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极化与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

作者简介

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国家极化现象是当代欧美民主发展的最新趋势，是理解当前欧美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国家极化是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是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的双重累加，呈现简单而线性的演进逻辑与复合而显著的现实特征。在经济获益失衡、多元文化主义受挫、公民价值观念扭转、政治传播转型以及政治版图洗牌与选民阵营重组等诸多因素的强势推动下，国家极化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国家极化内含强大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对欧美国内政治形势、国际关系格局和未来政治走向影响深远，尤以否决政体、极端政治、信任危机、“后真相政治”的出现以及全球秩序的重构最值得关注。国家极化现象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为未来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当今欧美政坛乱局横生，暗流汹涌，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如何理解这些新变化的本质与根源，判断这些新变化的走向与趋势，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在当前学界已提供的分析范式和解释框架中，国家极化现象最应被关注，也最易被忽略。国家极化既是当前欧美政治的显著特征，也是晚近系列变革的症结所在，受全球化、资本化、民主化、自媒体化、后物质主义等浪潮推动，又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逆全球化和“后真相”等思潮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在全面梳理国家极化的本质特征和演进逻辑的基础上，深度剖析国家极化的时代背景和形成原因，详细探讨国家极化对国内政治、国际类系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影响，以期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提供积极的经验与启示。

一、国家极化的本质特征

国家极化既是一种客观的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式。作为前者，它代表着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最新变化，对欧美国内政治、地区间政治以及未来世界格局影响深远，值得高度重视;作为后者，它是观察当代欧美民主政治危机的全新视角，拓展并深化当前学界关于政治极化研究的同时，也为民主政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和素材。

“极化”(polarization)原属物理学概念，意指物体在一定条件作用下其性质相对于原来状态有所偏离从而发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如分子极化、光子极化和电极极化等。这一概念后来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用来描述当代政治中的极化现象。最初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专指美国政党政治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极分化与对立。进入21世纪后，政治极化在美国的强度、深度和广度明显增强且呈全球蔓延之势，学者们开始将英国和欧陆各国纳入研究视野。由于欧陆各国大多实行多党制，极化范围随即由两极分化扩展为多极分化。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议题的深化，极化的内涵和外延继续延展。政治精英间的分化，精英与民众的分化，意识形态的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乃至至政治激化、文化战争、反全球化等议题，均被纳入极化研究的视野。至此，原来的“政治极化”概念已无法涵盖这些新现象和新变化。因此，本文提出“国家极化”概念用来指称当代欧美国家因利益分配长期失衡造成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精英对峙决裂、政治观念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极端激进，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对抗升级以及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逐渐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政治发展形态。

那么，究竟何为国家极化现象?国家极化现象具有哪些本质特征，遵循何种演进逻辑?从发生学的角度，当代国家极化现象的演进逻辑是: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首先造成贫富阶层的两极分化;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这种经济极化容易引发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最终导致文化的全面冲突和社会的彻底分裂。当前欧美各国国家极化现象虽然程度不同，形态各异，但整体来看，由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和文化的多维度、多层级的复合性极化是当代国家极化的显著特征。

第一，贫富阶层分化对峙。因分配制度失衡，普通民众财富的持续减持与少数精英财富的高度聚敛相伴而生，最终必然造成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的两极分化与对峙。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基于收入和财富，原本平等的人群被硬生生切分为两大对立群体。这种经济极化是近些年欧美各国的普遍现象。“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家庭平均收入下降了超过10%。同时，收入不平等也在逐年加剧，美国成为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工业化国家。截至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全国将近25%的收入。”2008年后，一些美国人甚至失去了住房、工作甚至退休金。如果说财富失控地向富有群体集中是可怕的，那更可怕是，当下美国已经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从1989年到2008年，收入最高的1%获得了美国经济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更有甚者，“假如这28年的总收入增长是一个馅饼，最高的1%中的1/10，也就是30万人，所享有的那一块，比底层90%，即2.7亿人那一块的2倍还要大。”欧洲的情形同样不容乐观。在过去的20年间，“在欧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收入持续下降，不平等不断加剧。西班牙的失业率维持在20%，居高不下;甚至连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也境况不佳，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中产阶级减少了13%。”穷人和富人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归属是泾渭分明的:在美国穷人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更支持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富人则倾向支持共和党，更支持自由市场和减税减福利政策。日趋严重的经济极化会加剧各政治阵营之间的分歧，激化精英之间和政党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意识形态冲突、党派对立趋于表面化、公开化。

