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接触如何影响民众地方治理评价？——基于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分析

编者按

民众对政府治理的评价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媒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工具，怎样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对民众的政府治理形象感知产生影响？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民众政府观的重塑何以在“媒介——评价”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媒介的接触对民众权利取向政府观塑造起到正向作用，而对地方政府治理评价产生负向作用，权利取向政府观对地方政府治理评价也产生负效应。

作者简介

刘元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媒介接触对民众治理评价的影响已引起高度关注，形成了三种相互论争的主张：“媒介抑郁论”“良性互动论”与“媒介类别论”，然其影响路径的解释仅局限于媒介内容本身，忽视了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基于“2015年度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2015）的数据资料，本文试图深入这一论争背后，分析不同类别的媒介接触对于公众地方治理评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新旧媒介接触均降低了公众的地方治理评价。其中，关键性中介变量为民众的政府观：媒介接触通过推动民众政府观现代化而降低其地方治理评价，进而从民众需求角度增强了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内驱力，凸显了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治理意涵。

一、前言

治理系统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应注重客观性的指标体现，也应注重来自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尤其是民众对于治理状况的主观评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公众的治理评价呢？在已有的研究中，作为政治社会化重要载体的媒介之接触，就是重要的解释路径，众多研究者即依此而直接解释民众的治理评价。然而，在这一解释路径内部却存在严重的分歧，基于媒介的类别与性质之差异，研究者们对媒介功能的大小与方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判断。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此解释路径还受到文化主义的挑战。后者认为，在同样量与质的公共服务面前，政治观念相异的人也可能会给出迥然相左的评价，如持有自我表达价值观者比未持有者更倾向以批判态度来评价政府。但是，媒介接触与政治文化两种解释路径并非简单的竞争关系，因为媒介社会化理论已显示媒介接触能够影响受众的政治观念变化。我们以为，实际上，现有理论分歧可借媒介政治社会化视角的讨论来给予整合性解释，即通过政治观念这一中介因素，而将民众的媒介接触与其地方治理评价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给予更为准确的解释。本文拟借助“2015年度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CSGS2015)的数据资料，系统检验这一观点。

通过OLS模型，我们发现媒介接触情况、民众政府观现代化程度都与地方治理评价呈负相关。作为核心发现，本文利用Bootstrap法验证了民众政府观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一发现有助于完善媒介接触与地方治理之间的解释路径，还有助于我们从媒介报道内容的视角向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拓展，关注媒介接触所引发的公众政治观念转向背后的治理意涵。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媒介接触与治理评价

媒介接触对公众治理评价的影响，学界基于媒介报道内容性质的视角已形成三种代表性观点：“媒介抑郁论”“良性循环论”以及“媒介类别论”。

“媒介抑郁论”认为媒介接触对地方治理评价具有消极影响。Robinson实证分析了当时作为政治资讯新来源的电视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电视为主要政治信息来源的公众呈现出政治效能感低、对政府及政治人物评价消极、政治疏离感强等问题；故将此类现象称之为“电视抑郁论”，并认为此现象的出现与受众教育程度低、电视新闻多为负面报道等问题有关。后续研究亦表明，无线广播的负面报道同样也会导致人们政治评价的降低，依赖互联网获得政治信息的公众，其评价更低。

与前者相左，“良性循环论”认为，媒介接触能够增强公众的政治认知、促进政治参与以及提升政治支持。在原因解释上，Norris引入了政治态度变量，认为它能左右人们对媒介信息的选取：积极公众会选择促进其行动的正面新闻而过滤掉负面信息的影响，这使其更加相信政治过程，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消极公众因其不愿关注政治而易出现对政治信息的免疫，致使正负信息均难产生影响；针对“批判公民”现象，他辩称公众评价降低并非媒介引起的而是治理体系滞后所致，并认为因媒介接触而出现的政治参与增加，将推动治理改革进而提升理性支持。可见，Norris更主要针对“媒介抑郁论”中的政治疏离与政治效能感低的论点而展开辩论，认可媒介在治理良好国家对政治支持的促进作用。

针对以上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应对不同类别媒介的作用进行区别研究，即“媒介类别论”。Becker和Whitney较早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会对受众的政治评价产生不同影响：阅读报纸能够促进公众的政治评价，而电视媒介的作用则与之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电视媒介比报纸更倾向报道负面新闻且其视觉冲击效果强。信源类别不同的影响也存在于网络媒介上：使用新闻网站获取新闻的公众往往比使用社交媒介获取新闻的公众具有较高的政治评价，原因是新闻网站会对新闻进行过滤、驱逐极端观点。

