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璇等：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理论焦点、立场分野与研究局限

摘  要：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各国学界和智库高度关注并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话语角度阐释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内涵，分析了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模式变革、工作形态转变和组织模式变革的规律与趋势，论述了新科技革命下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演化态势。总的来看，各国学界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会创造就业还是破坏就业、会损害社会公平还是增进普惠、是否会挑战人类伦理等论题上存在一定立场分野，在研究方法、研究论域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尚存一定局限。

关键词：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国际竞争

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变革进程受到各国学界和智库的广泛关注，延伸到各学科领域中形成了新的交叉研究热点。如何界定、诠释和探究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理解、解构和适应时代变迁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本文尝试从概念内涵、理论焦点、立场分野和研究局限等方面对近年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解构与总结。

一、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概念与内涵

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总称。科学革命主要指科学理论、方法、思维方式等出现了巨大的突破性进展。技术革命主要指技术体系原理的根本性变革。“产业变革”或“产业革命”，往往被译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是引发社会整体经济形态与产业结构变革的进程。一般来讲，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基础与理论前提，科学革命一般不会直接引发产业变革。技术革命则能够直接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成为推动产业革命爆发的直接驱动力。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就是21世纪前沿科学的突破和进步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产业转型、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领域造成重大深刻影响的过程。最早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进行话语论述的国家是德国，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提出的“工业4.0”的概念引领了国际社会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热议。“工业4.0”更多是从制造业角度对新科技革命下产业变革和生产方式转型的解析，不同于以机械化为基础的“工业1.0”、以电气化为基础的“工业2.0”和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工业3.0”，“工业4.0”致力于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形成高度灵活化、个性化、数字化的新生产模式。在“工业4.0”的启发下，国际社会将新科技革命驱动下的产业变革更普遍地表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一概念的首创者WEF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认为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它建立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之上，结合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以指数级的发展速度对我们的经济、商业、社会和个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和颠覆性变革。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通过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和机器人软件自动化等技术实现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融合，对现有的生产、管理和治理系统带来革命性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广度和系统影响方面具有变革性特征，它包罗万象的特征使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其完全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衍生出由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3D打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集群。它以知识、信息、沟通和数据为中心，数字化信息已成为战略性资源，网络已成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原则。

二、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理论焦点

国外学界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理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探究前沿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技术扩散及其重构作用，引发生产过程、工作形态和组织模式的变革;二是宏观层面新科技革命如何推动各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

1.新科技革命对生产的变革与重构

第一，从生产模式看，新科技的应用变革了传统生产模式，形成交互性、协同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生产模式。新科技革命下的生产变革是建立在前沿技术革新基础上的，这些新技术包括: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等。新科技革命下的生产变革高度依赖由信息通信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等构成的物理信息系统(CPS)，该系统通过传感器、制动器和网络连接来创造和获取数据，计算和整合数据，并以数据为基础做出决策建议。物理信息系统推动生产的高度信息化和去中心化，不仅实现了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各机器之间的连接以及机器和人之间的连接，将整个产业链内各公司之间联系起来，促进了生产和流通中各环节和要素之间的水平整合，而且实现了企业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信息通信系统的垂直整合。物理信息系统在去中心化和智能化生产链的基础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水平，数字仿真能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精准预估终端消费市场的需求，设计和生产个性化产品，加快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进程，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物联网技术能远程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节省企业的成本、时间和资源，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了支付方式和物流方式，利用数字市场和在线服务来满足企业对信息、金融资源和商业服务的需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对生产的变革作用则更加明显，推动现有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为机器人辅助生产、自组织生产、生产线模拟仿真、无人驾驶物流和智能供应网络等全新的生产方式。以物理信息系统为支撑，机器人在高速、弹性和高效的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工业机器人和协作型机器人已经能同人类在生产中进行高水平互动协作。机器人综合了人和机器的特长，既有对环境反应和分析判断能力，又能长时间持续工作，具有高精度、高速度、高可靠性、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已大量应用于焊接、装配、搬运、喷漆、研磨、抛光、切割、检测、码垛等制造流程，其标准化、模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由此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不良率，推动了生产率、产品质量、产品流通速度的大幅提升。

