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王凯 闫岩 朱碧瑶 | 新理念下的国家战略地区规划 | 2020年第6期
提要
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化，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也向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文化引领、品质生活、韧性安全等方向演进。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实践的空间载体，首当其冲肩负着践行规划建设新理念的使命。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千年大计”，率先创新、率先突破，坚持生态优先，充分运用“中华营城智慧”，旨在建设绿色、创新、韧性、宜居的典范城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根植江南水乡地区，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新经济新业态等方面集成创新，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新理念；国家战略地区；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全文刊登于《城市规划学刊》2020年第6期）
本文引用格式：王凯，闫岩，朱碧瑶. 新理念下的国家战略地区规划[J]. 城市规划学刊，2020(6): 49-56. （WANG Kai, YAN Yan, ZHU Biyao. Planning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Areas with New Concept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6): 49-56）
1 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的理念演进
十九大以来，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渐凸显、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迈入全新开放、转型创新、人文魅力、人本共享、区域协同的时代，“绿色”“创新”“质量”“美丽”“文化”“健康”“安全”等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词（王凯，2020），也引起了城乡规划学界对其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的新思考。
1.1 绿色发展：从“利用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思想落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天人关系”的经典问题（袁琳，2020）。古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不能消极地顺从自然，而要主动地利用和控制它；我国历史上的都江堰、郑国渠乃至京杭大运河，都是人类积极主动利用自然的最佳写照。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山理论”“生命共同体”等相继提出，其核心理念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这又是同先人们“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智慧一脉相承的；同时，强调“保护”与“发展”不是一对矛盾体，更多地开始提倡“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王克，2017），为生态资源多元价值的激活、尤其是工业经济时代后发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破题思路。
1.2 创新驱动：从“全球生产网络”到“区域创新网络”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科技的双重驱动下，创新成为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王缉慈，2001），创新集群区域相应地成了全球最具爆发力的前沿竞争载体。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三大城市群是我国率先由工业时代迈入“知识-创新时代”的地区（郑德高，等，2019），将是我国在新阶段引领高质量发展、发挥创新集群优势的重要动力源。一方面，在不可逆的全球化浪潮之中，需要瞄准全球基础设施深度互联互通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帕拉格·康纳，等，2016），链接全球、提升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面向后疫情时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更要着力探索出一条指向城市群、都市圈内部供应链完善的新路子，在区域内构建更加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产业创新网络。
1.3 文化引领：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传承、利用与弘扬”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那样，“在城市发展史中，科学技术始终是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文化因素则一直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陈呈任，等，2009），21世纪的城市竞争，不仅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国际上越来越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已经突破了传统静态的观览功能，融合教育、体验、创意等当代精神生活需求，衍生出多样的有形或无形文化产品，乃至成为带动城市营销、拉动地域经济的特色品牌。党的十九大特别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定位，近年来杭州、成都、景德镇等“网红”城市的发展路径也很好地证明，只有改变过去“消极保护”的思维，立足底蕴、挖掘地域文化的现代活力，积极地运用新形态、新模式来承载与重塑传统文化，才能为文化注入更广阔和持久的生命力，并为城市发展创造新的动力与价值。
