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研究20年回首 | 赖川信久：关于人格权的地位

 编者按 

2017年《民法总则》颁行后，立法机关正式启动民法典分则的编纂工作，包括人格权编、物权编、合同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编纂民法典，首先在于“编”，即以现实主义的编纂思路为指导，坚持立足国情和实际，总结现行立法经验、司法实践以及学理研究，对现行民事单行法进行深度整合，以法典化方式巩固、确认和发展民事法治建设成果。民法典的编纂也非“闭门造车”，而是要借鉴比较法中合理的、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规则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创新，实现本土实际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民法典的编纂需要折射时代特征，顺应社会演进，即充分意识到法治现代化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为科技时代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

民法典编纂的研究历经二十余年，2020年，我们将正式迈入民法典的时代。值此民法典即将通过之际，本公众号推送《人大法律评论》2003年卷关于中国民法典体系研究的主题研讨，以回顾专家学者对民法典编纂的思考，回望法律人的初心。

本次推送日本学者赖川信久教授的《中国民法典的体系和债权》一文。该文围绕中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人格权问题，结合比较法的视角，梳理了人格权的现代内涵，扼要分析了人格权在民法典中可能的体系地位。

后续将继续推送日本学者国谷知史教授、藤冈康宏教授、小口彦太教授的文章。这些论文亦各有侧重，分别就民法典编纂的物权、债权、人格权中的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比较法观察。

往期回顾

关于人格权的地位

作者

[日] 赖川信久

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教授

译者

丁相顺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人大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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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03年卷（总第5辑）。因字数限制，原文注释省略，如有需要请知网下载全文浏览。

中国民法典起草中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人格权的地位问题。换言之，是否应该在民法典中规定人格权？如果规定的话，应该在民法典的何处加以规定？

关于这一问题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在不法行为法中规定；第二，在总则编中规定；第三，将人格编独立，与债权、物权编并列。因为日本没有对人格权进行单独立法的考虑，所以也没有什么讨论。下面在对过去的立法例加以简单观察的基础上，探讨人格权的内容和性质。

一、

    立法例的观察

观察一下19世纪后半期到现在的民法草案的话，有关人格权的内容散见于民法典的各处。可整理为以下形式，有：A．规定在不法行为法中；B．规定在总则编中（潘德克顿方式）或者人法编（罗马式）中。虽然有将人格权规定在总则编中的人法，在不法行为法中规定其（人格权）侵害的效果的事例，但可以说这是B的变通而已。从历史来看，过去A的情况比较多，但今天看来，可以说B（或者说A＋B）的情况比较多。而没有采用C（即独立成编）的情况。

二、

    人格权的内涵

关于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因国家和议论者不同，而多少有所差异，一般的来说，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个人的人格权：身体的人格权（具体的法益为身体、健康、生命、身体的自由）；中性的人格权（具体法益为贞操、肖像）；内在的人格权（具体法益为精神的自由、名誉感情、自尊心、隐私权、宗教的清净）。

　　第二，社会性的人格权（具体法益为交际、名誉与社会评价、信用）。

　　第三，环境性人格权（具体法益为日照、通风、安静、眺望等，道路交通权）。

　　第四，财产性人格权（具体法益为公共性的肖像、姓名等，著作权）。

　　与物权、债权相比，这些人格权的特质又是什么呢？

　　在日本，按照20世纪初以前的法国、德国学说，将人格权、身份权与财产权（物权加上债权）加以对比进行判断的话，一般认为其与财产权具有金钱上的价值相对，人格权作为非财产权具有非金钱上的精神价值。但是，物权、债权也具有非金钱上的价值，人格权也具有金钱上的价值。例如，知识产权包括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两个方面。即使在当代法国、德国，物权、债权等权利也可以从权利主体的人格中剥离出来，权利人只不过是在行使这些权利关系才存在。与这种观点相对，人格权被认为具有与权利主体密切联系的特质。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法理论中，人格权也被认为是“与人身密不可分的非财产权”。

　　所谓“密切的关系”、“不可分关系”并不是意味着人格权是“生来的权利”，具有与法的主体性不可分离的条件等，而是指如下内容：物权、债权是：(1)根据契约等意思行为而取得；(2)权利人在被侵害以前就意识到权利的存在；(3)可以考虑到权利的转让、放弃、免除、抵销等广泛的权利处分形式。与此相对，人格权被认为是：(1)不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而是在某种情况时自动予以承认的，例如身体、健康、生命的人格权在出生后立刻就得到承认，精神性的自由、名誉感情等人格权是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才得到承认，作为社会评价的名誉是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才发生的；(2）法益遭到侵害，当这种侵害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权利的其存在；(3)权利人的权利处分受到是否得到承认的巨大限制。对于第（3)点略加说明，即虽然有人考虑像著作权、肖像权那样，把人格权从权利主体中分离出来，但是，几乎所有的人格权都不能这样分离。当日照权、安静权（静谧权）等被认为不是土地所有权的效果，而是环境权效果的时候，也不能从权利主体中分离出去。

三、

    简单的结论

基于这样的叙述，重新回到人格权规定的各种问题的话，将人格权规定在不法行为法中，这是从人格权上述特质的第（2)、 (3)（权利不是权利人的处分对象，其存在是在受到侵害时才会发生的）两点着眼的。另一方面，将人格权规定在总则中的“人法”部分，是着眼于人格权的（1)、 (3)（人格权在发生之点依存于权利主体，在处分之点不能从权利主体分离）点特质。

　　考虑到人格权与权利主体的密切联系，就会推导出将人格权规定在总则编的人法中的观点（B或者A+ B)。只是规定在不法行为法中的A并不能揭示出人格权的特质。另一方面，与债权、物权并立的C，给人以人格权与债权、物权一样可以与主体分离处分的印象。进一步来说，将其作为独立一编的话，至少在形式上人格权可以适用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和“消灭时效”的规定（总则编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后面的各编，这是一个个别判断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不能对人格权考虑“法律行为”、“消灭时效”问题的）。

　　而对于将其规定在总则编“人法”中的B，有人批评这是将人格权看做比财产权还轻，但实际上并非一定如此。进一步来说，即使将人格权规定在不法行为法中，也可能被认为是将人格权看得比财产权还轻。不过，规定在总则编人法中，有可能发生将法的主体性（权利能力）与人格权的问题相混同的后果。法的主体性（权利能力）是“权利、义务归属主体的资格”，这就在理论上说明（权利能力）是先于人格权而享有的。如果重视这一点的话，就会得出将人格法规定在侵权行为法中的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