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大选尚未结束，美国社会已经走向“巴尔干化”丨回望2020③
2020年，“无语之年”。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时代的车轮，实际上陷落在泥淖一般，既让世界重归陌生，也让世界重返熟悉。实际上人类其他的世代一样，人类眼前的危机，既使我们乘势反复咀嚼走过的路，也能使我们借机探观未来的道。曾经，我们被时代强行植入得太快，忽略了太多的问题；如今，我们被迫停滞在历史的惯例。或许，我们是时候需要在前进道路上出神一下，重估时代及其所创造的。基于人类“出神”的必要，《燕京书评》邀请学人分享他们的情绪与思考。敬请关注年终策划-“回望2020”。
11月3日，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投票日。对密切关注选情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来说，那一日“是惊心动魄的”。
王建勋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博士，对美国宪政制度有着长期观察和研究。离投票日已经月余，但在他看来，大选至今还未结束：“不到2021年1月20日，有一个人就任美国总统，我都不认为这次大选结束了。”他认为，即便是在最高法驳回了得克萨斯州对几个摇摆州的起诉，但围绕这次选举的法律程序并没有走完。
因为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有大大超出此前规模的人只能邮寄选票，也因此出现了诸如“去世的人也参与了投票”等舞弊现象。王建勋没觉得这是一件新奇的事，因为只要有人在，选举中就会有舞弊，这是人性的阴暗面决定的：“否则，我们也不需要各种法律制度，也不需要‘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轰轰烈烈的选举在王建勋看来并不是美国制度的根基，而是各州与联邦之间的纵向制衡，与司法、 行政、立法三权之间的横向制衡让美国获得了繁荣的制度保障。“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不搞专制”，而三权分立正是要解决权力是否受到约束，以及受到什么样约束的问题。
疫情没有阻挡美国人投票的热情，候选人拜登获得了美国大选史上的最高票，而特朗普则获得了史上第二高票。
在王建勋看来，这种选票分布特征的背后是美国国内现存诸多挑战和争议的集中爆发和体现。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对峙的双方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了共识，除非重新确立或者恢复此前的共识，否则任何试图弥合这种分裂的努力几乎都是徒劳的。
于此同时，被左派当成武器“政治正确”伴随着“身份政治”，已经构成了对“主流群体”逆向歧视。在“政治”正确下，“事实”正确已不被谈及，甚至已经不再重要。这一切，都在让美国逐渐走向“巴尔干化”。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在王建勋看来必须回到美国国父们所设立原则和方略中去。
「美国大选还未结束，宪法程序还没有走完」
燕京书评：之前你认为目前就美国大选来说，现在还有一些法律问题没有解决，不能说已经结束了。但在最高法驳回得克萨斯州的诉讼后，是否可以说法律问题已经解决了？
王建勋：不能这么说。因为目前在一些法院里，还有特朗普团队、律师甚至是私人提起的诉讼没有结束。因为法律问题并没有终点，哪怕是过了1月20号拜登就任了总统，依然可以打官司，但只是到那时候，改变不了结果了。也就是说，如果拜登就职后，就很难去改变最终结果了，但特朗普的团队或者私人等依旧可以提起诉讼。得克萨斯州的起诉最终最高法院没有受理，并不意味着关于本次大选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已经解决。
燕京书评：目前选举人团的结果也出来了，我们是否能说拜登已经赢得了此次大选？
王建勋：选举人团的结果是出来了，但还不能说拜登已经彻底赢得了这次大选，只能说现在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表明拜登赢了。但是，宪法上的程序还没有走完，比如，到了1月6号，国会还将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进行当场查验并计票，看看这些选举人团投票的情况、数一数最终的票数等。而且，在查验计票那天的会议上，议员可以对选举人的投票提出质疑，也可以对选举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1887年的《选举人票计数法案》对此有一些规定。
另外，有几个摇摆州产生了“两个”选举人团。第一个选举人团，姑且叫“官方选举人团”，这是大选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但在那几个摇摆州的共和党人看来，这些选举人团没有合法性，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选举人团的产生规则，只有州的立法机构——各州的议会，才有权力决定。但是，那几个摇摆州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刻改变了选举的规则，不是依据议会确立的规则产生的选举人团，而是依据州长或者州法院修改后的规则产生的。
所以，在这几个州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样选出来的选举人团不具有合法性。于是，这几个州的共和党人选出了另外一个选举人团，被称为“替代性选举人团”。等到国会查验计票那一天，共和党也会把替代性选举人团的选票送达，让其决定哪一套选举人团的得票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现在的选举结果还不能说是最终结果，即便是“官方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显示拜登获得了更多票数。
「疫情、技术与大选：到底有没有舞弊？」
燕京书评：你如何看待这次大选？有的人认为这是美国制度设计的一次胜利，也有人认为这是对美国政治文化和游戏规则的破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建勋：这场大选，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我观察到现在的感觉就是惊心动魄，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次大选非常集中地体现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几年中的撕裂，最终也几乎是一半对一半的选票分裂。
