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话语重构中的知识鉴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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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建构是话语体系创新的基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学话语重构中的知识基础，呼吁要细化对政治学学科知识基础和知识供给的讨论，并通过知识归类重构知识体系。该项研究有助于将政治学本土化的讨论引向深入，对于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性。（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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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探讨政治学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热潮。知识作为话语体系的内核，直接影响着话语建构的学术价值。政治学话语重构中的知识基础是有待追问的。一方面，话语重构中运用的知识是否可靠、完整、合时和合适，是需要考量的；另一方面，学界目前缺乏对知识本身的系统分类。总结知识鉴别的主要方面，反思我国目前的政治学知识供给现状，可以回答知识鉴别何以必要、何以可行的问题，并可以从历史、现实、中西等维度就知识还原与建构的路径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知识鉴别是一项庞杂的工程，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系统性话语体系需要警惕个体知识能力的局限，在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汇聚学术研究的合力。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是国家话语建构的关键要素。我国政治学恢复与发展的建设历程、学科研究面对的独特历史背景、广土众民的治理背景与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众多经验与挑战，使得学界持续处于推进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的努力之中。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且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互动框架下就中国政治学的话语重构议题展开了多维度的讨论，既包含概念、理论、方法等层面的探索，也关涉凸显中国特色与学科理性的路径创新。与学界话语体系创新热潮相伴而生的现象是围绕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知识资源、知识生产、知识建构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完备的学科知识体系被视为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依归。
知识是一门学科的基础要件，知识体系往往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范畴，并影响学科发展的路径选择。系统化的知识作为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构成话语体系的内核。而在中国政治学话语重构的实践中，无论是从逻辑链条或是路径探索的维度，知识都较少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加以讨论，知识与理论长期被合并为一个与实践相对应的整体性概念加以表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话语体系的创新是在知识建构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的，知识建构是基础。换言之，话语重构应当具备可靠的知识前提，如果知识前提存在局限性，话语建构的学术价值将是存疑的。在现阶段，虽然部分学者对政治学知识的类型做了若干初步的分类，但总体来讲，对于政治学“知识”仍需开展全面、系统的厘清工作，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关于知识的定位、鉴别、反思与建构尚面临挑战。知识鉴别是话语建构的起点，学术共同体通过进一步厘清学科知识的边界与类型，能够为知识的积累提供更加可靠的基准与参照。
一、问题的提出：知识鉴别何以必要？
知识是广泛而抽象的概念，知识论探讨的是何为知识及知识的性质问题。关于知识的讨论大多是从哲学维度展开的。早在古希腊，知识本身是什么、知识与意见及信念如何区分就成了有待研究的问题。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以“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仰加上解释”的逻辑层层探讨何为知识的命题。“知识是被确证的真信念”的三元定义推动了传统知识构成论的形成。但自质疑知识三元定义合理性的葛梯尔问题出现后，知识论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知识确证进入学术视野。逻辑上的闭合原则与确证原则使得知识论研究一度陷入了怀疑主义与层层回溯的漩涡。因此，为使研究向前推进，给知识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是必要的。本文主要将知识限定在政治学学术研究的框架内，学界具有共识性的考量认为，知识应是基于经验或逻辑的真实性、具有被确信和确证可能性的认识。在某种层面上，知识是事实信息的凝练，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表达，亦是主体基于直觉、推理或经验等科学依据对客观现象、客观规律进行探究的理性认识结果。知识不同于意见、谬误并超越简单层面的认识的原因在于，知识具有合理的理由与支撑依据，是可供质疑与考证的。正是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与逻辑自洽，知识具有稳定性与可靠性的特征。
话语要重构，知识是前提。知识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构成了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概念、理论中蕴含的知识内核是考量学术话语权的关键要素。话语体系作为知识载体的核心功用意在搭建学术共同体及社会成员理解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的平台。因此，话语体系的水平受制于学科发展的总体知识水平与认知水平。当前，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尚未很好地融入中国情境、解释中国问题、传递中国价值，原因不能简单归因于学界的话语建构自觉程度低，相应的学科知识基础是亟待反思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政治学话语重构实践中的知识前提是需要被追问的。
