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四问：中国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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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滨答《知日》杂志书提问

甲午战争的关键因素

• 您认为是什么关键因素决定了这场战争结局？

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历代国防政策大多重陆轻海，塞防重于海防。中国又是农业立国，缺乏近代工业基础，也造成海洋意识缺乏，再加上五百年来的“海禁”政策,使许多中国人视海洋为畏途。

史料显示，甲午战前，日本海军拥有松岛、岩岛、桥立、吉野等军舰28艘；中国北洋舰队拥有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等大小舰艇共25艘。总体看来, 日本舰队总吨数大, 舰船新, 火炮多, 开炮快, 速度也快, 灵活机动性好, 是一支进攻型的舰队; 北洋舰队总吨数小, 舰船旧, 火炮少,但重炮多, 开炮速度慢, 航行速度也慢, 灵活机动性差, 是一支防御型的舰队。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 北洋舰队略显劣势, 但只要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 打赢甲午战争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清廷国防发展战略失误，未作军事准备；战略计划不善；海陆军不能协同，要冲旅顺、威海防御薄弱；海军“避战保船”，不敢主动出击，坐以待毙；军队素质差，包括高级将领缺乏近代化培训，不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建立参谋机构和统一的后勤供应。比如，山东战场所以失败,是由于海战与陆战不能作适当的配合，部分官员失职和军队纪律不严，援军不至等。在双方后勤体系的对比中，清政府以骡马载荷辎重，艰难地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方式，是无法与日军铁路运输、海上运输配合的高效运输方式相比的。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的清军，与日军十分完善的近代野战医疗体系也不可同日而语。日军有完善的情报网，可以全面详细地收集情报，并且通过对情报的分析为作战制定决策。甲午战争前的清政府，虽然也有情报工作，但主要应用在官场尔虞我诈的内斗中。

当然，避战主和、和战分歧、消极防御是中国战败的缘由。战争的输赢，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虽然在军力上中弱日强，但在国力上中强日弱，在国情上中劣日优，日本利在速战，中国利在久战，但中国未能坚持下去，最后失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是由于战前的绝对国力没有增强，而是由于相对国力弱而败于日本。

甲午战争的影响

• 您认为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各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甲午战争彻底粉碎了中国士大夫的“天朝大国”迷梦，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从轻视嘲讽到震惊反思以至钦慕仿效的变化轨迹。

甲午战争之后，日中之间的战争绵延50年。中国从此一撅不振,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也给国家带来了转机，推动了社会变革。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震惊、愤慨，他联合在北京会试的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极陈时局忧危，请求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除了维新变法思潮，实业救国热潮,开展编练新军活动……陆续展开，几年内所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堪比战前半个多世纪里所取成就丰硕。

明治维新虽然将日本带入了近代国家的契机，但是并没有形成近代日本。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比，虽然规模不够，但是在日本社会和东亚世界中所带来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战争。对于日本而言, 新兴的日本在东亚变得更加重要了。不仅如此, 此前中国一国可以主导东亚地区内的几乎所有事物, 而今日本存在的扩大使得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日清二元化的世界。在随后的欧美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政府倒台和随后的中国内乱中，日本逐渐取代中华帝国的东亚盟主地位。日本的这一地位一直维系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

甲午战争给日本国内也带来了巨大影响。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回归到了东亚世界,而且从近邻国家的认知中产生了“日本人”的概念。在战争中, 所有的“人民”开始演变成“国民”被战争动员起来。而这种动员的结果, 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的近代民族国家。通过甲午战争,日本获得了台湾领土, 使得日本扩大了版图, 日本的国家体系开始具有多重构造并演变成了多民族国家。

巨额赔款让清廷财政破产却催生了更为强大的日本。日本“企业热”出现，并加速了扩军备战。3.64亿日元赔款支撑而推行“战后财政十年计划”等，使日本战后十年的发展超过战前27年。

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根据翔实的材料研究了日本对甲午赔款的使用:明治政府对这笔巨款的使用是周密而有计划的，分别用于陆海军备的扩张，币制的改革和三基金的设立(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灾害准备基金，教育基金)。赔款为后来战胜沙俄打下基础，使金本位制得以确立，使日本名符其实地进入了世界营垒，国际地位巨幅提升。

对甲午战争的认知

• 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认识这场战争？能否谈谈您对现今存在的一些误解有何看法？
  

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定论，即把甲午战争看成是洋务运动破产或失败的标志，原因在于洋务运动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果将洋务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历史整体中去考察，这种观点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颇。诚然，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是由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去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或主要责任则不免过于苛求。假如没有洋务运动，这场战争中国失败得将会更加惨烈。此外，甲午战争后,中国又出现了更大规模兴办实业、收回利权、介绍西学和出国留学热，而洋务运动即是最初的推波助澜者。

过去误以为李鸿章主和，其实当时李氏电稿、奏稿和有关谕旨函稿可证，李虽主军事缓进却无屈日乞和。甲午惨败应是中国“体制”所误。当然,李鸿章办理洋务三十年，一旦中日交战望风崩坍，李鸿章和清政府明显地差于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虽然李鸿章在1970年代后形成了有积极意义的海防战略思想，甲午前十年间却发展停滞，最终功败垂成。当然，不必因赴马关议和就说李鸿章卖国，李鸿章战前一味依仗强俄、低估日本的力量和决心，才是李鸿章真正误国之处。