所谓的意料之外，就是我没有想到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本身有多么大的缺陷，仅仅是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上没有考虑周全。
虽然特朗普在半年多以来一直警告，邮寄选票的方式可能出现很大的漏洞，并且很难杜绝。其实之前也有通过邮寄选票投票的选民，但数量相对较少，有投票意愿的选民还是会更愿意到现场投票。只有那些在国外的军人、使馆人员等没有办法回到美国本土进行投票的人，或者正巧投票日当日生病了的人等，才会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
但是，今年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新冠疫情，有非常多的人选择邮寄投票。因为采用邮寄的方式，如何核实投票人身份、如何防止“收割选票”等问题都成为严峻的挑战。譬如，如何确定一张邮寄来的选票是投票人本人填写的，是不是有代替填票的情况，有没有合法的证件，是不是用了别人的身份证件等，都很难甚至无法核实。所以，这次选举就会出现已经去世的人也“寄来了”投票，一些没有身份的人或“非法的”选民成为了投票人的情况。类似的问题，在现场投票中就不太会出现。因为现场投票本人到场，身份信息核实起来容易得多，而且比较准确，不容易造假。
如果一定要说美国在选举制度设计上有什么缺陷的话，在我看来，那就是关于怎样投票、投票的方式、什么样的投票合法以及如何计票等细节问题需要更多完善，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防止选举当中出现造假、舞弊或者欺诈的问题。
燕京书评：两党对选举舞弊的事情有较大争议和分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建勋：现在双方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舞弊？如果有的话，舞弊规模有多大？这种舞弊是不是足以推翻现在选举的结果？
我认为，舞弊是几乎可以肯定的。看看历史的话，不难发现，舞弊一直伴随着选举，有选举的地方就会有舞弊，尤其是大规模的选举。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背后是人性的幽暗面，有人就会有欺诈，永远都会存在一些想钻空子干坏事的人。否则，我们不需要任何制度，甚至不需要政府，就像麦迪逊说的一样。
远的不说，就说说美国，历史上选举欺诈或者舞弊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在美国建国前，有一次，麦迪逊竞选弗吉尼亚州议会的议员，他的竞争对手就使用了欺诈的手段，那人贿赂选民最后赢得了选举。后来，麦迪逊试图打官司，但当事人不承认，证据是很难获得的，最后也不了了之。就在过去几年的地方选举中，若干个官员，甚至还有法官，都因为选举舞弊被逮捕判刑了。
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当时的主流媒体都说特朗普当选是因为舞弊和俄罗斯的干预。当时《纽约时报》和CNN的报道，用的词都和今天一样，说特朗普“偷了选举”。
而发生在此次选举中的舞弊是否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目前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我无法知道，希望法院能给出答案。当然，法院最终也可能无法弄清事实，或者因为程序问题而拒绝受理等，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悬案。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对美国的司法还有信心的话，应该等待最终的结果。
当新的技术手段出现在选举中，也出现了一些风险，比如投票机器的问题。在新的技术手段下，想要弄清事实，查清是否存在作弊，相对来说是更难的。因为它非常隐蔽，很难一眼看出，也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准进行鉴别。针对这一问题，有人主张回到原始的投票方式，即必须本人到现场，无需借助任何技术手段，一张张地把选票塞到箱子里，这是最保险的方式。这都是值得在大选后讨论的问题。
「中国人的热情：这次大选对美国和世界都不同寻常」
燕京书评：中国民众对此次大选报以了超乎寻常的热情，你如何看待在民众和知识分子层面对此次大选展开的讨论？
王建勋：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首先，这次选举双方比较胶着，对抗性非常强。跟以前的大选相比，似乎双方的支持者在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别，几乎没有中间地带。在特朗普当选后，喜欢他的人就特别喜欢他，而讨厌他的人就特别讨厌他。投票人在这次选举中的立场都特别鲜明，这就让今年的大选特别刺激。
第二个方面，很多人认识到这次大选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美国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认为，此次选举中两党及其支持者的冲突，背后是美国国内现存诸多挑战和争议的集中爆发和体现。比如移民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等，这些在过去二十年内越来越棘手，且没有中间地带，这就带来了美国政治上以及民众间极化的问题。
而对于美国两党两派来说，这次选举都特别关键：到底是继续沿着特朗普这几年的路子往前走，还是把这种局面彻底改变？原本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些举措，就让民主党或者左派觉得措手不及，在他们看来是非常过分并且走得太远的。而对共和党来说，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那么他此前的政策都可能会被推翻，他做的事情都会付之东流。而共和党也担心，是否民主党上台后会搞社会主义，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致命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大选关乎美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燕京书评：在针对这次大选的讨论中，中国民众和知识界的讨论甚至延伸到了选举人团等制度安排层面，你认为是为什么？
