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燕萍 I 信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

摘  要：信任是经济构建和有效运行的“润滑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贸易摩擦日益严峻的关键时期，信任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凸显。本文系统梳理了经济学视角下信任的界定及定量测度，以及信任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金融投资的最新文献。研究表明，学界对信任的经济学解释尚不统一，但在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基于社会性调查数据测算信任水平;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变消费偏好等机制影响经济发展。另外，本文还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信任；经济增长；交易成本

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构建和有效运行的润滑剂。传统研究表明，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信任深刻反映了特定群体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产生深远影响，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之后影响一国长期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当前，中国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建立健全信用体系，提高全社会的信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增强、贸易摩擦日益加剧，“信任、合作和自由贸易”已成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主题。信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

尽管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学界关注，但对信任的经济学界定、信任的定量测度、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及途径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从信任的经济学解释、定量测度方法、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提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探讨转型时期中国如何提升社会信任及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经济学视角下信任的界定

对信任的界定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提，但是由于信任概念的社会性和抽象性，经济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已有文献根据研究的需要，主要从信任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社会机制和信任是一种合作倾向两种视角理解信任的含义。

多数学者将信任视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业交换的一种机制。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较早指出，每笔商业交易都包含有信任的成分，并将信任理解为经济交易的润滑剂和有效的规则机制。因而，信任也被看作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需的公共品德，或者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道德基础。美国学者普特南则从社会资本内部进行研究，认为信任是一种类似于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的社会资本，能够限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高国家经济水平的发展。

部分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合作倾向，进而对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日本学者福山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则的期望”，表现为个人对所处同一群体的他人能够做出合作行动的共同预期。尤其是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商业交易中，信任是经济行为者之间合作行动的乐观预期。

经济学家们对信任的两种理解实际体现了信任产生机制的不同，即产生于特定社会文化的信任和在多次商业交易中形成的信任。据此，比利时学者法夫查普将信任划分为一般化信任(generalized trust)和个体化信任(personalized trust)。一般化信任是特定经济社会环境下的个体对陌生人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不需要多次交往和时间积累，因而也被视为“知情前信任”(poorly-informed prior beliefs)。在探讨制度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大框架下，一般化信任常被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本或非正式制度，是在长期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外在体现，涉及基本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因此，国内学者通常也将一般化信任称为普遍信任或社会信任。个体化信任产生于反复多次的交往过程中，是“后期的知情信任”(well-informed posterior beliefs)，在信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中，常被理解为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一方对特定对方产生的信赖，以及由此形成的契约关系，因此也被称为双边信任。

二、实证研究中信任水平的测度

信任的定量测度是进一步探讨信任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衡量信任水平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主要利用两类方法测量信任水平。一是基于社会调查问卷方法的测算。这种测度方法主要基于一般性社会调查数据库(General Social Survey，GSS)、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World Value Survey，WV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等社会性调查结果，利用这些调查问卷中有关信任的问题“总体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在与人交往时应当十分谨慎”来计算不同国家的信任水平。例如，GSS数据库和WVS数据库中有关信任问题的答案选项是“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和“与人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现有文献常用选择回答“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受访者人数占所有受访者人数的比例计算得到相应的信任水平。

相关文献中，美国学者基弗和纳克、扎克和纳克利用WVS数据分别考察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巴特勒等利用2002—2010年ESS数据分析了信任水平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丁杰尔和尤斯拉纳利用GSS数据探讨了信任水平与美国各州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学者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则借鉴WVS的问卷内容，向全国15000多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通过询问“根据您的经验，您认为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对中国31个省、区和市的信任水平进行了测度。

测度信任水平的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利用信任博弈实验对信任水平进行测量。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乔伊斯·伯格等利用一次性信任博弈测量了个体间的信任水平，认为当委托人投资越多时，委托人对代理人就越信任，二者之间产生的信任水平就越高。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泽等利用258名哈佛本科生作为测试对象，在考虑个体态度、背景特征、社会关联等条件的情况下，测量了特定情境下个体间的信任水平。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算的信任水平多是在不同特定条件下的个体间信任，相应数据通常难以被用于实证检验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也有学者尝试比较利用上述两种方法测度出的信任水平。格拉泽(2000)同时对比研究了利用GSS数据和信任博弈实验测算出的信任水平，发现信任博弈实验所得出的信任水平与基于GSS数据所测结果并没有显著关联;迈阿密大学教授考克斯在格拉泽(2000)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信任博弈实验方法，降低了可能存在的“社会距离”和“利他偏好”，发现两种方法测算出的信任水平在部分样本中显著相关，由此提出信任博弈实验方法必须控制可能影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互惠偏好的其他因素。