具体来讲，话语重构中的知识基础与前提追问可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政治学话语重构中运用的知识是否可靠、完整、合时与合适是有待商榷的。首先，我们需要追问目前掌握的知识是否严谨切实，是否可能混杂谬误或基于一种主观想象。在重构话语时，应考虑对于特定议题知识的挖掘、更新、追踪是否到位，对于特定议题如中国传统政治、西方政治等是否存在知识上的短板或局限。在运用知识时，需要考察知识自身的准确性、稳定性、兼容性、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洽以及知识对于特定议题的适用性。在完整把握上述基本面的前提下，知识建构、知识创新才有可能。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具有多样化的类型与层级，在不同的议题情境下，其适用性及实际效力区别很大。因此，知识鉴别是必要的，只有对知识进行清晰区分，才能更加精准、有效地运用知识。虽然学界围绕政治学知识体系展开了不少讨论，但就知识本身的探讨仍较为含混。既有的知识有什么类型、面对每一类型的知识应当采取何种态度都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如何使知识分类能够与政治学学术研究的维度、方向相对照，使知识鉴别为话语建构打下坚实基础，是一项有待厘清的工作。
二、知识分类：政治学话语重构知识鉴别的主要方面
政治学是探讨何为公共善、如何致善的学科，相应地，政治学知识体系大体包含应然的价值判断与实然的现象分析两大模块。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学界对知识类型作了初步划分。如根据知识自身的特性，将其划分为陈述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显性知识及隐性知识、个人知识、专业知识及社会知识；基于学术功能将知识归纳为实证性知识、解释性知识、评价性知识、预测性知识与对策性知识；从知识的生产方式角度对比科学叙事知识与历史叙事知识的差异等。从时间维度上，知识的生产、迭代、更新反映了社会实践在既有基础上的接续发展与创新变革；从空间维度上，不同制度、不同文明间知识的相互借鉴与创新发展，体现了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下政治发展机理兼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基于时间脉络、空间发展、知识自身性质与范围层级等维度，我们能够对政治学知识鉴别的主要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一）区分事实知识、事理知识与价值-信念型知识
毋庸置疑，事实知识是对政治现象、政治过程的客观叙述。事理知识是对政治现象、政治过程中蕴含的机制、逻辑的分析。事理知识的建构需要从特定视角或路径出发，对政治现象及现象间的关联给出逻辑自洽的解释与推论。这种区分恰如罗素将知识分为关于事实的知识与关于事实之间的一般关联的知识。知识鉴别应对事实与事理加以区分，因为话语建构的基础是还原政治实践的原貌，学术研究只有先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才能就“为什么”“怎么办”做出合理解答。事实知识通过展现政治现象、政治过程的基础面貌为话语建设提供了客观素材。而事理知识通过对静态的政治体制、动态的政治过程、政治行为及政治心理的解读，意在形成对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运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事实知识的深化理解，促使知识由“相识性”向“相知性”转化。与应然与实然的分野相呼应，政治学知识鉴别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对事实知识与价值－信念型知识的区分。价值—信念型知识涉及政治生活应当怎样的规范分析，其无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内含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下对政治现象、政治过程的评价性与预测性偏好。事实不代表价值，但是在不同文明的知识体系相互输出、碰撞、交流的过程中，事实与价值常被糅杂在一起，如威权主义、民主转型、历史终结等具有明显价值预设的西方民主与现代化理论。因此，话语建构应对事实知识与价值性知识进行拆分，在事实与事理的基础上用支撑中国政治实践的价值信念加以重构。
与之相应的是区分描述性知识、解释性知识与建构性、导向型知识。描述性知识基于政治现实，因此其建构主要与信息密切相关。在信息客观、全面、对称的情境下，学术共同体对描述性知识易于形成普遍共识。解释性知识旨在从不同的视角、路径，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对客观事实作出逻辑、机理上的分析。而建构性、导向型知识由于受学术研究的现实背景、问题引领及研究者自身偏好的影响，拥有更大的学术自主空间。描述性知识与解释性知识是建构学术话语的基础，话语创新的实践如果仅仅依靠建构性和导向性知识就会停留在理想的倡导层面，只有回到描述性与解释性知识本身才能在实体性创新层面有所突破。
（二）区分整全性、体系化知识与局部性、碎片化知识
整全性、体系化知识围绕的是学科发展中整体性、框架性的议题与方向，而局部性、碎片化知识限于具体现象领域或单一视野的研究。整全性知识首先表现在知识架构上的体系化，其所包含的知识模块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整全性知识的建构是问题导向的，基于特定的学术研究背景，选择研究的中心问题，从这一中心议题向外发散，寻找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与支撑材料。整全性知识通常具有跨时间、跨地域、跨学科的特点，且包含特定的理论关怀。而局部性、碎片化知识侧重还原具体实践情境的样貌，通过限定议题研究的范围、维度，得出专门性的知识。局部化知识的建构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倾向于从实证维度积累关于具体研究议题的认知。整全性、体系化知识与局部性、碎片化知识看似为一种统分的关系，但简单通过碎片化知识的拼凑无法形成对于政治现象与政治过程的体系化认知。从碎片化知识上升到整全性知识，还需要经过结构化、逻辑化和概括化的加工过程。两者在不同议题背景下的效力是不同的，局部性知识能够展现政治现象或政治过程的不同面貌与阶段化、片段性的发展状况，但如若想要对中国的政治模式形成整体性的话语判断，整全性与体系化的知识无疑是必要的。
