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明冲突论”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论,但它却预见性地绘制了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这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大谜团,因为社会科学旨在解释经验而非预言未来。亨廷顿本人的回答是因为他建构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即文明范式。文明关系形成于古老的过去,影响着当下,塑造着未来,因而文明范式经典地体现着历史政治学的时间进程概念;在时间进程中,财富权力的转移带动了作为文明表现形式的政治思潮,政治思潮直接刺激着古老的文明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事实上是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这可以看作是传统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升级学科。不同学科的不同范式,意味着研究路径甚至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一、引言：“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亨廷顿是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国外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很多观点,大家都能够信手拈来,对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称《文明的冲突》)中所做的很多判断更是耳熟能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正认识了亨廷顿的思想贡献。《文明的冲突》几乎精准地绘制出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问题来了:亨廷顿为什么能准确地预测了世界政治走向?要知道,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过去,即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发现理论,很少有人敢预言未来,即使预言了,也如同中彩票一样不靠谱。但是,《文明的冲突》确实绘制了21世纪头20年的世界政治路线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1997年写给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亨廷顿这样自问自答:“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经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这是一种不同于长期以来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亨廷顿的这段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它意味着,“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替代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当然,文明范式只是一种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沃列斯坦的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则是另一种影响巨大的思维框架。
“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其实就是世界政治学科问题,《文明的冲突》是世界政治学科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一个范本。思想进步应该是基于学科规范上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没有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思想争论,很多时候是没有头绪的,不会给人明确的方向感。因此,本文主要是发掘亨廷顿的学科建设贡献,梳理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是如何形成的。细读文本可以发现,在方法论上,亨廷顿秉承的是典型的时间进程之维,即,关键时刻形成的重大事件(诸如文明)具有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理解当下和未来的世界秩序需要在历史连续性的时间进程中寻找,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连续性存在;在时间进程中,历史不但给人们观念上的启示即分析问题的情景性,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性存在乃至实践。在学科范畴上,这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之维。本文将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发掘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及其学科意义。
二、观察世界政治的文明范式
在抛出替代性的文明范式之前,亨廷顿首先梳理了几种流行的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以论述为什么不存在“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否则就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了,并阐述了文明冲突的内涵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一）观察世界政治走向的范式之争
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了。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世界向何处去?亨廷顿指出,需要新的观察范式以厘清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在亨廷顿看来,理论或范式会歪曲或模糊一些事物,但是,如果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但是,具有竞争性的、相对有效的范式必须具有以下功能: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对于亨廷顿来说,建立范式是为了预测,而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范式具有战略规划功能,即:世界政治向何处去?美国怎么办?对于未来走向的“预测”,亨廷顿信心满满,范式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
根据亨廷顿的总结,冷战之后,不同的范式给出了不同的图景。第一种看法,也是最有影响的,便是“历史终结论”。1989年,敏锐而大胆的福山一鸣惊人:历史终结了,人类已经发现了最终的也是最好的制度模式——美国式代议制民主,全世界都要走向美国的政治制度。大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大狂欢。围绕“历史终结论”而出现了一系列“家族概念”:“软权力”,即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有吸引力;“民主和平论”,即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越和平;“自由制度主义”,即一种名义上“相互依存”但实质上是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支点的国际制度在“接触中改变”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都是大胜利之后的“理论大狂欢”,持这一理论者无不认为将出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因此,他们致力于改造其他国家为美式民主——哪怕以战争手段。这就是冷战后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战略设计,其理论范式可以与自由制度主义关联起来。
第二种看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出现了“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这是发达与不发达、穷国与富国或者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没有现实性意义,它们是现实,但不会改变世界秩序的走向,因为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手段,文化的非西方其实是无所不包的概念,非西方不会团结起来。
第三种看法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实力政治”依然是各国政治的出发点,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当时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流行就是明证。在亨廷顿看来,现实主义不能用以深入理解国家行为。国家固然要根据权力去界定利益,但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如果出于均势考虑,40年代末欧洲国家应该与苏联而不是美国联手,但是欧洲国家看到来自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也就是说,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总之,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观察冷战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无助于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在否定了上述图景后,亨廷顿明确提出了“文明范式”: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认为威胁不太可能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文明、文化的不同类型很多,果真如此,世界岂不是要回到原始部落状态?作为战略家,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设计师的亨廷顿,“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秉承他一贯一针见血的文风,指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其中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拓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二）为什么不存在“普世价值”?