第二，政党政治乱局横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政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一些温和的主流政党逐渐式微，甚至在内忧外患下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一些激进政党迅速崛起，风头大盛;一些新兴小党则趁势而起，拼力搅局。这种政党乱局具体体现为:首先，两党对抗白热化。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冲突和对抗不断升级，不断加剧，“政治对峙在美国创建的时候就被纳入了国家体制之中，但近年来在华盛顿越演越烈。”2010年3月，奥巴马力推的医疗改革法案虽获国会通过，但没有一名共和党议员投票赞成医改方案。其次，精英立场极端化。国会议员的政治立场不断突破传统的温和审慎的特点，呈现明显的极端化趋势，甚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值”(如图1所示)。他们要么旗帜鲜明地选择自由派立场，要么坚定不移地固守保守派情怀，温和持中立场越来越不受欢迎。在民主党内部，保守派议员损失惨重;在共和党内部，宣扬自由放任原则的数名共和党大佬落选，绝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转向保守立场，逐渐背离共和党人的传统基调。再次，意识形态两极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向左右两翼偏移，中间阵营日渐萎缩(如图2所示)。“这两个政党的议员基本上分别组成了左翼自由派阵营和右翼保守派阵营，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比较常见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民主党人至2005年前后变得相当罕见。”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欧洲各国极左、中右、极右政党势力不断增强，在选举政治中屡有突破。在欧洲议会内部，甚至形成了左翼和右翼政党的稳定联盟，为欧盟政治的分裂埋下了伏笔。最后，主流政党权威不再。欧洲各国主流政党的权威形象遭遇实质性撼动，独霸政坛的政治格局已难以维续。多数政党不得不放弃一党组阁的最优模式，被迫选择联合执政的次级方案。一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党、摇摆不定的中间政党在成为主流政党竞相争取的热门对象后，开始待价而沽，“大张狮口”。这就使得原本充满变数的联合执政更加扑朔迷离。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全民党历时数月方成功组阁，从而开创德国政党组阁历时最长记录就是一个明证。

第三，精英与民众阶层裂痕扩大。经济极化由来已久，再加上政党极化、意识形态极化的强力助推，社会阶层不可能无动于衷。20世纪中后叶，欧洲选民的政治忠诚度开始下滑，政治冷漠普遍流行。选民们宁愿冷眼旁观也不愿亲身参与，甚至拒绝投票。随着选举政治的功利化、政党政治的世俗化和新兴媒体的普及化，欧洲各国主流政党“越来越只代表少数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中获益的大资产阶级、少数跨国公司资本家的利益，西欧政治转变为精英统治、富人民主。”政党领袖们大多出身豪门，家世显赫，政治履历光鲜，为了追逐权力和选票，往往忽略甚至无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和生活疾苦。这就变相加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和对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重创欧盟经济、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分歧和动荡。欧洲各国为应对危机，或推出巨额援助计划，或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但都无法兼顾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质量和就业问题。民众纷纷投身街头运动，游行不止，抗议不断，暴力冲突此起彼伏。