与上述区分相对应的是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知识分类。宏观层面的知识着重体现为政治理论的建构，涉及对政治学基本议题及现实政治长期存在的基本面的探讨，如合法性、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发展等，暗含关于何为政治实践应当追求的基本善的价值判断。中观层面的知识主要体现为政治发展的机制分析，聚焦于制度，总结政治参与、政治整合等方面的逻辑。微观层面的知识主要体现为表述或概念上的挖掘提炼，需要研究具体的政治过程、政策环节、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甚至政治技术等。
（三）区分古典、近现代、晚近与当下的知识
传统中国政治知识的核心是经史之学。传统中国虽然具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与认识中国现象、解释中国问题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大多停留在“术”的层面。知识构建秉承的是一种道德化的传统，知识论的目标是求“善”。其知识构建是整体性的，比如在加强皇权统治这一主题下，将权力归属与运作、国家结构、天下观念、民本思想、人才录用等内容整合在同一知识框架下。近代以来，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政治学脱离传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学者们围绕建立秩序、国家建构等议题努力实现传统知识向现代知识的转型。当前学界讨论更多的是现代性基本实现以后及当下的知识，一方面是由于信息受限难以获得关于古典知识的确切认知，另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化以来形成的学科专门化知识体系为理解与分析当下政治问题提供了基本框架。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意识到以西方政治学知识为底色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在阐释政治发展时的局限，因此从传统中寻找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层脉络成为一种日渐流行的知识建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区分古典知识本身和经过一系列流变后的知识十分必要，这种区分能够尽可能避免基于现实考量而对古典知识作出裁剪、歪曲或价值上排序的问题。
（四）区分初始状态的知识与迭代或叠加后的知识
学术研究一方面要尽可能在同一层面、使用相似的话语工具展开知识交流，另一方面要在纵向上进行知识积累。学术传承、对话、发展的要求使得知识不断经历迭代或叠加的过程。但这种叠加不完全是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过程，可能会在初始状态的知识基础上增添新的意涵或限制性条件，叠加后的知识与初始状态的知识在语境、语义上或许并不一致，这在概念、理论的移植与转化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初始状态的知识往往包含着知识的最核心元素，而迭代或叠加后的知识则意味着对知识内容的丰富和调整。因此，进行知识重构有必要对叠加增效的知识的更新、演化过程加以梳理，必要时对迭代或叠加之后的知识进行解构，回到原初的知识形态与知识内涵。区分初始状态及迭代或叠加后的知识，知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才能被抓住，才能更好地把握某一具体知识在整个知识脉络中所处的位置。
（五）区分人文主义路径与社会科学路径的知识
吸收多样化的知识资源有益于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创新，但应对不同路径与风格的知识，其侧重点是有差异的。以人文主义路径建构起来的知识在研究者的主体性与研究程序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知识内容及知识表达形式受学者的主观想象力及个人体验的影响很大。而以社会科学路径建构起来的知识由于受到一系列学术规范、研究程序及方法上的限制，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共识性和通约性。人文主义知识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更多地反映一种“处世”之学，而社会科学知识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体现的是一种“治世”之学。对二者进行区分的目的不在于发掘其主观与客观上的差异，而在于根据其建构路径进行知识的进一步筛选与整合。面对人文主义路径的知识，不能沉浸在学者的个人风格中，而应更多地联系知识建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对于政治学的知识建构来讲，人文主义取向的知识映射出的政治发展、社会变迁、思潮演变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部分；而社会科学取向的知识因其生成过程的规范性和强累积性，往往成为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倚重的方面。
（六）区分显性知识、隐性／默会知识与深层知识
已有研究将知识按照是否可表、是否易表、是否已表的标准区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默会知识。显性知识往往以概念、理论等知识表达形式展现出来，因此，学术共同体与社会成员通过文本解读就能够形成对于政治概貌、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的初步认知，即便存在历史发展、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区隔，我们也能经由显性知识回答不同文明形态下政治制度、架构、运作大致为何的问题。但在探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何以至此的议题时，我们就需要挖掘显性知识背后的隐性知识与深层知识。例如在国家－社会关系上，英美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所以将“社会中心主义”作为导向，部分是因为建国之时商人在贸易及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产生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利的契约论。反观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虽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社会本位视野下的共同体、国家本位的大共同体社会、集权制下的简约治理等视角，但中央集权与君权的确立与强化始终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总抓手。近现代以来，政党而非利益集团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建设过程中扮演着组织者、协调者、服务者的关键角色，因此，在国家－社会关系上，中国必然与西方社会有所区别，若抛开宏大的知识背景简单解读知识内容本身、从价值维度进行非黑即白的评价，无疑是不适宜的。只有加深对隐性、默会知识与深层知识的了解，才能为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的重新评说与重新建构打下坚固基础。
