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 晚年宋庆龄：有喜有忧，心似明镜！强推！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奋斗，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那么，宋庆龄晚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看看廖梦醒女士之女李湄的回忆。

“‘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真高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宋庆龄的思想也不断地发生变化。1969年3月17日，她写给妈妈（廖梦醒，廖仲恺与何香凝的长女）的信中还紧跟当时的政治节拍要“揪出”某人。1970年1月25日，她关于干部下放的那封信也还是“紧跟”的。但1971年2月11日她给妈妈的信，比起以前的信，在情绪上已迥然不同。她写道：

 “虽然春节给许多人带来欢悦，可是，唉，爆竹并没有使我快乐，坏消息让我做噩梦……这些日子对我来说只有坏消息。我在这边的亲戚都解放了，因为经过彻底调查，没有发现他们做过什么坏事，只不幸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亲戚，而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他们现在还挤在亭子间里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我自然要帮助他们。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因为我现在也只靠工资生活。我只希望我的表亲们不再有人像我的表妹那样自寻短见。她的死我是要负部分责任的。她曾告诉我，她被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殴打到吐血，还不如死了好。当时我不够警惕，我本应打电报让她住到我（上海的）家，或者把她接到这里来的，可是我听信了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说，她不过在骗我。可怜的杰西卡，我亲爱的表妹就这样去了……

 “很快人大就要开会了。我衷心希望当局不要再委派我什么职务，因为现在我已无法担任了。我连站起来都困难，后背和膝关节疼得要命……”

宋庆龄给廖梦醒的信

妈妈把这封信译成中文，反映给周恩来。但宋庆龄的职务仍然没有改变。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24日她来信说：“写这封信是秘密告诉你，也许我将能够回家，做出一个改变了。那巨大的震惊以及我的皮炎、关节炎恶化，使什么安眠药都没有用。双眼似乎总是睁着的。”“巨大的震惊”自然是指周恩来逝世。宋庆龄在“秘密”字下画了横杠，则使得她所说的“改变”含有特殊的意义，不知道她是不是又重新提出了辞职。她喜欢住在上海，而国家领导人需要大部分时间在北京。

“四人帮”倒台之后，宋庆龄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有些斥责“四人帮”的话。实际上，“四人帮”还在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时候，她已经在骂他们了。周恩来的死使她愤怒，谁都明白周恩来的癌症是怎么得的。1976年3月9日，宋庆龄写道：“邓大姐看来比以前精神了，好看了。也许她现在已意识到，人总不免一死，她的损失所有人都在替她分担，除了那‘可怕的四人帮’之外，他们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她在另一封信里又写道：“邓大姐很勇敢！她挺住了。孙博士去世后几天我是那么孤立无援，我把自己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我们的总理是属于那么一种人，他们将来会被历史学家确认为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中国的最伟大的人物。”

半年之后，1976年7月，宋庆龄所钦佩的朱德也去世了。她写信对妈妈说：“参加完我们所爱的同志和领导的沉痛的葬礼后，我又回来了。（指回上海。）他是我知道的最不出风头的人。他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却如此地低调。朱德同志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重的总理同志刚刚离开人世不久，现在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真是令人难以承受。”当她知道我妈妈也参加了朱德的遗体告别仪式后，说：“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像失去了一个自己所爱的亲人！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生活和对政治的把握，在政治‘浪潮’面前永远保持镇静。”

宋庆龄与周恩来

“四人帮”倒台，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1977年新年期间，她从上海给妈妈写信：“如果你在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起过新年的，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天南地北聊天……待我们见面时，我们会有很多事要互相倾诉！‘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真高兴。将来有一天该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美国人维特克描写江青的《红都女皇》，把书借给妈妈看，说：“那本关于可怕的毒蛇江青的大厚书已经到了。她真是个妄想自大狂！你会像我一样感到吃惊，一个在那种环境里的女人竟能变得如此卑劣阴险。”

宋庆龄和我妈妈，谁弄到什么有意思的读物，都会互相交换看。“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单位弄到什么手抄材料，也借给她看。1972年9月20日她给妈妈来信说：“还给你所有借给我的材料。我日夜赶着看完了，以便囡囡可以及时归还别人。”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她写信说：“如果你有一本叫《飘》的书，请借给我。虽然我在香港看过这部电影，但当时没有看得很明白——现在作者已经死了。查理·卓别林也死了。”

病痛中的宋庆龄

北京电视台曾做过一个关于宋庆龄的节目，女主持人不断问上镜嘉宾：“宋庆龄美丽不美丽？”她又要求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宋庆龄”，她期待的回答当然也是“美丽”。

的确，宋庆龄是美丽的。不过，再美丽的女人也会老。也许，越美丽的女人越拒绝老。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海外朋友来访华。1980年5月，妈妈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的同事、蔡荇洲的弟媳伊娃从美国来到北京，宋庆龄设茶点招待她。妈妈、舅舅、舅妈作陪，我是陪妈妈去的。席上除了舅舅之外全是女性，谈话自然离不开女人的永恒话题。当谈到谁多大年纪时，宋庆龄立即制止，她用英语说：“不要谈年龄，女人不喜欢。”这时宋庆龄确实已经老了。记得20世纪30年代，那时宋庆龄才四十岁出头，我还是一个三岁小孩。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妈妈说：“叫婆婆。”宋庆龄和我外婆同一辈分，我自然应该称她“婆婆”。但是宋庆龄反应强烈，不让我叫她“婆婆”，说：“叫Aunty吧。”尽管有点乱套，没办法，我只好和妈妈一样称她为“Aunty”。后来我的女儿晓燕也应她的要求称她“Aunty”。邓文钊和他的儿子邓广殷也遇到同样问题，结果也父子两代都称宋庆龄为“Aunty”。

