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学胜 原载《探索》2013
症状：虚无主义在现代社会有何表现?
现代性的进步强制、市场经济、民主社会裹挟着人们积极投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创造出了丰富的现代性成果。但是总体而言，现代性的生活体验仍然是虚无主义的。物化状况下的人们始终无法获得充足的幸福感：忙忙碌碌，惶惶不可终日，不知所终。
日常生活中人们正在遭受着虚无主义的侵袭和折磨：好不容易完成了一天辛苦的劳作，得了片刻清闲，内心深处那个不安的灵魂便跳会出来要求“家园”的安顿。心灵归宿、精神家园正在迷失，日益被空虚、无聊、乏味、焦虑、无意义和无目的感所占据，表现为萎靡和惶恐不安。“虚无主义”这个被尼采称谓的“一切客人中这个最不祥的敌人”，已经“站在门前”[1]P483，“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重心，因此暂时束手无策” [1]P149。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思潮曾经侵袭了整个欧洲。施特劳斯将虚无主义理解为现代文明的毁灭[1]，表明现代文明在道德价值层面逐渐陷入了“猪的城邦”。被称作“恶魔诗人”的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高声吟咏：路边的腐尸、孤岛岸边高悬的枯骨、美丽诱人却有病的花朵。作者用一种分裂的、残缺的、冷峻的破坏之美，表达了一种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1933年，一首管弦乐曲——《黑色的星期天》——轰动一时，被称为“魔鬼的邀请书”，几年间，因其自杀者据说有140多人，寓示了人类心灵的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尼采用“上帝死了”直接宣告了虚无主义的到来。“上帝死了”意味着信仰缺失了，一切生活的根据和前提被抽空了。人变成了流浪儿，没有了依托，失去了目的和方向，变得麻木不仁;或者沉陷于世俗生活，借助于勤勉的工作，时刻的劳作，欲将生命的神圣性淹没于匆忙的奔波，这反而加剧了精神的空虚和信仰的无着落。欧洲虚无主义以发达的现代性为基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并不成熟，但虚无主义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基本事实。这与西方现代性的殖民化和后现代的强劲侵袭有关。资本所到之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P275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表现为一种强劲的精神文化思潮，渗透于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各个领域[3]。当下社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信仰迷失、道德危机、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生活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焦虑、烦躁、郁闷是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思想界存在着不少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他们“虚化”历史，歪曲传统，丑化英雄和伟大人物，提出“告别革命”，以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为蓝本，批判、贬损甚至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最终使人们丧失恰当的历史意识和准确判断。文化领域，则是娱乐化、低俗化、媚俗化、商业化，“恶搞”现象频出，一味迎合部分观众的猎奇、消遣心理，放任自己的感官欲望和感性刺激，培养了一种大众的“娱乐到死”心态。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虚无主义”最早的来源是拉丁语中的“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在哲学上是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H•雅各比在19世纪初写给费希特的信中首次使用的，并通过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形象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意指：“惟有在我们的感官感知中获得的、亦即被我们亲身经验到的存在者，才是现实的和存在着的，此外一切皆虚无。”[4]P669-670虚无主义意在反叛传统，肯定当下，具有怀疑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它以感觉主义为尺度，否定任何不被人所感觉和看见的事物的存在。因此必然会否定一切可感事物的基础和根据，即普遍价值观念、理论体系及其它所谓崇高的东西。但根据西方传统，通常对真理的基础都是用存在物的存在来解释的，此即最高的存在物或上帝，一旦再也不能用这种最高存在物或上帝来解释真理，虚无主义便会出现。[5]尼采的“上帝死了”中的“上帝”绝不仅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代表了超感性领域以及对它的各种不同解说，诸如“理想”“规范”“原理”“法则”“价值”“目标”等，在传统社会，有了它们，感性生活世界就有了“目的”“秩序”和“意义”。但“上帝”死了，因而一切活动的最高价值和根据也就不复存在了，生活也就失去了“目的”、“意义”和“方向”。因此虚无主义的本质就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目的的回答。”[1]P148尼采不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而是力图从虚无主义中崛起，倡导一种天真、快乐和单纯的人生观。他将虚无主义分为两种：消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前者认为“上帝”已死，一切都被许可，于是斤斤计较、功利至上，狂躁不安、精神惘然。后者则力图借助于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体系，以获得感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为此，必须拒斥几千年来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信仰。因为柏拉图主义是以象征着理性精神的太阳神“阿波罗”压制和奴役了象征着非理性精神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带来了对感性生命的拒斥和否定，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1]P51。基督教信仰则以道德的本体论否定人的感性生活，使人依附于奴隶道德。因此，走出消极的虚无主义，就需要抗拒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依靠理性的他者——权力意志，充分张扬感性生命力，宣扬主人道德，同时期待“超人”的来临人间。海德格尔基本上认同尼采有关虚无主义的基本判断，但在他看来，尼采并没有完成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是将形而上学推向了极致，尼采是欧洲思想史最后的一位形而上学家。[2]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将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本性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虚无主义就是存在的遗忘，“无家可归状态是忘在的标志。”[6]P382存在的遗忘是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过程和结果，后者将对存在者的根据即存在者的“存在”的追问，变得成了对“存在者是什么”的回答，混淆了存在者与存在，遗忘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正因此，尼采的虚无主义诊断揭示了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毋宁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西方历史的法则。”[7]P777“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还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运动。” [7]P772既然虚无主义就是遗忘存在，于是问题的解决就应超越存在者的领域而进入存在的领域和方向。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必须彻底颠覆传统形而上学，重建一种有根的本体论，即此在本体论。尼采拒斥传统道德本意是力图追问存在的意义，但他用“权力意志”这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取代上帝，无法思及存在，因此虚无主义仍是尼采思想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在其本质中，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 [7]P817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提供了一种理解虚无主义成因的基本视角。他比尼采更加彻底，认为虚无主义的本质并不是“上帝死了”“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而是形而上学本身。问题是，形而上学在何种意义上就是虚无主义?其实，形而上学的本性之所以是虚无主义的，是因为形而上学是以主客二分为思维方式的，这是以人与世界的分离和对抗为前提。就是“人成为主体”的同时是“世界成为图像”，人作为主体是将世界作为客体加以剥夺和宰制。近代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性的展开和趋于完成的过程，“对现代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 [7]P902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最明确的表达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是独立的思维、理性，与具有广延性物质世界截然分离，成为后者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根据。