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概念史,谁之合理性：三种类型的比较分析

编者按

通过概念史来表达观念史，具有其合理性；而观念史研究也提升思想史的研究层次。本文主要澄清了概念史的三种研究范畴：诺夫乔伊的观念史使概念史成为同一观念单元的历时性表达；科塞勒克的社会史让概念史成为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展示概念、观念与社会的同频变化。概念史的研究并非没有研究方法，本文则区分了观念史、社会史与语词史对概念史的运用，属于对概念史的方法论思考。编辑部特推此文，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身份政治研究，概念史，历史社会学。

概念史研究正成为中国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新议题与新视角,但其用法比较混乱,需要澄清其背后不同的方法论支撑与局限。三种研究范畴涉及概念史研究,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诺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重视人类思想深层次稳定不变的观念单元,使概念史成为不同经典作品对同一观念单元的历时性表达。科塞勒克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概念史就成为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把思想观念纳入社会变迁的同一范畴,在史观、史料、概念选择方面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是语词史的典范,关注重要语词的词义变化,以此展示概念、观念与社会的同频变化。三种概念史类型对深层的观念、表层的语言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各有侧重,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集中关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警惕“语言的牢笼”,思考西方思想与传统观念如何共同塑造现代中国社会。

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单位,概念的创造及其系列组合构成理论、学科与知识体系。任何概念皆有生命,有其创生、演变与更替的历程,形成概念的历史,也推动着理论、学科与知识的变迁。因此,以概念的历史为分析视域、研究对象与方法,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与方法。然而,概念首先是专有名词、专业术语、习惯用语等,然后才是对思想观念的冠名,对社会政治事件的描述、阐释与分析。概念的历史既可以是思想观念史的一部分,又可以作为社会政治史的一部分。概念的历史可以透视特定思想观念领域的历史变迁,也可以窥探社会政治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任何名词、术语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关键的语词一起,形成概念的网络结构或概念体系,其本身既相对独立于内在的观念与外在的事件,又可以把二者关联起来,使概念的历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概念的历史研究指向三种世界范畴,即内在的观念世界、外在的物质世界与自身的语言世界,三种范畴大致分别对应观念实在论、社会实在论与语言实在论的历史维度。其间的差异及不同侧重导致对概念的历史研究出现不同理解与争议焦点。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概念的历史研究,它成为哲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语言学转向”的重要表现。但当代西方有关概念的历史研究很混乱,其方法论定位及其知识论意义问题,在目前中国学术界仍有很大争议,还存在分歧,也还有心存疑虑与积极推进两种不同的心态。本文依据概念史研究的指向性差异,将其划分为观念实在论、社会实在论、语言实在论三种逻辑理路,把汉语界近年来诸多相关概念史的经验研究视之为三种历史表达方式,比较其间的经典案例及其研究方法,并在方法论层面寻找各自的学理依据。本文的目的是具体澄清几种概念史之间的学理分化与误解根源,进一步理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语言学转向”方面的当前限制与未来空间。

一、作为观念史的表达

概念与观念的关联密切,二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树叶与树根,根深才能叶茂,而树叶可以反映根系的发达。观念深埋在地表之下,其扎根越深,越不受地表环境的影响,而概念是在地表以上的可视部分,接受阳光雨露,但更多接受根部的滋养。同时,任何观念都通过丰富含义的语词来命名,并且是通过阐释概念的内涵来反映观念的内在特征及其变迁方向。二者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康德的“直观”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在康德看来,概念与思维一样同时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上。在内容上,人只能通过概念来思维,形成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因而“直观与概念构成了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这样,概念必然有其对应的直观,缺乏概念表达的直观无法形成知识。在形式上,概念是外界事物呈现在人的心灵中并化约为可视的语言介质。没有概念的符号形式对思维的表达,思维只能是想象,也无法转换为思想和知识。这意味着概念之于观念是不可或缺的。观念史,不分学科领域,勿论是否重视其历史语境和言说条件,都不得不诉诸概念的特定历史过程来表达,概念史因此获得表达观念史的工具性意义。