王建勋：此次大选出现的非常激烈的对峙局面，让人们特别关注谁会当选，而且会分析选举制度的合理性。因为谁当选一定跟选举制度有很大关系，假如说没有选举人团，按照得票数多少决定鹿死谁手，那么，上一次大选的当选者就是希拉里，就没有特朗普什么事了。所以，民主党人士或者支持民主党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反对选举人团制度。
他们认为选举人团是一个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它不够民主。选举人团制度，本质上就是一个间接选举的制度，选民选举选举人团的成员，再由选举团成员选举总统。所以，大家自然从关注带有鲜明的立场差别的谁当选，转而关注美国的选举制度本身。
对中国的民众和学术界来讲，关注美国选举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当然，各方会对选举人团制度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应该废除，有的认为必须捍卫。我认为必须捍卫，否则美国就不再是一个混合政体，不再是一个联邦政体。
「分裂与极化：美国已成了没有共识的国家」
燕京书评：美国的国父们设计选举人团制度的初衷是什么？
王建勋：美国国父们设计选举人制度，主要是希望用间接选举来过滤选民中的激情。在直接选举面前，如果一个人能拉拢到大多数人的选票，他将很容易当选。
而另外一个选举人团制度出台的背景就是联邦制。既然要实行联邦制的话，选举总统中如何让各州发挥作用就是必须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海选。不实行联邦制的国家，比如法国，就是采取这样的制度。但这就面临一个问题，哪里人口多，哪里就选票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少数几个人口多且集中的大城市就可以决定总统的归属，而人口稀少的地方可以根本不理。人口稀少但同时又有同等重要的地区，在选举中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选举人制度就是把地域因素和人口因素合在一起考虑，否则联邦制将无从谈起。不管是一个大州还是一个小州，在选总统的时候都受会到重视。虽然大州的选举人票多，比如加州有55张选举人票，但一个小州也并不是微不足道，有十几张选举人票，那也很了不得。
这本质上也是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两院也按照同样的逻辑设立。参议院是按照地域来分配，各州无论大小与人口都有两个名额；而众议院按照人口来分配。这两者的结合才让立法机构找到了平衡。
还有一点，如果是全国范围选举的话，一旦某个地区出了漏洞，全国都比较麻烦。如果各州来决定并控制选举及其过程的话，一个州出了问题，也不至于影响其他州的选举，重选也是在出问题的州里重选。这种意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也不会引起激烈的躁动和冲击。
燕京书评：你如何看待特朗普获得史上第二高票数的情况？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警惕的事。
王建勋：我觉得我们现在先撇开鹿死谁手不谈，特朗普从目前的选举结果上看获得了历史上第二高的选票，本身就说明美国的高度分裂和极化。
我们需要分析的是，为什么美国会变成这样一个国家？我的看法是，这不是一个短时间内的产物，甚至不是特朗普的当选和一系列举措导致两派分裂。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些社会思潮，慢慢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和民情。这些思潮包括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等。
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很难想象美国会有人支持同性婚姻和堕胎自由，不要说共和党不支持，即使民主党也不会支持。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也不敢想象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因为他们在当时依旧捍卫一个有限政府。19世纪末，美国有个民主党的总统叫克利夫兰，当时德克萨斯州一些县因为旱灾导致农场里的庄稼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国会里的一些议员就动议，联邦政府应该出钱给灾民提供救济，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但是，克利夫兰总统毫不犹豫地否决了这个法案，他认为1787年宪法根本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干这样的事情，政府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来为一些人提供救济。它应该是民间社会的事情，应该由其他公民来帮助在苦难中的人渡过难关，而不是政府伸手；如果政府伸手将破坏有限政府的原则，同时也会摧毁了民间社会相互帮助的手足之情。但是今天，不要说民主党的总统，即使共和党的总统都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今天哪个候选人敢说这样的话，那他一张选票也得不到。
从大的趋势上来看，美国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都向左移了。现在美国发生割裂的问题，不是因为右派太右了，而是因为左派太左了，右派也跟着在左。只不过，现在他们之间还有区别，右派们想要拉回来一些，至少要捍卫住越来越小的阵地。
即便如此，对右派来说也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无法阻挡100年来的世俗化和理性主义思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社会的极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非改变这种已经发生的社会思潮，除非改变人们的观念，让人们重新回到历史上的状态，否则的话，一定会是一个高度分裂与极化的现状。
