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丨谈晟广：从“明皇幸蜀图”谈李思训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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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皇幸蜀图”谈李思训的生平
From Scroll “Ming Huang Xing Shu（Emperor Xuanzong's Flight to Shu）” to See True Life of General Li Sixun（653-718）
谈晟广（Tan Shengguang）
按：历史的书写，总是依赖于文字；然而，一个悖论却是——我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却又受限于那些用以描述的文字。图像，作为非文献的历史证据，呈现的却不一定是文本已经固定的历史，而是可能讲述文本的叙述所不能呈现的历史，或许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本专栏将通过对一系列中国古代艺术名品的重新解读，钩沉隐藏在其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和往事，从而确立艺术史作为历史研究之独特价值的新维度。
图1 [唐]李昭道“明皇幸蜀图”（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今被定名为（传）唐代李昭道的“明皇幸蜀图”（图1），在清《石渠宝笈·三编》中的著录画名曾是《宋人关山行旅》。该画曾于1961年赴美展出，并在次年纽约举办的研讨会上，开始受到学者关注。笔者所见该画的一次公开展示，是在2007年1月由台北故宫所策划举办的“大观·北宋书画特展”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14年7月，该画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
据“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展览图录介绍，该画之定名，由“宋人关山行旅”到“明皇幸蜀图”的转变，始于1957年李霖灿先生根据苏轼《书李将军三鬃马图》和南宋叶梦得（1077-1148年）《避暑录话》笔记所作的修改。苏轼的题跋曰：“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其三鬃，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裴徊不进状。不知三鬃谓何，后见岑嘉州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叶梦得则说：“《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宫女有即圃摘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李霖灿认为：此图当作《摘瓜图》或《明皇幸蜀图》，两个画名不过是“一图两名”。
北宋宣和内府，《宣和画谱》记载的藏品目录中，李思训名下并无和“摘瓜”主题相关的画作，倒是隋朝展子虔和李思训之子昭道名下，各有“摘瓜图一”。此后，杨新先生对李霖灿说又有新的补充，杨注意到文献对于画题的使用不一致，认为：《宣和画谱》中李昭道名下的《摘瓜图》可能就是苏轼所说的《明皇摘瓜图》，《宣和画谱》的编者大概考虑到李思训卒于“安史之乱”以前，所以改订为昭道所作；至于不加“明皇”二字，乃是编者对避蜀故实的顾忌所致；“明皇幸蜀图”是针对整个事件给题，《（明皇）摘瓜图》则是对画中细节的描述。由此，所谓“明皇幸蜀图”的作者之厘定，由“传李思训”变成了“传李昭道”。
苏轼和叶梦得文献中的所指，是否就是现今被称作“明皇幸蜀图”的画作，是大有可疑的——该图画面上根本没有宫女摘瓜的场景。迄今为止，多位学者在论及此画时似乎都未曾对画名提出疑义，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该画的制作年代到底是唐本还是宋本抑或明仿本的问题[1]。然而，令笔者颇感意外的是：仅仅从画面内容即可做判断——这是一张与明皇“摘瓜”和“幸蜀”题材完全无关的古代画作。
图2 “明皇幸蜀图”（局部）中的桃花