宋庆龄60年代在北京，照片的背面写着：“你瞧，我仍然想住在农场”

谈到宋庆龄的称谓，人们有点儿搞不清，因为有时称她“叔婆”，有时她又自称“林泰”。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林泰是宋庆龄的昵称，只有几位很亲近的人才能如此称呼她。”其实，“林泰”是她与人通信时用作落款的假名字，就是“龄太太”的意思。她给妈妈的信中，“林泰”只出现在信封上，从来没有人当面这样称呼过她。即便较亲近的熟人，如罗叔章、沈粹缜，当面也是称她“夫人”，谁也不会那么没礼貌，称她“林泰”。至于“叔婆”，是新中国成立前妈妈、舅舅、外婆之间写信或谈话中提到宋庆龄时用的代号，后来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谈到宋庆龄时也用这代号，实际上谁也没有当面这样叫过她。你想，三岁小孩叫她“婆婆”她都强烈反对，成年人叫她“叔婆”她会有什么反应？

人所共知，宋庆龄从来不出席每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和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纪念活动。这曾引起一些谣言，有人劝她还是出席一下纪念活动为好。对此，宋庆龄很恼火。1975年11月6日，她给妈妈的信里说，有人“想叫我出席。虽然我本来是应该出席孙博士的纪念活动，但我从来没有出席过，这么多年都如此。有些人是那么卑鄙可恶，用他们邪恶的眼光看我，我就算身体好，也不想让他们高兴。现在我的膝盖和脚都很软，不能站久”。

也许，妈妈是宋庆龄愿意与之交流感情问题的少数人之一，因为她们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少女时代离家出走，义无反顾地奔向自己所爱的人，到了女性成熟的年龄，又突然失去自己所爱，成为寡妇。其中的痛苦，只有过来人才能深切体会。孙中山对于宋庆龄来说，是亦师亦友，碰巧孙中山又是一个真诚、热情、意志坚强，很有感染力的领袖。正当两人的感情燃烧得最炽热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造成终身遗憾，怎能不刻骨铭心呢。每年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的日子，妈妈都会给宋庆龄送去鲜花，从来不会忘记，因为孙中山也是妈妈崇拜的人。后来，每年两次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举行的纪念活动，全国政协都让妈妈去献花。那时妈妈已行动不便，但仍乐意去做这件事，她向孙中山鞠躬是由衷的。宋庆龄给妈妈信中说：“你总是那么好，总记得那些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日子。你送来的美丽的玫瑰花使我得到安慰，因为我想到，虽然过了那么久，你从来没有忘记过它们。”1975年11月15日她写道：“谢谢你可爱的康乃馨，它们温暖了我的心！我想，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明白爱越深，一旦所爱的人被夺去，伤痛就越大。我一天在世，心里的空虚和悲伤就一天不会消失。我们生活里人总是要死的，任何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真是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正如你所说，我们有甜蜜可爱的回忆作安慰。”“时间永远不能消除我的怀念。”

晚年仍坚持读书看报的宋庆龄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是永恒的。因此，她对于自己抚养前警卫秘书的两个孩子所引起的流言蜚语特别愤怒。她虽然“养尊处优”，但生活寂寞，两个自襁褓时起看着长大的孩子与她做伴，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虽然后来也给她带来一些烦恼。）她所处的地位，使她不能和老百姓一样，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所处的年代，又是一个封建意识远没有消除的年代。如果生活在今天，也许她可以少生些闲气。

越到晚年，宋庆龄越感受到疾病的折磨，生老病死，被誉为完美的宋庆龄也无法避免。她晚年给妈妈的信，几乎每封都谈及她的病。最折磨宋庆龄的是有着家族史的神经性皮炎，这病使她白天心烦，晚上不能入睡，服安眠药也没用，更糟的是，由于身上出红疹，眼皮发肿，不能见人。可以说，神经性皮炎使她痛不欲生，这不是夸张。1972年她给妈妈的信上写道：“我准备服任何药，只要能治好我的神经性皮炎。一个病人，或者说，受害者，如果不够坚强，甚至会自杀呢。当我拉下袜子给我的朋友看那些‘成串的红樱桃’时，她们都惊叫起来。”1981年2月她给妈妈的最后一封信更倾诉：“……什么都制止不了我身上极度的刺痒。这么痛苦，活着有什么用！……我感到很不开心，我们两人现在都如此无助！”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如果是痛，医生有各种各样的止痛药。但是对于痒，医生似乎束手无策。政府请各路名医给她治疗，甚至从加拿大请来专家会诊，都消灭不了这顽固的神经性疾病。1972年秋，我从山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宋庆龄让我给她挖几棵活的大黄带回来。不知谁告诉她，大黄能治疗过敏症。她让花匠把大黄种在后海北沿她家的院子里。开始服用还挺见效，她为此多次来信谢谢我，说：“百万次感谢那大黄！”但是北京天气干燥，大黄很难成活，后来只好移植到她上海住宅的花园里。

除了神经性皮炎，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与妈妈一样，动不动就骨折。这是因为常年待在家里，缺少阳光和运动，导致骨质疏松的缘故。1973年到1975年三年内两个老太太各跌伤四次，以致宋庆龄叹息道：“我真对命运愤愤不平，你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受罪，特别是给我们带来那么多不幸。”

（李湄 文 摘自《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周海滨更多100000+文章（点击标题可阅读）：

• 作者：周海滨，知名口述历史学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获《名人传记》三十周年“十大优秀作家”。著有《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韩复榘》（中华书局）等。其中《我的父亲韩复榘》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失落的巅峰》获《新京报》2012年夏季好书。

• 随意转载，无需授权

周海滨签名版图书请查看“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