坚信了“文明的冲突”,在理论上必须首先清理大胜利带来的大狂欢式观念——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指“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在亨廷顿看来,“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又不深刻的事情”。
存在“普世价值”吗?其实,早在《国家间政治》中,摩根索就直言所谓的普世主义就是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即,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论述成普世主义的。亨廷顿关于普世主义的看法与摩根索如出一辙,认为“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宣扬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是错误的、不道德的,而且还是危险的。
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这种假设根本不是事实,亨廷顿在该书的一开始论证说,公正、善良等价值固然是全人类都追求的,但这些价值本身不构成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或者说公正、善良等道德层面的价值不会当作政治价值去推广而引发人类的政治斗争;苏联的失败也只是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即苏联模式出了问题,这种政治思潮之外还有其他思潮,诸如那些试图改变人们观念和信仰的宗教。全球化看上去让大家说着同样的话语,甚至连中东地区的年轻人也在喝可乐吃汉堡包,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不是“巨无霸”汉堡包(Magna Mac)而是“大宪章”(Magna Carta)。更重要的事实是,通讯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不是生活方式和信仰的一体化,而是刺激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和“上帝的报复”(指宗教复兴)更有助于反西方。这就是亨廷顿看到的多元文明的现实性图景。
之所以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假设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这必然是帝国主义的政治逻辑。文化的传播依赖权力的扩大,英国和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地位都在先后撤退,倘若重新鼓吹普世主义,那就意味着非西方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为此只能助长了西方的霸权。
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普世主义事实上的帝国主义性质,即扩张性侵略性,可能会导致核心国家之间,也就是重大文明间的战争,进而导致西方的失败。因此,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亨廷顿列举了八大要素所共同构成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竭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
西方文明是独特的,那么为什么要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呢?亨廷顿明确指出,“普世主义”不过是西方权力扩张的帝国主义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做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做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为什么存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当苏联的挑战结束之后,“文明的冲突”何在?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威胁者”乃至“挑战者”何在?结果发现,挑战这个体系的力量来自该体系形成之前,即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就是说,在亨廷顿那里,现行的世界秩序具有大历史的连续性,是“时间进程”的产物。
具体而言,现代化导致的不平等刺激了文化身份的认同,结果导致怨恨心理,民主化加剧了怨恨,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冲突”。“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国家或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限。”这个观察意味着,基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文明的冲突”,其实内蕴着当下流行的身份政治、认同政治等概念。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像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断层线冲突”不但发生在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也发生在一国之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论述中体现了这一点。而他在最后一本书《谁是美国人》中,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
这种文明冲突的样式也体现在现实中。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的挑战不足为道,重要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根本性挑战。四分之一世纪后,亨廷顿的战略思想变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公然提出美国要对中国准备一场“文明的冲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说,国务院正在以“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较量”的想法为依据,制定对华策略。斯金纳说,过去的大国冲突,包括美苏冷战,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内部较量”,而与中国之间是美国首次面对“非高加索人”的超级强国竞争。以种族主义思维来制定对外政策,必然会引发轩然大波。其实,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初,笔者就断言,以“文明的冲突”为旗帜而动员西方国家对付一个300年来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大国家,将是其必然选择,因为“对于‘白人优越论者’而言,除非中国不再是中国人的中国,除非中国不再是儒家文明的中国,除非中国和过去一样陷于贫穷落后状态,否则,中国的发展必然被视为根本性威胁,中美之间必然存在‘文明的冲突’”。
三、时间进程中的文明范式
冷战结束,意味着苏联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挑战的结束,但是是否就意味着“历史终结”了呢?难道西方就没有新的挑战者乃至替代者了吗?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永恒性,但事实上,在历史长河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段而已。观察历史,要具有大历史观。
《文明的冲突》旨在捍卫500年来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西方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而非思想、价值和宗教的优越而取得胜利,到1914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84%。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就是西方传统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西方从1450年前后开始兴起,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西方兴起的根本标志则是宗教文化冲突让位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个体系中,起初也是一片混沌,直到18世纪初英国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获得霸权地位,直至1900年之前,其中只有一次霸权挑战者,即拿破仑战争。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秩序的转换时期,英国衰落了,美国还不愿意出头,因此呈现多极世界,这才有了两次世界大战,分别都是德国人所挑战的英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二战之后,文化的亲缘关系,使得英国和美国和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美国治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开始。但是,出现了新的挑战者,那就是一方面有着东正教文明基础,另一方面信仰共产主义的苏联。冷战时期与此前世界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法国人拿破仑的挑战,还是德国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挑战,都不是旨在改变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只是谁来领导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只是不满英国人的长期主导。但是,冷战是由于出现了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的替代者,要将一个自由帝国主义体系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体系所替代。