可以确知，“安史之乱”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次年六月上旬，玄宗逃离长安；六月十三日，到达今陕西兴平西北23华里的马嵬坡，在这里，发生了兵变，他与心爱的杨贵妃诀别；十月，玄宗至成都。这期间，入蜀的季节至少是初秋，渐入深秋，正是瓜熟季节，如果此时说“摘瓜”和“幸蜀”相关，也合情理。可是，这幅如今被称作“明皇幸蜀图”的画面上，最醒目的树种除了松树之外，绘有约10株盛开的桃花（图2）散落在山间，暗示此乃春天之景；另外还有一种阔叶树遍布画间，这是柞树（又称橡树、栎树、槲树），于中国北方、西北一带广有分布，此树树叶在春季初发时，有一段时间会呈现出内绿边红的漂亮颜色，夏季变为全绿，入秋则变至枯黄。画上所描绘的柞树，朱砂色的边缘向绿色的叶心过渡，显然是春季所呈现之颜色（图3a、b）。甘肃陇东著名的“仙山”——崆峒山上，植被分布最广的就是柞树，漫山遍野，而且，今日竟然可见图中所示的松树、桃树、柞树伴生的场景（图4a、b）。如此生机盎然的春色画面，提醒我们——这既不是瓜熟的季节，也与明皇入蜀的时间完全无关。
图3a 中国西北的柞树在春天出现的的美丽颜色
图3b “明皇幸蜀图”中的柞树
图4a “明皇幸蜀图”中松树、柞树、桃树伴生的场景
图4b 甘肃崆峒山松树、柞树、桃树伴生的场景，2012年8月笔者摄
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佚名《明皇幸蜀图》（曾名《唐玄宗避蜀图》）（图5），可能是南宋初年的宫廷画师所绘，不仅画面上山间红色的枫叶暗示着故事发生在秋季，细心的李霖灿先生在研究中曾经注意到，图中那匹无人骑的白马，象征着已被处决的杨贵妃，这方是针对明皇幸蜀题材的一种合理假设。另外，画面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翻飞的旌旗，似乎也正符合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吟唱的内容：“旌旗无光日色薄。”而台北故宫的那幅所谓“明皇幸蜀图”，画面既无翻飞的旗帜，也无士兵的剑戟，非但明皇神情悠闲自得，紧跟他的随从们甚至还面带微笑（图6），让人实在难以将之与落难的情景联系起来。此外，画面中高大沉重的骆驼能不能行走艰险的蜀道，也令人怀疑。
图5 宋人《明皇幸蜀图》，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这幅“明皇幸蜀图”之外，尚有多幅或从此本摹出的古画，画面与之细节雷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李昭道《春山行旅图》、日本大和文华馆藏“李迪”款和《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大册）中的两幅《明皇幸蜀图》、美国华盛顿特区佛利尔艺术馆和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分别各收藏有两幅和一幅“仇英”款《明皇幸蜀图》。那幅旧签题《唐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的画，将台北故宫本“明皇幸蜀图”横式构图压缩成了立式构图，从画面样式化的用笔和敷色来看，是一件明仿本。另藏于日本的两个本子则分别截取了(传)唐人本画面左幅和左上角的一个角落，组成独立的画面，从柔细的线条和略皴的技法来看，时代也不会越过明代。不过，明人仿本《春山行旅图》的定名也在提醒我们，该画的主题和春天有关。
迄今为止，无人能否认，台北故宫本“明皇幸蜀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山水画的面貌。但，此画是不是李氏父子的原本？若是后世摹本，它到底在多大程度能够反映李氏父子山水画面貌？若既非“幸蜀”，也非“摘瓜”，那此画所要表达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在没有回归到李思训之政治生涯和历史背景之前，当然不会有接近史实的答案。
我们对于李思训生平的了解，限于五种原始材料，即：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唐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中有关李思训的简略生平；《旧唐书》卷六十和《新唐书》卷七十八《长平肃王李叔良列传》之后，均附有其孙李思训生平简短的叙述；唐代书法家李邕书《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又称《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下文简称《李思训碑》），非常遗憾的是此碑很多文字漫漶不可识，今存唐人的文献中也无全文著录，我们仍将以碑中残缺的文字为中心，尝试还原李思训的生平。