谈及观念史,无不提到诺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在他看来,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是人类思想深层次、较稳定的连续性存在,构成为人们反思与思维的基本要素。因此,观念史把观念以及观念群视为稳定的分析单位,根据充实性、连续性、理由充足性等思维原则,历时性地考察在人类思想史上特定的“观念单元”产生及其“存在巨链”的演变。这些观念或者观念群并非独立存在,不按国别地区来划分,也不局限于思辨的哲学领域。相反,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渗透于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并且成为各种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共同的深层基础。只有把复合的理论、思想和知识分解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才能最终确定最简单的、最稳定的“观念单元”。尽管如此,“观念单元”不得不诉诸特定的普遍性概念来表达,在观念与概念之间寻找到一种逻辑关联,通过概念之间的事实联系来阐释并落实观念的存在。但是,在诺夫乔伊看来,任何概念都是模糊的,不能准确对应单一的观念单元。正是这种语义表达和语词运用的概念模糊性,推动着特定时期思想运动和观念学说的发展变迁,并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信仰、价值标准与语言符号,激发大众的热情,成为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酵母。

通过概念史来表达观念史,具有其合理性。一方面,观念史研究把哲学史拓展到宗教史、文化史、科学史,并且把各领域深层次的观念持续关联起来,另一方面,观念史研究也提升思想史的研究层次,不局限于特定时空中特定思想家的具体思想,而是在普遍意义上把各种思想家所涉及的相同观念链接在一起,从而把思想家视为特定观念单位的传承与发展。正如观念通过其形式化的概念来表现,概念(concept)等同于观念(conception)一样,观念史不得不通过概念史来表达和呈现。二者在方法论层次的共通性因黑格尔的划分而具有正当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开篇划分“原始的”“反省的”与“哲学的”三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而把超越现时代的“反省”方法又划分为几种:用抽象观念概括普遍历史,关联过去与现在的“实验的历史”、考察历史真实性的“批判的历史”、通向哲学的普遍历史的“局部的历史”。后者如艺术、法律、宗教等专门史是普遍历史的组成部分,都可以用“概念史”来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对康德关于“直观”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增加历史维度,上升到历史哲学来表达概念史与观念史之间的普遍意义。

波考克与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关注近代英国三百年(1500-1800年)的政治观念史,重视政治观念的言说语境。但这在逻辑上与诺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一脉相承,并进一步在政治领域拓展。与诺夫乔伊在哲学层面的讨论有所不同的是,“剑桥学派”认为作为根系的观念需要思考“土壤”“气候”与“水质”等外部环境的复杂性问题,即观念的历史语境,而不能仅仅关注“观念之根茎”的本身结构性问题。斯金纳关注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及其“伟大作品”,主张“言说即行动”,认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言说者是通过语言来表达与塑造观念、意图和政治争论的立场。文本创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实现言说者个体的政治意图与行动,而言说者的政治意图也为其使用的语词所限制,并受当时的意识形态、表达习惯、语法规则和修辞方法影响。对于他们而言,研究思想家的政治观念与立场争论,必须还原到文本创作过程中的特定历史语境,语境决定语词的生产、文本的创作及其政治意图,因此得名“历史语境主义”。但“剑桥学派”的政治观念史与其他领域的观念史一样,观念与语言是体用关系,观念变迁是研究重心,语词、概念、话语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而混用,均作为受制于历史语境的修辞手法或斗争“武器”。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观念史与概念史之间的体用关系,接下来用几个实例来说明。其一是“代表”的概念史。皮特金的《代表的概念》是以语言的分析哲学为指导,耙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尤其是比较霍布斯、伯克、密尔等思想家的代表观念,区分出形式与实质这两种代表观念的类型、流派与源流,并详细比较各自的表现与运行特征。该著作通过概念的分殊来表达观念的差异,从类型学意义上阐述“代表”观念史,与具体作者、作品及其历史情境没有直接关联。虽然以历史为名义,但却不需要明确的时间意识和原始材料的支撑,目的是展示代表观念史的内在分殊及其特征。其二是“总体性”的概念史。马丁·杰尹(Martin Jay)的《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史,他梳理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著作中对总体性观念的理解与阐释,通过总体性概念来整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差异。概念只是观念的表达方式,而总体性观念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批判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最明显标志。同样,王中江关注“自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产生过程,并比较西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作者自以为从概念史的方式关注“自然”的最初界定与内涵转换,但主要探讨传统与西方两种自然观念如何糅合在一起,汇集成近代中国的新观念。此外,洪涛关注20世纪中国的法治概念,看似梳理百年概念史,实则展示与传统法家思想的观念联系,寻找中国法治观念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事实连续性和超稳定性。