（七）区分中国主位知识、他国知识与“他者化”后的知识
随着我国政治实践的发展与学术自主性的提升，中国主位知识与他国知识的区分占据着话语反思、话语清理、话语建构的核心位置，学界日益强调中国的主位知识建设。建构中国的主位知识，首先要回归现象本身，突出对政治实践、治理实践的研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主题调研等积累关于政治现象的经验材料。另外，可以从历史中的政治思想及政治事实中对比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是否具有共通性逻辑，寻求当下政治的历史合法性资源，思考未来政治发展的可能走向。强调中国主位知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弱化对于他国知识的研究，但是二者不必然是你进我退的关系。政治学话语重构中知识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比对相应的参照系，通过对他国知识的比较分析，能够判断何为政治实践中的普遍性问题，何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问题，进而建构真正具有独特性与重要性的主位知识。知识鉴别的另外一项任务是对于“他者化”知识的重新清理，区分“他者化”知识中具有启发性的内容以及由于“认同、无知、解释、傲慢”可能带来的偏见；以“东方专制主义”为例，虽然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认知价值，但它大多是在严重的政治偏见下对事实的建构。ᙜI5因此，加强对于“他者化”知识的辨析，有助于找回学术发展中的自我身份，客观研究中国的历史发展、制度变迁与价值追求之于西方的独特之处，进而在学术的自我表达、有效对话上更进一步。
（八）区分建设性／合法化知识、批判性／反思性知识与解构性知识
建设性知识与批判性知识从学术角度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就话语重构来讲，不同类型知识的贡献度是有区别的，应以建设性／合法化知识为框架，对批判性／反思性知识有所节制。现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及政治实践内在机理的解释力尚为薄弱，对政治行为正当性的理论支撑不足。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创新的关键是建构贴近政治情境、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建设性／合法化知识，避免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只破不立。学术焦虑本身并不能够推动学科发展，政治学话语建构过程中无论建设性知识还是批判性、反思性知识都应当基于学者对政治实践场域的理解及审慎的思考之上。既要做到“在场”的研究，努力承担学术发展在认知、解释、引领政治实践、政治发展方面的建设性责任，又要避免因为“深陷其中”而丧失反思性，使政治学变为一门纯工具性甚至是宣传性的学科。
三、知识省思：话语重构中知识鉴别的基础环节
围绕知识类型的辨析是话语清理、话语重构的必经环节，但是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更依赖知识的生产。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学科知识的建构历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需要从学科知识的供给现状反思目前我国的政治学知识是否能够称得上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知识”，并在知识的还原与建构上发力。
（一）我国政治学学科的知识供给现状
在知识谱系上，中国传统的经世主义、西方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政治学学理资源的三大来源。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潮对中国成功的制度建设来说可能乏善可陈，但对中国现代政治知识的建构却影响深远。及至唯物史观的传入，社会政治革命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理论为指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也划定了中国政治知识形态的改造、重组和选择性发展的政治空间。虽然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发展一直强调现实导向，但从总体上看，既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既无法圆满地解释中国成功的经验，也无法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方案。学科陷入整体性知识短缺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缺乏原创性本土知识。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当前我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首先，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架构存在局限，知识建构的自主性有待提升。邓正来将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分为国内、国际两个向度。国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界分。国际向度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如何在当下世界结构中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上述对于学科发展自主性的分析引申出的是关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一方面，学科研究的模糊边界导致问题场域及研究维度缺乏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在我国独特的发展背景下，于西方现代性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解释力等功能发挥上是受限的。如果对中国的政治实践了解不够深入或是形成了以西方话语解释中国问题的路径依赖，那么建构的知识就会是片面甚至完全偏离实际的。但由于思维惯性及既定知识体系的限制，重建符合我国独特政治文化背景及现实发展状况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项严峻的任务。
