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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善研究,青年慈善学人在关注什么?

竹林之声 敦和基金会 2021-05-01
编者按 

第四届敦和·竹林论坛暨中国社会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第二届公益社会学分论坛,以“公益慈善与治理转型”为主题,设置了“公益组织与合作治理”“志愿服务与参与治理”“捐赠行为与居民自治”“社区公益与基层治理”“慈善文化与全球治理”“公益法律与慈善经济”六场专题研讨,邀请了近30位青年学者参与交流和讨论。

今年,参与论坛的青年学者的学科背景相较以往,更为丰富。除了社会学外,还有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参与。

本届论坛设置的“优秀论文”评选环节,由每个专题研讨的主持人和评论人从当组论文中评选出一篇优秀论文。最终,叶士华与孙涛、胡明、杨永娇、赖伟军、景燕春和尹晖七位学者的六篇论文获评本届论坛的“优秀论文”奖。值得一提的是,武洹宇和朱健刚两位学者的论文获得了中国社会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的“优秀论文”奖。

本文系统摘编了7篇由青年慈善学者独立或参与完成论文的核心内容。

01

中西共同建构,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

《中西共同建构的华人慈善的近代转型——以Dean Lung捐设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为例武洹宇  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朱健刚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1901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旅美华人仆役Dean Lung将1.2万美金捐赠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设立“Dean Lung汉学讲座”。这一创举不仅缔造了北美汉学研究最古老的先驱之一,而且成为百年以来生产和输出汉学知识与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捐赠发生的那一年,美国《排华法案》正在施行,中国国内则刚刚经历庚子之乱,《辛丑条约》签订在即。人们无从得知一名身份低微的华仆如何能在国力羸弱、海外华人遍受排挤的艰难年岁,努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向外传播。

Dean Lung

学界有关同时期海外华人华侨慈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对出发地故土宗族所进行的捐赠;二是对移居地同乡同族社区所做的慈善。周秋光曾对此分析道:“中国慈善是一种自内而外的散发式慈善,救助及惠益之人,首先是施善者宗亲乡里,尔后是与施善者相识或有往来之人……若以海外华侨慈善事业观之,此特征尤为明显。如华侨在国内的慈善行为,多集中在桑梓故土,移居地慈善行为多针对同乡华人聚集区域。”

“自内而外的散发式”无疑是对差序格局原理的另一表述,却难以解释诸如Dean Lung捐赠这般力图为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善举何以发生。藉此,本文以“Dean Lung”事件为例,通过深描这一海外捐赠的发生过程并分析其中的文化动力,从中说明:中国公益慈善近代转型与西方相类领域的互动逻辑并非简单地“受西方影响”,而是形成了一个个由中、西方慈善家共同构成的跨境慈善网络。在此之中,华人慈善家与具有积极中国观的西方慈善家进行合作,在共同践行现代普世性公益慈善观念的过程中,将之同时转化为某种可能具有群学色彩的、促进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转型的“公益”实践。

02

新一代年轻人的捐赠行为更容易受到从众因素影响

《中国个人捐赠行为的集体主义取向:基于CLDS的实证研究》杨永娇  重庆大学副教授

新中国建国以来,公益慈善事业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身处其中的人们,因年龄、环境等因素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他们在慈善意识、慈善行为、慈善体会上都呈现不同的特点。

研究发现,调查对象捐赠行为总体而言更容易受到集体主义动机而非个人主义动机的影响,而且从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不仅削弱了利己主义的影响,还削弱了利他主义的影响。

其次,尽管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剧烈转型,中国慈善事业的基础仍然是集体主义,即本土文化在慈善事业发挥巨大力量。

最后,个人捐赠动机确实存在一些代际差异,只有老一辈的人在捐赠时受到利他的影响较大,新一代人更容易受到从众因素的影响。

这给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三点启示:第一,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要充分利用社交网络,让活动通过朋友圈与所有有关系的人连接起来,利用从众效应吸引大家参与。第二,许多人尤其是明星,将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慈善作为一种工具来利用,这种行为值得认真探讨。第三,在现代化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博弈中,对于中国而言,厚重的文化基础对个人慈善动机的影响依旧更强。