显然,概念是观念的表现与外化,使内在的观念世界获得物质性的载体与形式化的符号,也为概念注入了观念内核而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因此,观念史与概念史之间有着逻辑上与事实上的关联。但是,稳定的观念单元获得哲学的普遍意义,而观念史并不明显受作者、作品及其创作环境的影响,相反,后者是观念单元的影响结果和运用表现。同样,表达观念史的概念史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关注伟大作品。观念史普遍关注伟大思想家的伟大作品,不是重视作品创作的背景,更不重视二流作品或报刊资料。不仅如此,观念史关注文本本身,不是文本的全部,只是关系到特定观念单元的部分文本内容,并对此进行详细阐释。二是比较稳定的观念单元。观念史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几部伟大作品之间的相似观念,把伟大作品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进行跨文本、跨时间与跨空间的普遍化比较。三是非历史的观念史。观念史研究不属于历史研究,充其量停留在史观意义上,不重视史料的收集与考证(但“剑桥学派”除外)。因此,通过概念史来表达的观念史往往出现在哲学领域,其目的是以“概念史”的名义展示特定观念单元在不同时空中的稳定性与变迁。

二、作为社会史的方法

诺夫乔伊界定的观念史研究有两个原则:一是前提假设。观念史的前提假设是观念与行动的二分法,概念作为言说行动的工具,与观念是一种表里关系,并成为内在观念及其历史的表达方式;二是深层观念。并非所有的观念都可以在这种观念史意义上来表达,只有思想深处稳定持久不变的观念单元才进入其观念史的视域范围。比较起来,还有一种概念史是以观念与物质的二分法为前提假设,观念依然是地表以下的根系,而作为树叶的概念却是作为地表以上树干的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部分,因此概念史(“落叶”)成为研究社会政治史的视角与进路。概念史以工具性的定位来展示特定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方向、连续与断裂。这就是德国社会史传统中以科塞勒克为代表的概念史方法。

科塞勒克用概念史方法理解的“社会史”有其独特的含义。一方面,它不同于英国18、19世纪以来的社会史传统,比如麦考莱五卷本的《英国史》关注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市民社会史,如商业、城镇、家庭、大众生活及其心态等领域的变迁过程,或者约翰·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考察社会底层大众的斗争与反抗史。另一方面,它不同于战后欧美兴起的“新社会史”“社会科学史学”或者“历史社会科学”,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概念、统计模型与变量关系,关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历史变迁。

相反,科塞勒克的“社会史”是在“人类学”意义上关注人际关系在社会分层、类型与结构方面的变迁,语言是构成社会并推动其运转的内部要素,而概念的历史研究恰恰可以最低限度地感知人类社会真实的历史变化。任何重大的社会政治行动和经济活动都需要用语言来表达、沟通与传播,语言的实践具体表现为特定的重要概念。因此,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变革可以折射在特定的概念上,而概念的微观语义承载并展示思想观念的变迁,不仅感知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变迁压力,而且洞察到思想观念成为推进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概念变迁本身也是社会整体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之“叶”与社会之“树”构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关联,只有把概念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特定的社会群体如何反思、回应和推动社会变革进程,真实的历史进程才得以阐释、理解与解释。换言之,概念与社会的关系贯穿社会史研究的所有领域,使概念史(“落叶”)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法。当然,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历史变迁不是同步的,不可能同时并连续地反映在概念的历史中,正如并不是所有树叶都同时落下一样。概念可能提前预感到社会政治变迁的进程,或者晚于社会政治史的发生时间,用以反思性地概括历史事件的过程、现象与后果。因此,科塞勒克对概念史方法有史观与史料的双重要求,在此基础上确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选择标准。

其中,在史观上有明确的“元史学”假设。所谓的“元史学”是指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问题,并通过“经验”和“期待”两个范畴来定位当下的现在。如果把现在视为过去的结果,必然强调人的“经验”范畴,通过完整的历史记忆、活动痕迹与充分史料来强化现在与过去的关联。但是,如果把现在视为未来的起点和手段,必然重视人的“期待”范畴,体现为恐惧、渴望、追求、理想等非体验的想象中。两个范畴构成科塞勒克提出“元史学”的两个维度,其依据可以上溯到基督教神学关于末世论与创世论之间的联系,也可在康德的历史哲学中寻找支撑。康德把“历史”分为人类观念合目的性的“普遍历史”(Geschichte)以及描述过去真实发生的“历史学”(Historie),由此确定“先验的观念论”(史观)与“经验的实在论”(史料)相统一的历史认识论原则。当然,在社会平稳时期,人们是在过去的经验中寻找未来的期待,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是连续和统一的,唯有在社会急剧变动时期,人们为了摆脱当下的困境而追求未来更美好的生活,“期待”才脱离过去“经验”的羁绊,拉开与传统的距离,并为当下的社会行动指明方向。“现代”(Neuzeit)作为一个“新时代”(Neu Zeit),就是“期待与经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扩大,并且抛弃此前形成的所有历史经验”。