针对我国媒介影响的研究，它们的结论仍限于上述三种论点。陈雪怡和史天健发现我国同样存在“媒介抑郁论”现象，报纸、广播、电视与人们的政治信任呈负相关，即使控制了人口因素与相关变量后依然如此。“良性循环论”亦有支持，唐文方的研究表明使用媒介获取信息的受访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政权支持度、意识形态认可度。更多的研究支持了“媒介类别论”，认为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提升了公众的治理评价而新媒介则具有抑制效应。单独对网络接触的研究，亦证明了它的消极影响。

上述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调查数据而形成的研究结论虽存有分歧，但分析路径相似，普遍从媒介报道内容性质上给出解释且均未讨论中间作用机制。三种主张之争的焦点在于正负面信息报道对治理评价产生何种影响：“媒介抑郁论”强调负面信息的消极影响；“良性循环论”则关注正面信息的积极作用；“媒介类别论”可视为二者调和的结果，认为不同媒介的报道内容存有差别，故影响也不同。现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个基本趋势是，各类媒介报道内容的边界日渐模糊，不同渠道传播的新闻资讯交叉重叠，公众所获取的信息更加全面。此背景下，公众以往基于片面信息获取所作出的治理评价极有可能发生改变。另外，在信息获取方式多元的背景下，无论何种类型的媒介，都面临着报道内容选择的问题：当所报道案例与民众亲身经历有较大差异时，可能会存在错置案例的风险——民众不相信精心挑选的案例，仅从其自身经验做出判断，进而可能会引发宣传回飞镖效应，这是一种宣传报道非但没有达到宣传目的还会出现相反结果的现象。综合这些认识，本文提出假设1和2：

H1：经常使用电视、报纸、新媒介等大众媒介获取政治信息的公众，持有较低的地方治理评价；

H2：互联网使用频率与公众地方治理评价之间呈负相关性。

（二）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

与“媒介抑郁论”“良性循环论”“媒介类别论”等三种观点不同，文化论者的研究表明，民众治理评价受其政治观念的影响。按照麦奎尔的媒介社会化理论，大众传媒可通过两条路径促使人们观念转变：一方面，它通过呈现不同行为的奖惩符号来引导规范和价值；另一方面，它通过描述各个群体的稳定模式，来明晰社会对于特定角色与地位的期待，进而影响人们的观念。鉴此，我们应尝试跳出单纯的媒介内容分析视角，转而关注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把政治观念带入媒介接触与治理评价间关系研究，解析三者关系链条。

媒介接触可以促进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转向。已有研究表明，大众媒介有助于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这意味着公众越发要求政府具备并不断提升民意吸纳能力。媒介接触亦可影响民众对政府回应的认知，理据是：新旧媒介都可增强公众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而外在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政府回应公众预期的认知。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网络媒介创设的公众电子化参与场景，培育了现代公民观念，强化了参与者对责任政府的期待。综上所述，媒介接触可推动民众政府观现代化，即期望一个能促进并有效回应公众参与、更加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政府观的现代化转向可影响民众的地方治理评价。政府观能够影响人们的政策偏好，面对同样的公共服务，偏好不同的人显然会给出不同的评价。有研究表明，持有“大政府”倾向的公众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持有“小政府”倾向的公众则具有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我国政府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是，全能主义政府逐渐过渡到有限政府。强调政府权力有限性的“小政府”取向实为民众政府观现代化转向的一个缩影。质言之，政府观现代化转向可降低民众的地方治理评价。除了权力有限性外，政府观现代化的表征还包括公仆角色、民意导向的公共决策方式等，这些无疑提升了民众对地方治理的期望。较高的治理期望则会降低政府质量感知。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假设3和4。

H3：民众政府观现代化转向降低了其地方治理评价；

H4：民众政府观在媒介接触对民众地方治理评价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使用“2015年度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CSGS2015)的数据资料。该调查由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12大学合作组织并完成，于2015年7月启动，历时5个月，涵盖全国除天津、新疆、青海、西藏、宁夏以外的大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4068个有效样本，有效完成率67%。调查严格按照社会科学规范操作，所获数据具有较高的质量。样本的基本结构见表2。对于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缺失值，本文使用多重插补法插补。

（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1.因变量。当前学界测量治理主要有三种方法，即程序、能力与产出的测量。对于民众而言，治理绩效或许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这也是国内研究多从产出满意度视角检验民众治理评价的重要原因。本文遵循这一测量思路，选取问卷中一组考察民众对于地方治理主要内容满意度的题项作为测量指标。它们包括中小学教育、养老、就业、医疗、住房等5类，每题备选项均采用四分制量表。本文将其取值范围变为0-3并将方向逆转，值越大表示越同意。在分析中，我们将这组调查题项加总，合并为因变量“地方治理评价”。在[0，15]的取值区间内，地方治理评价综合得分为8.829，得分率不到60%。在诸项目的评价情况中，受被访者满意度（包括“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的得分，依次分别为：中小学教育（76.62%），养老（73.87%），医疗（71.68%），住房（70.80%）与就业（56.76%）。该组数据经因子分析可提炼出一个公共因子，方差贡献率为64.25%，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值约等于0.805，显著性小于0.001，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接受。Cronbach's alpha系数值为0.746，说明测量工具的内部稳定性尚可。

