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视经济学规律 社会化医疗保障逃不脱受惩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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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持续不断地接管经济体中的医疗部门，核心是奥巴马任内通过的一项法案，这项法律最终将迫使私营医疗保险业退出市场，或将其转变为事实上的国有化行业。
该法案额外增加了医疗保险公司的税负和其他成本，同时建立了一家政府医疗“保险”官僚机构，以便在表面上与私人企业“竞争”。
这一切都是最终在美国实现社会化医疗这个公有制白日梦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经济在许多其他国家的表现已经足够惊人了。就像所有政府垄断一样，这家医保垄断机构运转起来，也会有国税局一般的“慈悲”，有邮政署一般的“效率”。
就在几年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研究了美国医疗保健供给的经济史。1992年，胡佛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医疗保健中的投入与产出”。
在这份报告中，弗里德曼指出，在1910年的美国，美国56%的医院都是私人拥有的，并以盈利性企业的形式运营。之后，在对政府经营的医院补贴了数十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0%。尽管花费了数十年，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政府已经接管了几乎整个医院行业。
在这个行业当中，仍然私有的、盈利性的医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且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管制，几乎也可以被当成是国家附庸机构。这些“私立”医院管理层所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都是在遵从政府的官僚法令，而忽视了护理病人这个目标本身。
弗里德曼的关键结论是，与所有官僚体系一样，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也造成了“投入”如设备采购、基础设施和医护人员薪水方面的开支增加，医疗保健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方面的“产出”反而减少的局面。
例如，1989年医疗支出相比1965年上升了224%，但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却下降了44%，且床位使用量也下降了15%。在弗里德曼研究的1945-1989年这段期间，即使排除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因素，每位患者每天的医疗费也上涨了近24倍。政府对医院护理控制的加强导致了服务减少，助长了天文数字般的费用的急剧上升。
这样的结果在所有政府管理的官僚机构中都存在，原因是那里根本没有市场反馈机制。政府当中不存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利润，也就不存在可靠机制来奖优罚劣。
事实上，在所有公营企业中，情况恰恰相反：在做出用更多钱能“做得更好”的承诺之后，表现不佳的企业通常会得到更多预算的奖励。
政府每涉足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1970年，政府预测医保中医院保险（hospital insurance）所占份额是每年“仅”29亿美元。实际开支是53亿美元，对成本也就低估了79%。1980年政府预测医院保险支出为55亿美元；实际支出是这个数字的4倍有余——256亿美元。然而，每当政府要开始接管某个行业时，它总会承诺降低成本。
为了应对自身政策造成的成本爆炸式增长，政府在“联邦医疗保险保”（Medicare）实施的头30年里颁布了23项新税，赋予了自己对医疗保健行业更惊人的权力。【参见Ronald Hamoway,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re,”(“医疗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in Roger D. Feldman, ed. American Health Care】
无论在加拿大、英国还是古巴，一切医疗保健的政府垄断机构，都经历过成本和需求的急剧扩张，后一现象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医疗保健是“免费”的。（当然不是“免费”的，只不过是把成本隐藏在了你的一般税税单上。）
每当任一种商品明码标价为零时，消费者需求都会出现大幅增长，医疗保健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官僚主义惯常的拙劣表现只会导致总效率低下，且一年不如一年。
随着成本失控，并开始让那些虚假许诺成本会降低的政客颜面扫地，可以预料的是，政客们随之会使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惯用伎俩，并对这个行业实际价格上限，且通常以“总体预算控制”的圆滑借口加以掩饰。
价格上限总是在刺激需求的同时减少供应，由此产生了短缺现象。非价格管制的配额政策就变得必要起来。这便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是由政府官僚而不是由患者个人及其医生，才能就“谁有权获得治疗，应用何种医疗技术，多少医生护士将从医学院校毕业”等等问题上做出决定。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行业拥有着极权主义者一般的控制权。
所有采取了社会化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都经历过价格管制造成的医疗服务短缺的噩梦。例如，假设一名加拿大人在车祸中肢体三级烧伤，因此需要做整形外科手术，治疗平均等候时间将近5个月。骨科手术的等候时间也差不多要5个月；神经外科手术要等上3个月；连心脏手术也要等上1个多月。【参见The Fraser Institute publication by Baccus Barua, Mark Rovere, and Brett J. Skinner, 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等待：加拿大医院的候诊名单”）, 2011 Report】当然，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口袋里有钱的加拿大人在需要紧急治疗时涌向美国医院的原因。
2000年1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一篇名为“加拿大人因医院人满为患而等待和南下”（"Full Hospitals Make Canadians Wait and Look South“）的文章。这篇文章提供了许多例子，讲述了加拿大国有化的医疗保健体系如何造成了严重的医疗短缺，甚至威胁到了患者生命。比如，一位等待心内直视手术的58岁老太太，在蒙特利尔医院的走廊上与其他66位患者待在一起，自动门整夜开开关关，在气温低至零下的天气里，把室外寒冷刺骨的穿堂风带入室内。这位老人已经为她的心脏手术等待了5年之久。
在多伦多25家医院中，有23家医院在同一天以医生短缺为由拒绝出动救护车。在温哥华，救护车一度在停车场“扎堆滞留”了好几个小时，心脏病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就在车里面等待。至少有一千名加拿大医生及数量更多的护士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以避免工资受到价格管制影响。詹姆斯•布鲁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很少有加拿大人会把自己的（免费医疗）体系推荐为输出其他国家的典范。”
加拿大这种价格控制所引发的短缺，也体现为病人使用医疗科技的严重不足。每个美国人人均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仪数量是加拿大的8倍，放射线癌症治疗手术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7倍，结石粉碎手术治疗服务单位是加拿大的7倍，且心脏直视手术的治疗服务单位也是加拿大的3倍。【治疗服务单位（therapy unit）是一个包含一定数量医生、护士、床位和仪器设备，衡量医疗水平的单位量。——译者注】
拥有500万人口的美国华盛顿州拥有的核磁共振成像仪数量比拥有3000万人口的加拿大还要多。【参见John Goodman and Gerald Musgrave, Patient Power: Solving America’s Health Care Crisis.( 《患者权力：解决美国的医疗危机》)】由此可见，如果美国继续走社会化医疗的道路，加拿大的现状就将是美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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