当然,在社会政治的历史变迁时期,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转型总是存在一个或缓或急的“鞍型期”。尽管马克思的“两个决裂”号召告别传统的社会关系,但过去的传统难以消除,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想象也不可能马上达成共识,更不容易制度化地实现期待。因此,“经验”与“期待”这两个“元史学”维度总是存在重叠、交织、冲突、斗争与断裂的“鞍型期”,只是“期待”范畴越来越占上风,而传统“经验”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在科塞勒克看来,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作为社会史的方法,首先在于确立这个“鞍形期”的范围,并“衡量并探究传统概念与现代认知范畴之间的差异和汇合”。在此史观指导下,科塞勒克主编的《历史的基本概念》根据时间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四个概念选择标准,落实在1750-185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概念”,并通过收集各行业与各领域的语言史料来证明其“经验”与“期待”之间交织的程度、断裂的速率与剧变的方向。该著作主要运用三类资料来源:理论家的系统论述,政治、社会和法律的规范文本,辞典、百科全书、专业手册和职业手册等辞书典籍。每位编者旁征博引,提供来之不易的资料,集中同时代不同种类与风格的语言材料,比较并寻找社会各阶层变迁的结构性状况,反映社会各领域之间连续或断裂的历时性变迁。显然,相较英美观念史而言,德国概念史仍不失据于一手史料的叙事史学,由此才真正作用于社会史的结构变迁。

纵观汉语界诸多相关研究,唯有方维规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一书最符合科塞勒克对概念史方法的规定。作者十几年来关注并引介德国概念史方法,以此研究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兴起与嬗变,严格按照史观与史料的双重要求从事案例研究,虽然该书并没有对理论与方法进行专门的讨论。具体说来,在史观上,它不是关注从古至今连绵的概念语义演变,而是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初的几十年间,即所谓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但“经验”与“期待”共存的“历史过渡期”,也就是“鞍型期”,这正好构成贯穿全书的问题来源与历史假设。在史料上,它收集近代中国各种一手史料,深入解读特定语词背后的历史语义,并具体关注相关讨论的研究性文献;在概念选择上,它不是研究单个概念或观念单元,而是集中在几个明显的“基本概念”集群,表示世界新方位观念的“夷”“洋”“西”“外”,表示身份观念的“文明”“民族”“政党”“知识分子”等整体上反映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结构性转型,所涉及的新概念语义深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每一次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一战等,都无不影响到近代思想观念的转型,并充分反映在概念语义的结构性变化中。因此,该研究是把德国概念史方法运用到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想转型的“样板”,也是把思想观念融入社会政治变迁洪流的典范。通过概念史方法,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无不受制于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并成为推动社会事件发生和历史转型的催化剂。

当然,从科塞勒克对概念史方法的严格规定来看,该著作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没有解决“鞍形期”问题。比如在处理“文明”“政党”等大部分概念时,主要集中在1840-1900年的六十年期间,并且采信王尔敏对中国近代思想过渡期的观点,而在讨论“知识分子”时,时段却集中在20世纪前半期。那么,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转型的“鞍形期”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本身有很大争议,比如张灏认为,1895-1920年代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孙江与黄兴涛把下限推迟到1935年前后,并诉诸“国族”和“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但该书似乎也没有提供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与理据,使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鞍形期”,甚至是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概念选择与历史过渡期的设定。其二,在“经验”与“期待”的“元史学”二维中,其较少讨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消逝部分,取而代之的是讨论重大事件和西学东渐对“期待”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思想观念是如何消逝并被替代的,是否应该在概念语义中反映出来?否则“期待”是否以及如何摆脱“经验”的约束,并引向一个新时代呢?其三,新概念承载新思想与新观念,传统思想似乎在新概念的大浪潮中荡然无存。那么,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深层稳定不变的观念单位是否受此影响,在三千年之大变革中又是如何变迁呢?比如康有为的“天下”观念,似乎并不是随着传统思想而消逝,而是在新文化运动、五四之后甚至当今也依然有市场。同样,康有为的“公民”与“自治”观念至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语义,不同于西学东渐后的新思想。可见,这一关于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可能过于强调传统到现代出现大浪淘沙式的断裂——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观念的结构性冲击,而没有重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深层次观念。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现代中国史,许多传统观念有着连续、坚韧、包容与顽强的生命力,与外来观念相交织,二者时刻处于共存与斗争的过程中。

