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政治学的两次历史转向：反思与展望
作者简介
释启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治学从来都是一门以历史为基础的学科，但在美国，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却自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日渐侵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学的第一次历史转向在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爆发。凭借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创造的恢弘想象力，历史社会学的开拓者们终结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概念与作品。21世纪初，美国政治学迎来了第二次历史转向，以历史制度主义为代表的定性阵营与定量阵营展开了激烈的知识交锋。新一波历史转向具有更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但能启人心智的成分却越来越少。这是因为，无论采取“科学主义策略”还是“文化主义策略”，第二次历史转向的浪潮都无法有效抵御美国学界长期弥漫的“自然科学诱惑”，而流行的“混合方法”则容易出现本体论层面的根本冲突。面对困境与挑战，历史政治学有望成为重塑政治学历史想象力的可能出路。
政治学从来都是一门以历史为基础的学科。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他那部鸿篇巨著的结尾这样写道：“如果未来世界的人们真的要冲破当下的枷锁，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枷锁的力量。”然而无论是摩尔所处的年代还是今天，历史思维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治学在美国虽形成了制度化的学科建设，但其对历史的敏锐性却日遭偏蚀。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与量化研究使历史沦为可有可无的背景材料，而由实验法与大数据开启的“因果推论革命”（revolution in causal inference）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去历史化的趋势。因此吊诡的是，虽然当下美国政治学拥有庞大的学术队伍、举足轻重的议程设置能力并且把控着学术评价的标准，但他们所能提供的思想贡献却远不如从前了。
面对“去历史化”的整体态势，美国政治学先后兴起了两次历史转向的浪潮。以知识交锋为主线，本文勾勒出了两次浪潮的基本脉络并对此予以反思和展望。在此过程中，笔者进一步回答了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什么在历史转向中诞生的作品整体上能优于结构功能主义与量化研究；为什么第二次历史转向的成就无法与第一次相提并论；为什么那些试图将科学方法与历史材料将结合的“混合方法”存在致命缺陷；以及为什么历史政治学能够成为重塑历史想象力的可能出路。
一、美国政治学的第一次历史转向：历史社会学的边缘革命
在美国，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二战”结束之后，政治学与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随着行为主义逐渐侵蚀学术传统中的历史取向，以“宏大的一般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为特征的系统理论一时风头无两。推崇者将其视作学科繁荣的重要体现，并把它与启蒙时期的政治理论相提并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新政治学”诞生了，“政治系统”替代了“国家”，“功能”替代了“权力”，“结构”替代了“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替代了“民意”。结构功能主义的出现，奠定了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即无历史的、个人主义的、分析性的、去总体化的、实用的、价值中立的经验主义。由此营造的学术环境迫使政治理论与历史脱钩，历史研究同样缺乏政治观念的指引。
当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宣称“形成一个由行为主义统摄所有学科的统一理论的目标已经指日可待”时，主流社会科学的边缘地带却悄然孕育出强大的革命力量。以历史社会学为主体的研究者对结构功能主义信奉的分析模式与理论预设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们强调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历史的复杂性。在与帕森斯主义者激烈的知识交锋中，美国政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出现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在历史转向的滚滚洪流中，涌现出巴林顿·摩尔、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等学术巨擘，他们立足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所创造出的优秀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这些研究的重要影响无需赘述，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历史社会学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种理解认为，历史社会学颠覆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主导地位并迫使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它产生于类似于库恩（Thomas S. Kuhn）所谓“科学革命”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回答只是揭示了部分真相：一方面，历史转向的浪潮的确推动了“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并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概念与作品；但另一方面，库恩的标准虽适用于自然科学，其对社会科学的适用性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范式的确立与兴衰不仅源于其自身的解释力，更可能受到权力结构与国家意图的影响。例如，“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诉求就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很难说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古典主义政治学阶段有明显突破，也很难说如今广受欢迎的量化分析就必然优于传统的比较历史研究。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不同范式间的相互交替，以及各自范式内部的知识积累。
