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

编者按

当代比较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界正面临着被计量统计及形式模型取向研究主导的方法论危机。比较历史分析致力于对宏大的“第一序列议题”等根本性问题的探讨，被看作是对当前方法论危机的重要回应。针对国内政治学界由于缺乏规范的方法意识而鲜有比较历史分析佳作的现状，文章着眼于其在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最新发展以及在国内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可能运用，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展开了系统介绍，进而丰富正在兴起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

作者简介

黄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当代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由于过分迷信大样本计量统计和形式模型而忽视了许多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研究范式，比较历史分析是部分西方学者对这一方法论危机的重要回应。相对而言，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特别致力于为大规模社会结果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社会科学因果解释。它们不仅关注宏大的历史问题，而且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因果性解释; 不仅运用案例间的比较确定历史问题的因果效应，同时重视案例内的分析探寻背后的因果机制; 不仅热衷于追寻经济社会结果的长历史原因，同时强调历史时序的重要性。尽管国内政治学界一向擅长历史的研究，但由于缺乏规范的方法意识而鲜有比较历史分析的佳作。借助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中国学者不仅可以对本土政治问题开展跨国性的比较，同时可以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繁荣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

一、引言

当代比较政治学面临着严重的方法论危机。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心，美国政治学界已经被计量统计及形式模型取向的研究主导。不仅主要的学术刊物偏好这些研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业训练也围绕这一类型研究所需的方法而设计。尽管它们在表面上确实使比较政治研究获得了更多的“科学性”，但过分的技术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学者们忙于追求各种炫酷的方法，而忽视了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提供有关现实世界的“实质性启迪”。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量方法的适用性，许多根本性重要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政治学研究中“政治”的因素越来越淡。一些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这是一种学科发展的“病态繁荣”: 尽管有越来越多技术上娴熟的成果出现，但它们却并未有效地增加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实质性理解。

作为一种应对策略，西方一部分学者转向了比较历史分析的路径。所谓比较历史分析，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以获取超越特定事件的一般性解释。顾名思义，比较历史分析为两大核心元素所界定: 历史和比较。历史为这一取向的研究提供实证材料，比较则是它们根本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计量统计和形式模型主导的研究，比较历史分析通常考察一些宏大的“第一序列议题”，如资本主义的起源、现代国家的建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民主转型和巩固、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等。这些有关我们身处之时代的根本性问题长久以来为技术导向的研究所忽视。比较历史分析的复兴把这些根本性议题重新带回了我们的讨论，增加了我们对快速变化时代的理解，为比较政治研究带来一股传统而新鲜的气息。正因此，比较历史分析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比较政治学摆脱目前技术主导的方法论困境，重获生机的根本之道。

本文是对当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简要的反思性介绍。实际上，国内学者对于比较历史分析并不陌生。由于特定的学术和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批政治学人的学术成长都或多或少受益于一些经典的比较历史作品，如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萨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及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然而，过去二十年间，西方的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内学术界却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将侧重介绍这一方法在西方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最新发展及挑战，同时，也将简要指出这一方法在国内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可能运用。通过这一反思性介绍，笔者希望有更多国内学者重视比较历史分析，并能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丰富正在兴起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

二、比较历史分析的传统

作为一个专业概念，比较历史分析的正式提出是在詹姆斯·马洪尼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2003 年共同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一书中。该书的出版象征着比较历史分析已经成功将自己建立成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尽管这是很晚近的事情，但是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研究传统在社会科学中的根基却是相当深厚的。在现代社会科学正式出现以前，一些重要的学者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就经常在他们的著作中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现代社会科学出现以后，比较历史的方法被学者们更为系统地利用和发展。回头来看，比较历史分析大体上有过三波研究浪潮。