三、作为语词史的替身

前两种所理解的概念、观念、社会的关系,就像树叶之于树根与树干,是表与里、末与本的关系,概念存在指向性的差异。概念史犹如落在地面上的树叶,观念史与社会史都把概念史当成表征之工具。其实,相对于观念实在论与社会实在论而言,概念还有其自身语言实在论的独特意义。无论是用以表达外在的社会现象及其变化,还是内在精神、心理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变迁,概念首先作为日常习惯用语或专业术语的语词符号,然后才因不同目的而注入不同的语义,并应用于不同的社会语境。换言之,从语言史的意义来说,构成为概念的语词及其历史是真实存在的,而语义与语境都是人为构建的结果。因此,作为语词史的概念史是把重要且关键的语词及其用法本身作为研究实体与考察对象,以词汇与词义为中心来勾连并构建观念世界与社会世界,同时思考观念史与社会史两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概念史的典型表现是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和海伍德的“核心概念”研究。

威廉斯把语言变迁中的词汇视为文化观念的表达和社会现象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到思想与社会的变化。当然,最重要的现代性问题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思想、语言与社会的变迁节奏与转型速率相一致。威廉斯通过五个词汇的词义变化,即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聚焦18世纪后至19世纪前期这一段时期,关注报纸杂志、书籍、书信以及街头小册子,尤其是文学家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政治评论等作品。由此,该时期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新看法、新表述与新理解得以汇合,展示出该时期思想与社会全方位的结构性变化与转型。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对语词史方法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对《牛津大辞典》在不同时期的语词定义与解释进行对照和比较,寻找该时期观念与社会的转型特征。他认为,“关键词”研究不是术语汇编和专业辞典,而是“对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而所选择的词汇及其意义可以集中反映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貌。选择“关键词”有两个标准:在特定社会的历史时期是重要且相关的词;在思想领域是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这意味着,“关键词”成为展示社会与思想的共同介质,并非仅仅某一个层面的表达工具,通过纪录、质询、呈现、比较和分析词汇,追溯复杂语义的创新、转换、限定、塑造、延伸过程,把同时代的思想世界与社会世界关联在一起。

当然,对于威廉斯而言,社会与思想的语词史分析最重要的因素是指涉性与适用性,必然遭遇三种相互关联的表意问题,即语词与概念的复杂关系、语词意义的指涉过程、语言规则与社会规范的关系。其中,在日常生活关系中建构意义,语词被赋予意义之后即为概念,因此,在社会秩序结构以及社会历史过程中,意义与关系的多变性落定到具体概念中,并且是通过语词及其与其他语词的结构性关联以及日常变化,完成语词及其用法、指涉与意义之间的关联,包括创造新词,改变旧词,延伸和转移语词的词义,同时承载思想与社会的变迁。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称之为“历史语义学”,强调词义的来源与变化,重视特定时代的意义、所指既与能指及其与外界事物相延续与断裂,又与社会价值和观念体系相冲突与碰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海伍德用“核心概念”来理解政治学,认为政治学的概念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在经验上为政治家所实践,用来选择政治价值、政治实践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斗争。因此,所选择的概念是价值与事实相混合的政治概念,在本质上充满争议性,在应用上充满斗争性。