其次，我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没有形成固定的范式。社会科学研究中解读传统与解释传统两种认知方式的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因此，知识生产实践应选择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抑或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路或是与新科学、新技术结合起来发展？这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但学界至今的努力并不自如，也未成熟。
再次，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价值定位需要进一步明晰。在与意识形态关联时，知识尤其是政治学知识的客观性变得含混，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知识是被特定社会形塑并为社会（文化共同体、认知共同体等）成员所共享的理念。知识的标准依赖共同体成员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个体的认知能力和所处的话语场域等。由于标准的不同，知识似乎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这也为知识交流、知识互鉴创造了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政治学学科知识的建构容易受到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述，知识与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一方面权力使知识以及现有的知识生产模式合法化，另一方面知识又总是被用来证明现有权力使用机制的合法性。因此，究竟是“知识引领社会还是社会引领知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政治学知识生产秉持何种价值立场是重要的。
最后，知识生产共同体还未发展成熟。一方面政治学知识的生产工作大量重复，另一方面政治学知识生产在交流中产生叠加增效的限制。与此同时，时代发展使得知识生产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知识生产依然是一个受供需因素影响的进程和结果，但是供应的来源却极大地分化了，知识生产已经开始在整个社会扩散”。知识建构标准化程度低、缺乏对话沟通平台、知识生产分散化等因素使得我国政治学知识构建的内聚力不强，因此，加快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及完善是必要的。
（二）知识还原与建构的路径分析
知识管理学的研究表明知识结构有四个层次，从低到高分别是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因此真正的知识应当是在充分还原对象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总结与上升性思考。推动知识的建构与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知识框架。在这项工作中，首先需要明确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范畴体系，清晰勾勒出问题场域的边界及内部问题的关系结构。知识体系中，不能够仅有中国古代政治知识、当代中国政治知识、比较政治知识等类型，还应该更加强调层次上的分类，从微观、中观、宏观的维度构建知识体系，从现象分析过渡到机理分析进而上升到价值、理念的分析。在完备的知识框架下，能够对知识生产的类型、层级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
第二，尊重特定的历史及现实情境。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知识生产有其内在的逻辑，受社会情境和历史－文化的制约。历史传统及现实情境为政治发展进程注入了合力，当今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的很多方面在根源上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发展动力本质上是中国经验以及中国观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与西方国家与社会高度制度化的状况相比，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部分制度尚未完全定型，中国特色知识体系的构建迫切需要对政治实践作出追踪与回应。尊重历史及现实情境的要求需要将历史、社会和当代实践的真理性认识统合在一个融贯的系统性知识体系中。
第三，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力的关系。真理、权力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是福柯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知识生产的关键是在社会规定性下产出真知识。追求真知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为“澄明”的过程。政治学知识生产首先要处理好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政治权力会塑造学科的思维方式与知识风格。因此，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为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提供支撑。另一方面，要把握学术与政治的距离，站在学术自主发展的立场上理性分析。其次学科知识的生产应尽量避免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的裹挟，构建客观的政治学知识，需要研究者具备清醒而坚定的学术立场。