根据《历代名画记》“开元六年赠秦州都督”和《李思训碑》“春秋六十六”来推算，李思训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卒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八月，享年66岁。他出身于“陇西李氏”，是李唐王朝的宗亲。陇西，泛指陇山（即六盘山）以西的地方，又因古人以西为右而称陇右，陇右在很多情况下也指甘肃。据两《唐书》“李叔良传”，李思训的曾祖父李祎，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任隋上仪同三司，武德初年（618年）追封郇王，生子叔良、德良和幼良。李思训的祖父李叔良，是李渊的堂弟，义宁中（617-618年）授左光禄大夫，封长平郡公；武德元年（618年）拜刑部侍郎，晋爵为王师，镇泾州以御薛举；武德四年（621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军击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长平肃王李叔良生子孝协和孝斌，孝斌生子思训和思诲。武德五年（622年），李思训的伯父李孝协被封范阳郡王，贞观初年（627年），以属疏例降封郇国公，累迁魏州刺史，麟德中（664-665年）坐受赃赐死。李思训的父亲李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长史。思训之弟思诲，垂拱中（685-688年）任扬州参军，唐玄宗时位极一时的宰相李林甫即思诲之子。从李思训家族的历史和行迹范围来看，大抵不出陇西、陇东一带。李叔良所镇守的泾州，即今甘肃天水泾川县，李孝斌所任职的原州都督府，在今宁夏固原。除了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之外，李思训的祖父和父亲生前活动的中心一直就是陇地的今甘肃天水和宁夏固原一带，也就是说李思训的成长环境，是离不开陇西和陇东的——明白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李思训的绘画来说非常关键。
据《新唐书》，思训“高宗时累转江都令属”，就是在今江苏扬州任江都令。永淳二年（683年）七月，56岁的唐高宗薨，武则天以太后临朝称制，先后废中宗、睿宗，于次年九月初六，改元光宅，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旗帜颜色、官署名称与官员服色，向天下昭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李思训碑》显示“则天革命”的时候，李思训陷入了“履霜坚冰/终风折木”的危险境地，性命将虞，于是：“公叹曰/天□□蛾□□木未（阙二十三字）足以□家□诟/俟时变名求活。”此句所阙的文字内容并不难想象，乃是李思训对时事的一种审度和感喟，他要选择弃官、潜匿的亡命生涯，且要“俟时”“变名求活”。不附于武氏的李思训，其下场或如两《唐书》中分别所记：“武后多杀宗室，思训弃官去”；“则天革命，宗室多见构陷，思训遂弃官潜匿”。从“变名求活”“弃官去”和“潜匿”等关键词来判断，这是一种突发事件的、被动的、带有畏罪嫌疑的逃离。
尽管武则天在登基之路上，对于李氏宗亲多有构陷和诛杀，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她当时针对的主要目标还是集中在那些威胁到她皇权的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直系皇亲身上，若非有异举，至少还不至于要让身出旁系的李思训亡命而逃。而且，李思训的弟弟李思诲，先是任职朝散大夫，又在“则天革命”后的垂拱中（684-688年），任职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既然思诲并未因武氏对宗亲的构陷而受影响，继续做官，以此来解释其兄长李思训潜匿的原因，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在史志和碑传剜缺文字中无法找到关键信息的情况之下，一个合理解释就是——在武则天临朝改元后的第23天，身在扬州的李思训可能卷入了发生在此地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叛变”事件——九月二十九日，李敬业以匡复为名在扬州起兵。
