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态势与际遇——基于“政治学人”平台学术转载情况的分析

编者按

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恢复重建40年来，无论在学术产出还是学术质量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之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繁荣中国学术理论，回应人类发展的深刻挑战。在本期专栏，政治学人团队成员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三篇学术文章，基于对平台转载数据的深入分析，探讨当前政治学界存在的问题与未来趋势，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聊尽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

赵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政治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支撑性学科，政治学核心回应的是国家发展与治理的重要议题。面对时代对中国理论的迫切需要，需要对政治学发展的基本学术态势进行分析。文章以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平台学术转载的基本情况为基础，对当前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规范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史及制度史等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减少，而比较政治学、基层政治学和量化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正在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政治学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认为需要从发展政治学理论、找回行政学、强化中国政治研究优势等方面实现政治学的守正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是时代的学问，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将政治学认为是人类最高的学问，因为政治学始终在回答人类如何才能过得上善的公共生活这一话题。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学始终在回答关于权力、责任、自由、权利、秩序、法治、民主等一系列重要的现代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这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学问。各个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土壤不同，需要回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也不完全相同。从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那些领先于时代的国家都在不同的时期成为政治学理论最重要的输出者，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欧洲，再到启蒙运动后英法等国家，也包括当今在政治学发展中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美国。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复兴，以解释中国为起点的政治学理论也必然要张开双臂与世界对话，为世界政治学发展贡献新智慧。

政治学的研究可能是一种科学化的规律，也可能是逻辑化的学说；可能是一种价值性的道理，亦可能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政治学的学术作品最需要社会生命力，既能够在思想当具有启迪意义，又能够在论证上有理有据；既能够得到行业专家的青睐，也能够向其他学科输出重要知识；既能够得到学术刊物的发表和使用，也能够得到知识界的多数的认可与支持。然而既往对国内政治学发展动态的研究，大多就学术作品本身的发表特征进行分析，缺少对学术作品影响力的关注。并且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角度而言，既有研究大多强调议题而忽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分工。本文核心回应的问题则是，从细分领域来看，当前的政治学研究表现出怎样的态势？其背后突显出哪些挑战？应当如何强化政治学研究的优势？

以新媒体平台为载体，政治学学术作品的网络化传播已经成为获取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并对社会理性理解政治乃至实践者改革创新工作产生积极影响。政治学学术文章不再只是被动停留在数据库中的文献，而能够在更广泛的学术群体中传递学术观点以及理论动向。“政治学人”平台始终致力于国内政治学学术文章的传播与推介，通过及时转载高质量的最新政治学学术研究成果，面向国内外积极传播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动向。因此”政治学人”平台的文章推介具有较强的开放性，面向所有学术期刊发表的政治学专业论文开放，并且不唯职称及学历，严格以稿件质量审定是否转载，这也是对“以发表期刊定论文质量”的一种校正。”政治学人”平台转载后的学术影响力可以通过阅读量和转发量进行量化判断，文章转载引用等加以识别，也可以基于读者留言来评判。本文通过对近3年”政治学人”平台学术文章转载的内容进行深度剖析，总结当前国内政治学研究的若干显著趋势，并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获取更高影响力学术效应，繁荣和发展中国政治学提出路径设想。

二、国内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若干趋势

结合近年来“政治学人”平台的文章推介，从研究领域细分的角度可以清晰洞察出政治学学术发表的一些动向，其背后也反映出学界的知识供给特征。本文总结出当前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若干趋势，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减少。规范政治理论主要指基于逻辑演绎而展开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也就是政治学研究中不宜纳入“政治科学”的部分。规范政治理论既包括政治哲学的部分，也包括一些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的阐释，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权力政治学、政治责任等。规范研究区别于经验研究，核心回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曾是10年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最为活跃、学术成果产出最多的研究领域，但近年来此类研究却开始局限于特定的作者群体。规范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重要学科分支，是向其他学科输入概念和意义的最重要领域，也是增强政治学研究理论深度的最关键领域。近年来的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更多倾向于引介和综述西方理论，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发展仍然缓慢，特别是在规范政治理论研究文章的参考文献选择上，中文文献也不占优势。近年来在规范政治理论方面，仍然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章，如郭忠华教授的《历史·理论·实证：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张贤明教授等的《论责任政治》，张飞岸教授的《自由民主的范式确立与范式危机》，这些文章或对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范式进行讨论，或者寻求规范政治理论研究可能拓展的新空间，或者继续挖掘理论背后的历史与现实逻辑。但总体来看，在规范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迎来了“降温潮”，特别是在青年政治学人群体中专门从事规范政治理论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