苏联的替代性挑战失败了。然而,美国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永恒存在吗?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多文明的世界不再简单地从属于西方人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自一战就开始衰落了,打败了挑战者并没有阻止其衰落。刺激其衰落的力量来自公元1500年之前的世界政治。
我们知道,冷战掩盖、压制了此前混沌的世界结构,但是被压制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并没有永远消失,因此,冷战甫一结束,各种古老的政治形态就纷纷浮现,其中一个就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千年恩怨。文明的稳定性或者说质性决定了当下世界依然是千年历史的延续,这是亨廷顿的千年历史观。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只不过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亨廷顿还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其实是可以谈判的,二者有共同之处,最终都指向自由,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一个是个体主义的,一个是集体主义的。较之这两种政治思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几乎是不能妥协的。因此,不是像很多西方人认为的那样西方只是与伊斯兰原教旨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是两大宗教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在过去1400年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多少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而彼时在欧洲,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开始兴起。位于相邻地区的两大文明同时兴起,一开始就交恶,亨廷顿详细地梳理了自公元7世纪开始的两大宗教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千年来的“文明的冲突”来自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穆斯林是政教合一,而基督教是政教分离,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的冲突性,“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是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到了20世纪末,一系列因素混合在一起,又加剧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然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尚未胜利,历史也就没有终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至少面临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还有更大的忧虑,正如他说的,“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才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根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定位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呢?这不得不从200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说起。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中,大国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但“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亨廷顿看来,“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亨廷顿还是一个“修昔底德主义者”,认为历史上的大国在经济增长之后都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国也同样如此。
如果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则是内外一体化的天下体系。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变的安全观。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中国,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中国控制而自治。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最终要恢复“东亚霸权”地位,而美国则是冷战之后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其霸权在东亚表现为“离岸平衡手”。美国当然不会自动退出东亚,不会自动退出东亚的美国当然视中国的崛起为最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基督教文明核心国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
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如果只看近代以来的500年的历史,西方兴起了,虽然有不同的挑战者,但总体上维持了以基督教文明为线索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从1000年的大历史看,1450年之前,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受到伊斯兰文明的挑战,而被殖民主义和冷战压制下来的穆斯林则相信“上帝的报复”,它对基督教文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这正是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必须应对的。更重要的是,放在2000年的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古希腊文明湮灭之后经“文艺复兴”而重生,西方文明也不过1400年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东亚一直有一个中国文明儒化而来的等级秩序,这一秩序因西方的到来而中断,但是中国很可能恢复其2000年前就拥有的“东亚霸权”。在西方人看来,2000年秩序不能不对500年秩序构成挑战。
历史观决定了秩序观。时间尺度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决定了,现行的世界秩序既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有因其历史延续性而导致的重大挑战。换句话说,现行秩序不是恒定的,现行秩序必然遭遇来自历史上的众多不同力量的挑战。历史没有终结,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寻求具有忧患意识的新战略,即,美国必须寻找“新敌人”。
四、政治思潮与时间进程中的“文明的冲突”