比如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人都会毫无疑问地接受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犹太-基督教传统是美国精神的核心。但在今天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高度政治不正确的，这样的看法会让信仰其他宗教以及无神论者感到不悦，很多人会说，这不是对他们的歧视吗？而林肯和艾森豪威尔都曾明确地说，美国就是个基督教国家，在19世纪末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判决当中，还明确地指出美国毫无疑问是个基督教国家。
问题是，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导致了美国当下分裂和极化的局面。
「政治正确的逆向歧视，让美国社会“巴尔干化”？」
燕京书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王建勋：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是密切联系的，又几乎是同步出现的。但是，严格而言，政治正确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斯大林曾经说，事实上是正确的，政治上不一定正确。
比如说，假使一个科学家做了一项研究，结论是，不同种族的人智商不一样，一些种族的智商高于其他种族。这个研究结果即使在科学上、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因为涉及到对其他族群的“歧视”，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就美国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近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来看，基本上两者是同步出现的，基本上都是二战之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兴起之后，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才开始引发关注。
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政治正确概念的兴起，都跟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或者叫“边缘化群体”，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黑人、同性恋者、女性等。这些群体特别强调自己小群体的身份，觉得不是该群体内部的人，对其是不了解的，无法理解他们的苦衷。而随着身份政治的发展，这些边缘化群体进一步加强了对小群体身份认同的强调，进而强化了政治正确。
但两者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身份政治”强调边缘化群体身份的根本重要性，强调属于该群体的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整个社会应该对这种所谓的“亚文化”，持一种至少是宽容，甚至应当是支持或者扶持的态度。美国的左派非常强调身份政治，就目前看已经成了他们指摘右派的武器。
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对美国社会甚至整个西方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首先，其鼓吹者让人们无视“事实”的重要性，只要“政治”上正确，不管“事实”是不是正确。在政治正确面前，人们都要回避事实，不敢讨论事实。
另外，伴随着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出现的，是对社会主流群体的反向歧视。比如，以增加大学校园多样性的名义，大学在录取政策中对少数族裔优待。如果两个人分数都一样，被录取的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甚至是哪怕白人分数高，最终被录取的可能还是黑人。这是不是对白人的歧视？没有理由让一个现在的白人，为自己的爷爷的爷爷曾经犯的错误买单。大家都知道，在法律上，谁犯错谁承担责任，不能让一个罪犯的孙子来服刑。
这种逆向歧视，其实并不利于弥合种族之间的裂痕，反而会加强这一趋势。每一个小团体都强调自己的身份与文化的重要性，包括在小群体内部又有分化，彼此之间也会产生矛盾。比如，黑人同性恋对白人同性恋又持敌视态度，男同性恋厌恶女同性恋，等等，这导致美国社会的巴尔干化，导致美国社会四分五裂，没有了主流文化传统，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没有主流文化作为它的根基，美国将不再是美国，会丧失国家认同。
燕京书评：这种分裂你认为是可以弥合的吗？
王建勋：至少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希望，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社会思潮和观念对社会的影响或者是改变越来越大，美国越来越偏离立国的原则和精神。
四年前特朗普的当选，以及这次他获得了历史第二高的选票数，会让很多人认识到他们现在应该站出来捍卫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立国原则，给美国社会和民众敲响了警钟。在那么多的主流媒体和建制派政客都反对特朗普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这已经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重返立国原则和宪法制度」
燕京书评：你认为想要解决目前美国的问题，是否应该回到国父们所设立的原则和方略中去？
王建勋：我认为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宪法制度也好，他们所确立的立国原则和精神也好，都没有过时。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错误地以为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过时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是直接选举都是不好的，但在国父们眼中，民主或者直接民主都是贬义词，让他们感到恐惧，直接民主就是古希腊民主，没有办法防止乌合之众，没有办法过滤选民的激情，没有办法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