李敬业（？-684年），又称徐敬业，是初唐将领李绩（原姓徐，赐姓李）之孙。总章二年（669年），李绩死，敬业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684年，敬业因事被掌握全部权力的武太后贬为柳州司马，赴任途中，遇给事中唐之奇贬括苍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贬黝令、长安主簿骆宾王贬临海丞、李敬猷（敬业弟）自盩厔令坐事免，这些同遭贬黜的官员，机缘巧合，“俱客扬州，失职怏怏”，他们还遇到了御史魏思温和奉使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时武后既废中宗，又立睿宗，实亦囚之。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敬业等乘人怨，谋起兵，自称为匡复府大将军，领扬州大都督，招集民众，以扶助中宗复位为号召，并发布了由骆宾王撰写的《为李敬业讨武瞾檄》，历数武则天的数宗罪，强调武的行为乃“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以向天下昭示“叛乱”行为的正当性。敬业起兵后，武则天剥夺了他的赐姓，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镇压。十一月十八日，敬业败逃，与徐敬猷、唐之奇、杜求仁、骆宾王轻骑遁江都，携妻、子，奔润州，将入海投高丽，在舟中为部将王那相所杀，与另外24个叛将的头颅并献给武则天，李孝逸亦令追捕余党，平定扬州。
倘若真是被卷入这场叛乱，无论当初是自觉或非自觉，身为江都令的李思训难辞其咎。在扬州兵败后，他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变名求活”“弃官去”和“潜匿”。然而，身将何处呢？《李思训碑》云：“寡欲超然/远寻好山海/图慕神仙事。”或许，李思训回到了从小成长的陇地，相对于关中和中原来说，较少耳目，的确是一个远离人间的“仙境”。何况，诸多传说中的神仙居住之山（如崆峒山、唐述山），也在召唤他去“远寻”。此说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对于今名《明皇幸蜀图》的正确解读，将不再只是停留在毫无根据的猜测上。事实上，这幅山形奇特的山水图画，原型可能正是陇地山水。
与李思训同时代的张鷟（字文成），曾长期任职于陇西，其传奇小说《游仙窟》的故事开头，正是从陇西唐述山（又称小积石山，即今甘肃永靖炳灵寺一带）开始的，那里是“深谷带地，击穿崖岸之形，高岭横天，刀削冈峦之势。烟霞子细，泉石分明，实天上之灵奇，乃人间之妙绝”的古老相传之“神仙窟”。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曾描述这里：“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练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巧合的是张鷟任职于陇西与李思训任职于扬州期间，都有一位共同的上司，那就是李敬玄（615-682年）。仪凤三年（678年），中书令李敬玄拜洮河道大总管，兼镇抚大使，检校鄯州都督，统兵征讨吐蕃。李敬玄兵败后，被贬为衡州刺史，后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负责管理州务），永淳元年（682年）卒于扬州官任，他在扬州待了2年多的时间。据《新唐书》，李敬玄“博览群书，特善于五礼”，从“敬玄”二字来看，当十分崇尚仙道。《游仙窟》中记载的“神仙窟”，李敬玄亦有游览。今甘肃炳灵寺石窟第60窟的摩崖上，存有仪凤三年（678年）石刻，称为《唐张楚金摩崖碑》残文，所记乃李敬玄征讨吐蕃时，派人迎邀张楚金，登阁道入灵岩寺之事：这里“上吐云霓”，“（山）岩峭峙，削成万仞高林”；“天云合际，泉霞乱色”；“琉璃之水，冠曦吐曜”；“焕若仙居”；“青溪万转，绿障百重”；“秀风荣茂琼柯与碧叶云飞”；“圣玄之所，游□仙之……”；“□化生仙”；“……霞开，阻风烟于迭嶂”；“氤氲”；“藤萝纷乱”；文字中尚存多个“仙”字[2]——总之，这里就是一个“神仙”所在。陇西是李思训的家乡，或许，李敬玄曾向李思训描述过唐述山的“神仙”，引发了李思训在“去官”“潜匿”时对陇西神仙之地的向往。
比照今名为《明皇幸蜀图》的传唐人画，画面与《游仙窟》中所记之唐述山（即今炳灵寺一带的小积石山），无论从山形还是山貌来看，均十分相似（图7、图8）。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画面中的一个细节，即山体岩石上均画有横向平行的短线条，这种表现岩石特殊的画法，十分罕见。“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图录中曾疑惑此线条的具体作用——实际上，这可能在表现山岩的页状褶皱层，乃自然风化造成的唐述山岩体之典型外貌特征（图9）。值得一提的是：此画面特征是其他任何后世摹本中所没有的。
图7 甘肃陇西唐述山（即小积石山，今永靖炳灵寺一带）山貌