第一波研究出现在19 世纪中后期。参与这一波的学者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包括: 马克思、恩格斯、托克维尔、韦伯等。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巨变，他们强烈地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描述和分析变化，解释变化的起源。正因如此，第一代研究者关注的通常是十分宏大的问题，特别是围绕资本主义的起源、现代国家的形成及人类社会的命运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代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使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从中获取有关时代大转型的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代社会科学的“元理论”。例如，通过对新大陆和旧大陆的比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活跃的社群生活是美国民主成功的社会基础，而贵族主义残留是阻碍欧洲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系统比较了西欧和非西欧地区的社会文化条件，发现西欧之所以能在近代率先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伦理提倡人的理性计算和现世奋斗。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这些早期的作品至今依然被学者们反复研读，影响着后来者的思考。

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960 ～ 1970 年代。彼时，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革命方兴未艾，统计技术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研究范式上，结构功能主义大行其道，对社会现象简单机械的解释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不满于这些研究的取向，一部分受过良好历史和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包括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等，投身到了比较历史的分析中。在继承第一代研究宏大议题的基础上，第二代研究者通过更加明确的案例比较，试图给出有关政治社会变迁的“中层理论”。例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本被广泛认为是比较历史分析的开创性著作中，摩尔通过比较英、法、美、中、日等国近代政治发展道路，发现各国存在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 议会民主道路、法西斯道路及共产主义道路。在解释各国路径差异时，摩尔特别重视国内阶级关系，尤其是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作用。作为摩尔曾经的学生，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系统比较了18 世纪末的法国革命、20 世纪初的俄国革命以及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基于对这三场革命的比较，斯考切波提出革命的发生并不源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源于特定的结构性条件，即国家的军事失败与特定的国内阶级关系。如马洪尼等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研究的繁荣“把历史带回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地位。

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990 年代以后，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在进一步“科学化”，统计分析和理性选择理论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具有后现代色彩、否认科学价值的诠释主义研究也逐步崛起。正是在这一“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一群年轻的学者寻求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比较历史分析。一个标志性事件，如前所述，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在2003 年的出版。此外，2015 年出版的《比较历史分析的进展》是对这一研究方法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它主要由一批2000 年以后崛起的新生代学者共同完成，系统回顾了比较历史分析最新的成就和挑战。尽管目前为止，第三代研究中还没有出现如《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与《国家与社会革命》一样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经典作品，但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社群已然形成。同时，相比他们的前辈，第三代的研究也呈现了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1) 更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一般是接受了系统的方法训练后转而聚焦到比较历史研究的，因此他们在开展研究时有强烈的方法自觉。(2) 更广泛的研究议题。继承了对宏大问题的关注，年轻一代学者因应时代的变化将一些新的议题纳入研究视野，包括技术变革、族群冲突、性别平等、生态危机等。同时，新一代学者突破传统对欧洲及美国的过分关注，研究的地理空间拓展到了世界各个地区。

总的来看，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传统，比较历史分析在过去三波的发展浪潮中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特别是最新的研究，无论从研究议题的广度或研究方法的规范度来看，都比先前研究有了很大改进。本文以下关注的重点正是比较历史分析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下面的部分将首先介绍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其受到的方法论上的批评。之后，笔者将结合海外最近出版的两项涉及中国的比较历史研究，简要讨论这一方法在本土研究中的可能运用。最后是一个简短的总结。

三、比较历史分析的特点

尽管比较历史分析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但它之所以能够被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广泛接受与最近二十年来学者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一群有着强烈方法论自觉的年轻学者，在总结前人经典作品的基础上，为比较历史分析建构了宽泛但重要的学术框架。这一框架涉及了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特质，包括宏观的研究问题、案例导向的研究以及对时间因素的考量。这一节将逐一来介绍这些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特点，并不时地指出这一取向的研究与其它研究的区别。通过这一部分的讨论，读者可以对“何为比较历史分析”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一）宏观结构的分析