综合来看，尽管基于社会调查问卷测算信任水平的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由于信任博弈实验较难实行，获得数据也有限，现有实证研究多数利用社会调查问卷方法测算信任水平。

三、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随着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被广泛关注，信任常被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或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用于相关实证研究中。信任是非正式制度最基本的外在体现，也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大量文献研究表明信任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福利，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对贸易发展、金融投资等产生促进作用。

1.信任与经济增长

信任是经济社会构建和运作的润滑剂，能够促进经济交换，提高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本质上而言，每一笔商业交易都涉及信任问题，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信任的缺失”(Arrow，1975)。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发现信任有利于经济增长。

日本学者福山(1995)阐述了信任对经济福利和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指出如果说利己主义和市场机制解释了经济成功80%的原因，那么还有20%是由人们之间的信任解释的。他认为日本、德国和美国是因为存在着广泛的信任网络，所以公司规模才会越做越大;而意大利、中国则缺乏这种信任网络，不得不依靠家族小圈子。即信任作为社会美德，创造了一国的经济繁荣。美国学者基弗和纳克(1997)、扎克和纳克(2001)先后利用29个和41个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WVS数据定量测度社会信任水平，实证发现在控制经济增长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信任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信任水平每增加15%，经济增长提高1%。荷兰学者布格尔斯迪克等进一步验证了扎克和纳克(2001)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此外，丁杰尔和尤斯拉纳(2010)利用美国各州数据及GSS数据测算信任水平，回归得到信任水平每增长10%，五年内GDP增长速度提高0.5%，工业就业率增速提高1.3%。法国学者阿尔甘和卡赫克等学者均研究证实信任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尽管多数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支持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有学者实证发现信任与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关联甚至存在负相关。加拿大学者海利威尔在分析亚洲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发现对外开放是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利用信任衡量的社会资本和制度质量并没有增加亚洲经济增长的动力。尽管作者解释导致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缺少对照亚洲国家的数据，但仍指出社会资本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检验。美国学者普特南利用关联活动(associational activity)衡量美国的社会资本，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资本逐渐降低;而杜劳夫和法夫查普研究发现同一时期恰好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因此认为对发达国家而言，信任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反向的关系。扎克和纳克(2001)利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分别实证了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信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最明显直接影响，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不产生显著作用。巴特勒(2009)进一步构建了个人信任与个人收入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2—2010年间的ESS数据，以及1996—2009年间的瑞典SOM(Society，Opinionand Media)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二者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人信任与个人收入呈现驼峰分布的关系。作者认为，较低的个人信任使得个人在决策时格外小心以致错过很多盈利的机会，而较高的个人信任带来更多被人欺骗的风险进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信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该影响主要取决于收入以及研究的样本数据。

2.信任与贸易发展

信任问题是影响贸易障碍和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创造贸易机会，进而促进贸易增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良好的信任能够消除各国间存在的误解、矛盾和冲突，加强和紧密国家间经贸关系，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微观上，较高的信任能够有效降低进出口企业的搜寻成本、缔约成本、争端解决成本等国际贸易过程中涉及的各类成本，减少双方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信任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多数学者认为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斯坦福大学教授格雷夫较早关注信任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指出信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提高贸易福利。巴特和莫西研究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实际贸易流量低于传统贸易理论推导出的贸易量。作者假设贸易双方的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并据此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及25国贸易数据，实证发现贸易伙伴间的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国家间信任水平增加一单位时，双边贸易量增加90%～150%，具体的影响程度则与两国法律系统是否一致有关。由此提出，“神秘失踪的贸易”部分归因于贸易伙伴间的信任缺失，如文化或习惯差异、对贸易产品质量和信赖的信息不充分等。意大利学者圭索等则利用欧洲居民对其他国家居民的信任水平数据实证研究了文化偏好对经济交换的影响。文章假设欧洲国家间的信任不仅受一国自身整体客观特征的影响，同时受宗教、战争历史以及基因相似性等文化方面的影响，据此发现较高水平的国家间信任带来更多的贸易交流、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投资组合:信任水平每增加一单位，双边出口增长32%，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5%，国际证券投资提高3%。且这一影响对信任密集型产品及差异化产品而言更为显著。此外，作者研究还发现，一国接触更多的另一国新闻信息时，低信任导致更少贸易的影响逐渐减弱，植根于文化中的观念和认知是经济交换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圭索(2004)的研究，斯普林和格罗斯曼对其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并利用新的体征距离(somatic 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发现国家间信任对国际贸易及国际劳工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利用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Eurobarometer Surveys)并不能准确衡量出国际贸易及国际移民背景下的国家间信任水平。

