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打麻将被殴：权力幻觉将人性拽回到哪个年代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华盖集 ·这个与那个》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务实、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

文丨将爷 

大家好，今天还是想和大家说说湖北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将被举报群殴的事。

就是上面这个视频， 我看了好几次，越看越心凉。

一家人呆在屋中，围桌搓个麻将，幸福满满的，其乐融融的。这样生活消遣排解，于人于己，没有任何伤害。

问题是，“红袖章”，他不干。冲上来，拿起麻将就摔。

遭到桌上小伙反抗后。结果，这群“红袖章”群起围猎，再围殴。

他们用暴力成功控制了这家人。

这种暴力做派，也在成功控制着更多人。

他们，其实也是精神被控制者。

看完这个视频，有人对“红袖章”义愤填膺，有人为“红袖章”点赞叫好。

这就是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有人说，一些人在开始自我膨胀了。

这里意犹未尽的指向，懂的人，自然也都是懂的。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当批评向上的指尖轻易就被掐断，有时候，也可以把视角往下面探照。

有什么样的基础，就有怎样的建筑。

“红袖章”，让我想说说国民性这个话题。

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题记里的鲁迅先生，还有亚瑟.史密斯这位西方传教师，剖解是入骨见血的。

普通人说国民性，很容易被涓滴口水汇成的巨流冲击到不知名的暗角。

只是，疫情下人性动物凶猛，已经被拽回到哪个年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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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还让人屈辱

一家三口之家打麻将被砸打扇耳光的事，让我想到发生于2002年8月18日的延安“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

在我看来，湖北一家三口打麻将被打的事，比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还让人屈辱，还窝心。

这样的人格伤害和尊严屈辱，令人悲愤和绝望。

不妨先简单回顾”夫妻在家看黄碟“事件：

1、新婚20天的张某夫妇在自己卧室看黄碟，被群众举报。

2、警察到张某房中检查，遭遇不配合，发生争斗。张某被抓，家中被翻，光碟连同电视机、影碟机被带走。

3、张某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5个昼夜，身心遭遇严重伤害。

4、离开看守所1个月后，张某终于解除其取保候审，未被以“妨害公务罪”送上法庭。

5、整个过程中，全国媒体纷纷介入报道和监督评论。

“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事件发生后，经过舆论介入，成功固化一些观念：

1、不能以是否看黄碟考量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

2、“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成为一种判断常识。

3、人们对警察这个公共权力的符号，有了更多认知，监督权力使用的正当性，追求“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共识。

4、公共事件舆论不能缺席，不论是对真相的追踪，还是对性质的判断，以及意义的探究，用好舆论监督对社会运转有着良性作用。

一转眼，时间就过去18年了，没有夫妻在卧室里看黄碟会被抓了。

然而，一家人在家中打麻将却被殴被砸。

而且，肇事者不是公权力，是经过让渡而来的权力。

“红袖章”，就是他们眼中的权力象征符号。

面对网友愤怒质疑，他们不只是一脸无辜，而且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正义。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他们确实早就自以为是地膨胀着。

防疫是一面镜子，被他们用作了保护伞。

监督这样的“二权力”，与这样的违规违法行为博弈，甚至要远难于对待公权力。

这就是国民性难题，因为他们集体无意识，他们不讲理，他们身上带有某些年代植入的暴力因子。

这一些，在疫情语境下，如同病毒一般在他们身上迅速裂变。

没有谁能想到，在下一刻，谁会被这样的“互害性力量”给击中，击伤，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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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理不讲法是一种国民性底色

“小伙打麻将被扇”，是过激房防控的一个缩影。

对待疫情防控，绝不能“一刀切”，国家到地方都有明确态度。

“（一人确诊）不应该把全小区居民都作为密切接触者”，2月1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有报纸这样说：

部分社区不分青红皂白、无故限制和拒绝必要的人员进出，地方在高速路口设卡拦截、“一刀切”地扩大执行实质性的限外措施，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影响到企业的复工复产。

回顾这样日子，很多教条化、野蛮化的过激防控行为，在频繁发生。

未戴口罩在小区无人道路跑步，被拦截、阻挠和训斥。

一线医护人员回家，被小区管理者排斥、敌视、阻拦

返程人员在家和远方之间，陷入到来源地的纠缠中，找不到可以落脚之处。

那些在高速公路漂流记，写满了被同类拒绝的忧伤。

所有的治理，都需要基础。这样的国民性基础，是谁的幸运，又是谁的不幸？

一个社会的基础底线是，讲理，讲法。

不能过激防控的理由很多：

钟南山说：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的科学方法论，从央视新闻到社区传单，从中疾控到社区卫生单位，都做过无数次普及。

不讲理的第一连体儿，是不讲科学，不懂科学，不学科学。

打麻将被扇的小伙反问，“一家人能不能一起吃饭？”

对“红袖章”来说，这句常识又尖锐的质疑，本是一记最有力量的耳光。

只不过，你永远也扇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装睡，是因为他们沉醉于权力春药制造的美好幻觉中。

于是，情理、学理全然不顾。

不讲理的第二连体儿，是不讲法治，不懂法治，不愿法治。

被时评家们十几年前就写烂掉的那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对他们来说，只能是耳旁风，是毛毛雨，如果有机会，他们都想当自己的国王。

对他们搬出一堆物公法、隐私权法，就如同是百年前给阿Q在面对什么是革命。

革命就是：打王胡一顿，睡吴妈一晚，那才是真爽。一直打，一直睡，就一直爽。

这就是欲望，是国民性中最不忍直视的那部分。

“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里尔克这字，对照这样的人性，是不用任何注解的。

于是，法治，对他们就是一种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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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赋权能让他们将人性拽到低谷

围殴一家三口打麻将中小伙的“红袖章”，也让我想到2012年钓鱼岛事件中，抵制日货打砸日本汽车的那些人。

同胞用血汗钱购买的日系车，成了他们释放愤怒与快感的工具。

鲁迅先生早就这样说过：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这样的国民性，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很少有人敢于触碰，以锐利的力量去刺破。

现在，这一场疫情，又将国民性拽回到哪个年代？

答案在风中飘扬！！！！

都说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那边，这里就说一个相关的热词——赋权。

“红袖章”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肯定会说，还是公权力让渡的。

也有人会说，赋权必须要经过相应的制度程序，这些人其实没有。

这些才是问题最本质最核心的关键。

也就是说，这是未经程序正义赋权的虚假权力。

然后，这样的权力却可以公然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为什么？

这正是面对国民性问题时绕不开的困境。

钱杏邨早在1928年3月就写过那篇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可是，有人还说我们现在还处在未曾死去的阿Q时代。

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警惕普通人上演的“庸常的恶”。

如果，连睡在自己的家中都不能获得一片安宁，连走在大街上都能失去安宁，我们就不知道，哪里才会是真实的生活空间了。

疫情中一些人遭遇的人格尊严侮辱，经历的权利遭遇践踏的尴尬，绝不是以“特殊时候”四个字，就能轻易消解的。

所有的越界与违法，最终还是要到文明与法治的语境下，来进行制度求解。

疫情终将过去，冷漠、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粗暴、野蛮都能够随病毒一起消失吗？

对国民性的沉默，有时也是怯弱；对国民性背后的问题不作反思，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转身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必须要警惕，对权力过度迷恋形成的幻觉，正在把人性拖向更加沉沦的低谷。

愿在下一个场景中，我们都不会成为被“红袖章”群殴的小伙！

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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