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秋白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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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瞿秋白在遗作《多余的话》里的自我反省的笔触，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内心没有丝毫掩饰和遮挡。然而，面对一个革命者和文人的身份挣扎、一个父亲和丈夫的亲情牵挂，历史在几番“误会”之后，才在女儿瞿独伊的努力之下，还原出一个本色秋白。

瞿独伊是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5岁见到父亲到14岁听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只度过了短暂却充满父爱的一段时光。如今90岁的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最怀念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母亲、父亲和我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对亲生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那个家，长大后也没有去主动找。因而，我把瞿秋白当做我的亲生父亲。

我的名字是有来历的。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对她不好，我妈妈心中怨愤，决定只跟他生一个孩子，叫独伊，我才改名独伊了。我也是秋白和妈妈惟一的孩子，因为妈妈和秋白结婚后就没有再生孩子。

秋白的才华足以让如今教育背景下的一些人感到惊叹。他会唱昆曲，曾经教作家丁玲和夫人王剑虹唱《牡丹亭》，并让他们按照节拍吹箫；他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者棉布上，然后题上诗词。瞿秋白还喜欢篆刻，他把喜爱的诗句或者自题的诗句刻在青田石、寿山石上。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剑虹喜欢旧体诗词，经常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从1923年8月两人相识到1924年1月他们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但王剑虹在与他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与母亲杨之华走到一起那是后来的事了。

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母亲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她举行的是文明婚礼，去夫家没有坐轿不带嫁妆不请酒宴，只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我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父亲秋白的。父亲秋白这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又讲事理，又不看稿子，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中、英文系的学生，恽代英、肖楚女都去听过。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入党的，那时办夜校、组织罢工，她都参加。母亲很同情父亲，他的第一任夫人去世后，她一直照顾他。应该是父亲首先对母亲产生爱慕之情的，他们俩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对他的才华是十分倾慕的，但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浙江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父亲。

然而，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秋白也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沈剑龙同意他们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一个就是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一个是母亲跟秋白结婚，那个时候叫恋爱关系。然后，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觉得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比他要配她，所以他同意了。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这三个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虽然“五四运动”以后社会比较开放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轰动了上海。生父的父母亲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认为丢了杨家的面子。但是，秋白和生父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我还不在母亲身边，沈家不让她去看女儿，母亲非常想念我。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他们一起到萧山来接我，说是一定可以接回来。可是生父他们不肯放我走，母亲已经要把我抱出来，后来他们那里又把我抢回去了。父亲当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母亲当时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他轻易不掉眼泪的。

过了不久，他俩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他们住在外婆家里，我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如果外婆不把我从爷爷家偷出来，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这段时间，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都是父亲陪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我所亲历的六大

在认识母亲之前，早在1921年父亲就去了苏俄。这是父亲第一次去苏俄，这时他只有22岁，但是因为医生说他的一个肺已经烂了，他就拼命的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他36岁的精力：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政论，一共6卷文学篇、8卷政论篇，他还可以做很多。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父亲还是担任翻译工作。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工作，主编《新青年》季刊。1922年12月21日，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已经24岁了。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秘密来到莫斯科。从上海出发到大连，辗转到哈尔滨后到满洲里。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母亲的引导下将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那个时候，我才六岁，还不懂事。

父亲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公寓，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共产国际各个团的团长住在那里，离克里姆林宫不远。母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兰、李文宜、杨子烈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母亲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

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我当时去过，别墅共有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当时是夏天，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代表大会期间，父亲是会议主持人，当然很忙，很少有时间陪我。因为在郊区，他们偶尔带我去采集野花，我夹在本子里，或者我自己叠纸玩。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开会情况的人了。当时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会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6月14、15日，召开准备会议。父亲、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 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斯大林还专门会见了父亲、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人，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不知道，但是公开发表的资料有。

我2002年又去了一次六大会址，领导人住的房子外面坏了，里面还可以住。开会的房子已经改成人家住的一个一个的房子了。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六大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父亲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他和母亲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里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母亲与我的照片，父亲在上面题有“慈母爱女1929年消夏小别”。

大约在1928年11月份，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张国焘。张国焘不通俄语，父亲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9点一直谈到晚12点才结束。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

在这年底，父亲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结果到1929 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再去休养。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

孤儿院、森林学校、国际儿童院

由于在当时没有什么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孤儿院里的流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像小流氓似的，虽然都是七八岁大，但是打人。我不会说俄语，个子又小，黑头发，他们就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打她！”。一群小男孩围着打我。他们还骗我，把我装到一个装旧衣服的箱子里，然后坐在上面，要把我闷死。等到老师来了，他们才开，老师要是不来，我就死在里面了。

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但是没办法，我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来的次数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他们坐过的地方，走他们走过的路，像是在感觉他们还在这里一样。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妈妈和李文宜阿姨来看我时，就说也要买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莫斯科一个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很短的中文信件中，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有时他还画我牵着一只“小兔子”。

他们有的时候夏天来，有的时候冬天来，冬天来了去坐雪车，我坐在小雪车里，爸爸拉我，他自己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我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兔子。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孩子就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

在国际儿童院，我们中国小孩子开始只有三个：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我们那里，因为爸爸妈妈难得来看我们一次，我们三个孩子就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爸爸妈妈。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 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在回国前一天母亲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父亲回国后，妈妈给我寄来两个卡片，一个上面印刷一束鲜花勿忘我，背景天空是蓝色的；一个是两只小狗戴手套。虽然是妈妈送的，但是字是父亲用俄文写的。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