图8 甘肃陇西唐述山（今永靖炳灵寺一带）与“明皇幸蜀图”中的山石外形极其类似（2012年8月笔者摄）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李思训碑》云：“所恨南阳宗子/未举勤王/西京宰臣/不闻复辟者。”武则天定都洛阳，长安称西京，这种对“不闻复辟”的愤慨也正说明了当初李思训对“则天革命”的态度。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初一，82岁的女皇病重，下诏曰：“制自文明元年已后得罪人，除扬、豫、博三州及诸逆魁者，咸赦除之。”可见徐敬业扬州“逆反”之事，她一直耿耿于怀。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尚书省）右丞敬晖、司农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五人谋划，发动政变，逼迫女皇退位；二日后，传位；二十五日，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复国号唐。
中宗复位后，即恢复则天以前旧制，“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皇族中流放者和籍没者，子孙皆复国籍，量叙官爵”。至于李思训，《旧唐书》记其“以耆旧擢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历益州都督府长史”。《新唐书》说：“以思训旧齿，骤迁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实封二百户。”《李思训碑》则曰：“征拜太常寺丞渐也/未月迁太府员外少卿/五旬擢宗正/即真彤伯/加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中宗以陇西郡地望封之，当不是凭空而为之的封赏行为，或正是因为李思训在武后掌政期间曾在陇西潜匿并“变名求活”。李思训重新被起用时所任职的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未及一个月改迁太府员外少卿，再过五旬迁宗正卿，这是皇室亲属之近官，从三品，品级只略低于六部尚书(正三品)，乃负责管理皇族事务的官员。《唐六典》记，宗正卿“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少卿为之贰。”宗正寺下辖的机构有诸陵台、诸太子庙、诸太子陵、崇玄署以及公主邑司，掌守卫山陵。武则天统治期间，《旧唐书》所谓“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此时中宗选派李思训担任恢复宗室的重任，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宗复位15天后，追赠在大足元年（701年）被处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第七女李仙蕙为永泰公主。李重润是中宗和韦皇后所生唯一的儿子，中宗将长安延寿坊南门之西的慈门寺改名为懿德寺，整饬一新，作为懿德太子的追福之地，准备将其灵柩从洛阳迁葬乾陵，“以礼改葬”，并得“号墓为陵”之最高礼遇。同时，永泰公主与驸马都尉武延基合葬，亦陪葬乾陵；又将在开耀元年（681年）被迫自杀的李贤（章怀太子）以雍王身份迁葬乾陵。从懿德太子哀册文“神龙二年（706年）岁次丙午夏四月懿德太子梓宫启自洛阳”可知，当是迅速擢升为宗正卿的李思训直接负责了对此三位宗室的平反、迁葬工作，甚至还可能指导了此三座墓室壁画的绘制工作，尽管墓室的具体营造是由将作监负责。颇为巧合的是：据发掘报告，懿德太子墓中，前室西壁顶部分别有“杨
图10 懿德太子墓前室西壁顶部题记
图11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与“明皇幸蜀图”中高大树木与人马骆驼比例关系的比较
图12 唐节愍太子墓壁画（岩树图局部）与“明皇幸蜀图”中岩树、草丛的比较
从《李思训碑》残缺的文字来判断，李思训在中宗神龙（705-707年）、景龙（707-710年）和睿宗景云（710-711年）、先天（712-713年）的数年间，其政治生涯并非坦途，不但再度沉浮，还可能在中宗、睿宗和玄宗三朝的政变、权力更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仅仅从李思训去世后是第一位陪葬桥陵的功臣来看，其地位并非只是一位以“耆旧”而得到重用的宗室那么简单。景龙四年（710年）六月壬午，唐中宗突然崩逝，韦皇后令韦温等宗党控制内外军权，立中宗幼子重茂为帝，于六月初七日即位，自己临朝称制，拟“遵武后故事”和“韦氏宜革唐命”。但历史没有重演，二十四日，得羽林万骑营支持的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六月政变”，诛除韦氏势力，拥其父李旦复位，是为唐睿宗，七月，改元景云，诛韦有功的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