第二，从组织变革看，新技术驱动传统组织模式变革，塑造了数字化、灵活高效的新生产组织模式、企业治理模式和商业模式。一些学者认为生产率增长事实上并非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以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为前提。智能工厂成为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全新生产组织模式。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基于工业物联网(IIoT)技术的全球9家最智能的工厂名单，包括拜耳制药部门(意大利加巴纳特)、博世汽车(中国无锡)等。这些智能工厂有的运用最前沿的数字双胞胎技术(digital twin)改进产品质量，有的运用大数据技术模拟和优化生产流程，有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产品定制和远程智能云服务，还有的利用工业级3D打印技术加速生产周转和进行产品大规模定制。智能工厂形成了灵活的生产平台，优化了供需匹配，降低了人力成本和能耗，减少了机器停机时间，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以灵活生产加速了产品创新。除了生产组织变革，企业治理模式也将向扁平化和弹性化的方向变革，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员工的工作弹性，科层制结构将趋于减少，转而采取以项目和团队合作为主的运行方式。企业由自我管理的过程单元、项目团队、生产和管理创新和解决问题的临时组织构成，因而企业可被称为“基于项目的组织”或“多项目环境”。随着生产组织和企业治理模式变革，新的组织用工形式和雇佣形式不断出现。“欧洲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基金会”(Eurofound)提出了未来趋于增长的新工作形态，包括“共享员工”、“休闲就业”、“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移动就业”、“集群工作”和“协作型自雇佣工作”等。“共享员工”(employee sharing)即企业一些对外业务和内部管理事务由临时雇佣的劳动者来完成，劳动者处于被不同企业的雇主共享使用的状态;“休闲就业”(casual work)是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时间的弹性工作形式;“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移动就业”(ICT-based mobile work)是劳动者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来远程工作;“集群工作”(crowd working)是通过在线平台来把工作分割为若干微小的任务并在“虚拟云”中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协作型自雇佣工作”是采取合伙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等弹性协作的工作形态。

另一方面，商业模式也随着科技革命不断地变革。平台模式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新商业模式，它颠覆了传统的公司模式，将工作中心从内部活动转向外部活动。汤姆·古德温以数字经济领域全球领先的公司的商业模式变革为例，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Uber)没有自己的汽车，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新媒体脸书(Facebook)不自己创作内容，最有价值的网络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自己的存货，世界上最大的住宿提供商爱彼迎(Airbnb)也没有自己的房产。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将平台商业模式分为五种。第一种类型是广告平台，例如谷歌和脸书，它们提取用户信息，运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来销售广告空间。第二种类型是云平台，例如AWS和Salesforce，它们利用云平台出租数字化的硬件和软件。第三种类型是工业平台，如通用电气和西门子，它们将传统制造转变为互联网连接过程所需的硬件和软件，从而减低生产成本，并将产品转化为服务。第四种类型是产品平台，如Spotify，通过平台将传统商品转化为服务，并从平台上收取租金或订阅费而产生收入。第五种类型是精益平台，例如优步和爱彼迎，通过尽可能降低成本，将其资产所有权降至最低并获利。新的平台商业模式改写了市场竞争规则，涵盖了合作、分享和竞争，能给市场领先者提供巨大的成本优势和空间，进而能从价格上击败竞争对手，形成“赢者通吃”的模式并掌控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从生产效率和成本变革看，科技进步有助于同步实现效率型增长和零边际成本型增长。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将带来生产效率和生产力长期增长的需求侧变革，大大降低交通和通信成本，使得物流和全球供应链更有效率，贸易成本大幅削减，这些变化将创造新的市场并驱动经济新增长。科里内克和斯蒂格利茨以人工智能为例指出人工智能会带来成本节约型创新，能通过减少生产成本来提高创新者的利润。美国美林银行报告指出，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一方面来自人工成本的节约，因为机器人不需要薪酬、假期，也不会生病;另一方面在于改善质量控制、存货管理和物流来实现成本节约，一些小规模厂商能通过弹性小规模生产来缩短供应链、减少对经销商的依赖从而降低基本供应链成本。

第四，从研发创新和资源利用率看，新技术创造了新的研发创新模式并能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新技术进一步助推了定制化生产、数据型生产和研发协同性，企业将运用传感器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来创造新产品，同创业者及研发机构形成协同创新。随着技术成本下降，产业链中越来越多的领域发生数字化转型，数据的范围和质量也在增加，企业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设计新产品和服务、节约运营成本、监控能源和生产运行状态，并改善客户关系。

2.新科技革命对国际竞争格局的影响

新科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剧烈调整和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演化进程开启。许多研究从区域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开展比较研究和政策分析，阐述了新科技革命下国际产业格局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化趋势。