而刘坤一受命督办东征军务，但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没有把军政权集于一身，使湘军在辽东陆战中节节溃败，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牛庄失守后，他主张对日持久作战，后来又表示支持刘永福抗日，应当肯定。

 甲午战争的印象

• 说一段让您印象深刻的事件？（不仅是事件，还可以是人物、战役、细节等）

一个被遗忘的人物——宋庆。他不顾75岁高龄，几乎参与并指挥了甲午陆战中的历次重大战役，虽然胜少败多，但知难而进，敢打硬仗，并能与士兵共甘苦,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他声言:“此行如不能奏攘倭之功，唯一死以报国。”甲午之役后，宋庆被革职留任。

顺便提下，北洋海军弹药储量相当可观，北洋海军在黄海战争中弹药不足,是丁妆昌没有带足弹药所致。

陆战清军也惨败。1895年1月17日- 3月3日，清军先后进行了五次反攻海城的作战，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少有的攻势作战。据守海城的日军兵力约为6000人，而清军仅最后两次进攻的兵力就达60000人，为日军的九倍还多。战斗的结果，清军共伤亡1840人，被俘677人,日军伤亡167人，双方伤亡比例约为11:1。

美国报界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改变了日本文明人的国际形象。詹姆斯·克里曼（James Creelman）是《纽约世界报》的记者。在旅顺大屠杀前，詹姆斯·克里曼对日本军队的报道基本上是肯定和颂扬的。

倒下的巨龙被列强争相宰割。龙身上写着CHINA

克里曼在旅顺大屠杀期间见证了日本军队所犯下的暴行，但由于日军的新闻检查制度对电报的管制甚严，直至回到横滨才敢对外公布。鉴于旅顺大屠杀被报道后，日本国内针对外国记者的报道邮送渠道采取了更严格的管制措施，所以克里曼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准备确保其报道能够传达到美国《纽约世界报》的编辑部。一方面，克里曼在1894年12月11日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其报道，该报道较为简略。另一方面，克里曼把其在旅顺期间记录下的原稿分成两份，分别借道温哥华、旧金山邮至在地处纽约的《纽约世界报》编辑部。

克里曼12月11日发出的电报在次日即由《纽约世界报》登出，内容如下：“日军在11月21日攻占旅顺，旋即对包括老弱妇孺在内的非武装居民大事杀戮，屠杀场面之血腥，受害者之惨状让人不堪言表。经过连续三天的肆意屠杀，城中居民几近绝迹。日军惨无人性的行为完全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也玷污了日本自誉的文明，重新回到了野蛮的时代。外国随军记者在恐怖的杀戮中目不忍堵，集体愤然离开了日军的杀人现场。”

针对《纽约世界报》在 12 日发表的文章，日本驻美公使栗野在陆奥宗光的指示下向《纽约世界报》递交了日本的官方声明，要点如下：“一、清军残杀日军俘虏，激发了日本士兵强烈的复仇情绪。二、清兵脱去军装换上民服潜逃。三、少数清军仍负隅顽抗，甚至伪装成平民偷袭日军。四、日军所斩杀的身着民服的人，绝大部分是伪装成平民的清兵。五、日军并未虐杀清军俘虏，甚至优待旅顺沦陷时俘虏的 355 名清兵。六、当地居民早已在交战前离开战区，战时仍留在当地的基本上是清军的战斗人员。七、日军一贯军纪严明，决不会做出肆意滥杀之事。八、外国随军记者纷纷斥责《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的歪曲报道，一时因避寒而离开战区的记者现已返回前线继续履行职责。”

12月19日，克里曼的原稿先后到达《纽约世界报》编辑部，次日，《纽约世界报》刊登了“旅顺大屠杀”的报道。《纽约世界报》社长普利策针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分别用以下内容作为中小标题，“这里没有中国军队”、“野性失控”、“连续三日的恐怖杀戮”、“大山岩司令及下官未制止屠杀行为”、“市街各地均遭劫掠”、“日军亵渎红十字会”等。

从旅顺大屠杀真相被曝光开始，日本的“文明”形象破灭。此前，日本利用美国人熟知“国家主权独立”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理论，一方面破坏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把战争责任推卸给中国，以达到争取美国舆论支持的目的。美国报界在亲日情绪的影响下，盲目且不加批判地在报纸上宣传日本的观点，发表了诸多不实报道。日本在旅顺的大屠杀让美国一直视之为“文明”的日本露出了“野蛮的筋骨”，日本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一落千丈，美国舆论的亲日情绪开始冷却。

值得反思的是，清廷的沉默以及对舆论的引导还处于蒙昧阶段，1894年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完全无法对话，一旦对决，中国的弊政、蒙昧和落后展露无疑，国殇的记忆不会因为政党、政见而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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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海滨，知名口述历史学人，文化旅行作家。2015年获《名人传记》三十周年“十大优秀作家”。著有《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人民出版社）《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我的父亲韩复榘》（中华书局）等。其中《我的父亲韩复榘》获“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失落的巅峰》获《新京报》2012年夏季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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