第四，极右与极左思潮同步崛起。20世纪80年代后，一度流行的“第三条道路”遭到冷遇，多元文化主义等调和路线不再吃香，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有所抬头。“在矛盾叠加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个体或群体对所处现状和政治制度日益不满，倾向于接受和支持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左右两端的思想，并不断分化，包括政党之间的极化、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极化、不同族群的极化等。”这一思想态势最终造成一种极端结局:极右与极右势力同时崛起。首先，右翼势力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荷兰和丹麦风起云涌。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赢得更多的选民，简单、粗暴地将矛头指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将其视为当前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激进情绪虽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却成功地将公众的视线和民众的不满引向了外来族群。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紧张情绪、慰藉民众无助心理的作用。同时，新纳粹主义开始死灰复燃。以德国新纳粹党为代表的激进派崇尚暴力手段与恐怖主义，仇视现存体制与规则，拒斥现行民主规则和政治体制;以德国国家民主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和英国国家党为首的温和派则采取温和策略，将重点放在稳步占据地方议会选举，积极参与执政联盟，竭力争夺欧洲议会席位方面。与此同时，左翼势力虽然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普遍激化和右翼政党强势崛起的三重压力下面临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但经过艰难的整合与重组，“欧洲左翼党”和“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两个欧洲议会党团联盟先后成立，并开始在他们擅长的议会斗争和街头运动中大展手脚。然而，前者执著地相信可以借助无限度甚至不计代价地增加福利的方式而赢取选民支持，后者则天真地希望通过彻底断绝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往来摆脱全球经济危机，他们的政治纲领注定缺乏前瞻和远见。某种程度上，左翼政党活动代表着广大民众负面情绪的宣泄和释放，起到了抗衡右翼势力的作用，但这种倾向一旦失控就会对欧洲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构成威胁。在左右两大极化势力的夹击和裹挟下，一度强盛的欧洲还能坚持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

第五，社会分裂危机加剧。一体化进程和移民、难民问题是瓦解欧洲政治共识、加剧欧洲社会分裂的火药桶。对于老一辈欧洲人来说，欧洲一体化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寄托，他们相信一体化是摆脱20世纪那场血腥恶梦的最佳途径。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利害得失才是评判一体化必要与否的唯一标准;他们不在乎欧洲未来是否走向一体化，只在乎这种一体化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爱欧洲，只爱自己。这种代际断裂乃至背后的文化冲突是终结欧洲一体化命运的真正根源。移民和难民问题也是欧洲人的纠结所在。曾经，欧洲人担心:穆斯林进入本国边界容易，如何让他们融入社会主流?如今，欧洲人更担心: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越过边界、融入主流意味着什么?围绕要不要允许移民越过边界、要不要鼓励难民融入主流，各国政府、政党派别、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随着分歧加剧，文化极化和社会极化必然被激发。更有甚者，一些新兴政党借民众对全球化、移民政策和经济发展等问题的普遍不满，趁机宣扬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等激进立场，尤其在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等议题上大做文章，极力鼓动人们与现行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决裂甚至对抗，这就更加助长了人们心中的焦虑和担忧。人们越来越担心:长此以往，欧洲社会将被政治极化撕裂到何种程度?

总体来说，经济极化是国家极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国家极化的必要条件。经济极化不断加深，容易引发政治极化。当政治极化持续扩张，精英与大众、文化传统与现代观念、公民理想与现实政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就会逐步升级，社会和文化极化随之出现，国家极化最终形成。当一个国家符合上述所有特征时，就可以说它已经发生国家极化现象，可以将其称为“极化国家”了。(如图3所示)

二、国家极化的时代诱因

从本质上讲，国家极化仍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是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变态形式。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衍生形态，它在以普选、代议和多数原则为核心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民主框架内孕育、形成和发展。没有主权在民，贫富两大阶层再分化，也不会在国会活动和政党政治中掀起多大波澜;没有民有、民治和民享，政治精英再对立，政党政治再混乱，也不会引发民众的普遍响应，更不会有“文化战争”(war of culture)的爆发。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现象在欧美各国由来已久，为何在当下迅速加剧并最终导致国家极化的形成呢?我们不妨仔细观察晚近20年欧美社会发生的重要变革。