那是否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缺少明确的评价标准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套评价标准其实并不复杂，即能否为重大问题提供恰当的解释。所谓“重大问题”，即鲁尔（James B. Rule）所谓的“第一类问题”（first-order questions），这些问题直接源自社会生活本身反复出现的、一直存在的紧张状态与混乱情势，它们为确定发展进步的重要评价标准提供了可能。所谓“恰当的解释”，则体现了将科学的本质视作“解题”活动的观点：好的理论并非基于既有认识论框架内的有效辩护，而在于能够消除含混性、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式微绝非源于方法层面的缺陷，而是它所立足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无法就重大问题提供恰当解释。相反，历史社会学在这两方面展现出了更大的优势。
首先，历史转向的浪潮带领研究者重新关注经典社会分析的本质特征，即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在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统统变成“一系列相对稳定和规范化的社会或具有相对持久的规范的系统”。他们虽强调结构，但却是一种非历史性的静态结构，所有国家都可以按照这套结构运行。相反，历史社会学却是在历史情境中找回结构，结构包括但不限于“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结构性要素中，他们尤其关注阶级在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政体变迁、世界体系、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而摩尔等人对革命的推崇，依附论者对第三世界与底层民众的同情，更是为第一次历史转向烙下了鲜明的左派印记。如果说社会结构是理解现实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那么阶级就是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这种对“根本之根本”的重视，不但解释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结构如何演进，更给人们以知识启迪和政治实践智慧。
立足深层结构，历史转向就可以为理解世界提供一种更为恰当的方式。面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谓经济发展将带来民主民主并有利于社会会秩序的理论神话，亨廷顿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的国家在政治上可能仍然是动荡的。与现代化理论的盲目乐观截然相反，亨廷顿笔下的发展中国家充斥着政权更迭、暴力革命和社会冲突为表现的“政治衰朽”。与此类似，奥唐奈通过对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多元化与民主政治的到来，高水平的现代化在南美反而带来了“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政体。更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历史维度与深层结构的研究具有强大的预测力与生命力：官僚威权主义理论成功预测了智利、危地马拉等国家的政体变迁，而亨廷顿对“普力夺社会”的描述依旧适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历史转向所引发的持久争论，有力地推动了知识积累（knowledge accumulation）。结构功能主义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会按照一个由西方经验抽象出来的系统运行，进而提供了数量繁多却有悖于第三世界基本现实的“知识”，结果是他们既没有扩宽既有的知识边界，也鲜有为后世留下知识遗产。相反，历史转向中诞生的作品不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展，而且为之后的知识增长和学术争鸣搭建阶梯。以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找回国家”运动为例，它一方面提供了有别于时下盛行的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国家观，从而提出了“国家能力”与“国家自主性”等重要概念，并将历史转向的浪潮推向高峰；另一方面，当国家中心主义走向极端时，不少学者开始对相关理论进行反思，进而在国家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力量以及政府与商业集团之间的联系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争论沿着更加详实的实证资料展开，政治学研究得以沿着历史维度更加深入推进。
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衰表明，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一时一刻的影响，而在于更长时段所展现的生命力。如今，诸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伊斯顿（David Easton）等曾经赫赫有名的学者只会在学术史研究中偶有出现，他们红极一时的作品也鲜有人问津。但时至今日，我们依旧在读摩尔和亨廷顿，我们依旧能够感受第一次历史转向中那群学术先行者的深刻洞见与无畏勇气。他们站在主流、反对主流并最终成为主流，一批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念和学术作品由此诞生，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局面被彻底改变了。
二、美国政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方法论革命中的知识交锋
