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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选自日本历史学家古川隆久的《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章霖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版，第113-119页。由年猪从“保守主义评论”转载。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导致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还成了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爆发的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战争持续了8 年零2 个月。日本有至少310万人失去生命，而在涉及这场战争的其他国家，死者估计远超1000万人。在战争造成了这样巨大的伤亡之后，日本战败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时代的特征，大概就是“国民要为国家尽忠”。这也是1938 年3月近卫文麿作为首相在帝国议会上的发言。国家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导致了政治机能的丧失，日本民众一方面被许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则需要将一切献给国家，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空前的巨大失败。1937 年7 月7 日深夜，正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进行演习的日本中国驻屯军报告，受到了一次枪击。当时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宋哲元的部队就驻扎在日军演习区域的河对岸，子弹有可能就是自此打出。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尚无定论。日军在此时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日军却对宋哲元的部队展开了攻击，双方爆发武力冲突。在两军进行交涉之后，达成了暂时停火。近卫内阁却在接到停火消息之前，就已经高调宣称中国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益，要严肃对待，展现出一副强硬姿态。另一方面，中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也发表庐山谈话，表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关头。两国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基本没有间断。1937 年7 月底，战争扩大到整个华北地区。当时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即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在7 月中旬曾经建议近卫文麿尽早停止冲突。1936 年12 月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以此为契机，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石原莞尔认为团结一致的中国将是不可小觑的敌人，而且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也需要保存实力，所以希望尽早停战。近卫文麿也曾一度准备与蒋介石举行首脑会谈，但是终究不愿向中国让步，失去了停战的时机。
注：石原莞尔（1889－1949），日本陆军中将，作为军事思想家发表了“世界最终战论”。在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和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动了“九一八”事变。受到华北战局的影响，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驻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开始与中国军队对峙。1937年8月13日，两军开始交战。近卫内阁随即在15 日发表声明，表示日军行动的目的是要教训无视日本权益的中国。9 月2 日，正式将7月以来的冲突总称为“Zhi那事变”，局部的冲突现在成了中国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之所以用“事变”一词，是因为虽然中日已经开战，但是两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战。如果正式宣战，进入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那么美国就会根据《中立法》，停止向日本出口废钢、石油以及机床等重要物资，使得日本难以继续战争。虽然两国没有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日本也因此没有拘捕国内的中国人，但是陆军已经宣称将会按照战时国际法对待战俘。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日两国间的战争都已经开始，现在日本的学校教科书也不用“事变”，而用“战争”来表述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直接使用“战争”一词。蒋介石因为已经考虑到在上海再一次与日军开战的情况，于是在德国的支援下，事先在上海周边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并配置了装备良好的精锐部队，使得日本海军陆战队陷入了苦战。日本一边急忙派遣陆军部队前往支援，另一边在1937 年9 月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呼吁国民支持政府和相关民间团体为战争出力。具体来说，就是节约消费、增加税收、努力工作、购买战争国债以及到邮局存钱。因为当时的邮政是国营的，所以邮政储蓄也是政府可以支配的资金。1937 年9 月11 日，为了纪念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展开，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演讲会。近卫文麿发表了演说，他称这场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的机会。大众媒体纷纷赞扬这一演说从哲学层面说明了中日战争的正当性，之后便开始用“圣战”来称呼这场战争。近卫为了向民众表达坚定不移的决心，把战争神圣化。8 月，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近卫的演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这些批判战争的声音。矢内原忠雄教授因为不断发出类似的声音，终于在11 月被迫辞去东大的职务。第二年还被扣上了违反《出版法》和《报纸法》的罪名。总之，在近卫的演说为中日战争定性之后，日本国内就再也容不下反对战争的声音了。
为战争披上神圣的外衣以后，不仅反对战争的声音消失了，就连冷静客观地加以探讨也变成了不可能。结果导致日本难以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完全看不到尽头，日本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正如清泽洌在年初指出的那样，若因政治信条之类暧昧的原因进行战争，就很容易陷入泥沼，难以收拾。9 月，陆军将由3 个师团和1 个联队组成的援军派往上海，其中两个师团的兵员是用仓库里的旧装备武装起来的预备役人员。很明显，陆军还是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其中一个特设师团是召集了关东地区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第101 师团。这个师团编成的时候，在东京到处都能看到欢送士兵出征的场面，在东京站也不时能听到高呼万岁的声音。当时日产汽车的总部就在东京站附近，在那里上班的朝仓每人在日记里记录着这些景象。由于上海的中国部队作战顽强，日军增兵之后还是无法迅速取胜，战局陷于胶着。在这期间，近卫内阁准备启动《军需工业动员法》，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和《进出口物资等临时措施法》等法律，开始将经济转入战时统制模式。同时还设立了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这笔费用要等到战争结束才会结算，而且内容都被列为军事机密。仅以眼下的战争需要为借口，就能让议会不得不同意军队使用数额比平时的国家预算还要高的巨款，而且无法过问用途，这一制度对军队来说真是十分方便。现在我们知道，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陆军都偷偷地把这笔费用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去购置对苏作战使用的装备和物资了。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独断专行、挪用公款了。在政府内部，为战争时期准备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也在此时启动了。这一计划不仅规定了战时军需生产所需的物资管理，还包括国家对劳动力、资金、物流等多方面的统制。启动国家总动员计划后，政府立刻针对工业原料实施了配给制。为了制订接下来的总动员计划，内阁在1937 年10 月下旬设立了名为“企画院”的新机构，还将内阁情报委员会改组为内阁情报部，负责宣传工作。内阁情报部不仅会指导媒体报道，给出允许报道的范围，传达政府的意见，还会直接出版主打文章的《周报》和主打照片的《写真周报》，放在书店销售来进行宣传。内阁情报部为了进一步宣扬爱国情感，还在12 月通过公开征集词曲的方式制作了一首名为《爱国进行曲》的歌曲。这首歌曲用稍显古风的歌词和轻快的进行曲旋律歌唱日本的优秀之处。政府以不收取版权费的方式，将《爱国进行曲》送给各大唱片公司发行。在电影院中场休息或是政府和学校举行仪式的时候，也会播放这首歌曲。这些举措使得《爱国进行曲》几乎成了一代人的标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向世界宣传自身立场，政府和多家媒体联合在1936 年成立了同盟通讯社。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这家通讯社就负责报道。但是在欧美国家看来，同盟通讯社的报道过于偏向日本，所以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1937 年11 月，在战时作为陆海军统一总部的“大本营”也宣告成立。这些举措毫无疑问是在向国内外展示日本赢得战争的决心。中国本来还准备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在英国的授意下，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的英国正为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行为而大伤脑筋，无暇顾及亚洲。不过，国际联盟的远东问题咨询委员会还是在1937 年10 月指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并呼吁签署《九国公约》的国家召开会议商讨对策。11 月，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但日本宣称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拒绝参加。可以说日本此时已经在事实上退出了《九国公约》。--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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