这就一方面明确了人的主体性、理性的至高无上性，理性取代了上帝，排斥了超感性世界的崇高价值，将具有主体性的人完全从对上帝的依附中挺立起来，依靠自身的理性来衡量和评判其他一切事物，这特别是启蒙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对象世界是人剥夺和奴役的对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势必变得陌生和愈发对抗起来。如此一来，启蒙了的现代世界是一种二律背反：物质成果越丰富，人反而越高傲与孤独。“主体形而上学论证下的个人，其全部内涵仅是抽象的‘自我’，他人、社会的存在不过是个体实现自我的障碍。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作为维系道德存在的根本，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势专断中被‘拱破’，社会关系被支离，社会道德被败坏。”[8]人成了封闭的“原子”个人，以利益为活动原则，剥夺了人的感性生命的丰富性。“单子”个人组成的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民社会。这里面，本来还有某种超验性内涵的理性精神，变得彻底的工具化和实用化了。“主观理性使得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都彻底工具化了，并最终取代了理性的位置，致使理性完全变成了‘工具理性’。”[9]P188这种理性精神，无法充当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的统一性力量作用，将分裂了现代世界重新统一起来，“启蒙的本质就是以后总抉择，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对统治进行抉择。人们总是要在臣服自然和支配自然这两者之间抉择。”[10]P25既然主体形而上学无法充当现代性世界的基础和根据，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惘然、无依无靠，会迷失在世俗的感性欲望的刺激和满足上，变得更加对抗和分裂，愈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陷入了虚无主义。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论断的确切中了虚无主义问题的症结：源自于形而上学的本性、主客体对立思维方式以及工具理性的盛行。如此，克服虚无主义必须克服形而上学，因此“消灭哲学”、“终结哲学”成了现当代哲学努力的基本方向，表现出诸多“家族相似”。比如，海德格尔借助存在论变革，语言分析学家们采取语言分析，哈贝马斯走向了交往理性，后现代主义者采用了解构、多元的方式等。马克思则从批判形而上学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11]。这个论断以马克思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为依据的，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命题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于是马克思和尼采一样并未超越形而上学，只是做了颠倒，但颠倒了的形而上学依然是形而上学。但海德格尔的理解并不符合理论实际。“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还是一个费尔巴哈式的命题，在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之后，马克思已和传统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1843年后的马克思越发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不过是现实世界的逻辑表达，依然在解释世界，人的本质是主体自我意识，依附于绝对精神而同样失去了感性生活的丰富性，因此必须超越这种对人的抽象化理解。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从人的本质的异化出发，以感性直观的具体的人取代黑格尔的抽象的人，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要求回复到人本学的唯物主义中。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处理，依然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其结果是重新陷入了伦理的“爱”的宗教。因此马克思势必也要离开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重新理解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对马克思而言，人的本质不是主体自我意识，也不是感性直观的个人，而是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在这一活动中，人创造了自己和他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出去，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或人类世界来。但这一活动设定的并不是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12]P105，即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因而感性对象性活动融通了主客二分。这里的“人”不是抽象人，不是原子利己个人，而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样的人，必须通过积极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来摆脱人的感性受动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被奴役状态，实现人的固有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历史性的本质统一，即人的感性丰富性。人也必然会在自己的活动中获得美感享受，充分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里马克思超越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抽象理解，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真理。” [12]P105。反观之，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处理比尼采和海德格尔走得更远。海德格尔批判尼采陷入了形而上学，而要终结传统形而上学，但实际上，海德格尔并未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他们的处理，都具有某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都是建立在主体自身的抽象理解基础上，问题依然在于主体之外的“他者”当如何安顿？尼采显得无能为力，返回到了前柏拉图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海德格尔则越发在后期遁入了神秘主义深渊，借助于东方式的“大道”、“道说”，充分显示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奈和悲观，直至晚期不得不承认：“如果我可以简短而且也是是说一点老实话，但却是从长期的沉思来回答，我就要说：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7]P1306马克思则显得比他们都更积极乐观。他不仅彻底清理了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领域的思想革命，还进一步揭示了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据，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历史批判，提出了扬弃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马克思不只是哲学家，还是革命家。他意识到，“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单纯的哲学变革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变革形而上学得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由此，马克思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批判。“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必然导致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正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物化已成为控制人并奴役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虚无主义也成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而克服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求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构与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相匹配的新型价值观。”[13]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何以会导致虚无主义?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原则是资本原则。资本的本性是不断增值，资本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分裂和对抗的，一方是资本，一方是雇佣劳动。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以及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都裹挟进了资本的不断自行增值，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崇高价值的消除，一切传统社会的等级和社会结构的摧毁。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被现代社会的“纯粹的金钱关系”所取代，现代社会变成了由世俗化的“犹太人”构成的社会。商品的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现代人陷入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也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的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2]P85而追求求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解放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不过是确证了原子式的利己个人，是维护市民社会的结果和工具。