当“找回国家”运动如火如荼时，一场更大的变革已不期而至。20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学愈加亲近经济学研究传统，理性选择主义的知识群体不断壮大。他们以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起点，秉持“工具理性”和“经济人”的核心假设，通过形式化、演绎式的理论方法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探索政治问题。而在研究方法上，量化霸权逐渐形成。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间，定量研究在全美7个顶尖刊物中的比例达65%，尤其《美国政治学评论》高达80%。在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历史导向的研究几乎在美国政治学顶尖期刊上销声匿迹。1994年出版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更加昭示了定量传统的野心。该书的作者们虽强调“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但他们所提供的思路在本质却是“在统一标准下定量研究对定性研究的征服”。
“方法论革命”对历史情境的忽视最终招致强烈的“反向运动”。2000年10月，一封以“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为名的匿名邮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呼吁政治学研究应该回归现实生活，批评美国政治学主流学者仅仅关注“可怜的博弈论者”和“失败的经济学家”所建立形式模型和数学模型，而极大忽视了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田野调查等更为多元的传统。这一倡议顿时从者如云，美国政治学会也于2003年推出了《政治学观察》以推动多元的视角与方法。以“改革先生”事件为导火索，美国政治学开启了它的第二次历史转向。
“时间性”是第二次历史转向的核心关切，它为研究者确立了历史分析的坐标：转向历史不能等同于运用叙述或编撰历史证据，“历史”并非意味着“研究往事”，也不是“搜寻例证性材料”，亦不是“产生更多的案例的场所”，而是构成了事情如何在社会世界中发生的理论主张的基础。历史不再被单纯看作理论检验或演绎模型的数据来源，而成为构成特定因果关系的根本动力，并衍生出了时机、时序、历史关节点、路径依赖等时间性分析工具。当被赋予了更加多样且明晰的方法论特性，历史就得以呈现出“时段”（period）、“联结点”（conjuncture）、“时机”（timing）以及“变迁”（change over time）等多种面向，研究者也得以通过“形态学”（morphological）、变量导向的（variable-centered）或遗传学的（genetic）的路径游走于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
历史制度主义是第二次历史转向的主力军。从最近出版的《牛津历史制度主义手册》中不难看出，这一流派已经辐射到比较政治、本国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一方面，历史制度主义扩宽了知识边界，使诸如“欧洲民主化”等经典议题重新焕发活力。例如，有学者认为欧洲的民主并非是单一的整体性制度，而是形成于不同时间的多种制度相互叠加冲突的结果，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保守党。只有保守党在大众参与到来之前实现了强大的制度化与组织建设，即传统势力可以确保自身地位时，他们才能允许大众民主的到来并维持民主制度的运行。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更新了传统知识。以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的相关理论为例，历史转向中的研究者们为“战争制造国家”提供了新的洞见：在拉美，“有限战争”的模式、弱的中央政府以及外向型经济的结合使后殖民国家并没有遵循“战争制造国家”的经典道路；在非洲，二战后形成的国家并非战争的产物，土地资源充足、人口密度较低且不宜居住的环境使得非洲与欧洲在国家形成与发展模式上有着天壤之别；在东南亚，国内冲突对国家能力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强烈的冲突威胁到府官员、中产阶级、商业精英与社区精英面对威胁时，他们就会通过所谓的“保护契约”（protection pact）实现联合，这种联合决定了日后的国家能力与威权韧性。这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修正并扩充了原有理论，同时也为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国家建设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不独于比较政治，历史转向的风潮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内政治的研究。众所周知，国内政治是美国政治学诸领域中量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秉持定性方法与历史路径的学者不到这个群体总数的十分之一。但近十几年来，一批美国政治的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强调现实世界的动态演进并采取一种更加结构化、关联性的视角去看待现实问题。这些改变，有赖于“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简称APD）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他们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延伸，因此自然而然地担负起“找回制度”的主力军。历史思维赋予了国内政治研究的比较维度，同时促使学者们重拾那些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根本议题。例如，针对美国急剧上升的不平等，有学者惊奇地发现这一重大问题居然没有引起美国政治学界的足够重视，有限的作品也很少关注政策背后美国政治格局的长期转变。基于更为深刻的观察视角，研究者为美国日益严峻的不平等提供了一种历史性与结构性的解释：“赢者通吃”的政治模式使美国成为了资本控制的角力场，资本利益集团极大改变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结构并使之向最高收入群体倾斜。