政治思想及制度史研究减少。这一领域也可以作为广义的规范政治理论来界定，另辟段落阐释主要是强调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性。政治思想史及制度史是当前政治学研究诸多重要议题、诸多关键性价值与概念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治学理论面向数千年人类政治文明获取经验积淀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国内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制度史研究不仅在学术成果上急剧收缩，专业研究人员的规模也持续收缩，特别是专注于该领域研究的青年学人更是少之又少。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作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在政治学学科中边缘化趋势明显。从”政治学人”平台数据的反馈看，思想史及制度史类的研究得到的关注量亦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的政治学研究确有忽视历史基因的取向。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对于探索我国治理现代化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传承中华政治文明也具有积极作用，以这种意义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研究力度和广度显然是不够的。对于理解现代政治文明，深度诠释政治价值与政治思想方面，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仍然有众多议题需要展开，而当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思想家和议题都比较集中，仍有更多可以开展的空间。本领域影响较大的文章多为中国制度史的研究，如徐勇教授的《“郡县制”“封建制”的历史纠缠与斗争——以关系叠加为视角》，闾小波教授的《保育式政体——试论帝制中国的政体形态》以及董江爱教授的《清代基层政治生态的变迁逻辑及启示——基于官、绅、民利益博弈的视角》，三篇论文都是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分析并阐释中国古代制度的逻辑，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现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也提出了新的视角，有一种“从历史中找灵感”的意味。政治学者的制度史研究更侧重于宏观逻辑和理论解释，而历史学研究中则在史料考据及论证分析方面相对更为充分，这实际上说明政治学领域的思想史、制度史研究本身具有独特的学术气质。基于历史视野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进路，这既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比较政治学的扩展。比较政治学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知识增长点，由于比较政治学以方法论作为领域划分依据，因此很多政治学的研究都可以以比较的名义嵌入其中。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产生较多关注的文章主要围绕着比较民主化、比较政党等议题，而且大多都源自于青年学者，如曾庆捷副教授的《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汪仲启副教授的《民主发展的逻辑：身份解放与机制建设——基于对英、法、中三国的比较研究》，冉昊副教授的《民主制度与腐败：基于差异化民主国家的比较分析》。从当前的期刊发表情况来看，国内比较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仍然以国别政治为主，而且大多还是在进行经验分析，理论贡献力仍显不足，真正能基于跨国比较而推进理论发展的研究依旧缺乏。并且当前我国学界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也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导致了比较政治在研究政治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上能力不足。与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论或研究进路讨论的热潮相比，国内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扎实的实证方面表现遇冷。特别是运用跨国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或扎实的田野资料进行论证分析的研究作品较少。而一些较多运用科学量化比较方法进行的研究又多见于比较公共治理。

基层政治研究的扩展。基层政治已经成为政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场域，无论是在农村政治研究还是在城市政治研究方面，这都已经成为当前的政治学知识增长点。因为质性研究需要探究因果机制，所以获取高质量的经验材料就显得更为重要。基层政治研究在走近现场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产出了较多具有较高传播度的学术论文，如倪星教授等的《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彭勃教授等的《折叠型治理及其展开：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吕德文教授的《属地管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于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经验分析》、吴晓林教授的《城市商品房社区的冲突与精细化治理：一个以业主行为为中心的考察》。基层政治研究尽管议题和案例都日益丰富，但是越趋近于基层，政治学研究便于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公共管理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界限越发模糊，从而很容易转换为包罗万象的治理研究。另一方面就是越是接近于基层，研究也就越碎片，这也导致了基于基层经验的实证研究在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仍然不足。

政治学量化研究的扩展。整体而言，西方政治学界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在议题拓展和理论积累方面表现迟滞。当前国内政治学界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在量化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特别是在英文期刊中发表了较高质量的量化政治学研究论文，这使得量化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传统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形成了挑战。国内期刊中较高质量的量化研究，如马得勇教授等人的《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李辉教授等人的《腐败的两幅面孔：基于7000个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的描述分析》，季程远助理教授等人的《反腐败与政治信任：结构偏好与规模偏好的影响差异》。这些研究在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方面表现突出，也因此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但是国内期刊中量化政治学研究仍旧两极分化严重，高质量的研究作品仍旧匮乏，反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大量充斥。较多量化研究在可复制性上较差，仅以简单的相关关系作为推理因果的支撑而缺乏深入的理论演绎。更重要的是国内政治学界有较多专门精于方法论而缺乏政治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议题与政治学相去甚远，更使得这些研究很难有对政治学的理论贡献。