第一，全球产业形式深度转型。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水平迅猛升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加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传统劳资结构被迫转型，“高消费－知识附加值”的经济运行模式应运而生。这种经济形态的后果是:一方面，精英阶层迅速聚敛财富。据皮凯蒂和塞斯的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后，收入分配底层90%与顶层10%群体之间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形成了巨大差距。2013年，底层90%的平均实际收入竟然比1972年还低。”(如图4所示)另一方面，底层弱势群体逐渐边缘化。“富人、利益集团和商业公司能够使用其大量的资源，来扩大它们赢得或影响公共政策的机会。这或多或少地制造了所有民主中规范的政治程序(如投票)和实际情况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富人更有能力施加政治影响，从而使结果对其‘更公平’。”底层民众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对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形势和政府实际作为非常不满。正是这种经济获益上的不均衡，决定了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对抗和不可调和性，从而为政治极化埋下了重大隐患。“公民经济不平等和他们参与选举和政策制定的平等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为‘一人一票’和‘一欧元一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在所有欧洲民主政体中发现，这也是典型的政治分野的来源。”换言之，只要社会出现贫富差距，政治就有极化的可能;贫富差距越大，政治极化的程度就可能越高。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困境。宽容、理解、吸纳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各国践行这一原则的具体政策略有不同。英国追求权利平等，法国侧重文化认同，德国则关注社会地位。然而，随着移民不断涌入，这些具体政策相继遭遇阻击和困境。其中最核心的困境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过于推崇少数族群的族群认同，会助长族群对国家的离心力;而过于强调国家的优先性，又会引发族群与国家的对立。这意味着，无论是放任自流，还是强势同化，都会遇到问题。尤其当基于宗教、心理等文化因素而自身高度认同的外来族群进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时，问题会更突出，更复杂，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根基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脆弱性就更为明显。困境之二是移民群体不满情绪的增加。各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大多通过颁布法律以保障外来族群的权利，往往忽视文化、种族和心理上的差异。少数族群在工作和生活遭受歧视和排斥的现象并不少见，游行、示威和抗议运动此起彼伏。困境之三是欧洲民众种族意识被唤醒。近些年，欧洲民众原本对移民群体的增长速度和高生育率深感不安，少数族群的不满和抗议更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忧虑。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担忧“欧拉伯”(Eurabia，欧洲Europe和阿拉伯Arabia)的出现，开始思考“who are we”的问题，开始怀疑若干年后欧洲还能否是欧洲人的欧洲。蛰伏已久的欧洲人的种族意识被重新唤醒，再度获得生机。困境之四是社会大众排外心理加剧。连续不断的恐怖袭击带来的不安全感，强化了民众对特定移民群体的恐惧和排外心理。据益普索集团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民众已经对外来群体失去了信心、耐心和爱心，74%的人认为伊斯兰教文明与法国社会无法兼容，70%的人认为在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63%的人认为法国文化对移民群体没有影响力，57%的人认为仇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在法国已经相当普遍。可以肯定的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社会正义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上述困境的出现，使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沦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连那些一直持温和或多元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开始质疑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合理性。一些激进派政党更是打着维护欧洲传统和文化的旗号，刻意强调异质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将特定移民群体视为欧洲价值和民主制度的敌人。这些无疑都埋下了社会分裂的隐患。

第三，公民价值观念发生变迁。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公民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传统价值观转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由关注人身和经济安全转向关注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如图5所示)这种变化被英格尔哈特称之为由物质主义价值观(materialism)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m)的转变。对后物质主义者来说，物质和财富依旧是必需的，但精神价值和生活质量更为重要。他们淡化了对物质的追求、对权力的追逐和对权威的敬畏，也淡化了对家庭、国家和宗教的坚守，更淡化了对主流文化的自信、对传统文明的捍卫;他们更看重生态环境的质量，更关注族群和移民的权利，更关心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的界限，更青睐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更重视生命的价值与社会关系的和协。公民价值观的这种变化，在迅猛的全球化进程的加持下，引发了当代西方文明的深层危机。首先，后物质主义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价值，其必要前提却是物质主义根基。只有经济繁荣，国家富裕，福利完备，才有公民精神追求的条件和基础。一旦这些前提和基础出了问题，后物质主义便成为无源之水，镜花井月。其次，后物质主义一边大张旗鼓反思西方社会、批判西方文明，一边却对非西方文明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正如丛日云教授所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为敌，但却向前现代文化伸出橄榄枝。”而非西方文明往往包含前现代甚至反现代等复合元素，最终使得西方文明身陷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双重夹击之下。再次，后物质主义消磨了政治精英捍卫西方文明的斗志，使西方社会渐渐失去了优势，难以应付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按后物质主义的观点，当前西方文明的衰败之势是发展的必然，任何一种文明的衰落或退位都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文明，也率先闯入后现代文明。当它们越来越现代，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追求和平生活和精神富足时，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在不断崛起，不断扩张，不断形成自己的特色优势和全球竞争力。尽管发达国家依旧强大，但在以更高速度发展和壮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前，优势地位日益受到威胁和挑战。从这个意义来看，特朗普主义绝非真正地反全球化，只能被看作是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回应，是向以物质主义为重心的全球化策略的回转，只是一种试图挽救西方文明危机的努力而已。相比之下，主流政党仍然试图通过模糊意识形态争取更多的选民。孰不知，选民对一见如故的主流价值和千篇一律的施政纲领不再感冒，他们更倾向于认同那些立场鲜明、取向坚决、不拖泥带水的政党和主张，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助长了政治极化的氛围和环境。