一是对新科技革命下亚洲国家产业变迁趋势的分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对亚太地区的分析报告分析了自动化对亚洲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冲击，指出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和泰国等以制造业发展为根基的亚洲发展模式正在遭遇自动化的潜在威胁。在制造业领域，电子和鞋服制造业等产业自动化进程会冲击以这些行业出口贸易为主的亚洲国家和经济体，使它们面临失去更多市场份额的风险。但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由于有一定基数的消费阶层的存在，它们有机会以国内需求的增长来缓冲自动化替代的风险。在服务业领域，受自动化冲击较显著的主要是服务外包行业和物流业。一些原本凭借英语语言技能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来发展服务流程外包的亚洲国家的相对优势将会丧失。报告认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亚洲国家的威胁包括:增加失业率、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模式的终结、税基缩减、降低可支配收入、乡村地区的反向迁移、“零工经济”下的低保障、减少公共教育开支、形成技能两极分化等。另一方面，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也给亚洲国家发展带来了机遇，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创造更多数字化福利、促进精致农业发展、改善疾病诊断和远程医疗、优化食品供应链和提高食品质量、获得低成本的数字化学习资源等。还有一些研究从产业转移趋势角度指出，全球化下生产从发达国家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将出现拐点，随着智能机器的应用，生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式微，这意味着相当部分的劳动将被淘汰，部分就业机会将回流发达国家，这对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国家和经济体有较大负面影响。

二是基于新科技革命相关政策的国际竞争力分析。美国是全球首个发布与新科技革命有关的公共政策的国家，早在2009年就发布了《联邦云计算发展战略》，2012年通过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并明确了重点发展3D打印、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等11项关键的下一代技术，同年提出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并推动大数据技术发展，2016年发布了《2016美国机器人发展路线图——从互联网到机器人》，并加快布局机器人产业。2019年，美国发布了《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并主张与工业界、学术界、国际合作伙伴和盟国以及其他非联邦实体合作，促进对人工智能研发的持续投资，以实现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技术突破。美国通过《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政策推动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新兴职业劳动力培训、新产业创业和新产品研发，从而增强美国的整体竞争力。美国仍然在自动化系统、国防技术、能源利用和储存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和发展机遇。由于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都在积极参与新科技革命的国际竞争，这使得哪个国家主导下一次工业革命变得更加关键。

欧盟自2014年以来先后发布了《欧盟大数据价值战略研究和创新议程》、《机器人技术路线》与《人工智能协调计划》并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欧洲造”。德国则是欧盟推动新科技革命发展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德国被评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体，在数字化网络、无人驾驶车辆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具有全球领先的创新力。

在亚洲，最早出台新科技革命相关政策的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等国。2016年，日本通过《第五期(2016—2020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首次提出超智能社会“社会5.0”战略。同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人工智能技术战略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第四次产业革命战略”，重点推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并将2017年定为日本的“人工智能元年”。2017年到2018年，相继出台了《人工智能研发目标和产业化路线图》、《人工智能技术战略》、《未来投资战略2017》以及第5版《下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开发》计划，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进行了持续性战略部署，并推动传统产业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深度融合。日本政府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战略分为两类——需求侧和供给侧，需求侧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来开发新的需求，供给侧战略是提供新产品和服务。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认为日本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中的优势包括:受教育的劳动力、技术技能、应变能力、纪律、工业机器人的产业优势等。

一些研究高度关注中国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进程，认为中国出台的“互联网+”战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等政策，不仅仅重视相关领域的投资激励，而且致力于通过建立孵化器、信用管理体系和保护知识产权来推动市场研发创新，在这些政策激励下，中国的金融、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领域涌现出了大量“独角兽”公司。同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同德国、以色列等国的研发合作，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提升智能制造和科技等领域的实力。弗洛林·伯恩齐奥在对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分析中指出，中国在新科技革命中的主要挑战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而启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并成为购买和使用工业机器人的第一大国，虽然目前每万名制造业劳动者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低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但是中国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随着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中国采取了转型为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出口国的策略，中国政府将工业机器人产量从2015年不到33000台提高到2020年预计超过10万台。莉拉·巴洛格指出中国在许多产业尤其是消费性行业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一些工程和科技性工业领域尚不具备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中国能坚持推动产业研发的发展道路并减少制度性干扰，那么中国在新科技革命进程中成为全球高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三、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立场分野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在冲击传统结构和秩序的同时，必然会对人的经济社会利益和福祉带来同步或连锁的影响，涉及就业、社会公平和道德伦理等广泛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和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是机遇大于威胁抑或破坏大于创新，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1.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会创造就业还是破坏就业?