部分学者则认为信任能够影响民众对国际贸易的态度。信任是一国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民主化程度通常较高，对他人的态度和外来产品更为宽容，更乐于支持贸易自由化。学者绍帕发现通过提高信任水平，国际谈判者能够引导公众对贸易的态度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瑞士学者斯皮克等利用针对瑞士的社会调查数据和美国国家选举数据(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实证分析了一国信任水平是否影响贸易政策偏好，结果表明信任与公众对贸易自由化的观点和态度明显正相关，倾向相信他人的群体更可能对贸易自由化持有积极的看法。因此，高信任水平的社会制度下，贸易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商进行交流合作的自主性和可能性更大，也更容易达成贸易协定。

此外，安德森和杨指出各国法律体系的不同导致国际贸易纠纷处理的不一致，进而造成额外的交易成本，信任的存在有利于贸易双方基于善意、友好原则提出解决方案，降低争端解决成本进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王永进、盛丹(2010)利用63个国家的信任水平和222个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信任水平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发现信任水平越高的国家在契约密集程度高的产品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赵家章、池建宇(2014)利用2003—2011年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测度65个国家的信任水平，实证分析了出口目的国信任水平、正式制度对中国与该国间贸易额的影响。发现出口目的国信任水平与中国对外贸易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且非OECD国家的信任水平对双边贸易影响更明显。

3.信任与金融投资

信任除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往来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还对投资等生产投入产生影响进而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

在金融投资领域，由于金融活动含有对未来支付的承诺，而未来支付承诺的实现有赖于债务人的可信度，因此金融投资的有效运作高度依赖于信任。圭索等(2008)从信任的角度解释了有限股票市场参与度的问题:即使个人进入了股票市场，但在信任水平较低的环境下，他们很少真正购买股票，进而得出投资者的股票市场参与度和自身财富水平没有显著关联，而与金融市场的信任水平有关。作者进一步指出金融行业较低的信任水平可能导致银行效益低下，资金退出。此外，圭索等(2009)利用体征距离(somatic distance)作为衡量国家间信任水平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实证发现国家间信任水平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及国际证券投资均有正向影响。意大利学者博塔齐等进一步利用欧洲风险投资数据，探讨信任对金融投资的影响，以及在信任外生的情况下居民的微观缔约决策。研究发现信任水平显著影响投资决策:信任水平增加一单位，投资的概率增加7%。这一影响在控制投资者及投资公司固定效益、地理距离以及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仍存在;教育和工作经验能够降低信任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但无法消除。崔巍(2013)则区分了社会信任和金融信任，实证检验信任水平对金融市场参与度和投资收益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水平越高，金融市场参与度越高;金融信任水平与投资收益呈倒U型关系:在金融信任较低范围，信任水平越高，投资收益越高，达到最大值后，投资收益和金融信任水平负相关。冯科等(2017)从社会资本视角，基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测度地区层面的信任水平，实证检验了信任水平对不同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存在正向促进关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对此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良好的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金融的发展，但过度的信任可能会导致盲目投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抑制金融发展。

四、结语

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启发经济学家们关注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关研究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经济行为和经济长期增长的深层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不断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形势和格局也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日益加剧和复杂的国内外挑战。在此过程中，如何提升中国整体社会信任水平以及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双边信任，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贸易投资发展的重要作用?商业法律等社会制度的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契约精神的培养等又将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结合已有文献的积累和研究的需要，本文提出未来拓展信任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几个可能方向。

1.信任的定量测度。信任的定量测度是进一步深化信任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关键。已有文献主要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等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定量测算，这类调查存在几年进行一次、回答结果易受干扰、仅针对一般化信任等问题，容易造成信任测度误差，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未来研究中可以借鉴张维迎(2002)向全国企业发放调查问卷的思路，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一国的商业信任环境，或者将信任博弈实验拓展到特定企业，考察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作用。

2.信任的作用机制。虽然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信任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消费决策等途径影响经济发展，但对信任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经验证据缺乏系统的研究。例如，信任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信任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往来、金融投资的作用途径是否一致、具体有哪些途径、不同途径的作用影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等等。对信任作用机制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信任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

3.信任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得到学者广泛关注和认可，但对信任的应用机制研究较少。例如，如何利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增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能否从社会文化角度思考当今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答案?国家间信任水平的提升能否以及如何缓解当前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等等。

作者信息

曾燕萍，1989年生，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讲师。

来源

文章原载：信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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