我们知道，学术要么是提供知识贡献，要么是提供思想贡献。第二次历史转向丰富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也提供了不少新颖的概念与令人信服的理论。然而从最近的发展趋势来看，新一波的历史转向并不顺利。尤其是相较于第一次历史转向，当前学者的历史想象力已然相形见绌，他们失去了颠覆既有学科体系的雄心壮志，同时无法提供与前辈们相提并论的智识贡献。这些困境的出现，与研究者在历史转向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有着密切联系。
三、历史转向中的两种策略及反思
政治学研究者具体应当如何进行历史分析？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在围绕《国家与社会革命》的争论中便初现端倪。斯考切波自信地认为，以求同法和求异法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完全可以“在偶然性中分析历史中的因果规律”，而批评者则认为这种“实验性时间”在逻辑上存在极大的争议，《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成功源于作者对复杂历史进程所做出细致阐述。当不同的学者对历史分析的操作技艺发生分歧时，曾引领第一次历史转向浪潮并作为“整体性社会科学”历史社会学便不复存在了。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将严谨的因果推论引入历史分析，进而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历史的复杂性以及细节描述，从而偏向了人文传统。从当下学科划分来看，前者主要聚集于政治学阵营，而后者主要聚集于社会学阵营。
受到“文化转向”（culture turn）与“语言转向”（linguistic trun）的影响，那些偏爱人文传统的学者试图用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来对抗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路径，他们立足微观视角与过程细节以剖析文化、情感是如何影响组织行为与历史演进。这股潮流虽主要流行与社会学内部，但笔者依旧需要说明的是，“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应该避免过于亲近文化主义传统。这是因为：其一，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实现清晰的因果解释，“假若什么都是文化，没有什么不是文化，一个无所不包的总体解释反而意味着它也难以解释任何东西”；其二，对历史的“深描”会引导学者们选择“解读”（interpretation）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但会偏离社会科学的脉络，同时抓住的可能仅仅是现实世界中一些不重要的侧面乃至假象；其三，“文化转向”会使学者偏离对重大议题的关注，正如“第三波”历史社会学所展现的那样，当研究对象逐渐远离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当阶级、国家、政党逐渐为文化、情感、习惯所替代，研究者便很难就研究议题提供根本性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将视野转向区别于“文化传统”的“科学传统”。在当代美国政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中，秉持科学传统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与主流范式截然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宣称科学方法并非只有定量研究一种。方法论之争的二十余年间，已有不少学者立足案例研究、概念分析、过程追踪、集合理论等方面展现了定性研究的独特性所在。如今，“定性与多元方法分会”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学会中规模最大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涉及学科发展与共同体建设的努力都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基于历史解释的研究缺乏区分不同类型的原因以及评估因果重要性的可行方案。例如摩尔可以娴熟地使用了比较历史与阶级分析的方法为后世留下经典之作，但如此浑然天成的境界只有那些高水平学术大家才能完成。明确的方法论关怀则可以为创造经典之作提供“捷径”，例如以博士论文荣获“摩尔奖”的埃特曼（Thomas Ertman）就得益于他使用了路径依赖、时间序列等分析工具，从而使庞杂的历史分析显得井井有条。
然而，历史分析的科学传统同样出现了不少问题。因过于介入方法论之争，不少忙于向“科学”靠拢的定性研究者走向了“为方法而方法”的死胡同，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界存在一大批专门研究方法论的学者。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社会科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复杂的科学模式，而在于对价值观和权力进行丰富的且具有反思性的分析。当历史分析完全沦为一种程式化的“技艺”，那么历史主义最为宝贵的品质也就丧失了。接下来，我们以当下定性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将贝叶斯分析（bayesian analysis）纳入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的为例，重新审视一篇国内的既有研究，看一下历史转向中的“极端科学派”是如何走向“精致的平庸”。
在回答“是谁引领了民主进程”时，经典理论（H）认为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产物。由于这一假设十分流行，因此我们将其P（H）=0.9，而该假设为假的概率P（~H）=0.1。然而，有研究通过对历史的细致观察发现了这样一项关键证据（K）：19 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发生了规模浩大的宪章运动，工人提出要求取得参政权，此举受到了激烈的阶级冲突甚至镇压。如果假设H为真，则K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因为若资产阶级实现了民主，那么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既不应该再出现要求民主的呼声，也不应出现镇压民主诉求的行为，因此P（K/H）=0.02；但若假设H为假，则K事件既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那么我们假设P（K/~H）=0.4。这样一来，根据贝叶斯公式，若事件K为真则假设H成立的概率P（H/K）=P（H）P（K/H）/P（H）P（K/H）+P（~H）P（K/~H）=0.3。这样一来，假设的可信度从0.9降到了0.3，事件K成为了破除民主神话的关键证据。