三、 政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而目前的学界现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滞后于社会实践发展，无法充分满足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迫切理论需要。学术界已有学者提出“遭遇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陷入了理论供给不足的窘境，调适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成为迫切的议题。”从”政治学人”的平台的文章推介来看，中国政治学在繁荣背后也的确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于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世界动向，也源自于快速变革的政治实践与创新；既来自于建构本土政治学理论的迫切需要，也来自于与世界政治学研究者对话的愿望。总体来看，可以将这些挑战归为如下方面：

一是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足。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最核心的就是“一论两史”，即政治学原理及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但当前在学术发表上看，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期刊学术议题中的弱势领域。当前基础理论类文章的发表难度越来越大，从事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很多被迫转型。学术评价中甚至产生出一种规范研究矮于经验研究的价值取向，非常不利于有志于从事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成长。而缺乏理论深度的政治学研究也正在逐渐丧失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导致很多研究往往疏于对政治学经典理论的阅读，更易丧失政治学专业理论见长的特质和优势，以致于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往往丧失掉了专业性，只有守住政治学理论的阵地，才能寻回政治学学术的繁荣。

二是标准化研究方法消解宏观政治学研究。在政治科学的导向下，越来越侧重于实证的政治学研究不得不转向更易获取资料的中微观研究。由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往往很难在官员政府等群体或组织中获取到一手资料。这使得政治学实证研究必须要转向微观问题，而微观经验又很难与政治学的宏大理论相对接，这导致政治学学者研究的重心和理论有所偏移。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对政治学科学化的要求也影响了中国的新生代政治学者，在缺乏科学方法的有效支撑下，他们往往回避偏向宏观的研究。实际上，宏大叙事不仅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规范的实证研究中往往在于验证而很难产生带有思想性和启蒙性的观点。但是青年政治学人群体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坚持理论训练的人越来越少，由此实证政治学的作品在洞察力和思想性方面难免表现疲软。

三是政治学研究的公共管理化趋势日益严重。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治理议题在政治学领域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期刊篇幅。这导致在治理问题的导向下侧重于中观和宏观理论的政治学，不得不转向对于微观问题的考察。越是微观问题越是易于实证，往往经验材料充分的论文，更容易获得期刊的青睐。而政治学人理论的产出需要扎实的学术积累，在学术产出方面无法与标准化的管理学抗衡，这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放弃坐冷板凳的愿望，转而走向议题更细微、领域更宽泛、边界更模糊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而公共管理学的一大特点是多学科汇聚，最初以政治学为学科背景的公共管理学者大多仍以行政学研究为基本领域，但在学科交叉之中不断学者转向了管理学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抛弃了对政治学与行政学经典议题的理论回应。

四是国内政治学学术议题设置能动性薄弱。国内政治学的学术议题设置主要源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但这些政治发展目标背后是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学术议题。然而，国内政治学在对中国政治研究中面临着学理化的挑战，诸多政治学研究作品直接使用政治性话语，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学术内涵，导致部分研究在政治理论上有积累，但在政治学学术上缺乏贡献。基于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选择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固然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政治学议题的设置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引领性，能够回应国家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政治价值、政治行为，能够进行清晰、全面且具有中国特质的阐述，更显得十分重要。

五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政治学理论有待发展。政治学的恢复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也成为中国政治学者非常重要的知识积累。但当前的政治学研究当中，表现的形式往往是以中国政治经验去证明西方政治理论或反对西方政治理论，而很少对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校正和发展。特别是基于中国经验中去把握中国政治的研究依然不足。从学术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理论对于解释中国经验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也为扎根中国政治研究的政治学人提供了理论深化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取得了巨大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需要能够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概念和话语来更新政治学的理论知识。

四、推进中国政治学守正创新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政治学的生机源于能够对时代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回应。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政治学研究无法依靠“另辟蹊径”或“弯道超车”迎来发展。实际上当前社会学、经济学的众多研究也越来越开始重视政治因素，甚至在研究对象上与政治学也有了高度重合。学科之间的边界表象上在日益模糊，实际上也浇筑成为学科思维和学科理论的竞赛场。加之公共管理学正在对“治理”问题铺开“无微不至”的研究，政治学如何在回应治国理政大问题上找到自己的优势，是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结合”政治学人”平台作品的学界影响力，特别是部分文章推出后的学术互动，本文认为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推进政治学守正创新。