1.4 品质生活：从“经济增长”到“人类福祉”
我国城市化发展迈过60% 的关键点、进入“下半场”，美好人居成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体现（吴唯佳，等，2020），“人”的角色由服务于经济增长需求的生产要素之一，转向城市发展的主体、城市消费与服务的首要对象，城市建设要相应地从“工程导向”转向“人本导向”（孙娟，等，2020）。在不同层面的规划实践中，已经能看出显著的导向变化：一方面，“便捷宜居”“全龄友好”“活力共融”“精致营城”等成为全球城市新风尚，规划措施更加关注环境品质提升、公共空间织补、社区包容与共同缔造等细节之处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城市规划的指标逐步由关注物质空间到关注人的感知体验，如从“设施覆盖度”到“15分钟社区生活圈”，更加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1.5 韧性安全：从“被动应对灾害”到“安全健康可持续”
“韧性城市”源自工程与生态领域的弹性，逐步扩大到城市规划等层面（欧阳虹彬，等，2016），广义地包括社会治理、健康福祉、经济社会稳定性、基础设施与环境安全等维度，核心建设目标在于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全面增强城市系统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近年来，国内开始更全面地理解“韧性城市”并尝试将其融入城乡建设的具体实施中，北京、上海、深圳、厦门、重庆等大城市纷纷拟定了韧性城市建设框架，北京更是国内首个将“韧性城市”纳入总规的城市，上海总规也提出了“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分目标。今年的新冠疫情和特大洪水无疑对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安全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新基建的兴起又为安全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城市蓝图提供了更可预期的技术保障，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实践的紧迫性和使命性并存。
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国家战略地区作为新理念下率先开展新实践的空间载体，首当其冲肩负着践行规划建设新理念的使命。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影响下，雄安新区率先创新，积极探索一条生态文明下城市建设的新路子；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也在区域协同转型和高水平跨界共建方面进行集成创新和机制突破。后文着重对这两大国家战略地区基于规划新理念的实践策略进行梳理和归纳，以期为更多地区的规划实践提供些许启示与参考。
2 雄安新区的规划新实践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规划范围1770km²，定位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区、高质量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主城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其中又划定了约100km²的起步区，先行建设、集中示范。
作为国家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由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其不仅肩负着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核的重任，还需在生态保护利用、尖端创新、未来城市等方面先行先试、率先突破，推动各领域改革开放前沿政策措施和具有前瞻性的创新试点示范项目落地，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
2.1 营造淀泊为底、林网骨架的平原“绿洲”
从保障生态系统完整性出发，雄安新区强调以“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的生态安全格局为底，构筑林城相融、林水相依的新型生态城市。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淀、水系疏浚等多途径的生态修复治理，营造以“淀”“林”为主体、其他生态要素协调共生的格局，提出建设空间与蓝绿空间“三七开”的原则，奠定了新区“平原绿洲”的总体空间基调（图1）。
图1 雄安新区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示意图
首要推进的工作是修复淀泊自然本底（图2），具体措施包括：实施退耕还淀，借助流域内水系连通、水库水的联合调度等，建立多水源互补调蓄机制，恢复淀泊系统的自然水动力；通过排查消除污染源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控源头”，开展流域“控源——截污——治河”系统治理，严控入淀河流水质，将白洋淀水质逐步恢复到III-IV类（本刊编辑部，2018）；延续本地生物多样性基因，重点推进水生动物和鸟类栖息地修复，恢复白洋淀“华北之肾”的自我修复与生态涵养功能。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利用淀区自然本底打造地方特色的大地景观，对现有苇田荷塘进行微地貌改造和调控，塑造“荷塘苇海”的景观风貌。