比较历史分析最突出的特点可能就是它对宏观问题的关注。这在整个社会科学强调“专业化”“科学化”的背景下尤其突出。由于大部分宏观历史和社会问题都没有完备的数据，因此技术主导的研究者往往会有意无意避开这些问题。但在比较历史方法的支持者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关心社会当下的微观变化，更要关心社会历史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的转变及其影响。因此，他们不仅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结果，如国家建构、民主转型、不平等的模式等；同时，也试图寻找大规模的解释因素，既包括广泛的政经结构(如阶级关系)，也包括复杂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如宗教)。此外，比较历史分析的宏观视角也反映在它总体性的分析单位上: 多数时候是民族国家，但同时也包括了次级国家、政治性事件，甚至帝国、国际组织等。表2 是对第三波研究中的部分获奖作品的不完全统计: 在2000 ～ 2014 年间获奖的各类比较历史研究中，接近2/3 的作品讨论的是国家形成与崩溃、经济模式与经济发展、民主与民主化等议题，超过80%的作品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可以看出，比较历史分析和宏观结构问题确实存在强烈的“亲近性”。

然而，这种对宏观问题的关注并不只是对历史重大变革的简单梳理，而更多的是对变革背后因果关系的探寻。这是区别比较历史分析和传统历史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的关键。传统的历史研究重视史料的收集、梳理与还原，漠视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则强调对研究环境和对象的“深度理解”。与这些研究不同，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试图给研究的问题提供因果解释。当然，这里有必要强调，比较历史分析学者一般并不宣称自己的发现是普遍化适用的。他们追求的因果解释更多只是“中层理论”——可以很好解释手头案例，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扩展性。例如丹尼尔·齐布莱特研究十九世纪中后期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差异。他的主要研究问题在于: 作为两个统一前历史和社会条件颇为相似的地区，何以德意志最后走向了联邦制而意大利选择了单一制? 基于对两国统一过程的详细考察，齐布莱特提出一个以附属邦国的内部结构为核心的解释框架。尽管这一框架很大程度地挑战我们过去对联邦制起源的认识，但齐布莱特并无意建构一个普适性的联邦主义理论。在结论部分，他只是将自己的发现推广到了欧洲的十多个国家，对于它在欧洲以外的适用性则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二）案例导向的分析

比较历史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案例而展开。作为案例研究的一种特殊类型，比较历史分析通常会整合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分析，是对案例材料的综合性运用。案例间比较，顾名思义，是研究者通过对有限数量案例的比较探寻变量间的因果效应。这里所谓的因果效应应当与大样本研究中的因果效应区别开: 在一般的大样本统计分析中，研究者关注的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程度，即变量A 的单位变化引起变量B 的变化。然而，在比较历史分析中，学者们探寻的因果效应往往是变量间的逻辑关系，即变量A 是变量B 的必要/充分条件。在这一状况下，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通常会遵循密尔的比较原则(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 或在密尔原则基础上发展的一些规范(如最大相似法、最大相异法)。例如，莫尼拉·查莱德对突尼斯、安哥拉和摩洛哥三国妇女地位的研究就很好地结合密尔比较原则。这三个伊斯兰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它们都曾是亲缘本位的部族社会，处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并都曾被法国殖民过。但它们在一个关键变量上不同: 突尼斯在独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而安哥拉和摩洛哥都未能建立这样的体系，传统部族在政治生活中维持很强的影响力。查莱德认为，这一差异是导致三国妇女地位差异的关键: 由于安哥拉和摩洛哥的政府依赖部族的支持，因此它们会保护部族传统中男性主导的结构，女性的权利不受重视；没有传统部族掣肘的突尼斯则能以现代的标准改革家庭法律制度，女性的地位因而大幅度提升。