03组织收入规模越大,越可能获得扩张与发展
《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组织资本视角》叶士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孙   涛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在宏观政策与治理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已发生显著改变。基于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1)组织收入规模越大,组织议价能力越强,越有可能获得扩张与发展、跨区域提供服务,及按照合同提供而非被额外安排其他服务的组织自主性;(2)政治资本仅对发展与扩张自主性有显著影响。
长期以来,有研究者倾向于将“脱嵌”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想路径。该论文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静态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改变,但在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仍可利用自身社会影响力,获取自主空间。这也表明,社会组织未来的出路并不一定是通过资金多样化、公益化以实现“脱嵌”,而是在社会治理体制转型中与政府部门共生。
此外,经济资本的增长可以提高组织根据合同契约提供服务的自主空间,可能原因在于,随着组织规模增大,相应能更好地展现服务专业性和规范化,或表现为对地方治理创新的强贡献能力,因此政府会减少对服务过程的干预,更愿意遵守合同规定。
另一方面,政治资本仅对发展与扩张自主性有显著影响,这或许与注册本身的制度性限制较强有关,而且是社会组织发挥自主性的第一道门槛,因此更需要政治资本发挥作用。当社会组织拥有政治资本时,更容易获取政府信任,社会组织更容易拓展组织版图。
04

自上而下动员和社会广泛参与,推动志愿服务快速发展

《跨部门比较中的中国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以北京助老志愿组织为例》胡明   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

过去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迅猛发展,多样化的志愿服务组织,包括公共机构的志愿组织、社区志愿组织、民间志愿组织和企业志愿组织也随之涌现。然而,这些志愿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来自不同部门的志愿组织在组织运行方面有何异同?尽管目前已经有少量研究表明志愿服务可能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少得到确切、系统的回答。这仿佛印证了“志愿服务就是志愿服务而已”(Rochester, 1999, p.10)因而无需深入探究的惯常态度。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作者2016年在北京市调研了七个来自不同部门的助老志愿服务组织,访谈了35位组织负责人和核心志愿者,实施了14次参与观察,并搜集了组织档案、项目宣传材料、媒体报道、政府文件等二手资料。

作者从治理结构、组织文化、管理过程和组织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了不同部门的志愿服务组织。研究发现了志愿服务组织在组织运行方面的高度多样化。而且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特别是在组织目标和“组织-志愿者”权力关系方面。这些部门差异对志愿组织如何对待志愿者和提供志愿服务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组织在组织管理方面也有显著的共同之处,包括国家深度干预、尊重志愿者基本权利、在项目管理中遵循现实主义取向。本研究丰富了志愿组织内部管理的相关知识,并有助于我们从组织运行机制的角度理解中国志愿服务的迅速崛起及其可能的挑战。

05

情感文化治理应成为社区治理的内在核心维度

《社区自组织何以可能:历史经历、社区认同与居民自组织发育——以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赖伟军  深圳大学助理教授

社区自组织的培育发展日益成为我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本论文以深圳蛇口社区基金会为例,着重考察社区认同机制在促进居民自组织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案例研究表明,经由某种共同历史经历,塑造了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强烈集体情感认同与精神文化认同,并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自组织生长发育的核心内生动力。基于社区认同的自组织结构及其行动,最终也有效转化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效能。

针对案例的考察表明,八十年代“敢为天下先”的蛇口改革塑造了蛇口居民强烈社区认同,并且这种社区认同经由两种心理路径呈现出对应的二元结构。其中,基于改革亲历者有关蛇口早期改革历史的共享记忆,形成蛇口人对蛇口社区的集体情感认同;而特定时代背景下蛇口改革的先锋角色,同时赋予这段蛇口历史独特的价值意涵,相应地塑造了蛇口居民对“蛇口首创精神”的文化价值认同。

