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程远 : 中国政治学的量化研究 | 聚焦年会
2019年12月27日，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在“面向2020的政治学学科发展”对话环节，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季程远老师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与学术专围绕着“中国政治学量化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进行了演讲。下文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嘉宾简介
季程远，上海交通大学比较政治系助理教授。
年会现场
内容速递
季老师开门见山的指出，自己的报告更多是体会，讨论集中于教育部确定的政治学理论与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个学科专业。
首先，季老师指出中国政治学量化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是非常宏大的命题，他会谈对过去和未来的一些体会。历史进展以师资、教材（著作）和政治学社会调查的进展为线索进行描绘，未来则以当前美国政治学的量化研究强调的内容为基础。
一、历史
（一）师资
季老师认为，师资是量化研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过去未来都将左右政治学量化研究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恢复初期，既有师资匮乏，主要通过其他学科引入、毕业生留校补充师资。正如郭苏建和王中原（2018）指出的，“政治学恢复初期由于研究人才短缺，从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等相关学科引入了大批学者，因而在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带有传统人文学科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色彩，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思辨占主导”。
除此之外，当时盛行的短期讲习班也是加速师资扩充的重要办法。1982 年政治学会联席会议提议仿照社会学举办短期讲习班，复旦大学在当年夏天承办了这一讲习班，为师资培养贡献良多。
事实上，整个社会科学在当时都处于大力补充师资和补课的状态。社会学方面，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史记载，1980年在北京和南开、1981年在北京举行了三次短期讲习班，费孝通扮演重要角色，授课教师为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等国外高校教师和香港社会学华人学者，授课课程包括了社会调查、统计方法、社会经济统计等定量实证分析方法，听众达200余人。经济学方面，《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论》一书绪论记载，1980年夏在颐和园举办了计量经济学讲习班，授课教师包括7位美国教授，“计量经济学之父”、1980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华人经济学者邹至庄、刘遵义、萧政、粟庆雄等参与授课，时间长达40天，听众百余人。由于没有搜集当时政治学开设课程的简况，仅仅从讲习班的比较看，中国政治学的实证量化研究起步慢于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并因为师资结构的强大惯性使得实证量化研究发展缓慢。
部分海归政治学者学成归国以及与国外政治学界的交流，是中国政治学量化研究在初期的推动力。更大规模的补课来自杜克大学牛铭实老师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培训班讲授定量定性研究方法、问卷设计、抽样理论等等实证社会科学方法，2006-2015年连续举办10届，听众达千人。在当时国内各大高校政治学、公共管理缺乏本专业师资开设相关课程的情况下，这一培训班可谓功德无量。本土学者、学生由此快速成长起来。
（二）教材（专著）
关于教材季老师集中于西方译介的政治学专著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书目的进展。
80年代政治学界与来华讲学学者伊斯顿、阿尔蒙德等建立联系后，译介了一批西方政治学著作，很多著作出版年代实际是60年代，虽然在理论上建树颇丰，但研究方法上相对陈旧。包括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1987译介）和《公民文化》（1989）、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1987）、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88）等。之后影响颇大的如上海人民出版社黑色封面“东方编译所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极少涉及定量研究的西方著作。
实际上，政治学量化研究著作被翻译的概率远远不如比较历史等研究著作，同时翻译后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比较历史等研究著作。同时西方中国研究的译介则是“近乡情更怯”的状态。例如，在西方影响力（引用量）巨大的英格尔哈特，2013年以后其著作才被陆续译介。公认的顶尖出版社和顶尖丛书的近作，如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比较政治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关于中国政治的著作无一被译介。客观上使得量化研究的前沿成果和量化研究语言难以影响我们的学科。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译介或著作的研究方法书是政治学量化研究学习者的重要资源，如重庆大学出版社和格致出版社出版的量化方法丛书等。
（三）社会调查的发展
社会调查不是量化研究的全部，但对于政治学、社会学等无法从统计年鉴直接获取数据的学科而言，社会调查采集的数据非常重要。
据唐文方（2016）著作介绍，1987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第一次对城市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涉及了部分政治学学者会关心的议题。1992年的调查首次采用了美国社会综合调查中的一些题目，使得中国社会调查第一次有了与其他社会进行比较的可比性。
更著名的是史天健老师1990年和1996年分别在北京和全国做了大规模社会调查，但由于著作未被译介，影响更多还是在国外的中国研究中。赵宝煦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90年代是国内仅有的推进社会调查的力量，1990年与密歇根大学合作进行了四县调查具有开创意义，此后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等品牌性调查项目的开展为中国的定量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历史数据。但相比其他学科，相关调查研究中心实际上发展艰难。
二、未来
在回顾了中国政治学量化研究的历史之后，季老师讨论了美国政治学量化研究当前强调的一些方面，包括研究的可复制性、研究的因果性、研究的稳健性、研究的理论贡献。这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定量研究应当关注的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可复制性。在研究的可复制性方面，季老师引用哈佛大学加里金（Gary King）教授的论述指出，现代科学大厦建立的基本逻辑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提高，定量研究的可复制性就非常重要了，重复既有研究的发现，对任一方面进行提高，就带来了进步。加里金教授推动建立的Harvard Dataverse（dataverse.harvard.edu）网站是一个重要平台，政治学最重要的刊物均设立专门文件夹（dataverse）要求被接收的文章上传源代码和数据。而《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的文章需要第三方对源代码和数据的运行，以确保和发表文章结果一致。2014年11月《<社会>编辑部关于促进开源性研究的倡议》将研究的可复制性在国内正式提了出来，但后续并无其他刊物跟进，《社会》也不强制要求作者提供。《社会学研究》近期的一个热点事件也反映出研究的可复制性、透明性是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研究的因果性。美国政治学强调变量之间的因果性，从研究设计到研究方法都非常重视。因果推断（casual inference）课程是美国一众顶尖高校方法课的第二（三）门课，对于研究方法达成了一定共识，包括实验（experiment）、匹配（matching）与加权（weighting）、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回归间断（regression discontinuity）、固定效应（fixed effect）与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等，这些方法的运用在国内政治学量化研究中应当成为发展的方向。
第三，研究的稳健性。为了证明变量关系的确存在，顶尖期刊论文有些甚至有上百页的网络附录以供读者查询。变量关系的确立需要经过重重淬炼才能得到审稿人的认可。
第四，研究的理论贡献。美国的学术论文十分重视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政治学学科类杂志需要政治学的新知识，而非新案例和新数据。他们总是强调清晰的研究问题、既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对于这一研究问题的贡献。
政治学人微信平台将会继续对首届政治学人全国学术年会暨“世界政治的秩序”学术研讨会的其他参会嘉宾的发言报告进行总结和推送，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