显然,“关键词”“核心概念”把语言本身视为研究中心,将隐藏的观念和所反映的社会嵌入其中,而不是竞争性地视之为观念与社会的表达工具。从语言实在论与观念实在论的比较来看,前者假定任何思想观念都是一致的,而且必须诉诸核心语词来表达,特定时代的重要与关键语词可以表达同时代重要的观念与社会现象。但在观念史家看来,人类的思想体系是分层级的,并不是所有思想都是观念,观念只是隐藏在思想底层稳定不变的部分,不一定随表层的思想变迁与现实的社会转型而变动。相反,观念史是研究思想史中那些稳定的观念单元,概念史只是观念史的表达方式,具有不确定性和灵活性,重视对经典作品的再阐释,而不用其他史料的支持。语言实在论与社会实在论比较,二者都假定并落实一个特定的历史转型期,并且确定一系列有代表性意义的“关键词”或“基本概念”。但不同的是,社会实在论的概念史有史观(“经验”与“期待”构成的“元史学”)、史料(穷尽各行业各领域所有一手资料)、概念选择标准(“四化”原则)三方面的系统要求,但语言实在论的概念史并没有如此严格的方法论要求,除了史料方面以辞书、小说、诗歌、报刊等为主之外,并不需要史观的指导和明确的概念选择标准。因此,语言实在论的概念史更为灵活,更容易操作,从而更为流行,重点在于展示重要概念和语词本身,通过词义的变化来揭示观念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

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界很多冠名为观念史与概念史的研究都只是语言实在论的“关键词”研究,最为典型但最具迷惑性的是金观涛与刘青峰的《观念史: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该著作的宗旨是理解当代中国人基本观念的形成,其中,“观念”是相对稳定、普遍的思想碎片,构成作为思想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而“观念史”是“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这似乎与诺夫乔伊界定的观念史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研究观念史,该著作却有其独特的理解,认为是“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其理由恰恰是以上述威廉斯在《关键词》中的观点来支撑,从而把观念实在论与语言实在论二者无差别地衔接,并且用后者来取代观念实在论。因此,该项目是以“观念史”为名,取“关键词”为实,并且是在文献数据库的软件搜索与量化基础上,确定1830-1930年一个世纪为转型期,并寻找影响现代中国观念的高频语词,然后再对词义的历史变迁进行再阐释。显然,这项所谓“观念史”的“关键词”研究完全在实证的基础上来确定关键词和句子,既勿须像诺夫乔伊所界定的观念史那样,区别对待深层的观念与表层的思想,也与科塞勒克的概念史不同,勿须在历史理论层面先设一个历史假设、概念选择依据与标准。

实际上,在史学与社会科学界,大部分冠名为概念史或观念史的相关经验研究都与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观念史》一样,是“关键词”研究,有意无意采用语言实在论的设定,而不是观念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的概念史。当然,在近代中国迅速转型的一个世纪里,思想与社会各领域出现复杂变化,中国近代知识界为了理解变迁而引入或产生大量不同于传统的新名词与新术语,并注入各种词义,形成一种斑驳陆离、不连贯、不系统的语词图景。如今,不同的研究视角、学科背景与史料来源使各种研究概念语义变迁的成果琳琅满目。比如在政治学学科里,郭忠华关注20世纪初期的“国民”语义与20年代前期的“人民”语义,较少采用一手史料,非常宽容二手文献,对少量收集的文献信息进行深刻解读,其目的是微观阐释关键语词的语义,展示背后宏大的观念结构(国家想象)与宏大的革命进程(国家构建)。本人关注从日本明治维新到中国辛亥革命的“国民”语义,虽然充分利用一手史料,但目的也是展示两种不同的国家构建进程与道路。党史研究也开始对关键的概念语词史感兴趣,比如“党指挥枪”“中流砥柱”等表述的兴起、演变与稳定过程,目的都是展示中共在观念与组织上如何扎根于社会与大众。所有这些研究都关注新语词的兴起或旧语词的转化及其词义的变化过程,目的都是从微观的语义阐释切入,旨在寻找宏观变迁的思想和社会政治结构。因此,诸如此类的概念史研究都只能是威廉斯所界定的“关键词”研究,无关乎诺夫乔伊的观念史或科塞勒克的概念史。

