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与知识分子的“去自我化”

今天早上看到电视里曹禺的女儿回忆她的父亲，她说，曹禺二十三岁就写出了不朽的《雷雨》，可以说是天才，而在后来却一篇好作品都没有写出来，到了晚年这种悔恨成了他最大的痛苦。这件事对我有着重要的示警意义。

曹禺的悲剧，就是一个作茧自缚的、失去自我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悲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理想，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保持清楚的自我，用自己的眼睛与心智去观察社会，理解社会，并运用这种对社会的观察与对人生的理解，来为社会进步提供自己的判断与建议，从而体现自己理想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作家或一个学者的清醒的自我，是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前提。另一种途径，就是用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用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教义，来代替自己独立的思考，把自己定位为宣传的工具。这也可以称之为“去自我化”的路径。当你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理想，并以此来刻意约束自己的自由时，你很可能就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失落者。

主体性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失去主体性，为“定货”而写作的人，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实在应该庆祝自己获得了新生。我总是在生存环境中，尽可能地把握自我实现机会，在工厂当工人时如此，到了研究生阶段如此，进了高校也是如此。我总是要想走出自己的路子来。为了保护自我不受到强大的体制的干预，我宁愿处于体制内的自我边缘化状态。在任何情况下，做到自我边缘化，这也成为我立身行事的准则。

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人，虽然得不到什么体制内提供的资源，但至少能保持主体的自由状态。其实，这就是我，这就是真正的我，一个不再失去自由的我。

前不久，当年在南京大学的读研究生时认识的美国老同学林琪（Lynch）教授再次来中国，她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任教多年。我与她谈到，即使在中国，也是这样，在一个不太著名的学校任教，至少有三点好处，相对的自由、相对的时间充实、以及相对的人际关系简单。她说这也是她最希望的。我想这也是一个想保持自我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发展条件。

林琪上次来上海时，对我讲过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她说五十岁准备退休，挣好足够养活自己钱，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她谈到南京一位教授五十岁就退休下来，从事自己的音乐研究，生活得特别自在，乐在其中。

要这样做，就需要一种贵族精神。中国文化缺乏贵族精神，由于自唐宋以来，科举制造成了官僚文化。自宋以来，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与百姓都是围着功名为目标，久而久之，这种功利化倾向就会积淀为整个民族追求金榜题名的世俗价值观。

多年前我读到严复书信集中的一段话。他说现代的中国人更像宋朝人，而不是唐朝人，宋朝人更世俗化，更现实，更精于计较，而唐朝人则更浪漫，更特立独行。宋以后的中国人很少有超越感。虽然，儒家本身有一种类似于贵族精神的文化追求，但自宋以来，这种精神越来越少了。

命运就是如此，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时代与社会的种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传统的专制体制或威权政治，既然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选择了做学问之路，你就必须有思想准备，去承受你做出的这种选择所带来的另一面。

世间没有十全十美。要以佛家的眼光，来平静地看待这一切。我天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虽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生的时代，但却可以体验这个时代的幸与不幸，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心智，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纪录下来，并对它进行判断与解释，我们就履行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当我们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都视为人类史这本书中有趣的一节，我们就在为实现人类的自我认识做出自己的贡献，未来的人们阅读它时，就会受益。（2003年思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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