如前所述,两大文明同时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二者轮流占据上风,但工业革命使得西方文明彻底压制了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但是,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转折点,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外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亨廷顿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形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非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并不排除作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在文化上,“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且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亨廷顿同意布罗代尔的看法,认为现代化或者“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非西方文明的终结,那是极端幼稚的;“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土化运动”,认为现代化所刺激的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其中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亚洲人李光耀、马哈蒂尔则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斯拉夫化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此外,民主化也进一步刺激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因为“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特征”。确实,在北非和大中东地区,选举获胜的政权中很多都具有反美的民族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色彩。
现代化、民主化所刺激的本土化运动,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有人称之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是所有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宗教的复兴?“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全球性宗教复兴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也就是说,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认同,以抵抗“普世主义”带来的心灵的漂泊。第二个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那些长期被两大阵营所压制的民族、宗教情感得以爆发。同时,西方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来填补这个真空。事实上,作为世俗学说的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都遇到了问题,非西方国家的民众“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其实,复兴了的宗教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与国家发展不冲突,那么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它“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的抵制”。
全球复兴中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吗?其实,斯拉夫化和“亚洲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证明,证明自身文化价值的合理性乃至独特性和有益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确实是反西方的,但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现代化)所导致的认同危机而反西方吗?这里,亨廷顿用了一个现代化的“大理论”来解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只有所有的复兴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为什么伊斯兰教直接针对的就是西方文明?“帝国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解释,虽然在谈到“普世主义”的时候,亨廷顿也将之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在解释伊斯兰教反西方的时候,他却有意无意地绕开了“帝国主义”。
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比如现实主义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美国的中东战略,只能用解释事物本质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推翻亲美政权的“伊斯兰革命”推动了政治伊斯兰的复兴,冷战后,不再顾及苏联威胁的美国大力搞起“推广民主计划”,发动了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彻底激活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在其叙事中,事实上也间接地承认,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两大文明的对抗。“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被看成伊拉克与西方之间的战争,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与)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
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借他人之口,亨廷顿指明了复兴的伊斯兰教反西方文明的直接原因,那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发的仇恨情绪,作为“大理论”的现代化的解释只有间接的相关性。亨廷顿的叙事在逻辑上意味着,所谓即将发生的“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延续性的判断,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在冷战后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海湾战争是通向“文明的冲突”的“过渡战争”,冷战的结束让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更加肆无忌惮,从而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一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决。2001年的“9·11事件”、第二次海湾战争、“阿拉伯之春”以及与ISIS的战争,都是典型的“文明的冲突”。
五、财富权力转移与时间进程中的世界秩序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理解的历史和现实,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而儒家文明与此不同。在宗教性质上,儒家文明是包容性的,事实上它不是一家文明,而是多家文明的混合体,不但儒释道浑然一体,即使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首先都是一个“儒民”。如此包容的儒家文明怎么会和基督教文明冲突呢?这里,不再是宗教之间的性质问题,而是地位问题,亨廷顿想到的是谁将对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苏联解体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而伊斯兰文明虽然与基督教文明有着严重冲突,但伊斯兰文明中没有“核心国家”,下信奉部落,上信奉超国家的哈里发,缺少中间层次的“国家”,因而也无力与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对抗。但是,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替代性力量,因而构成了21世纪美国的战略威胁。