所以，国父们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国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代议制民主与间接民主。在这种政体下，民众通过选举一些代表让他们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直接参与所有的公共事务，民众参与投票，并致力于地方自治。也就是说，民众把那些不能亲自参与的事务委托给议员和总统等政治家们来解决，因为这些事务需要商议和讨论，或者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民众不可能参与其中。而这就需要控制人数，人太多协商无从谈起。
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说的那样：如果一个议会规模太大将严重影响其审议功能，那将是一群乌合之众。哪怕组成议会的每个人都是苏格拉底，也必然是一群暴徒。所以，要施行代议制，要限制议会的规模，甚至要对一些部门，要进行间接选举，让选民的激情得到过滤，得到缓和。
比如，参议员的选举，按照1787年宪法，是间接选举而不是直接选举，参议员由各州的议会选举产生的。但是，1913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七修正案改变了这一点。在20世纪美国进入大众民主时代之后，很多人认为参议员选举不够民主，怎么能由各州议会的议员来决定参议院人员组成？应该由选民直接选举。于是，就通过了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的选举方式从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
可是，人们忘了，美国国父们设计的参议院选举有其深层次考虑。这一选举方式试图在国会内部实行进一步的分权制衡，因为所有的法律和决议都必须同时经过两院同意才可生效，而众议院已经实行直接选举，可以反映多数选民的意志，那么参议院就不应再实行直接选举，否则，两院之间的差别就没那么大了，而这不利于两者之间进一步的分权制衡。
国父们希望上、下两院的产生方式、议事规则等有尽可能大的区别，让两院能在偏好、做事方式与风格上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这才有设立两院制的意义。比如，议员任期不同，众议院为两年，而参议院为六年等。
但是，国父们的良苦用心已经被抹杀。实际上，后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国的混合政体，破坏了对多数暴政的制约。很多人以为他们比美国的国父们更加高明，殊不知，那些人不仅是一流的政治理论家，而且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们研究了历史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共和国为什么都失败了，他们研究过整个人类历史上建立自由社会的经验；而且，他们都亲自参与过政治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
但是，今天的人们，仅仅是因为国父们设计的制度“不够民主”就要打破它，而对深层次的考虑完全不管不顾，这是很糟糕的，应该重新回到美国国父们所确立的立国原则和宪法制度中去。
「美国制度的根基是双重分权制衡」
燕京书评：有种说法认为，美国制度的根基不是民主选举而是三权分立，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王建勋：认同。其实，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即便是在一个不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也可以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孟德斯鸠去英国考察，而后写成《论法的精神》一书。在这本书中，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就是以英国作为模板。
有人认为孟德斯鸠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英国当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孟德斯鸠还是独具慧眼的，因为他看到了英国政府不是铁板一块的，他看到了国王、议会、司法之间的差别，或者说它们之间的相互制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见。
当然，当时英国的三权分立实践比美国的制度设计要差很多，比如，当时英国的最高法院是由议会的上议院来兼任的；在某种程度上，立法和司法合二为一了。但是，英国从2009年之后重新设立了最高法院，上议院不再兼任最高法院。英国人其实已经认识到自身政体的缺陷。这是因为他们的政体是经过漫长的斗争和冲突演化而来的，不是像美国人一样坐在一起商量、讨论出来的，所以难免在制度上有一些混沌不清、考虑不周的地方。
英国人已经认识到其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向美国学习。它成立最高法院后，可以预见，下一步就是要学美国的司法审查，希望有一天也能像美国的最高法院一样，对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审查。英国人已经认识到，议会也会犯错误，就像国王会犯错误一样。
因此，一个国家事情实行不实行民主选举，都是可以搞三权分立的，只不过比较困难。因为不经由民主选举确定的统治者，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限制自己权力的，所以不愿意搞三权分立。
到了美国建国的时候，美国国父们发现英国的制度设计，甚至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都不太完善。比如，孟德斯鸠没有太重视司法机构，在《论法的精神》中，他说司法机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国父们认为，既然搞三权分立，三个权力必须是平起平坐，才能相互制衡。所以，他们就让最高法院和另外两个机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才因此产生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的问题。