在开展案例间比较之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通常会留下相当空间给案例内分析。这背后是比较历史分析学者的一个重要关切: 他们不仅要探寻重大社会现象发生的因果效应，同时更关注这一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所谓因果机制是指联结起始条件与最终结果间的一系列因果关联的事件与过程。形象地说，就是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并不仅仅关注变量A 对变量B 的影响，同时他们更希望能够打开变量A 影响变量B 的“黑箱”。为此，比较历史分析需要开展深入的案例内分析，即通过解剖少数几个个案内部的结构和变化，探寻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具体路径。相对案例间比较，案例内分析要求研究者对单个案例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包括该案例的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正因此，研究者一般只会对少数几个案例作深入的分析。例如，在研究不同抗争模式是如何影响东南亚威权政体的国家能力和稳定性时，丹·斯莱特首先总体上分析了七个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情况，并将这七个国家归为三种不同模式: 统治型、分化型以及军事型。在研究的主体部分，斯莱特则着重分析其中三个典型个案: 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通过这三个案例的深度分析，斯莱特为我们厘清了政治和社会抗争对威权政体稳定的不同影响机制:剧烈的社会抗争会促使精英阶层更紧密团结在威权统治者周围，进而增强威权统治者的资源汲取能力，维持威权统治的稳定。缺乏这一威胁，威权统治者无法获得精英阶层的普遍支持，最终导致国家能力不足和统治不稳定。

（三）时间导向的分析

与其他取向研究相比，比较历史分析特别重视时间的因素。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者大多坚信时间过程对于有效理解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果至关重要。一方面，社会科学的问题，无论结果还是原因，都可能是缓慢发展和长期累计的。如保罗·皮尔森所指出的，尽管部分的社会问题是短期原因－短期结果，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是长期原因－短期结果或者长期原因－长期结果(见表4)。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比较历史学者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并关注这些历史因素在长时段内的变迁。例如道格·麦克亚当通过对美国黑人抗争运动的分析就发现，1950 年代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是长期结构性因素的累计，其中至为重要的动力源于1925 ～ 1950 年间美国南部棉花产业的持续衰退。这一衰退削弱了传统反对黑人运动的力量(大量原先依赖棉花经济的黑人生活状况恶化)，同时也增强了黑人群体的组织力量(如黑人教会的扩张、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建立以及黑人入读社区大学等)。类似的，凯思琳·西伦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工人培训制度的研究则将不同国家的差异追溯到十九世纪技术工人和早期的行业工会之间的政治妥协。通过对英、美、德、日四国的比较，西伦发现在传统手工业者和现代产业工人区隔严重的社会(德、日)，工会和雇主并不在职业培训上发生纠纷，而是双方各自发展自己领域内的技能培训制度。相反，在传统手工业和现代产业工人区隔并不明显的社会(英、美)，传统工会试图垄断对技能培训传承的权力以维持它们对劳动市场的控制，而正是传统工会与现代企业的过分竞争造成了职业培训的破碎化。

另一方面是时间顺序。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尽管在很多时候具有偶然性，但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却可能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先前提到的齐布莱特的研究就注意到，在德国建构的过程中，主要发起邦普鲁士最初统一的是具有较高发展程度和治理能力的邦国。普鲁士的领袖们不得不接受联邦制的方案，因为那些发达的邦国强烈要求联邦体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意大利统一的主要发起邦皮埃蒙特最初面对的是一群内部治理混乱的邦国。在这种情况下，皮埃蒙特不可能选择联邦制，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可靠的谈判对象。与时间顺序密切相关且已经被广泛吸纳到比较历史分析中的重要概念是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一种“正向反馈的动态过程，其依据特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果”。路径依赖研究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维维克·基伯的《锁定在原地》。通过比较二战后印度和韩国经济发展的努力，基伯发现政治精英对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在印度是进口替代模式而在韩国是出口主导模式——决定了两国在战后不同的经济绩效。有趣的是，尽管印度的政治精英在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不到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政策的失败并且一度试图挽救，但是他们根本无力彻底将印度转到出口主导的模式。因为彼时进口替代政策已经造就了一群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既包括受益于贸易保护的国内商业精英也包括贸易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者。正是这些结构性阻力的存在，印度失败的经济发展政策维持了二十年之久，直至1980 年代全球兴起新自由主义风潮才改变。