“六月政变”结束之次日，睿宗令李隆基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万骑；又二日，以四子李隆范为左羽林将军，五子李隆业为右羽林将军，体现了睿宗对于北衙禁军的高度重视。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为了安定皇储，防止诸王利用禁军再度发动政变，睿宗接受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罢隆范、隆业左右羽林，并于景云二年（711年）正月下制：“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二月，隆基以皇太子监国，“因奏改左右万骑左右营为龙武军，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通过改组，北门四军基本由太子控制。《李思训碑》则曰：“国朝以时泰崇文/事危尚武/取申忠义/具屈才能/以左屯卫将军征/家口并给传乘/议者以为式/是百……”正是在家国“事危”之时，政局不稳，李思训被征为左屯卫将军，成为皇帝极度信任的亲信，其身份亦实现了由文到武的转变。早在唐太宗时，即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高宗又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中宗再分左右营，置使以领之，所以李思训担任的“左屯卫将军”，正是接替了李隆范所担任的左羽林将军。
《唐六典》：“左、右羽林军卫。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将军之职，掌统领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厢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若大朝会，则率其仪仗以周卫阶陛。若大驾行幸，则夹驰道而为内仗。凡飞骑每月番上者，皆据其名历而配于所职。其飞骑仗或有敕上南衙者，则大将军、将军承墨敕白移于金吾引驾仗，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又降墨敕，后得入。”这种对羽林将军职守的描述，正符合《李思训碑》所记：“……则文雅洽通故/散骑平迁/侍中兼掌/昔也所重/今之所难/公得之矣/复换散骑常侍/为□赞相/应（阙14字）大□又（阙9字）之一□以图书□此之再任/以心膂升/故一从一横/一文一武/丈夫也/君子哉。”由此可知，在完成特别时期的使命之后，“文雅洽通”的李思训由左羽林将军平迁散骑，并“侍中兼掌”。侍中为门下省长官，乃宰相之职，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旧至尊朝会登殿, 侍中常侍夹御, 御下舆, 则扶左右”。皇帝的登殿、朝会、下车，皆由侍中常侍侍卫在左右两旁，是为亲信贵重之职，故碑记曰：“昔也所重/今之所难/公得之矣。”未久，复换散骑常侍，这是职掌规谏过失、备顾问应对、地位极显的尊贵之谏官，“谓之极侍,宰臣次列”，常作为将相大臣的加官。所谓“此之再任/以心膂升”，说明了两种情况：其一，李思训曾经位列此职，或在中宗时；其二，所谓“心膂”，乃心与脊骨，喻指主要的辅佐人员或亲信得力之人，可知此时李思训正得帝王的高度信任，故他能在文、武间身份互转，因而《李思训碑》中赞曰：“故一从（纵）一横/一文一武/丈夫也/君子哉。”
延和元年（712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位仅26个月，睿宗迫于新的形势，传皇帝位于太子隆基，是为唐玄宗，改元先天，睿宗则自称“太上皇帝”。李思训散骑常侍之职，当是玄宗这位新皇帝所任命，伴随左右。“明皇幸蜀图”中，身着红衣的唐玄宗，骑在三花马上，倘若此画的确与李思训有关的话，在他身后的一人正是贴身之官，服色、装扮（有胡须，非宦官）明显不同于另两位（无胡须，可能是宦官）——难道正是李思训本人？（图13）既然所谓“明皇幸蜀图”无关幸蜀事，那么该画实际反映的又是什么内容？据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制词曰：“玄宗天纵神武，艺冠前王，凡所游畋，必存绘事。”（《历代名画记》卷一）说明唐玄宗出游，必有图绘纪之，而《宣和画谱》记北宋宣和内府所藏李思训名下画作，恰恰有《春山图》一幅、《踏锦图》三幅、《明皇御苑出游图》一幅等。很显然，“春山”“踏锦”“出游”等画题，无疑更适合所谓“明皇幸蜀图”中所呈现的画面。
图13 “明皇幸蜀图”中明皇与身后的贴身之官