第四，政治传播发生重大变革。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社交平台的广泛流行、信息技术和算法的持续升级，现代人在不知不觉间闯进以信息共享、智能分发和大数据为特征的自媒体时代，传统政治传播途径和信息分发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具体表现为:首先，力量对比被扭转。自启蒙时代以来，政治精英与普遍民众一直是引领者和被引领者的关系。随着选举民主时代的到来，为了争取选民，决胜竞选，精英们不再冲在时代前沿，反而转向揣摩民意，亦步亦趋，引领者竟成了追随者。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原本居于政治外围和边缘地带的普通民众，开始活跃起来。精英还是精英，无论看财富、地位还是权力都占据相对优势，但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逐渐淹没在此起彼伏的民意喧嚣和舆论热点中。曾经略带贬义的“人多势众”，终于在选举权和话语权的双重加持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力和能量。最近两年，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大选，抑或欧陆的民粹运动，政治精英的气势与境况可谓节节败退，江河日下。其次，媒体格局被改变。传统政治传播格局中，主流媒体豪居垄断地位，一度风光无限。思想的启蒙、价值的传播和信息的扩散，全部仰仗主流媒体由上至下的单向传播。而在自媒体时代，各种新兴媒体由下而上表达诉求和情感，它们更廉价，更灵活，更多元，天然具有草根色彩，拥有无以伦比的群众基础和民意支持。再次，认知偏见被放大。置身信息时代，人们每天面对海量信息和各色观点，却无法甄别信息的真假、观点的优劣。久而久之，人们失去了寻找事实、探究真相的信心和耐心，转向接受熟人文化、圈子文化和与自己价值、立场更为接近的观点，却对与自己相左的看法选择回避或漠视。随着异质化信息的自动过滤，同质化信息的反向强化，人们被抛进了类似“过滤气泡”的信息结构中。这种主观倾向再加上精准的“智能推送”技术，受众越来越倾向基于个人偏好自主选择同质化信息，自身偏见在不知不觉被强化、放大。最后，极端立场被强化。广泛普及的社交平台和网络，为相近立场的人群提供了相互沟通的便利，也为发展和巩固已有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就更容易强化极端群体的封闭性、激进性和极端性。“社交网络的使用者通过一系列对相异观点的筛选和过滤，进而通过在线社交网络的朋友建构机制，寻找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最终塑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观点极化的社会网络。”上述政治传播的新变化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高度便捷又极度威胁的政治境遇:轻松获取政治信息，自由寻找政治社群;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不断放大认知偏见，不断强化极端立场。

第五，政治版图与选民阵营不断重组。二战后，美国南方各州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受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影响，原本坚持共和党的黑人选民转而支持民主党，而民主党中持保守立场的政治精英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后，开始向自由主义立场靠拢。另外，民主党中相当数量的白人选民转向支持共和党。“南方的民主党人已经是行尸走肉。当他们离职的时候，替代他们的几乎总是更为保守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激进的保守派在不断替代那些温和的保守派，这又反向迫使南方共和党的保守立场趋向明确甚至激进。三股力量同时作用，无论是保守的民主党政治精英，还是温和的共和党政治精英，最终都必须有所行动:要么主动强化自身意识形态色彩，要么被动转向对方阵营，这就奠定了世纪之交美国国家极化的基本框架。欧洲的情况与美国相近。面对国际大环境和欧洲小环境的持续恶化，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境遇每况愈下，民众对政治精英、主流政党渐渐丧失信心和耐心。疑欧情绪、排外主义开始流行，极端情绪和暴力行为逐渐蔓延。激进的左翼政党和极端的右翼政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中间政党则遭到冷遇。对于选民来说，政党和精英的政治主张越鲜明，越激进，越具现实关怀，民众越喜欢;界限模糊、路线摇摆的则被民众抛弃。