一是大力发展政治学基础理论。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是不断突破学者智力极限的学问，想要发展就不能简单重复。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一重境界是知识与文献的积累，特别对于思想史和制度史的积累，要在“博”与“约”中寻求平衡，既有历史的视野，又有历史的深度。另一方面也要对近30年西方政治学发展中代表性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横向上与世界政治学研究能够进行理论对话。阅读文献是政治学研究的门槛，是硬功夫也是看家本领，政治学人尤其需要重视理论积累。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二重境界是实现理论研究的细分。相比于宏观政治学理论知识的稳定，中观及微观政治学理论的研究需求更是迫切，增强理论解释力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细分研究。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于现代的众多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行为都需要进行专门化的研究，特别是在经验研究基础上不断深化对理论的认识。与此同时，还需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进行再挖掘再阐释。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三重境界是在高度分化中走向高度综合。政治学的研究从来不把目标寄托于对零散知识的拓展，而是从不提供的视角和不同的方面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进行回应。理论细分提供了不同的思维与分析框架，而在不同的视角下又要具备调动整体性知识的能力，在细分与综合互动中不断增强论研究的深度。与此同时，政治学理论也要避免简单庸俗的理论创新，和无根无本的“概念创造”。

二是把行政学研究找回来。一直以来，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引导下，国内不乏有人认为行政学已经与政治学划清界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实际上二分法为了凸显的行政与政治的对等地位，一定程度上缩窄了政治的概念。在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对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中，很难抛开政治谈行政，行政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学科划分中，行政学（或行政管理）被划分在公共管理学科之下，与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二级学科并列，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根本性理论的重要来源。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主张，第一种认为行政学就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公共行政就是公共管理，因此政治学必然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迅猛发展，拥有管理学背景甚至理工科背景的学者也加入到公共管理研究队伍，这使得公共行政研究相对于公共管理变成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第二种主张将公共行政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子领域。并认为以政治学为支撑的行政学研究，在未来都将转向边界模糊、理工科化的公共管理研究。这种取向在研究对象与核心关怀上将很难与典型的“公共问题”搭上关系，沦为一般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甚至还有人认为“治理”研究是属于公共管理的。政治学从未并且也不应当抛弃对中观及微观议题的研究，应当“把行政学找回来”，让行政学在政治学的理论滋养下焕发生机。行政本身就是政治机体的重要活动，不仅行政学的研究是政治学人应当继续参与坚持的，在微观议题的研究上政治学者也要不断拓展自身的理论贡献。

三是深入开掘中国政治研究的优势。中国政治研究是中国政治学人的大本营，但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多出自社会学、经济学，这很值得深刻反思。结合对学术文章影响力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国政治研究若想取得社会科学界的认可，至少需要做到如下四个方面：第一，研究的问题从国情出发，要对国家发展中的政治现象进行规律性的解释。第二，要有经验深度，要依赖于深度的田野调查亦或是可信的一手数据。第三，要有历史的深度，要能够从短期的政治现象中延展出对长周期历史现象的解释，打通政治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第四，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在研究方法、分析方式与论证细致度上与国际接轨，能够在中国本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国际对话。今天的中国政治学在研究质量上无疑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面临回应国家改革与发展重大问题的理论期待，仍然需要青年政治学人表现出更强劲的学术担当。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厚实的理论理解，也需要丰富的生活体验及人生阅历，特别是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科学规范，也需要“通”“透”之感。政治学既带有哲学与思想史等人文学科的特质，需要做冷板凳动真脑筋，学通中西；更具有社会科学重视经验的品格，需要投身田野，在田野中打开思维，在田野中发展理论。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研究而言，我们要在研究核心、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方面有主导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在民族政治学、乡村政治学、城市政治学等领域，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为学者提供了充分的田野，别样的田野就是理论的希望。中国政治研究是衍生有中国特质的政治学理论最重要的领域，需要直面中国问题，在纵向上贯通历史，在横向上关照世界，在横向与纵向的交错思维中，为中国与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与智慧。

为进一步推动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2021年1月将举办“政治学基础理论：坚守与创新”大学问研讨会 | 征稿启事，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与。

责任编辑：赵浴辰  

一审：王智睿   二审：杨明

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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