四、限制与展望

概念的历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注思想与社会转型的新视角和新议题,但存在观念史、社会史、语词史的不同与侧重点。其中,观念史是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强调思想史深处稳定不变的观念单元,而概念史是作为观念史的表达方式,主要关注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与伟大作品。阐释系列经典思想家在不同文本语境中讨论的相同观念单元,构成为概念史的任务,从中展示深层观念在历史过程的变与不变。社会史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重视处于不同阶层与生活状态中的人群,他们因社会环境变化而招致内心的恐惧、焦虑、渴望、期待等,这些思想和心理的变化反映在特定概念或概念结构的语义变化,由概念的语义变迁来展示人们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观念变化。语词史是以语言实在论为逻辑前提,认为语词符号同时是思想与社会的共同载体,思想与社会的变化同时表现为关键语词及其词义的变化,三者之间是同频同步进行。通过关键词与核心概念的语义变迁,可以展示一个历史时期的观念与社会变化特征。三种实在论及其历史范畴对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概念的历史研究在其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因此,三种概念史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有不同的合理性,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思想世界(包括易变的表层观念与不变的深层观念)、语言世界(概念语词符号)与物质世界(社会政治事件)之间紧密关联,其历史研究的分歧仅在于不同的研究倾向(如图1),也存在不同的研究限制。

无论是在普遍的人类历史上,还是特定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外在的社会政治事件与内在的思想观念之分,而后者往往还可以进一步划分。有些思想观念是受外在事件的影响而形成集体的心理反应,但有一些深层次的思想观念是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属于稳定的心理—观念结构和本然的思维逻辑,一般很难受外界的社会政治事件影响,即观念的力量。正如路易十六哀叹的,是伏尔泰与卢梭毁灭了法国。这就是诺夫乔伊观念史意义,也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一直倡导理念论传统的生命力所在,是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支撑。以这种观念史的概念史来讨论中国问题,往往倾向于“中国中心论”或“中体西用”,强调传统观念的决定性力量。但观念史的问题恰恰过于强调连续性,忽视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不连续性问题,外敌的入侵与内在的社会革命往往带来社会和思想的剧烈变迁。社会史恰恰是彰显社会变迁过程的不连续性及其对思想观念变革的影响。以社会史的概念史来讨论中国问题,一般来说主张“西学东渐”或者“西体中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政治事件都带来思想观念的变迁,并充分反映在概念语义的历史变迁中。

显然,观念史与社会史是两种互补性、对立性的研究志趣,内在的观念变迁与外在的物质变迁之间各持一端。两种志趣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那么,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与文明构成的观念与制度性冲击是全部还是部分,深层还是表层?中国历史在近代转型期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层次上是断裂或连续?现代中国是否可能重新接上传统文明?这是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语词史恰恰立足于思想观念史与社会政治史之间,把思想与社会的变化都反映在词语及其词义的变化中,通过语词的变化来同时展示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同频变迁。然而,仅仅从语言学视角来看待中国思想观念与社会政治的转型,总是有限的,不仅无法立体展示思想观念的层次性,也难以展示思想与社会二者在历史变迁中如何相互作用。同时,制度背后的观念逻辑与观念背后的制度逻辑之间的不一致性,毋宁说许多深层次的传统观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言表,不可名状,很难反映在语言逻辑、语词表达方式变迁以及跨语言实践中。最后,语言学视角往往把人类丰富多变的思想观念与社会关系囚禁在“语言的牢笼”,概念史只能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政治史基础上增加新的角度和方法,但无法增加新的认知,而方法与材料的“文本主义”更是把历史文献仅限于语言的书写文本,悬置了大量非语言的、物质性的历史证据。

当然,区分观念史、社会史与语词史对概念史的不同运用,进而展示各种限制,并不是否认概念史研究的价值,也不是持“方法本位主义”立场。相反,理清几种不同的概念史及其限制,是为了在具体的中国经验研究时更清楚地运用好概念史,避免因方法与视角的混乱而带来更大的认知错乱。实际上,概念之于树叶,观念之于树根,社会之于树干,三者之间紧密关联在“知识之树”的成长中。任何一种概念史在不同层次上侧重或者切入中国思想与社会时,都应该熟知自身的不足以及另外两种的意义,更动态地看待观念与物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无论哪一种概念史,都可以把西方的还给西方,古人的还给古人,现代的还给现代,思考现代中国是如何在西方与传统的两种观念形态、制度形态、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中生长出来的。当然,概念史研究更应该认识到,传统的观念与制度形态并非一去不复返,西方的也并非牢固扎根中国大地,近代中国被拽入现代世界体系,并非不能后来者居上。大历史的变化是缓慢的,但当今世界的大格局却正在迅速变化,世界空间与历史时间构成一个虚拟坐标系,而中国人的观念、语言与社会在其中多层多维的相互交织,构成为现代中国的复调变迁。

责任编辑：欧阳星；一审：赵思方；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学海》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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