由此来看，国家极化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等世界大潮流，保守主义、民粹化、移民潮等欧美小气候，以及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个体性政治事件等多重因素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新兴政治传播格局的托衬下，合力助推、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明显呈现出“后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民主政治越发达，意识形态越多元，国家极化程度越高。这一发展态势，势必对当下欧美的国内政治生活、国际关系格局和未来世界政治走向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国家极化的政治影响

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一种极端形式，国家极化内在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有些已经显现，有些仅露冰山一角，有些尚在潜滋蔓长。但毋庸置疑，这一现象正在愈演愈烈，日益成为影响当下欧美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第一，否决型政体出现。共识、宽容与妥协，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底色。但国家极化现象的出现，对美国政治传统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上势同水火，持续对抗，必将导致共识的瓦解、宽容的消散、妥协的危机，从而埋下分裂政治和否决政治的重大隐患。“高度两极化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的力量和美国现有政治制度的惯例组成了一个既定的框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政策。”否决政体既消解了总统的行政权威，也削弱了国会的立法效率，更打击了选民的参政信心。尤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持续对抗，时不时将崇尚分权制衡的三权分立体制推向人人都不愿看到的制度僵局。两党之间的分歧和冲击越来越多，合作与默契越来越少，具有前瞻性、持续性和重大变革意义的公共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困难。奥巴马在参选之初就注意到了美国政党极化的危险，因此承诺要做一个“超越党派”的总统。然而，愿望再美好，行动再努力，他最终仍未能恢复两党合作、重振美国经济。他的经济刺激计划虽获通过，却没有得到共和党众议员哪怕一票的支持;他的医改方案，更是遭遇共和党的全线阻击。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全面掌控参会两院，两党冲突几乎成为奥巴马试图推行的每一个现实政策的巨大障碍，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争斗频繁，难解难分;而党内分歧，如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与茶党孤立主义者之间的裂隙，可能会同党派分歧一样削弱政府的力量。”“政府停摆”(非核心部门关闭)是否决型政治的典型表现。仅2018年，美国政府就于1月、2月和12月停摆了3次，最后一次停摆导致联邦政府的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内政部、农业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等9大内阁级部门以及数十个附属机构停止运行，更创下停摆时间的最新记录。

第二，极端政治流行。国家极化容易导致极端政治的出现。这种政治形态“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如果两党均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极端政治’便有可能演化成为‘极端化政治’或极化政治，并导致宪政体制的低效和瘫痪。“某种程度上，特朗普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政治，它代表着对传统建制派、新兴建制派甚至包括整个联邦政府在内的官僚机构的全面反击。这种反击既是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也体现着他的“反潮流”特征，极大迎合了底层选民的不满情绪和变革心理。无论目标如何，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和施政纲领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的高度裂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极端立场的深度蔓延。借助浅白、粗暴甚至略显偏执的话语，特朗普成功地激发了中下层白人群体心底潜藏已久的怀疑、愤怒和恐惧，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必须坚决抵制全球化、外来移民和穆斯林的扩张。国家极化一旦发生，选举政治原则提供的竞争关系就会面目全非，全新的敌友关系浮出水面。选举政治中的不同政党及其侯选人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他们认定彼此间的差别只是路线和策略的不同，“他们不会相信自己一方就是永远和绝对正确的，从而不同意自己的另一方就是‘与人民作对’，甚至应该被彻底打倒。”然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治却是别样风景。特朗普向世人宣告，他所代表的“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有色人种、外来移民、穆斯林、同性恋等群体则不应划归人民行列。他将希拉里乃至背后整个竞选阵营都视为敌人，他甚至向其支持者暗示，如果他落选，那些持有枪支、支持他的人应该做点什么。

