为原则，总结提炼中国政策实践经验、政策话语与政策思想，从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入手努力实现公共政策实践与理论的对接，探索公共政策实践－公共政策话语 －公共政策理论 －公共政策学科的学术发展规律，构建中国公共政策的话语、理论和学科体系。五是重视公共政策知识的开发与应用研究。发挥政策科学在政策实践中的理论指导作用，以智库为载体，重视公共政策相关知识的增长与积累，强化这种知识的开发与应用的力度。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创新政策知识应用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智库作为沟通学界、政界及社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展政策知识应用的范围、深度与广度，增强中国政策科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
在加强学术创新及理论体系建构的同时，必须推进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学科专业建设。这里着重指出三点：
1.提升政策科学的学科地位。政策研究不只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分支，更是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及软科学(这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学科领域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环境政策等实质性政策领域也构成各个相关学科的一个重要知识分支或主题领域。从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角度看，目前公共政策主要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设置与其真实的学科范围和地位不相称，也不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可以考虑将公共政策或政策科学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中分离出来，整合不同学科领域的政策知识分支，将之设置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从属于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新设置的学位授予的“交叉学科”领域，提升政策科学的学科地位，拓宽政策科学的学科视野，夯实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
2.完善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该学科不仅包括政策科学理论、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本国公共政策、比较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伦理、战略研究、未来研究、制度分析与公共选择等学科分支的研究，而且包括前述相关学科的政策知识分支———各个实质性政策领域的研究，还包括政策过程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如政策规划(或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周期、政策实验、政策扩散、政策变迁、政策创新等的研究。要加快政策科学学科分化与整合的步伐，尽快建立起一个包括上述这些分支学科或主题领域在内的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体系及课程体系。
3.培养政策分析的专门人才。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的专门人才即政策分析者。政策科学刚刚兴起时，一些著名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便发现这个新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潜力，开展研究生教育，尤其是设立公共政策硕士(MPP)项目。公共管理硕士(MPA)和 MPP 这两个专业学位项目在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曾一度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化”倾向，但 MPP 仍然是有别于 MPA 的相对独立的学位项目。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咨询业以及其他公共部门源源不断输送政策分析专门人才，有必要将设置独立的公共政策硕士(MPP)专业学位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政策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扩大师资与研究队伍规模，培育人才创新团队，重视师资培养与学术交流，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及专业化水平。
总之，改革开放40 年中国特色政策科学的建构与发展成就显著，但存在问题也不少，挑战与机会并存。因此，必须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把握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中国特色政策科学取得进一步突破，以适应新时代迅速变化着的中国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Charles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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