第四，树立知识构建与学科发展的通达眼光。这种通达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拥有正确对待西方知识文明的态度。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学界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实践，将西方理论作为评价或改善中国政治实践的标尺甚至单纯用中国实践印证西方理论的研究局限和路径依赖。在吸收西方优秀知识成果之外，那些更有利于解释中国政治实践、总结中国方案成功经验、论证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内容，应该经由学理性的升华转化为我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逐渐取代一些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自由主义立场预设的知识。其次，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中的知识资源。历史资源的影响是接续性的，在西方知识体系无法解释当今中国政治实践之时，从历史发展脉络中能够寻求关于知识来源、政治发展、政治合法性的新的解释路径。例如，中国政治学是尊重权威之国家的政治学，中国传统上把国家视为一种对生民赋有保护性义务的共同体，并不以国家为恶，中国人对权威的尊重源于相信国泰民安的实现依赖权威。因此，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资源能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行更为基础性的解读。再次，促进知识生产主体及方式的多元化。互联网时代，信息与知识的联系愈加密切，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路径日趋多样化，存在个人知识、专业知识、社会知识等知识分类。政治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广泛发现和利用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一方面这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贴近实践的议题与经验材料，另一方面，日常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能够建立双向的联结，专业研究者对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知识进行专业化阐释与建构。反过来，普通行动者也会对社会科学的专业性知识进行阐释与再建构。最后，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客观地讲，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织促进了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改变了政治学的思维方式，提升了政治学的解释性和应用性。相当一部分政治学概念、理论是借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的知识转化而来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政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织很可能造成对政治学知识本身的消解，因此，在构建交叉性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强化政治学的主体地位，增强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四、延伸讨论：政治学话语重构中的知识能力考量
在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建构日益成为学术热点之时，学界对于作为话语建构基础的知识的反思是有所欠缺的。需要正视的是，每个学者所拥有的知识存量、结构、属性参差不齐，因此在进行话语重构时，首先要反思我们是否具备相匹配的知识能力，时刻保持知识上的谦虚谨慎。在知识拥有量上，更多掌握研究议题相关的事实知识以及作为知识背景的隐性知识与深层知识。在知识的视野上，除却“从世界看中国”的研究心态，学术研究中应当增加更多“从中国看中国”“从历史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研究视角。在知识的辨析反思能力方面，发现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现有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阐释力不足、语境适用偏差问题及可能带有的价值预设或意识形态偏见，通过对历史、现实情境的实际研究，提升在知识上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推动知识返本开新、独立原创的实践才有可能。知识生产是话语建构的基础性环节，缺乏对知识基础的鉴别与反思，刻意建构起来的话语大厦则不一定能经受住各种考验。
知识体系是一张巨大的知识网络，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知识在交流、转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无数的枢纽节点。在这张知识网络中，我们既要面向历史和未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政治实践何以至此”以及思考“何种道路”“通向何方”的问题；又要面向中外，研究政治发展的现象、结构、转型，积极回应与主动推介“何谓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将如何发展”的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首先要从问题出发，发现值得研究的真问题。其次，在学术视野上，打通中外、古今、不同学科间的壁垒，从知识体系的原点出发，探究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转型中知识的交汇与流变过程；从当前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情境出发，加强对政治实践与治理实践真实面貌的认知；从中国的主体性出发，比较不同政治制度在运作机理、价值取向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知识的系列鉴别与反思，有助于在话语重构的学术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哪些方面是有可能做成的，而哪些方面是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的。形成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对体系化的知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应时刻警惕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在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学术探索的合力，进而提升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话语权。
责任编辑：万志高
一审：班允博 二审：陈翕 终审：吉先生
文章来源：《学海》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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