2.自变量。媒介接触和民众政府观为两组自变量。麦奎尔在论及大众媒介时，谈及了生活中对人们产生重要影响的几种媒介：书报、广播电视等老媒介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国内关于媒介接触的考察多以此为框架，关注民众信息获取的各类媒介渠道。本研究的题目设置为“B8.下面这些信息渠道中，您日常最主要通过哪一个渠道获取有关政治和政府的信息”，有9个类别备选项，本文对其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因“收看境外电视”“浏览境外互联网”“收听电台/广播”占比均未超过2%，与“个人接触”“其他”合并为“其他途径”；“浏览境内互联网”“阅读手机短信/微博”合并为“新媒介”，“收看境内电视”与“阅读纸质版报纸/杂志”，分别处理为虚拟变量，代表传统媒介。在网络时代，网络亦可作为传统媒介的载体，故重点考察网络接触程度的影响，题目设置为“B4.现代通讯技术让大家可以通过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移动数字设备上网。您经常使用互联网吗”。原题有9个定序备选项，本文将“0-3”合并为“每天至少一次”，并调整方向，重新赋值为“0-5”。

民众政府观，“是指人们基于特定的价值观，对政府的起源、目的、作用、职能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据此，其概念可从组建方式、政府角色、政府权力以及决策方式等方面测量。问卷在决策方式、政府角色、组建方式上的共同提问是“您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下两段话，您更同意哪一种说法”，备选项分别是“D8.1.政府认为怎么做对人们最有利就应该怎么做；2.政府决策应该完全遵循人民意见”“D9.1.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应该替我们做决定；2.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应该由人们告诉政府要做什么”“D11.1.政府领导人应该根据他们的品格和能力任命，不一定要经过选举；2.政府领导人应由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选出”。政府权力测量题项为“F19J.您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还是非常不同意：当国家面临困难时，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困难的情况可以不必理会法律”，“非常同意”“同意”合并为“同意”，代表权力无限论；“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合并为“不同意”，代表权力有限论。

四组测量题项的潜在类别分析（LCA）模型拟合情况如表1所示。在LMR与BLRT显著性上，存在2类、3类、4类三种划分模型；从小到大排序，3类划分AIC排第二位、BIC与aBIC排第一位；4类划分中AIC最小，但存在一个类别概率为0的现象。综合各类信息，本文将民众政府观划分为3个类别，Entropy为0.670，提示分类错误概率在10%～20%之间。三个类别的外显特征分别为：民意主导型决策、公仆角色、有限权力、民选政府；官员主导性型决策、父母式角色、有限权力、民选政府；民意主导型决策、公仆角色、无限权力、民选政府；依次命名为权利取向政府观、软家长制政府观、民粹取向政府观。

3.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家庭收支平衡状况、家庭社会地位主观感知等为控制变量。户籍变量在分析中侧重比较城乡差异，故将“无户籍者”处理为缺失值（占比仅为0.37%）。家庭收支平衡状况测量题项为“SE5.您全家的总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开销？”原备选项为定序选项，赋值为1-4，数据分析中本文调整了原赋值方向，值越大表示家庭越富裕。家庭社会地位主观感知测量题项为“SE8”题，用1～10描述家庭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观感知，值越大代表地位越高。

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

（一）媒介接触、民众政府观对地方治理评价影响的检验

地方治理评价五项测量指标均采用四分制李克特量表测度，对于此类定序变量，学界常同时使用OLS回归模型和Ordered Probit 回归模型检验回归效应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了OLS回归分析模型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作用方向与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改变，显示出较好的稳健性。在线性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说明共线性问题不突出。为减少篇幅，本文仅呈现OLS回归结果（见表3）。

模型1和模型2验证了媒介类型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公众治理评价的影响。模型1表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政治资讯获取方式，新媒介、电视、纸质版媒介等均显示出负向影响。其中，新媒介与电视两种途径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模型2和模型4中，新媒介与电视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但依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且作用方向未发生改变，H1基本得到验证。根据模型2和模型4的输出结果，在控制政治信息获取途径、民众政府观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地方治理评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被访者越是经常使用互联网，其地方治理评价就越低，H2得到验证。