综合来说，比较历史分析是侧重宏观问题和结构、强调案例比较和时间导向的一种研究取向：它不仅关注宏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而且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因果性解释；不仅运用案例间的比较确定历史问题的因果效应，同时重视案例内的分析探寻背后的因果机制；不仅热衷于追寻经济社会结果的长历史原因，同时强调历史时序的重要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特质并不“绝对化”比较历史分析。一方面，由于比较历史分析自身在不断变动和发展；另一方面，不同取向的研究也在不断相互借鉴和融合。因此，我们与其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已经是一种十分定型的研究范式，不如将其视作是一种成长中的、包容的研究取向。

四、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批评

受益于以上的诸多特点，战后比较历史分析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导的学术大环境中逆势发展并不断巩固。相比大样本计量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的长处是探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第一序列”问题，并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因果分析。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比较历史分析也受到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挑战和批评。这一部分将简要陈述这些批评及比较历史研究者的回应，以此提醒读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具体而言，方法论者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依因变量选择案例。在方法论者看来，依因变量选择案例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严重问题。因为研究本身就是要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如果研究者只选择呈现某些因变量值的案例而忽视其他案例则很可能给研究带来选择性偏误，并影响结论的普遍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绝大多数的比较历史研究是小样本分析，因此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斯蒂芬·哈根德的《摆脱边缘》系统比较了数个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战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发现出口主导政策下对劳工势力的压制促使东亚社会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进口替代政策下对劳工控制的缺乏导致了拉美社会长期的经济停滞。然而，根据芭芭拉·格迪斯，这一发现主要是由于案例选择时研究者过分强调东亚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而造成的。通过将其他地区的各类发展中国家纳入分析中，格迪斯发现劳工压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不存在，甚至在东亚其它国家也不明显。显然，依据因变量选择案例严重高估了劳工压制政策的经济效应。

第二，比较对象间虚假的历史相似性。如前所述，比较历史研究本质上建基于“控制比较”的原则——排除在各个案例中不变的因素，而分析变化因素的效应。在这一逻辑下，比较对象必须具有一定的历史相似性，即在大量的控制变量上相似，但在核心解释变量上相异。然而，很多比较历史分析的案例仅是基于合成性概念选择的，被比较对象处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这就容易导致所谓的“虚假的历史相似”——研究的对象仅仅是由于概念的不恰当延展而具有了可比性。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来自美籍华裔学者许田波的《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在该书中，作者比较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并发现两个地区内政权的不同发展策略决定了它们之后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尽管契合西方主流理论，但该书在案例的选择上受到不少批评。例如，作者所谓的春秋时期的中国和近代早期欧洲同属“封建型”社会，在许多学者看来，便仅仅是一种“源于概念泛化产生的伪相似”。考虑到“封建社会”是研究中控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这一质疑动摇了该书结论的可信度。

第三，历史资料使用中的偏误。相比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由于关注历史重大问题而不得不依赖二手历史资料。然而，正是对历史资料的依赖，在许多方法论者看来，影响了数据的质量，导致研究偏误。一方面，比较历史分析中使用的历史材料不可避免地受历史书写者个人态度及观念的影响，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学家笔下有十分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重的，在面对不同观点的历史资料时，研究者本身会偏好契合自己理论预设的那一方观点而有意无意忽视持反对观点的材料。在极端的情况下，研究者只收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数据并将它们强行整合进自己的理论框架中。这两种产生偏误的情况都或多或少存在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中，即使那些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也很难避免。例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就被不少学者批评在分析英国案例时过分依赖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的研究。相比其他英国史的研究者，托尼更加强调资产阶级在英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类似的，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分析被批评过分强调农民在其中的作用，这种偏误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误读和选择性运用。