以上做法展现了贝叶斯公式是如何通过关键证据的引入以降低经典理论的可信度，或许作者本人都很难想象自己的研究可以被包装的如此“科学”。然而，这样的研究却不免有舍本求末之嫌。毕竟，从事历史分析的政治学研究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是如何“科学地”将历史材料与理论对话，而是如何在浩若烟海的史料中发掘信息并有效地组织材料。在笔者看来，“历史想象力”而非精致的因果推论才是比较历史研究者最应珍重的品质，它驱使学者去关注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并时刻保持对历史最大程度的尊重。这种“历史想象力”在第一代历史转向中的学者那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以《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为例，作者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历史敏锐以及对自身理论的疑虑，这种敏锐与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引入其它历史与政治因素以图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相。然而，新一代的比较历史研究者却不得不面对两难的困境：如果不彰显方法上的独特性，他们就很难在当下美国政治学的大环境中立足；但若一味追逐科学方法，规范的学科意识反而会丧失对历史的敏锐与尊重。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摩尔的追随者们虽然在方法层面日臻成熟，但不免学究气日浓。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读罢时下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如马奥尼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发展》与泽布莱特的《保守党与欧洲民主的诞生》——我们依旧觉得它们似乎缺少了那么一丝启迪人心智的成分。
四、重思历史转向中的本体论问题
当代美国政治学弥漫着对科学方法的崇拜，其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科学本身就建立在于借鉴自然科学而非历史科学，由此产生的范式排除了对现代世界汇总历史结构的注意，也排除了对维持这些结构的权力关系的注意。如果说美国政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中出现的“方法论崇拜”会折损其固有优势，那么另一种来自科学的诱惑则会将历史转向引入歧途。21世纪之后，一股同样号称“找回历史”的学术浪潮兴起了。在这场涉及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浪潮中，一些学者试图用抽象概念和单一框架解释人类历史的整体变迁，另一些学者则将各类前沿的方法运用于历史分析。由于第一种路径所倡导的“通过一般性理论与模型解释历史”已受到了许多批评，因此笔者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路径。该路径的主要推动者来自于理性选择、定量研究以及计算社会科学等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群体，具体做法包括通过历史自然实验识别因果关系、将统计分析或形式模型与案例研究相结合以及对史料进行数据化处理等等。虽然形式各异，但他们初衷都是类似的，即让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研究变得更为“科学”，同时为充满数字与公式学术作品增添一丝历史气息。
这些流行的做法吸引了不少学者尤其是年轻学子的青睐，他们认定不同方法的融合代表着“找回历史”的精髓。然而，笔者对此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认为该路径可能在“找回历史”的口号中彻底泯灭研究者对历史的敏锐与尊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方法之间的融合是需要以相同的本体论预设为前提的。如果缺少这个前提，研究方法之间就会存在根本性冲突。而当下几乎所有混合研究策略，都无一例外地将历史仅仅视作背景材料。接下来，笔者将通过三对本体论层面的矛盾关系以展现混合方法（mixed method）存在的致命缺陷。
（一）规则律vs机制论
立足因果解释的研究者首先面临何谓“因果”（causation）的问题。在休谟（David Hume）以降的实证主义传统看来，构成世界的最终本源是可以直接知觉的经验事件或感官对象，因此判断事件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关键在于前行事件与后起事件之间是否具有“经常联结”或“规律性序列”的关系。这种被后人称之为“规则律”（regularity）的因果观认为，探索因果关系即发掘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恒常联系，在实现因果效力方面永远是实验法优于大样本统计优于案例比较。然而，以巴斯卡（Roy Bhaskar）为代表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则为“因果”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批评了实证主义者以认识论的范畴去完成本体论的任务，进而提出了一种“分层”的本体论主张。其中，“机制”（mechanism）构成了“事物起作用的方式”，事物本身存在各种机制，事物之间也存在各种机制，探寻真实层面的各种机制则成为了科学研究者的主要任务。由于研究者需要评估到底是哪些因果机制更为重要，因此案例间的比较变得不可或缺。很显然，许多从事历史分析与案例研究的学者都是基于这种本体论预设从事具体研究的。
本体论上差异使流行的混合方法变得不那么可行：在“以大样本统计分析为主并辅之以单个或多个案例深入调查”的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中，如果研究者假设两种方法都是实现因果推论的手段且具有相等的效力，那么不同方法之间就会存在本体论上的冲突，就像虽然路线A和路线B都能达到终点，但一个人在同一时空内只能选择一条路线；如果假设一种方法只是另一种方法的补充，那么所谓的“混合”策略依旧是单一方法的使用。在实际操作中，“大样本统计无法为研究设计建立起以充分必要性为基础建立因果关系模式”，因此嵌套分析中历史材料与案例分析最终都沦为了量化研究的附庸。
（二）或然论vs决定论