因此，必须超越现代社会，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因此需要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还需要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辩证法，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毁灭的必然过程。这些思想集中表述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哲学的创建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革有了理论基础，预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也预示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新的人类社会发展状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到来，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社会历史自身的运动和发展的方式应对虚无主义，是否仍然会陷入虚无，这是一个被不断思及的问题。斯坦利·罗森在其《虚无主义》中曾论证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就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14]；伯曼认为马克思解决方案是一种具破坏性的“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15]P147；汉娜·阿伦特与列奥·施特劳斯等也几乎都将矛头指向了马克思的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构想，认为这极易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16]P926上述观点的前提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割裂了传统，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此关键是如何恰当地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没有与传统割裂。它是建立在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证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都将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被提供出来。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扬弃有其社会历史基础。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P87詹姆斯·劳勒正确地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解为“辩证的共产主义”而不是那种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17]。它更多地强调：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其实就存在着一种挑战这一现实并最终导致它的灭亡的运动。这一运动就是历史生活本身的展开，马克思正是借此，批判了当下的社会历史，重构了一种最终实现了人类解放的社会生活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另外，正如鲁品越教授所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批判形形色色乌托邦思潮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历史观从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从形形色色的关于社会的空想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借此与启蒙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乌托邦思潮和工人运动内部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划定了界限，“可以说，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工作，就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批判乌托邦思潮，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同时，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又充当着类似于传统社会的超感性领域的作用。马克思在宗教信仰退隐面前，在对资本主义的金钱信仰面前，重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的信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和真正的人类史的开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2]P81这里面尽管有理想社会的成分，但它昭示的是一种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理念，将不会有虚无、对抗、只有人的丰富的感性生命力的完全绽放。这种理想图景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应当如何存在，如何获得存在的意义和目的的根据和基础。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理解，不能理解成马克思事先设定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从而与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人及其后继者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对马克思来说，不存在人应当怎样的假定，现实的人只是从事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活动本身就是人的规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活动表现为异化劳动，表现为活动的受限制、片面化和单调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利于人的感性生命劳动的全面施展，势必会被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唯物史观为这种过渡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由上可见，马克思哲学为我们积极应对和克服虚无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单纯依靠返回传统不是一个明智方案。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一味解构和反叛，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虚无主义。马克思则告诉我们，问题本身根植于现代性社会本身的分裂和对抗，出路就在于积极解剖和批判社会现实，推动有问题的市民社会向更为成熟健康的公民社会转型；同时，也不是完全跟传统决裂，而是应在吸收传统有价值的思想、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理念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建一种足以应对虚无主义的健康的人类精神文明。在这里，特别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恰好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说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引当代人类胜利前进的旗帜，不管你承认与否，你要往前走，就必须在这面旗帜下行走。”[20]这或许能为当前的精神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指明方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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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见杨金华：《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思潮的多元透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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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见[美]David B.Myers：《马克思与虚无主义问题》[J]，邓先珍译，《现代哲学》2011年第2期.
[15]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6]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美]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M]，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7][美]詹姆斯·劳勒：《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辩证的共产主义》[J]，《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18]鲁品越:《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乌托邦思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19]张有奎：《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的批判》[J]，《哲学动态》2011年第8期.
[20]陈学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