当对抗成为政治的显性特征，敌对成为政治的主旋律，其结果只能是:传统选举政治中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直接升级为当前极化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茶党的出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茶党运动的兴起源自奥巴马执政时代美国经济和政府财政的急剧恶化。茶党运动的倡导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主张减少税收、降低福利。从政治光谱来看，茶党运动大体属于右翼自由放任的共和党阵营，但更强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政府权力应严格限定于宪法规定的范围。茶党运动有力响应了那些对奥巴马时代经济政策和政府行为强烈不满的群体的诉求，影响力迅速扩大。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它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共和党议席的选举结果，也成功地迫使一些共和党精英采取更倾向右翼、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从而成为影响当代美国国家极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政治信任危机升级。政治信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来源。若政治信任缺失，政治正当性就会松动，政府合法性就会削弱;一旦政治信任过低，政治决策和政府行为就会丧失民意基础，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如此一来，“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将会遇到难以预料的阻力，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往往与其对政府的政策预期和政府的实际作为息息相关。若政府尊重民意，积极作为，政治信任就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必然上升;若政府背离民意，消极无为，政治信任就会减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必然下降。这就是政治信任的运行逻辑。

在极化政治的情境下，因经济利益而分化的阵营之间是对立的竞争关系，彼此戒备，相互提防。受民众利益和诉求的牵动，政党精英、国会议员们出于维护本阵营威信和广大选民的权益，其言论和主张必然要体现为民请愿的精神，与对立阵营的冲突与对抗就再所难免，有时甚至不惜采取激进的立场或极端的做法。政治精英们维护了本阵营的利益，但却失去了对立阵营的信任。更何况，在当下利益高度分化的背景下，政治精英难以确保本阵营所有成员的利益。长此以往，采取激进立场的精英们不仅渐渐失去了对立阵营的支持，也可能损失一部分已方阵营的信任，结果只能是“人们对政府有一种新的不踏实感”。有数据表明，当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正在明显下降，“1964年有3/4的美国公众说，他们相信联邦政府绝大多数的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而现在只有1/4的美国人承认自己持这种观点。”这种信任危机并非美国专有，包括欧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有所显现，“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和冰岛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如果国家极化愈演愈烈，信任危机居高不下，政治信任长期处于真空状态，就可能导致信任异化或信任替代。此时人们往往会滑向两个极端:要么选择相信谣言和传言，相信极端分子的激进言论;要么转向怀疑一切，拒绝权威，疏离道德，从而走向政治犬儒主义的岐路。

第四，“后真相政治”蔓延。国家极化的框架下，各政治阵营之间的竞争和对抗不断升级。分属不同阵营的政党精英和国会议员必须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和舆论平台，积极表露立场，宣扬政治主张，为了达到解释、说服和引导的效果，他们在宣传内容和传播策略上有时难免要有所侧重，有所取舍。过度渲染，片面解释，避重就轻，甚至有意无意隐瞒事实，有选择地公布真相，逐渐成为政治传播的常态。再加之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各国的媒体机构陆续获得经营自主权，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追求利润最大化，更为了追求时效性，满足受众的趣味性，各媒体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和事实的客观性。更有甚者，有些网络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刻意营造一种介于真相与事实之间的“第三种现实”，曲意迎合广大受众。这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后真相”(post-truth)以及“后真相政治”揭示了一个当代欧美社会出现的特殊政治现象:事实不再是媒体报道的中心，真相开始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相较于事实与真相，人们更倾向于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换句话说，当情感先于事实、立场决定真相时，真相即便在场，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政治危机。首先，它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后真相”时代，信息内容高度多元化、多样化和差异化，信息传播深度碎片化、扁平化和不确定化，使得政治秩序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运行:在“前真相”时代，谁拥有真相，谁就掌控民众;在后真相时代，谁更有热情，谁更富创见，谁更具感召力，谁就拥有更多民众。其次，后真相政治程度越深，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怀疑越深，左右阵营的对抗和分化越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越大。在话语专断、情感压制理性的背景下，来自底层民意的宣泄、非理性的社会氛围和极端化的利益表达三者合一，就构成当代极端民粹主义情绪产生的重要根源。此时，质疑理性，仇官仇富，反精英，反体制，成为一种升级版的“政治正确”。再次，“后真相”容易导致“后政治心理”的形成。由于得不到真相，或者不相信得到了真相，民众会产生怀疑和批判的心理。个体的质疑心理在社交平台的加持下，借助“回音壁”效应，很容易上升为集体质疑和无节制的偏执。与怀疑心理相伴而生的是从众心理。由于担心被遗忘，害怕被边缘，在“沉默螺旋”效应影响下，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更活跃、更有活力的立场和观点。