模型3验证了民众政府观类型对地方治理评价的影响。相对于权利取向政府观持有者，软家长制或民粹取向政府观持有者多对当地治理给出较高的评价。模型4中，在控制媒介接触等变量的情况下，民众政府观类型可以单独对地方治理评价产生一定影响，呼应了文化主义的论点。在模型3和模型4中，权利取向政府观是作为参照类型进入回归模型的，政府观变量的回归解释也可转化为：持有权利取向政府观的被访者多会消极评价地方治理，H3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户籍性质、受教育年限、家庭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家庭社会地位主观感知等对地方治理评价具有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性质、受教育年限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城市户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一般对地方治理评价较低；年龄、家庭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家庭社会地位主观感知具有正向影响，即年龄大、家庭收支平衡状况好、家庭社会地位主观感知高的人对地方治理持有较高评价。

（二）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检验

考虑到在OLS回归模型中民众政府观类型虚拟化处理均是以权利取向类型为参照的，故将其调整为二分变量，“1=权利取向政府观”，代表了民众政府观类型的现代化转向；“0=非权利取向政府观”。对于民众政府观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使用被认为有较高统计效力的Bootstrap法，Bootstrap样本量为1000，参数估计模型选择专门处理类别变量的WLSMV估计，模型拟合指数WRMR=0.006，拟合效果理想。估计值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则说明该效应具有显著性。依据表4可以观察到，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零，且各效应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P值要么小于0.001，要么小于0.05，均具有显著性。由此可以判断，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显著，H4得到验证。

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情况如图1所示，根据路径系数可以知，媒介接触对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转向具有推动作用，而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转向则降低了民众地方治理评价。该发现表明，媒介接触影响地方治理评价的内在机制是它引起了民众政府观的变化。在中介效应分析中，间接效应等于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乘以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电视媒介对地方治理评价的间接效应约为0.092×（-0.130）≈-0.012；新媒介对地方治理评价的间接效应约为-0.009；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地方治理评价的间接效应约为-0.033。总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加上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比重等于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的比重。经计算，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约等于17.31%，属于部分中介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媒介接触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产生何种影响，一直是媒介社会学关注的主要论题之一，并形成了三种观点迥异的代表性主张：“媒体抑郁论”“良性互动论”与“媒体类别论”。在媒介接触对民众治理评价作用机制的解释上，三种主张的关注点均集中在媒介报道信息的正负面属性上，几乎未就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做出深层次阐释。本文依托CSGS2015年调查数据，利用OLS模型检验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对民众治理评价的影响，进一步引入“民众政府观”变量通过Bootstrap法探讨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新旧媒介接触、政府观现代化均降低了民众的地方治理评价，且民众政府观充当了新旧媒介接触对民众地方治理评价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由此形成了“媒介接触——民众政府观——地方治理评价”这一相对完整的解释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民众政府观的中介效应揭示并肯定了媒介对国家治理的推动价值：它通过促进民众政府观的现代化转向，增强了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内驱力，由此区别于“媒体抑郁论”的消极观点，经由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引发治理评价降低的正面价值讨论。

其一，如何认识媒介政治社会化的治理意涵。当今社会，媒介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信息传播途径。与此同时，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信息传播的个人化，因之重构了个人与公共信息的关系。无论人们以何种态度对待这种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大量的信息包围之中。媒介的启动效应表明：受众只要接触到媒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其观念变化就会相应地被激发。多项研究显示，媒介接触显著增强了受众的政治知识，推动其政治观念现代化，如本研究中的权利取向政府观、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自身改革以提升治理绩效来回应民众政治观念现代化的现实趋势，成为其提升民众满意度的基本途径。这意味着，媒介能够通过民众政府观现代化这一中介机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回应了麦奎尔提出但未能明确阐释的话题，即媒介通过某些中间机制改变了其他机构的做事方式。

其二，在实践层面应重点关注治理体系改革。首先，地方政府应主动适应时代潮流，进一步回归公仆角色，重组政府责任体系，凸显服务于公众与授权于公众的责任。其次，规范权力运行，明晰政府职能边界。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正日益改变传统单向信息传输方式，呈现多点发布态势。这不仅能够以低成本方式揭露部分权力运行不规范问题，还传递了权力有限、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等现代政府理念。因此，政府须主动规范其行为，以权力公开的方式限定自身权力范围，提升对多元信息的包容度。第三，增强公共决策的民意吸纳能力。如今互联网已超越了信息传递的纯技术角色，演化为公共空间，承担着民意表达与互动功能，改变着人们关于公共决策方式的传统认知。增加民意在公共决策中的分量，除了扩大有序参与外，更应提升参与的有效性，这需要以多种渠道公开公众参与决策的范围、程序以及违规决策责任追究等内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论只是根据一波调查数据而得出的，其稳健性仍需要更多数据来验证；作为尝试，本研究关注了民众政府观的中介影响，至于其他政治观念是否也充当了中介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责任编辑：廖盛宇  

一审：杨明  二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新闻界》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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