由于“太上皇帝”的存在，玄宗在即位之初并不亲政，且因与太平公主的矛盾日益加深，平“韦后之乱”时短暂的盟友转变为彼此都要伺机置对方于死地的死敌。太平公主曾参与诛“二张”、灭韦后两次政变，因有“崇保社稷功”而得势，此后便频频干预朝政，培养同党，当时7位宰相之中居然有5位依附于她，“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是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凡军国大政必先咨于太平公主，次咨于太子李隆基，然后才决定可否。景云二年正月，太平公主竟公然宣称欲“易置东宫”。宰相刘幽求和张因向隆基建议诛杀太平公主事泄而遭流贬，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成为太平公主的党羽，“往来（太平）主第，相与结谋”。正是因为如此之境况，712-713年间，亲政前的玄宗对李思训的信任进一步加深。先天二年（713年）秋，窦怀贞等与太平公主同谋，“将议废立，期以羽林兵作乱”，决定在七月四日由常元楷和李慈率领禁兵，突入玄宗在朝的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宰相则在南衙起兵回应，实现“废立”阴谋。得宰相魏知古的禀报，玄宗和岐王隆范、薛王隆业、宰相郭元振、散骑常侍李思训等人急议，决定先下手为强。七月三日，玄宗和王毛仲、高力士等亲信10余人，以散骑常侍伴随玄宗左右的李思训亦当在其列，取闲厩马及卫兵300余人，出武德殿，入太极殿左边虔化门，召常元楷和李慈，斩之；又分别捉拿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又斩之；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而返，被赐死于家；其党羽等人，一一被赐死或贬死。
政变次日，李旦决心彻底远离政治，徙居百福殿。29岁的唐玄宗正式亲政。十月，李隆基召姚崇会于渭滨行所，欲拜其为相，姚崇便向玄宗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其中一条就是“劝不用功臣”。玄宗采纳其议，于是大批“七三政变”功臣被外刺或遭贬黜。十一月，玄宗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元“开元”，由此拉开了唐帝国“开元盛世”的帷幕。开元四年（716年）六月，睿宗病逝，葬桥陵。在“不用功臣”政策得以施行的同时，只有两个功臣却是例外，反受到恩遇和褒奖：其一就是以龙武将军统领万骑左右的王毛仲，此人本为官奴，专管闲厩马，深得李隆基的信任，政变成功后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史，进霍国公，实封五百户，直至开元十九年（731年）因玄宗与之产生裂隙被贬死，王毛仲一直是北门禁军的忠实守卫者；另一位正是李思训，两唐书皆言其在“开元初”进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亦如《李思训碑》所云：“寻拜右羽林卫大将军/以（阙34字）终□渝考中上/又更右武卫大将军/且师丹廉贞/则拜斯职/宋昌心腹/三登厥官/或以公包□词（阙6字）。”从右羽林卫大将军到右武卫大将军，这里用了汉文帝心腹宋昌之典故；又所谓“三登厥官”，当是说明他先后受到中宗、睿宗和玄宗的信任，在三朝担任要职。从“决策谋府/经德智囊”来看，显示忧缠家国、志在佐翼皇道的李思训，当是唐玄宗发动政变智囊团的核心成员之一。
开元六年（718年）八月，李思训因感染伤寒（碑文云“雾露成疾”）而病逝，享年66岁，玄宗赠其秦州都督，赗布绢四百端匹，米粟四百石，葬日官给，谥曰昭公。又以八年（720年）六月二十八日，合祔陪于睿宗桥陵，但下葬日并非就是《李思训碑》所树之日，而是要等到约20年之后。碑文有曰：“侄吏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修国史晋国公□□□□苑（阙6字）一孝□重宝忠允（阙11字）以布和/宏恕以归厚/刑器有典/轨物有伦/尝追如父之恩是切/加人之感相与。”树碑之人，正是李思训对其有“如父之恩”的侄子李林甫（683-752年）。李思训因“七三政变”有功而被加官晋爵，李林甫也受益，“迁太子中允，又升至国子司业”。李思训在开元六年去世之后，李林甫因其会机变、善钻营，不断升迁，直至居相位19年，其间专政自恣，杜绝言路。玄宗晚年倦政，曾有过“悉以政事委林甫”，助成“安史之乱”，故而被称为“奸臣”。《李思训碑》正是李林甫处于权力巅峰时期请李邕（678-747年）所书并立，该碑通高4米多，从碑体上半段逐字保存大体完好、而下半段逐字剜失来看，这显然不是自然风化的结果，而是有人刻意破坏——或许与时人对李林甫的憎恶有关。这就导致李思训这样一位重要的唐代历史人物，在“安史之乱”后，竟然无从知其具体生涯。所有关于唐代的正史中，均剥离了李思训在三朝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见只言片语；在艺术史中，李思训也逐渐被碎片化、概念化，仅仅留下“国朝山水第一”（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空名和与“青绿”“金碧”等语汇有关的色彩符号而已。