第五，国际秩序紧张趋势增强。国家极化的影响远不止在国内政治层面。精英分化、政党对抗和文化分裂等极化现象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地区关系、全球秩序和未来世界格局。英国脱欧造成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暂时中断，特朗普主义倡导的反全球化浪潮的波涛汹涌，欧洲移民问题引发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彻底破产，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极化的结果。对政治精英来说，“强大的经济和种族压力集团让他们为以自身利益定义的国家利益而争斗，并对美国国会施压，为带有对其他国家制裁措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准则的谋略而立法。”对普通公民来说，“如果因为国内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变得心烦意乱，或为内部的争斗而分裂的话，美国就失去了在外交政策上集体行动的能力。”即便他们一直相信“通向全球化的唯一道路就是合作与分享”，但国家极化的加剧势必对传统世界秩序造成致命冲击，对战后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产生负向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理念忽视了世界政治中地区的作用和地区性的秩序建构;但地区正在成为世界政治冲突和合作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多的人们感觉出“欧洲政治正在转型，从战后的稳定到一个未定的未来:从一系列被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支配的冲突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动向;这种动向由包括中立者与超越了左派与右派分歧的政治主张的多个激进版本组成。”

四、几点启示

国家极化代表着当代欧美政治的最新变化，是当代欧美诸多政治危机的重要源头，虽未从根本上撼动欧美政治的根基，但确实改变了一些政治观念，松动甚至颠覆了一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原则和习俗。它尚未成为政治的主流，但却能量超强，影响力十足。

首先，国家极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极端形式和变态发展。国家极化在民主体制和框架内孕育，成熟后又反噬民主。若没有民权观念的广泛普及，平等理念的深入人心，领军人物的登高一呼，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以及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家极化现象不会出现。一旦时机成熟，国家极化又成为冲击和挑战民主的利器。实际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自古有之，国家极化在欧美的疯长和扩张，恰是在当代民主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多维联动和加持中出现的。

其次，国家极化的冲击和挑战是长期的、持续的。国家极化的出现是经济分化、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只要这些根源不除，国家极化就不会消失。乐观地说，国家极化会持续到这些影响因素的彻底消除;悲观地说，它可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家极化也许不会将人类社会拉回那个类似冷战格局的时代，但掀起一幅覆盖全球的“极化铁幕”却是完全可能的。国家极化暗含分化、激化和裂化的政治风险，对崇尚理性、宽容的政治原则是一个挑战，对倡导和平、发展的国内政治是一场危机，对注重合作、双赢的国际秩序是一波冲击。更何况，它的影响和后果还在慢慢显现。

再次，经济极化是国家极化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即使出现经济极化，也并不必然出现国家极化。然而，但凡出现国家极化现象，必有经济极化为其基础和条件。这意味着，经济极化如果控制不好，容易使极化现象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扩散和蔓延。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极化的后果，最大程度回避国家极化的风险。当代欧美国家极化的经验与教训提醒我们，发展中国家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合作、共享的分配机制。第二，打造开放、有序的公共领域。第三，培育谦逊、宽容的文化氛围。第四，建构理性、共识的舆论话语。第五，追求发展、共享的国际环境。

最后，国家极化使当代欧美各国民主政治生活遭遇困境和危机的同时，也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未来世界秩序究竟会走向何方，是否将指向一个“复合的世界”，这个尚不可知，但旧的世界格局的解体，必然带来崭新的全球体系的建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发展中国家若能抓住这一机会，就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欧阳星；一审：陈鑫；二审：沈青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相关阅读：

喜欢我，就给我一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