总结而言，以上这些批评的核心都指向这样一种担心：小样本研究真的能获得可靠的发现并促进理论的进步吗? 遵奉大样本计量研究的学者，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科学性”——在样本选择、比较过程及经验材料的运用上——是持相当怀疑态度的。即使这些批评最近以来也受到了许多比较历史研究者的反驳，但是它们至少提醒具有学术追求的研究者不断完善其作品，尽可能减少作品的不足。令人欣慰的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比较历史分析呈现了与其他研究取向融合的新趋势。不少研究，在保留小样本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分析的前提下，也视研究需要广泛运用各类最新的研究技术，包括回归分析、质性比较分析及地理信息系统等。从这个角度看，比较历史分析，如马洪尼等指出的，可能成为不同取向研究的一个“调节者”，促进不同研究相互借鉴和融合。而这之所以可能又与比较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特质有关：让问题决定方法，而不是依方法选择问题。

五、对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展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要素及特点，下面谈谈这一方法在本土研究中的可能运用。尽管由于方法训练的不足，规范的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学术界十分缺乏，但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在本土研究中具有很大潜力。一方面，中国政治学界由于特定的学科发展背景，长期以来就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趋向。历史分析对于中国本土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相对欧美学者的一种“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长期、剧烈的大变革，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对这些宏观、复杂问题的检视恰恰是比较历史分析的强项。

有鉴于此，笔者这里将简要介绍两部海外学术界最近出版的涉及中国的比较历史作品。以它们为例，笔者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比较历史分析在中国本土研究中的可能运用。第一部是何文凯的《通往现代财政国家的道路》(下称“何著”)。这项凝结了作者十多年思考的研究因为在方法和实质议题上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2014 年度的巴林顿·摩尔奖。该书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在近代早期建立现代的财政制度，而有些国家却不能? 作者的分析主要基于三个历史案例：1642 年至1752 年的英格兰、1868 年至1895 年的日本以及1851 年至1911 年的中国。这几个案例之所以具有可比性是因为在初始阶段它们都具备了发展现代财政国家的必要条件：繁荣的工商经济、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以及长期的财政困难。然而即便这样，只有前两个案例成功建立了现代财政国家，而后一个案例没有实现这一转型。基于对档案资料的分析，作者给出的核心解释是英格兰和日本的现代财政制度是由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的“意外结果”：长期以来，英格兰和日本都过分依赖流动性很强的信用工具。当遭遇信用危机时，两国都有着强烈的动力去统一全国的税制，这进一步增强了它们发行长期债券的能力。相比，在中国的案例中，长期的内战(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阻碍了政府纸币化改革努力，使得长期债券无法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工具，并最终使得清政府避免了大规模的信用危机。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充分的改革动力，清朝执政者错失契机建立英、日一样的“现代财产国家”。

第二部作品是苏戴瑞的《国家之得，劳工之失》(下称“苏著”)。作为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著名学者，这部作品一改她以往只关注中国的风格，系统比较了三个不同国家的案例：20 世纪最后20 年的法国、墨西哥和中国的劳工政策及其福利意义。她的研究问题源于这一观察: 1980 年代以后，法国、墨西哥及中国这三个历史上长期奉行左翼经济政策的国家相继接受自由化的市场变革并加入了跨国性的经济组织。在劳工政策上，三国也放弃了传统的庇护政策而鼓励工人加入市场竞争谋取福利。令人费解的是，在21 世纪初当这一经济转型趋于稳定时，三国工人的福利却出现明显的分野: 法国和墨西哥的工人福利只有微弱的提升，中国却重建了工人福利体系。围绕这一困惑，作者将全书分成了两大部分展开: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突出的是三个案例之间的相似性，包括战后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国家－劳工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尽管在政体形式和发展程度上有差异，这些相似性显示了这三个案例仍然具有“可比性”。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转而关注案例间的差异，即劳工福利政策的分野。通过对各国历史和现实资料的分析，作者发现它们不同的国家－劳工间“依附模式”至为关键:在中国，尽管建有统合性工会网络，但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力不大，工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工人们更多依赖自己独立的行动去抗争。这种没有工会介入的抗争反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促使政府建立了更完整的福利体系。而在法国和墨西哥，由于工会的切实影响，工人的抗争不得不依赖工会的协调。这种相对制度化协调机制，在结果上，弱化了抗争的强度，导致政府更少的福利妥协。