基于居民社区情感文化认同,蛇口社区基金会得以在没有太多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社区居民的自发动员和组织发展起来,并在筹备成立早期的组织缘起、机构治理、资源动员及项目开发等维度表现出高度社区能动性。

回到社区的本源属性,社区情感文化治理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内在核心维度。积极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主动挖掘潜藏于社区内部的居民集体情感与社区文化资源,以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充分调动和发挥居民社区认同对加强和改进社区治理工作的积极作用。

06

“家国依附”使传统善堂组织持续不断地获取资源,延续百年

《“家国依附”之下的当代善堂——对旅港顺德绵远堂的人类学考察》景燕春  宁夏大学讲师

中国的善会善堂作为组织化的民间结社行为的载体,起源于明末清初,并且从中发育出了社会,但也面临慈善捐赠的徭役化、社区慈善资源的枯竭等挑战。在经历了清末民国的革故鼎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政治浪潮的洗礼,传统的善会善堂并没有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成为历史记忆,而是继续在当代社会的脉络之中延续和发展。创始于1876年并迄今依然活跃在香港和顺德两地的旅港顺德绵远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此类善堂的鲜活案例。

旅港顺德绵远堂早期以祭墓和运棺为核心业务,兼具同乡互助和面向家乡的慈善功能,是顺德人在香港建立的历史最为悠久的地缘性社团。1930年正式注册为香港可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1980年代进行改组,以关爱社群、造福桑梓为核心,慈善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和敬老三个方面,迄今仍活跃在香港和顺德两地开展其慈善活动。

本文从组织社会学资源依赖的理论视角出发,来考察绵远堂是如何动员资源以使组织绵延近一个半世纪。本文指出,绵远堂在其跨越三个世纪的运作过程中,与家乡、祖国和政治中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家国依附”的关系,使组织得以在认同符号的建构、以家乡为核心的事业版图的持续经营、资产累积与保值增资、组织机构和运营等方面得以持续不断地获取资源,使组织能够成功应对夫马进提出的中国传统善堂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绵远堂由于在家乡顺德和香港两地之间建构其社会网络,由此建立起来的跨境网络,使得其组织形态更具韧性,能够在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保全。

此外,本文也指出这种“依附”是双向的,家国体系对组织也有一定程度的期待,主要表现在侨乡及侨务部门的工作开展对这类传统华人华侨社团倚重。

07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三大建议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研究——基于多案例的分析》尹  晖  浙江大学博士生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被各界寄予推动社会治理转型的厚望。但是公益组织面临着自身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许多公益组织为了突破困境,转型成为了“社会企业”——一种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混合组织。

研究发现,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状况、扩大业务规模、增强员工满意度、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具体而言,公益组织可以在以下方面转型:一是调整战略目标,强调通过社会创新创造更大的价值;二是扩大业务范围,为弱势群体提供他们能够消费得起的产品和服务;三是转变用人策略,注重发现弱势群体的潜能,使他们能够成为共同创业的伙伴;四是优化资产配置方式,将企业获得的利润反哺社会,从而有利于扩大自身业务范围,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公益组织转型成为社会企业也面临着潜在的风险,譬如转型导致的使命漂移、经营失败、社会质疑等,需要提前防范,早做准备:

一是培养“一心为公”的组织文化。在转型社会企业前,公益组织需要先巩固好组织的公益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织转型,从而避免后期的使命漂移。二是基于社会创新开展组织转型。在经营方式、用人方式、财务管理方式等多个层面创新以提升竞争力,从而避免经营失败的风险。三是做好公共关系维护工作。注重在经营过程中与公众分享利益,主动发声宣传,从而避免公众的质疑。

(注:以上7篇文章的摘选内容,已经相关学者确认,内容仅代表学者观点。)


点击了解更多:

跨学科碰撞,青年学者齐议“公益慈善与治理转型” | 竹林论坛

如何建立多主体良性互动机制?专家学者为基层治理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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