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 Politics经典文献：非洲的国家、部落与公共产品供给丨学人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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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研究方向包括非洲经济发展，族群分裂对当地集体行动的影响，贫困地区健康、教育、环境和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本期编译
原文简介
文章来源：Edward Miguel, “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 WordPolitics, Volume 56, Issue 3 April 2004, pp. 327-362
原文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中央政府的国家建设政策是如何影响族群间合作的，文章以两个分别位于肯尼亚西部和坦桑尼亚西部的行政区为比较对象，通过比较两地的族群多样性和公共物品的关系得出结论。
本文的案例研究有许多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最明显的就是选取的两个国家的样本容量非常小，缺乏长期数据以及存在计量经济学上的瑕疵。然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证据，国家建设改革能够成功建立社会分工，并对重大的经济成果如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显著影响。本文也是对关于社会资本、制度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有何作用的争论的一个回应。
译者简介
翻译：郑静，政治学人编译局
审校：王十四，政治学人编译局
二、编译内容
文献综述
相关的理论研究分成了两派：第一派理论作者将其称作对族群多样性消极后果的“尝试性解释”（taste explanations），这些理论有很多的变体，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不同族群的人更喜欢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这造成了公共产品选择上的协商成本高，最终减少了公共产品的筹资，显然个体更倾向于资助更符合自已族群特性的公共产品。但这些理论并没有解释这些差异的来源和它们如何被公共政策所影响。
另一种理论强调社会制裁在维持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和族群多样性如何使制裁变得无效。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社区压力和社会联系的紧密对于维持良好筹资产出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视角下，那些促进族群间相互交往、信息共享和合作的公共政策对于减少多族群导致的无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建设的案例研究：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地理和历史的共性
这项研究的两个地区是肯尼亚的Busia和坦桑尼亚的Meatu，它们是同一荷兰非政府组织(ICS Africa)的外地办事处所在地，这个组织最初是根据同样的标准选择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发展援助的，因为贫穷的农村地区特别需要援助。这两个地方在地理上差别不大，即使坦桑尼亚的Meatu更干旱、人口更稀疏一些，农业上Mteau一年一熟而Busia一年两熟。同时，这两个地方共享同样的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两国当今的国界仍然是19世纪80年代末由英国和德国殖民当局在务实当地民族和政治团体的情况下划分的。民族构成上，两个地区的民族构成也极为相似：以尼日尔——科尔多凡语族为主，主要少数民族为尼罗河-撒哈拉语系的少数民族，且没有一个族群在独立时代后在国家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两个社区的成员都是通过动员参与者来进行公共物品的集资，主要的集资机构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村委会中的学校委员会和水资源委员会，这使得比较两地的筹资活动成为可能。但两地仍然存在些许不同，在坦桑尼亚，公共开支的筹集呈现分散化趋势，而在肯尼亚中央政府仍然发挥主导作用（如发放教师的工资）。且东非公民项目在1966至1967的通过对学生样本关于政治、公民身份和族群状况的调查表明两国的政治态度高度相似。
但在独立后，两国的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并且我们认为这些分歧对于现在两地的族群关系有影响。
他们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国家语言建设的政策上：独立后的坦桑尼亚政权迅速全面推动斯瓦希里语的普及，而在肯尼亚却并没有这样的政策，虽然斯瓦西里语长期作为通用语，但它仍然和英语以及当地的地方话（如基库尤语）竞争诸如政治论坛和学校等场合的官方语言。
在坦桑尼亚，公立学校体系更多被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为学生灌输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而促进国家认同的构建，而肯尼亚政府却对这些表示非常淡漠。
坦桑尼亚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政策是对地方政府机构的全面调整以强化乡村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而肯尼亚还保留着殖民地时代的以任命部落首领为中心的体系，在肯尼亚没有地方政府机构的影响力可以比得上选举产生的坦桑尼亚村务委员会。
这样的政策分歧可以归因于两国不同的统治者：在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启发下，天才的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有力地淡化了民族关系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反而强调了坦桑尼亚的单一民族身份，后任的领导人继承了这一思路；而肯尼亚的前两位独立总统肯雅塔和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被认为是“部落主义者”，他们利用族群分裂而上台，这给肯尼亚的国家建设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最后，两地中央政府对于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源分配也有很大的不同。肯尼亚政府区域分配的不公尤其是对执政党地区的偏袒使得肯尼亚的族群问题变得更加政治化。而资源公平的区域分配一直是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显然，坦桑尼亚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大大强化了坦桑尼亚的国家认同，这也是坦桑尼亚一直是该地区政治上最稳定的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肯尼亚的情况则反之。