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9世纪后期）中记李思训“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仿佛正是所谓“明皇幸蜀图”中所绘之景的文字描述。近年于河南偃师唐哀皇后陵被盗后追回的一件山水绘陶罐（谢明良认为可能是古祭器“山尊”，或称“山罍”），创作年代正是李思训病逝的开元六年，其画法与所谓“明皇幸蜀图”相近：先以遒劲线条勾勒出结构近似的山石，再以石青、石绿、赭石等颜色涂染出山石的层次[3]；山石和树木的关系，均是在山头长出一簇一簇的扇状灌木；云的画法以及云与山石的关系等近同；夹在两山之间的开阔水面、卷云以及远山，技法与视觉结构均与“明皇幸蜀图”中所见近同（图14）。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去世的宰相韩休，其墓中北壁壁画山水（图15），在技法和图式上似乎是前述二图的延续，特别是其中的飞崖图式，与敦煌莫高窟第276窟隋代（581-618年）壁画山水和所谓“明皇幸蜀图”中飞崖、卷云，可谓如出一辙（图16）。从敦煌莫高窟壁画来看，天宝年间（742-755年）的103窟南壁《化城喻品》之山水（图17），中唐时期（766-835年）的231窟西壁龛外北侧“文殊变山水”（图18），类似“明皇幸蜀图”的技法和图式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图14 唐开元六年（718年），哀皇后墓出土山水绘罐
图15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韩休墓北壁山水图
图16 敦煌莫高窟第276窟隋代（581-618年）壁画、“明皇幸蜀图”与韩休墓北壁山水图中的飞崖图式比较
图17 唐天宝年间（742-755年），敦煌103窟南壁《化城喻品》局部之山水
图18 中唐（766-835年），敦煌莫高窟231窟西壁龛外北侧“文殊变山水”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中，将中国山水画历史的开端肇始于魏晋（220-420年），以降而至隋、初唐的二阎（立德、立本）、杨（契丹）、展（子虔），再到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成大备，而开元后期被征召入宫的吴道子“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用水墨法画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从考古的证据来看，分别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和二十六年（738年）去世的武惠妃和李道坚墓中壁画山水屏风（图19、图20），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山水是如何“水墨乍成岩”（唐刘商《与湛上人画松》）与“涧底阴森验笔精”（唐徐夤《画松》）的。
图19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墓壁画山水屏风
图20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陕西富平吕村李道坚墓壁画山水屏风局部
注：本文注释因篇幅所限，发表时予以删减，拟结集出版时附录。
注释：
[1] 其他学者关于该画的研究有：[日]铃木敬：《唐代绘画·明皇幸蜀图》，《中国绘画史》四，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页79-83；郑又嘉：《元人画作或宋人模本：石守谦对杨新看法的几点回应》，《典藏·古美术》，第96期，2000年，页34-37；薛永年：《明皇幸蜀图与春山泛舟图断代》，《典藏·古美术》，第96期，2000年，页38-39；[日]古原宏申：《唐人明皇幸蜀图》，《中国画卷の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05，页129-134；等等。
[2] 此石刻剥蚀严重、辨识不易，此据《积石录本》。据记，此本是1963年8月由阎文儒、乔今同、耿刘同“登梯轮流认读”，张思温写记。后来，1975年7月、1982年10月，张等人再次“登览补识”“又作补正”。参见郭友实主编，《炳灵寺史话》，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页147-150。
[3] 据偃师商城博物馆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此文物刚刚追回时，颜色特别鲜艳，现在口沿处尚可见一点浓厚清晰的石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