理解了这一点,认为中美关系冲突的根本源自政治制度差异,是没有理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他们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美国国民性危机”,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说到底,亨廷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其信奉的是19世纪一度很流行的“白人优越论”——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威胁到300年来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可谓“虽远必诛”。看不到这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要么是表面化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那么,亨廷顿是如何看到儒家文明的威胁的呢?亨廷顿主张“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东亚模式”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亚洲价值观”和“国学热”,说明了“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他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成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现在亚洲人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确实,伴随着全球性的“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亚洲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普世价值的替代性概念——“亚洲价值观”。亚洲的自我肯定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将在世界事务上越来越强有力。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颓废的西方文明。第三,尽管“亚洲是文明的大杂烩”,但存在重要的共性,诸如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非个人主义、有限的民主。第四,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该从中学习而自我更新。结果,“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
在全球性本土化宗教复兴的浪潮中,伴随着“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中国也没有落伍。在亨廷顿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经济增长改变心态,“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确实,从20世纪80代开始,中国官方开始肯定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时至今日,“国学热”势不可挡,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执政党明确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体量和规模问题。亨廷顿反复强调中国的规模问题,“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之说来自李光耀,亨廷顿引用1994年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做出反应”,到那时,“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年(1995-2015)以上,根据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的各国GDP数据,2010年,美国/中国=2.46,美国/日本=2.62,美国/德国=4.37;2016年,美国/中国=1.66,美国/日本=3.76,美国/德国=5.35。只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并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超越,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则越来越大。显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直接秩序的变革,都远远超出了亨廷顿当年的设想。亨廷顿设想的是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的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影响的若干领域和方式。他当初绝对想不到中国的作用会超出东亚范围。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的中国,不但倡议设立了“亚投行”“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种逻辑下,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简单地归咎于中国权力的伸张性。这完全没有理解当初亨廷顿为什么要写《文明的冲突》,完全不理解亨廷顿所代表的美国右翼白人“优势下的恐惧”。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该怎么办呢?一方面,亨廷顿正确地指出,“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征”,“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另一方面,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区域大国地位,“确保南部边界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在此“守势”的基础上,保护西方文明的衰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西方之间的分歧。
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性有待评估,但在21世纪,美国和欧洲似乎并没有停止对其他文明体事务的干预,更不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而大搞“北约东扩”,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南部边境安全。这些完全违背了亨廷顿所倡导的“避免原则”,依然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主义作法。这种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文明的冲突”。
六、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学
仅仅从《文明的冲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似乎能够归纳出亨廷顿世界政治理论的核心特征。毫无疑问,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论,正如结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制度主义者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世界秩序(即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问题。对于乐观主义者如福山等人而言,历史终结了,美国已经胜利了,美国不用再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前途担忧。对于亨廷顿这样的战略家而言,历史不仅没有终结,现存的世界秩序正受到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即中国的长远的替代性挑战。应该说,亨廷顿要比其他人的认识能力高出一筹。亨廷顿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从其世界政治理论的角度找原因。
（一）世界秩序的时间性
这个发现意味着,第一,现存的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永恒的,而是动态的、处于变革中的。这标志着历史非但没有终结,还可能会有历史的新纪元。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三个时间周期的世界秩序:500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体系、公元1世纪至2000年来的东亚体系。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而不同的历史观产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如果以2000年为时间尺度,儒家文明体是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下来的核心文明,中国文明体的衰落也只发生在1840-1949年的一百年间。正因为如此,具有大历史观的亨廷顿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其他文明的威胁虽然直接但不会动摇根本。当然,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看到“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又会得出什么样的判断?不得而知。