这也由此与之前的两派理论联系了起来。对于坦桑尼亚的情况来说，首先，“尝试（taste）”理论变得不再重要，因为个体作为坦桑尼亚公民认同得到增强而不是增强了自己的部落观念。他们因此更愿意筹资公共物品的资金，即使会有利于“其他”族群。第二，改革也增加了族群间的社会互动，例如，在坦桑尼亚村庄定期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上，这些会议也增加了跨族群群体加强“社会制裁”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搭便车，改善了地方集体行动。
数据来源
本文的经验分析主要利用了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收集的家庭层面、学校和当地政府的调查数据，时间主要是1996年-2002年之间。
在肯尼亚地区的案例研究中，非政府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数据构成了本文重要的数据来源。在本研究中，民族语言的分异(ELF)作为主要的民族多样性的实证指标，一个学校的“当地”族群多样性指标主要是根据在距该学校五公里以内所有学生中的族群多样性程度来计算的，距离由GPS来确定。由于当地对于教师的工资主要是由政府拨款，学校的委员会主要筹集书桌、教师、书本和粉笔以及少量的教师工资，筹资方式是学费和当地的资金筹集项目。在本项研究中，肯尼亚的主要财政结果是，1995年每名学生所获得的当地学校经费来自学费和筹款活动，而学校的设施和投入则是1996年每个学生的课桌数量、每个学生的厕所数量和每个学生的教室数量。水井是另一个当地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主要考察这些水井的维修指标，因为修建水井的资金大部分都是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援助项目提供的。在对肯尼亚的实证分析中，小学社区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单位。因为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不同，肯尼亚的农村没有固定边界的连贯村长，因此以学校社区为单位比较合适。
坦桑尼亚地区的数据收集主要依赖于2001-2002年非政府组织的实地工作人员在当地的活动，同时还有一些额外资料如采访资料、行政记录，主要收集了1997到2002年这些村庄公共物品提供项目的资料，包括社区成员的贡献以及外部资助。在坦桑尼亚，筹资主要有村务委员会进行，由专门成员征集。本文中所述的地方公共财政结果主要体现了社区在当地筹集资金和供应的能力，以及它们从其他捐助者获得一些额外资金的能力。两者都是各自的重要集体行动成果。此外还收集到了一些关于社会资本流动如当地社区族群情况，关于族群间信任合作的态度和参加村会议的状况。
识别民族多样性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的识别策略有两个步骤：首先，我们估计族群多样性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当地筹集资金的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其次，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族群差异对当地结果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国家建设政策的不同而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因素。
结论
尽管肯尼亚西部和坦桑尼亚西部在1960年代的关键维度上是相似的，坦桑尼亚独立后通过了可以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正式的国家建设项目。在40年的时间里，这些地区似乎出现了分化:族群多样性导致了肯尼亚西部的公共产品资金减少，但与坦桑尼亚西部地区的集体行动结果并不一致。研究表明，肯尼亚的社区在平均族群多样性水平下平均每位学生获得的教育资金低于同类地区平均水平的25%，坦桑尼亚地区的对比数据则接近于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显著的（statisticallyinsignificant）。类似的结果也发生在多种公共部品供给。
为进一步提供论证，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率比肯尼亚快很多，国家治理和制度质量的衡量标准不断提高，同时国家政治稳定。一切因素都可以表明，坦桑尼亚的国家建设政策确实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有益的长期影响。
但是不应忽视国家建设存在的风险：国家建设政策也可能会通过协调公共政策来表达甚至强加一个单一的民族身份，可能会给那些不完全符合国家主导地位的社区带来严重的负面代价，甚至可能被机会主义的少数族群领导人利用，以在良性改革的幌子下压制少数族群的合法政治愿望。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国家建设政策在坦桑尼亚成功运用的案例，它说明这些政策可以在不毁灭地方文化和语言的基础上在非洲成功运用。
另一个值得关心的风险是，国家建设政策在国内的运用可能会激起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与邻国的战争。但事实上，坦桑尼亚的对外政策十分友好。
在许多国家，国家建设将需要对文化、教育和语言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的集中性与目前对经济发展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后者对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持怀疑态度。在欠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也可能会遭到全球北方强大的政治家的反对，他们担心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政权会促进反北方的观点。此外，而国家建设的好处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
尽管如此，但本文的结果表明这些政策仍然是可以一试的，国家建设应该被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在进行新的国家政治身份和制度建构，这重新开启了关于非洲国家性质的公开辩论。因此，未来十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机会窗口，我们应当促进进步的非洲领导人采用坦桑尼亚国家建设“模式”的要素，以作为对长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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