一种观点是创造就业论，认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会通过创造新岗位、促进就业能力提升、优化就业资源配置、促进工作生活平衡等路径来创造新的就业并改善劳动者处境。马库斯·洛伦兹(Markus Lorenz)等认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增加工业数据科学家、机器人协调员、工业工程师和模拟专家、服务工程师、数据建模和分析专家、3D计算机辅助设计和3D建模相关的新工作岗位，使许多就业前景堪忧的工人从中受益。本·韦尔默朗等从补偿大于替代的角度分析指出，自动化技术在一些产业导致就业替代效应，但是它可以被新的制造部门、互补部门和溢出部门创造的就业所补偿。大卫·奥特尔等认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先进软件技术实现的自动化仅能替代常规和基于规则的工作，还无法替代非常规工作、意识性的工作和运用隐性知识的工作，并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具体职业技能与中等水平的文字、数字、适应性、问题解决和常识等基本能力结合起来的大量工作不会消失。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从成本和结构分析的角度指出，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成本、工资变化以及经济部门的结构调整。内生技术进步会不断产生新的劳动需求，产生均衡增长路径。自动化带来的生产力效应完全可以抵消劳动力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会有一些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来复原劳动的作用并提升劳动的份额，从而起到对自动化负面效应的抵消作用。国际机器人联盟基于对2000—2008年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报告分析指出，企业将一些低技术含量岗位用自动化机器来替代后，社会上就会相应新增一些更高级的岗位，重新达到劳动力市场平衡，估计100万台工业机器人应用大致会直接创造300万个工作岗位。另一种是破坏就业论，认为新科技革命会显著冲击就业市场并导致技术性失业。杰弗里·萨克斯等认为，工业机器人不是与劳动者形成互补，而是远胜于劳动者并替代他们。丹尼尔·萨斯坎德指出，随着自动化深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各行各业，劳动稀缺性的下降并不会引致劳动需求工作岗位的出现，也不会产生劳动互补型技术，劳动最终会受到自动化技术的毁灭性打击。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等从雇主经济理性出发认为，每一个在经济上理性的雇主都会倾向于使用机器人，以替代大部分的人类劳动力。技术进步会把一些人抛在身后，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抛在后面。泽维尔·麦斯纳认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遭遇了新的时代挑战，与此前的几轮科技革命创造新就业不同，此次新科技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显著的新就业。安东·科里内克等认为技术性失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工资刚性导致的失业，另一种是过渡性的失业，他们认为，随着机器生产成本的下降，人类劳动被机器全面替代的奇点就会到来。创造就业的速度通常滞后于消灭就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工业机器人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和电器制造业，而依赖这些产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将遭受极大的打击，未来将有近七成的岗位消失，这一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论坛预计未来5年全球15个主要国家将有超过710万个就业岗位因为裁员、自动化发展和中介环节的减少而消失，其中多数工作属于“白领式”工作和行政工作。受新增200万个就业机会的抵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将导致全球15个主要经济体的就业岗位净减少510万个。卡尔·弗雷等根据对人工智能技术属性与702种职业之间的关系估算认为，在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平均57%的工作岗位将实现自动化，美国将有47%的工作有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取代，英国为35%，日本是49%，在中国，该比例高达77%。

2.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损害社会公平还是增进普惠?

一种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会从“数字鸿沟”、劳资贫富分化和劳动剥削等层面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施瓦布指出当前全球仍有13亿人口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即40亿人无法使用互联网，“数字鸿沟”是新科技革命下不公平的一大表现，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尤其令人担忧。达龙·阿西莫格鲁等认为如果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有效的资本形式，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产生资进劳退的现象。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技术变革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共享经济下的平台劳动为典型，平台劳动是日益扩大的非标准就业趋势的一部分，劳动者看似获得了时间安排上的自由和灵活，但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并且不得不承担平台调整费率、增加控制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平台资本的力量明显地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经过市场竞争，仅存的一两家平台得以幸存，权力被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平台所有者成为虚拟的垄断资本家，其繁荣发展形成了新一代的电子血汗工厂，导致了21世纪新一轮的剥削。

另一种观点从长期性、系统性视域和“涓滴效应”分析认为新科技革命终将使得社会利益和福祉普遍惠及大众。联合国计划发展署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控制公共部门规模，集聚关键领域资源，精准服务弱势群体并降低公共管理成本。技术进步也有利于通过推动精致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产品供需匹配度来化解落后国家的食品匮乏问题，有助于提供公开低成本的教育资源来提高公共教育水平。安东·科里内克等认为从长期视角看，技术创新会先造福于创新者，再通过“涓滴效应”慢慢地造福于工人群体，从长期看可以实现帕累托改善。