当然，除了三权分立外，美国制度的独特之处还有联邦制。美国政体的根本特征就是双重分权制衡，一方面是横向的分权制衡，就是三权分立；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分权制衡，就是联邦和各邦（州）之间的制衡。
三权分立的目的和宗旨在于限制权力，它和民主选举的目标不一样。民主选举解决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统治者的问题，是抽签、世袭还是选举。但是民主选举并不保证选出来这个人不搞专制，因为民主选举本身并不决定统治者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很多国家都有选举，包括非洲、拉美，但是选出来的人却是独裁者。
原因在于，它们没有确立分权制衡的制度，所以没有对选举出来的统治者进行有效的约束。一些国家的宪法规定，只要统治者是选举产生的，他就大权在握，爱干什么干什么，谁让选民特别喜欢他呢？很多人对民主选举有错误的认识，认为只要有了民主选举就万事大吉。
三权分立和联邦制要解决的是，权力是否受到约束，以及受到什么样的约束。所以，民主选举和三权分立、联邦制的指向不一样。一个不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统治者的国家，如果有三权分立和联邦制，照样可以保证政府不会为所欲为，依旧可以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为什么是一个有限政府，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有分权制衡，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不管统治者通过什么方式上台。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三权分立和联邦制是美国政体的核心；如果只有民主选举，一点用也没有。
燕京书评：在三权分立的视角下，是否行政权的扩大是目前的一个可见的趋势？
王建勋：确实有这样的趋势。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甚至有人说，从“南北战争”开始，就存在行政权扩大的趋势。林肯在战争时期，暂时终止了人身保护令，甚至逮捕了一些反对打仗的人。后来，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在一些紧急情形下，总统的权力不断扩大，甚至整个联邦的权力都在扩大，包括国会。在战争和危机结束后，政府扩大的权力往往难以收回来，就这样不断扩大，越来越令人担忧。
联邦政府在1913年之前都不向个人征收所得税，在此之前人们都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是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在当时，联邦政府只向民众征收间接税，不征收直接税。但是在今天，大量的人强烈要求政府征收更多的税，来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政府的权力怎么可能不扩张？
「民情对制度到底有多重要？」
燕京书评：制度和民情是什么关系？两者如何互动？
王建勋：一般意义上讲，两者是互动或者相互影响的关系。比较而言，我认为，民情是更重要的。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对维系美国民主至关重要的三个因素，分别是自然条件、法律制度和民情。
这三个因素一个比一个重要，法律制度比自然条件重要，最重要的是民情。如果不是因为民情，法律制度也无法发挥作用。比如说，一些国家曾经复制了美国的宪法和制度，但是，没有美国的民情，所以，这些制度不能像在美国一样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比如，墨西哥和利比里亚，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根据托克维尔，民情包括人们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实践经验等，他称之为人们的“心智习惯”（habits of heart and mind）。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制度都不会自己发挥作用，而是由一些特定的人在实施、遵守、捍卫这些制度。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里的制度和社会自身、和人自身没有关系，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制度会遭遇水土不服。当然，这不意味着宏观层面的制度、原则不可借鉴、不可移植。
我们可以把制度比喻成一个植物，这株植物必须放在特定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长大，从这个角度看，民情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制度对民情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比如，一个社会当中的民情开始可能是支持近亲结婚的，而后制度发生了改变，民众慢慢意识到近亲结婚有很多的问题，不仅是生物学上的，还有道德伦理方面的。人们一开始可能不愿意接受，后来慢慢接受，民情因而随之慢慢发生变化，大家开始认为不近亲结婚更好。值得强调的是，制度对民情的影响通常比较缓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过来，是一点一滴的。如果制度层面突然发生激烈的变化，通常会引起反弹，相应的制度遭到蔑视或者不被遵守。
民情对于制度的影响，是更重要、更持久的，如果没有特定的民情，除非移植，某种制度很难出现。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都不喜欢分权制衡，都不喜欢权力之间的竞争，这个国家就很产生或者接受三权分立；如果人们都迷恋大一统和中央集权，联邦主义就很难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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