如何看待特定案例与理论预期之间的关系？或然论（probabilism）认为现实世界充满着随机性，原因与结果之间只是体现了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在个案中并不必然成立。因此在可信区间内，与理论预期不符的少数案例并不会削弱理论的因果效力。相反，决定论（determinism）则认为现实世界是确定的，“任何情况都存在一个确定性的未来”。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能够理解世界的全部或者揭示所有的因果进程，而是说偶然事件的出现仅仅是因为理论或模型存在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论并不排斥认识论上的或然论，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但是我们理解因果关系的程度取决于所持证据的质量，因此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如果基于各自的本体论主张，特定的研究方法均可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例如，结构主义传统和理性选择传统均认为地主阶级是民主的巨大阻碍，然而菲律宾却表明强大的地主阶级与自由民主政体可以共存。面对这一现象，秉持或然论的学者会将菲律宾视作一个“异常值”（ourlier），之前的理论并不会受此影响；而对秉持决定论的研究者来说，菲律宾所展现的情况意味着既有理论存在缺陷，研究者应该对理论加以修正，通过提出诸如“封建制民主”等新概念以丰富知识体系并加深我们对复杂世界的认知。但在混合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如何权衡这些与理论预期不相符的案例呢？正如混合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到底是哪种方法实现了因果推论，它同样无法让一个案例既是理论许可范围之内的“异常值”，又是颠覆既有理论“关键证据”——简而言之，混合方法的使用出现了一些“既符合理论又破坏理论”的案例。
（三）还原论vs涌现论
20世纪中后期，美国兴起的理性选择主义宣称政治学应该和经济学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抽象模型、同样的思维方式以及同样的分析方法。该流派所秉持的“经济人”假设体现了一种“还原论”的本体论主张，即所有的宏观现象都存在微观基础，这种观点在宏观现象的构成以及结构-行为人的关系等方面拥有巨大的话语权。然而，“涌现”（emergence）的观点却认为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水分子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氢离子和氧离子，水可以灭火，但氧气却可以助燃而氢气可能引发爆炸。正如工人阶级并非是所有工人个体的集合，许多从事历史分析的研究者声称，社会行动者不应该被视作原子化的个体，而应该被视作被嵌入到社会与文化结构中的关系实体。
混合方法中还原论与涌现论的本体论冲突可能并不像前面所提的两对那么明显，但二者之间张力依然在“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等路径中出现。该路径强调将理性选择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并得到了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和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重量级学者的推崇。但在近二十年来，分析性叙述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在实际分析中，研究者所面临的特定行为人往往时而为“理性人”时而又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免动摇了理性选择主义者的信心。如此一来，理性选择主义非但未能充分利用历史分析与比较方法的优势，反而还存在着破坏自身独有解释力的风险。
以上三对矛盾共同表明，不同本体论预设下的研究方法无法实现真正的统合，盲目推行混合方法会导致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脱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试图统合“科学性”与“历史性”美好希冀，最终的结果反而是双重落空。即便如荣获2019年度“摩尔奖”的《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也因混合方法的使用而削弱了自身的解释力——全书非但没有在案例分析的环节充分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及其动态演进，同时还让占据全书整整三章篇幅的回归分析有一种浅尝辄止、画蛇添足的感觉。这让作者在前言中声称“向年轻一代学者展示关注宏观历史的承诺尚未用尽”的愿景流为幻影，同时为比较历史研究的前景增添了一分暗淡。
结语：重塑政治学的历史想象力
回顾美国政治学的两次历史转向，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政治学需要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提供实质性启示，如果说学界谋生需要的是迎合最为流行的理论、方法与议题，那么如果要成为重要的学者则需要立足根本的问题并够提供原创性观；其二，实证研究同样需要哲学基础，只有在本来论层面重新思考实证主义传统的因果解释，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比较历史研究所面临种种挑战，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之上。
如果说美国政治学的第二次历史转向的浪潮不尽如人意，那么近年来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能成为重塑历史想象力的出路。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政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这一特质使该传统无需借助“科学转向”抑或是“文化转向”以强调历史的作用，并决定了历史政治学不仅具有学术功能，同时具备政治功能，也就是能够对治国理政有直接助益的实践品格。鉴于历史政治学独特的本体论预设，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新兴学术领域抱有期待。当历史政治学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新一波历史转向的前景将一片光明，历史政治学的开拓者与追随者必能在描绘世界轮廓的变动节奏中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
责任编辑：班允博 一审：王智睿 二审：陈鑫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8期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