（二）政治思潮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
这是亨廷顿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最关键部分。“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分析范式即文明范式,而这里的“文明”是什么呢?虽然最根本的包括宗教、语言等,但显性的文明则是直接影响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政治思潮,诸如冷战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这就是说,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不能不研究政治思潮及其对世界的“建构”,否则就很难深刻理解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治史。为此,笔者将政治思潮视为观察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第二层面的或者说深层次的政治思潮就是宗教民族主义。亨廷顿将伊斯兰教定位为宗教民族主义,其特征和第一个层面的政治思潮一样。亨廷顿这样分析,“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诸如重新制定伊斯兰法以代替西方法律,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规定伊斯兰教的社会行为规范如妇女必须蒙面,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控制了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亨廷顿的结论是,“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的僵化和腐朽的体制的反应;都提倡回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机的中产阶级有吸引力。……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政治的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正因为亨廷顿准确地把握到伊斯兰教的政治思潮性质,所以他才敢断定,中东地区的威权统治转型之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什么自由主义民主,而是伊斯兰政权。很多西方人认为代替威权统治的必然是西式民主,这是由于他们没能认识到西式民主之外还有影响更大的伊斯兰教。
如果说前现代的政治思潮是宗教,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潮是意识形态,那么冷战结束以来的政治思潮则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合流。而在笔者看来,“宗教民族主义”是这种合流的最好象征。另外,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之间,比如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尽管有冲突,有重大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双方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并都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宗教之间很难对话。这个残酷的现实已经到来,“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具有宗教底色的政治思潮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更具有冲突性、对抗性和极端性。
（三）政治经济关系诱发或激活了政治思潮
世俗化的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作为政治思潮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又是怎么来的?由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流行和“帝国主义论”的淡化,很多中国学者已经不习惯运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读美国的对外政策。但是,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而言,美国扶持以色列、打压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策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因此,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激活了伊斯兰复兴运动,间接原因才是所谓的现代化中的不平等导致的所谓的身份认同。至于“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尤其是中国“国学热”的兴起,当然也是因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自信。也就是说,政治思潮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但是,流行的研究可能只是停留在梳理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层面,而疏于研究这些关系所造就的影响国际关系的政治思潮。须知,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世界政治走向。
上述三个发现揭示了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逻辑: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即财富权力诱发了政治思潮;政治思潮激活了时间进程中的世界秩序,因而世界秩序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历史连续性的产物;世界政治本质上具有恒定性。这大致是亨廷顿给我们奠定的以文明范式为核心的世界政治学科框架,从国家政治的因素上升到地区政治性质的政治思潮,进而直接影响全球政治的走向,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在世界政治的逻辑下发生的。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世界政治思维框架有其特定的政策意义。第一,就时间性的世界秩序而言,其中包含的假设有:西方文明从1900年就开始衰落,而衰落要经历一个长周期;500年来的世界政治是一个帝国式世界秩序;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是恒定的,因此美国必须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战;美国受到来自中国崛起的替代性挑战。第二,竞争性政治思潮与国家间关系或世界政治走向具有直接的关系,这事实上是文明范式给世界政治研究最重要的启示——虽然亨廷顿本人没有言明这一点。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思潮的角度解释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其中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作用力,正是这些思潮影响乃至塑造着当时的世界政治。因此,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国际关系,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知识增长点。第三,政治经济关系推动了政治思潮的命题意味着,只有那些本质性的理论,比如帝国主义理论,才能认识解释世界真相的政治思潮,“去帝国主义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会让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与政治思潮的形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千万别和伊朗人谈美国对伊朗的现实主义政策,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协定并彻底切断伊朗出口石油渠道,除了用帝国主义理论解释并无他法。从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尤其是美国极力打压中国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难道是现实主义理论而不是帝国主义理论能解释的吗?政治思潮对于理解国家间关系至关重要,而政治思潮的形成和解释又离不开那些本质性的理论。所有这些,对传统的主要基于大国关系的国际关系研究,都是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文明的冲突》堪称从国际关系学转型为世界政治学的典范。
责任编辑：杨明 一审：陈璐迈 二审：陈鑫
文章来源：《学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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