秋白下台和留在苏区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父亲和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米夫和王明去了说，瞿秋白搞调和主义，对“立三路线”采取投降态度。此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他在幕后支持王明搞宗派夺权计划，将矛头对准了我父亲，要把我父亲打下来，撤销了父亲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王明一开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搞宗派活动，排斥很多老同志，打击正派的人。他们诬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政治组织。我的三叔景白，是中山大学学生，是父亲带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在这场斗争期间，一气之下，他把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被共产国际开除了，没工作了，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1934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

1934年秋，中央红军在仓促中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父亲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得知此消息后，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要求带父亲走，却遭到拒绝，患病给了“左”倾领导者留下了借口。根据张闻天的回忆，中级干部是由他决定谁留谁不留；高级干部是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的。三人团是周恩来、李德、博古三人。

当时连毛泽东都差点被留下来。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我们还是应该带走。他也帮父亲说过话，秋白也应该带走。博古说，不带，留着。父亲当时听说要留下来，当然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中央红军出发那天，父亲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了长征队伍中最年长的徐特立，让马夫跟着徐特立上路。大概在1936年，父亲牺牲以后，廖承志跟博古看到我父亲牺牲的报纸，博古感慨地说，如果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就不至于牺牲。博古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廖承志感觉他说这话是因为自己很内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纪念馆的时候，我把这个事说了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流泪了。

父亲被捕与就义

红军主力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后，国民党继续派重兵“围剿”苏区，留守的父亲在突围转移中被俘。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父亲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区游击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何叔衡因年老体弱中途自杀掉下悬崖被敌人机枪扫射中弹牺牲；邓子恢冲出包围幸免遇难；父亲因长期患肺结核，躺在担架上翻山越岭难以支撑，邓子恢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走吧，我在这里不会被发现的”。在半山灌木丛中，父亲被敌人逮捕。敌人发现父亲携带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有驳壳枪，认为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父亲被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长是宋希濂。宋希濂读过父亲文章，听过他的演讲。他称父亲为“瞿先生”，并且给予生活上的优待。所谓优待就是他喜欢看书，宋希濂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父亲对于大小军官求诗、求印的要求也是来者不拒。宋希濂还是很同情我父亲的，所以父亲写的诗什么的，反正是能够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是他保留下来的。

蒋介石派的国民党的特务，劝降劝了好久。 就在行刑前５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说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或者担任大学教授都可以。

蒋介石曾经召集一些国民党的官员商议究竟怎么处置瞿秋白，说枪毙不枪毙，蒋介石和戴季陶都要枪毙他，蔡元培一个人说，不能枪毙瞿秋白，他是中华民族难得的一个人才。

但父亲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因此，戴季陶曾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蒋介石发密令给龙溪绥署蒋鼎文，要求就地枪决瞿秋白，照相呈验。因为如果送到南京去，怕在路上被劫持了。实际上父亲也知道蒋介石不会让他活很长时间，肯定要枪毙他，但是他对死很坦然。

1935年6月18号要枪毙他，所以6月17号通知他。真正要枪毙那天，要他出来，他说等一会儿，我的诗还没有写完，他把诗的最后几句话写完就出来了，这就是他的绝笔诗，然后他署上“秋白绝笔”。父亲当时上身穿黑色对襟衫，下身穿白布低膝短裤、黑线袜和黑布鞋。黑上衣是母亲给他缝的，后来寻找尸骨时挖出来辨认时，她认得那个衣服的扣子。

父亲很坦然地走到中山公园，中山公园有个亭子，他站在那里照相，然后给他准备了四碟菜，他很坦然地喝酒吃菜，然后出来用俄文唱国际歌。国际歌就是他在北京堂兄家翻译的，翻译的时候他一边弹风琴一边翻译。

父亲赴刑场前很坦然，不像是赴刑场，没有一点紧张或是害怕。他还抽烟，一边走一边抽烟。他神态自若，街上人和记者看这场景都看不出来谁是要枪毙的。他说，我有两个要求：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不能打我的头。”

牺牲之后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地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我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就晕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说话、不能动，还在哭，但是我能听到别人说话。有人说，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说我没死，但是又说不出来。老师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这样我才能动了。

当时特别的难受，就想妈妈以后怎么办，以后妈妈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饭。回到国际儿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觉得了失眠症，也影响到孩子们的休息。

老师骗我说带我出去玩玩，就把我带到莫斯科的儿童疯人医院后，老师就扔下我走了。我一个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师要送我去那，就说，“他不是疯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这个儿童疯人医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墙上。在那里待了一个月，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来看我，只有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来信说说情况，安慰安慰我……

父亲牺牲后，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参加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她就把我从疯人医院接了出来。母亲当时是在国际红色救济会做中国部的委员，七大开完了以后，就留在苏联做这个工作。她去的时候很痛苦，因为那时父亲刚刚牺牲。晚上母亲拿出父亲写的信和文章看，在台灯底下，一边看一边掉泪。我就说妈妈你不要哭，爸爸已经过世了，你不要哭，我给你唱歌，我就一首一首地唱，唱了《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给她听。

父亲和母亲感情很深，他们的信写得很热情，他说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独伊，就是经常梦见你，经常想念你，我很想赶紧回来，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拥抱你……

1935年到1941年母亲一直在苏联工作，在那里王明又打击母亲，撤销她的工作，不给她生活费，让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还诬陷她有政治问题。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母亲才被送到疗养院疗养，后来母亲去了共产国际的党校，可以一边学习一边休养，帮忙做翻译工作等等。

周恩来来苏联治手的时候，我和妈妈还去探望过，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医院，临走的时候妈妈要求跟他一起回国，周恩来说，你继续养病，不要太思念秋白，把身体养好，再回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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