3.新科技革命是否会挑战人类伦理?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会在挑战人类智能和价值的同时挑战传统伦理道德，有必要针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潜在影响进行道德伦理重构。施瓦布认为新科技革命引发的爆炸式创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所在，不断扩展人类寿命、健康、认知和能力的界限。应当思考如何应对寿命延长、定制婴儿、记忆提取等诸多问题。一些研究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能导致“非人性化”生活，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如移情、敏感、创造力和灵感等，并将对道德伦理带来挑战。欧洲议会探讨了家用和工业机器人的身份和权利问题，有议员提出电子公民(electronic person)的概念并主张评估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社会角色和地位，通过对机器人的征税机制设计和重构法律系统来应对机器人对经济社会的挑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具有道德理性本能，其道德伦理的再造会面临难以适从单一道德准则的困境。纳伊夫·罗德汉认为虽然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化和自主化，但是它们缺乏道德理性的本能，限制了它们在复杂情况下判断善恶的能力，更关键的问题是机器人应该承载哪一种道德，不同群体、地区和国家分别具有不同的道德准则，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对向人工智能设备输入道德准则带来了挑战和困难。

四、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局限

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相关研究已初步归纳总结了其变革特征及经济社会影响，提出了关系人类切身利益与福祉的若干领域的关键问题与挑战，但总体上在研究方法、研究论域和对策建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

1.研究方法局限

国外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相关研究总体上采用结构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逻辑推演法，在研究方法上尚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不足。许多研究缺少基于具体产业的实证分析，没有从生产力要素、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因素等多元复合层面来综合阐述新科技对生产的变革和重构机理。一些研究直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和制造业占比来简单预测自动化影响下的失业率，还有一些研究混淆了工作自动化和任务自动化的区别，放大了技术性失业风险，缺乏对具体产业生产的技术特征、劳动性质、成本分析等进行分析阐释，影响了结论的说服力。

二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视角。现有研究欠缺对新科技革命的生产关系分析，多秉持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推断新科技革命的变革效应，缺少“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分析。相关研究虽然关注技术变革下的就业替代现象和社会公平问题，但总体上缺乏阶级视角，未能深入研究新科技革命下劳资关系变化。

2.研究视角局限

国外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相关研究隐含了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剥离了体制背景的分析，对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逻辑和规律的分析相对不足。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新的演化形态展开了分析，如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路易斯·维拉(Luis Villa)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理论，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豪格(Wolfgang Haug)的“高科技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等，但总体而言，相对欠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资本运动方式的深入研究，对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高科技金融泡沫”、“脱实向虚”和劳资两极分化现象研究不足。此外，新科技革命下的技术的私有化和垄断化发展对生产力增长的束缚和阻碍也未得到足够关注，新科技革命能否创造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增长效应尚存争议。

3.研究对策局限

现有研究对促进科技革命进程中的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对策建议，例如提出要通过征收“机器人税”来补偿失业者等利益受损群体，以税收来创造再分配的基金，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应给予工人股份将他们的福利同企业主及股东捆绑在一起，让工人分享技术创新的利益;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来解决技术性失业的问题，要形成新的教育体系和科技体系从而让青年一代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等等。现有的对策建议多局限于税收、股份分配等再分配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总体上是一种间接、被动和“保底”型的策略应对。需要进一步从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改善初次分配和提高劳动者地位、改革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增强向上流动性等关键策略来应对挑战。

五、结语

从现有成果看，国外研究初步诠释了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内涵、特征与机理，从生产模式、组织模式、生产成本、研发创新和资源利用等环节深入阐述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与重构作用，阐述了新科技革命下的产业转型和国际竞争格局。由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进行时”，其发展飞速并同政治、经济和社会要素交织、作用并产生连锁反应，它对就业、社会公平和道德伦理等领域的变革和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是机遇大于威胁抑或破坏大于创新，学界尚存立场分野和观点分歧。不同视角的分析有其逻辑推演的合理性，也有研究方法、视角和预设立场的局限，对如何回应和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冲击并把握其发展机遇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对策，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中国同样面临着回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的重大问题，应在扬弃中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避免“技术决定论”思维导向下的“技术焦虑”或“技术乐观主义”，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背景和制度背景分析，在科技变革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综合作用和系统变化中探寻中国发展路径，用发展的眼光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构建不同于国外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以理论创新和制度革新把握产业转型升级和国家竞争力跃升的机遇，防范和应对新科技革命中可能出现的就业冲击、社会公平和伦理道德问题，以理论导向和策略构建来迎接和拥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

作者信息

孙璇，1984年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宏洛，1963年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章原载：国外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研究的理论焦点、立场分野与研究局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