尽管研究的议题很不相同，这两部作品在研究设计上共享了许多优秀研究的相似点: 第一，两部作品都充分自证了研究案例的可比性。如先前讨论的，比较历史分析成败的关键在于所选案例是否具有可比性。何著研究的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其选择的三个案例是以往研究经常涉及的，因此相对容易论证。苏著的情况则复杂些。在一般的认知中，中、法、墨三国在劳工和社会福利问题上都差异甚大，因而作者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论证她选择这些案例的合理性。其作品的论述结构——上半部分讨论相似性、下半部分讨论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考虑。第二，除了在案例间比较外，两部作品均有十分扎实的案例内分析。为了开展深度的案例内分析，研究者必须框定案例的时空条件，并选定各个案例分析的重点，以避免讨论无限度发散。考虑到中、日两个案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近，何著将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这两个案例的深度分析上。相比而言，苏著的三个案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内，因此作者能够在案例内分析时更聚焦于各个案例在关键节点前后的演进。第三，两部作品都广泛地运用了各方面的经验资料。何著的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大量运用中、日历史档案。苏著则由于研究问题相对晚近而能使用不少个人观察和访谈资料。同时，在不同资料冲突时，两位作者都能够很好平衡不同的观点，并将其明确呈现给读者。

从这两项近年来涉及中国的比较历史分析佳作中我们能获得什么启示呢? 笔者认为至少以下两点是清楚的: 一方面，在研究选题上，由于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许多议题适合开展比较历史的研究。这些议题不仅包括经典的现代国家建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福利政策等，同时也包括新兴的全球化影响、环境政策变迁、互联网治理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些议题，如中国革命的国际比较、中国与转型国家的改革路径比较，国内学术界已经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和传承，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呈现有重要影响的比较历史作品。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本土的研究者们急需强化方法论的意识。一项好的比较历史分析需要首先选择合适的比较案例，并在研究中明确论证案例的可比性。可比性分析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 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结构、时空条件等。同时，在开展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深度分析时，要以探索变量间因果关系为根本目的，视需要融合不同的研究技术。由于这些已在上文中详细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六、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是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最新发展的简要介绍。不满于计量分析及形式模型主导的研究，比较历史分析致力于为大规模的社会结果提供有历史深度的社会科学因果解释，其方法论上主要的特点包括: (1) 对宏观问题的关注。比较历史分析热衷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序列”问题，如现代国家的建构、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发生、民主转型和巩固、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等。(2) 案例导向的分析。比较历史分析以探寻因果关系为目标，通过案例间比较确定变量间的因果效应，通过案例内分析发现其因果机制。(3) 对时间因素的重视。比较历史分析认为时间过程对于有效地理解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果至关重要，因而在研究中既关注分析对象的历史性原因，也重视不同因素的时间顺序及其可能的影响。由于始终遵循“让问题决定方法”的原则，比较历史分析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可以促进不同取向的研究相互借鉴和融合。

通过对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最新发展的反思性引介，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这一方法在本土比较政治研究中的运用。过去的一百多年，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的七十多年，中国政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相比大样本计量分析和形式模型，在此变革过程中涌现的大量宏观、结构性问题显然与比较历史分析有更强的“亲近性”。借助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对本土问题开展跨国性的比较，同时可以整合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这些都更可能增进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实质性理解。展望未来，我们本土学者一方面在选题上应当聚焦于在本国重要且具有国际价值的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在方法上也要加强训练，无论是研究设计还是资料运用都应遵循基本的方法论准则。唯如此，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规范、有国际影响力的比较历史佳作，也才有可能建构真正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比较政治学体系。

责任编辑：王智睿 一审：陈鑫 二审：王铮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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