图2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图
另一项重要工程是巩固平原林网骨架。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将森林覆盖率由11%提高到40%，以生态防护林和景观生态林为主体、形成“多片多廊道”格局，提高林地生态空间的连通度。另一方面，在城区生态环境塑造上，通过郊野生态公园、综合公园和社区公园等的有机布局，实现3km 进森林、1km 进林带、300m 进公园，形成森林环城、湿地入城的城绿交融格局，同时又能发挥“城市风廊”和“软质空间”的作用。
2.2 培育高端高新的前沿创新经济
雄安的产业经济可谓“无中生有”，关键依靠“高精尖”的植入。作为首都功能外溢的首站地，新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集中引入一批在京高校、科研机构和高端高新企业，并围绕这些载体布局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集聚和培育相关创新资源。
首先是以“三个国际一流”树立“全球创新高地”的影响力。搭建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以平台整合公共创新资源，推进院企、政企、企业间合作，重点完善产学研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的科技与教育基础设施，包括重大科学装置、科技支撑平台、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依托特色学院和研究中心、培育和做强一批优势学科，打造知识溢出效应明显的开放式学研园区。完善国际一流的创新服务体系，打造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试验区，构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圈。
二是设置“正负面清单”，框定产业发展的高门槛、高标准。新区明确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五个重点产业领域及下设细分门类，对产业项目准入采取“宁缺毋滥”的严格审查和全生命周期监督，同时还提出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这四个面向未来持续竞争力的转型导向，敦促新区内的产业企业主动谋划、先行示范。
三是适应新区内部产业创新网络的联动格局，营建圈层分工的产城融合新布局。与当地的城乡体系相结合，整体构建“起步区——外围组团——特色小镇”三个层次：最内圈的起步区是承接首都疏解的集中区域，是研发创新的“动力核”；外围组团与起步区分工协作，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军民融合、文化创意等实体产业，以及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与专业服务；周边特色小镇则因镇制宜，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路径。
2.3 寻求“中华营城智慧”的现代表达
雄安新区的总体城市空间设计，融入了对华北平原营城智慧的继承和再创新。传承方城形制、轴线序列等营城理念，化用中轴、里坊、苑囿等传统建造语汇，起步区在“北城——中苑——南淀”大格局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抽象成“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序列（图3），整体风貌上彰显“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尚”，建筑风格上主张“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
对于城市硬质空间，“一方城”强调严整有序、规制对称的方城形制，方城外结合水系和绿带形成蓝绿绕城的景象，方城内以传统街坊尺度，布局形成组合丰富、尺度宜人的街区。“两轴线”用以凝聚城市精神和承载城市功能，南北中轴以“北收南展、疏密有致”的空间特征，体现“中华文明、中华复兴和中华腾飞”的象征意义；东西轴线利用交通干道和绿色廊道，串联活力创新的标志性空间和功能节点。“五组团”按照功能相对完整、空间疏密有度的理念，形成五个紧凑高效的组团；蓝绿空间在组团之间与内部交织渗透，建筑群落高低错落，塑造韵律起伏的城市天际线，与北部葱郁林带、南部古淀苑囿融合辉映。
对于城市软质空间，“十景苑”“百花田”，指的是通过在中苑恢复大溵古淀，以田园为基底、以水系为脉络，形成淀泊湿地交织、景苑花田相映的苑囿郊野空间。“千年林”“万顷波”，即在起步区北侧大规模植树造林，沿组团外围建设连绵成片的环城林带；南侧修复淀泊生态环境，再现碧波万顷、荷塘苇海的华北水乡图景。
图3 雄安新区起步区城市空间格局示意图
2.4 建设疏密有度、组团有序的宜居新城
“未来预留、弹性生长”是雄安新区用地布局的核心理念，在锚固远景开发强度30%的基础上，整体形成“一主五辅多节点”的城乡一体布局。如上节所述，“北城”起步区作为主城区，集中布局五个功能完善、疏密有度的城市组团，是建设相对集中连片、密度最高的区域；“中苑”结合苑囿和田园建设，适当布局创新创意等特色功能，形成城淀共融的景观；“南淀”重点围绕白洋淀滨水岸线，推进生态、人文、防洪功能复合，控制开发建设，实现减量发展。
同样地，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在起步区范围内也贯彻了疏密有度的建设原则，按1 万人/km²控制，形成用地高效、适当留白的城市发展格局。城市建设用地明确用地主导功能，实行用地功能弹性管控，引导土地利用集约高效和复合多元，提升城市活力，并弹性应对城市发展需求。各组团内部尽可能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结合未来发展需求预判做出一定的弹性预留，配套多层次、均衡覆盖、人性化、品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网络。
2.5 建设国际韧性城市典范
雄安新区从选址之初到规划建设全过程都高度重视城市安全，统筹运用了区域协同、层级设防、智能防灾、立体防护等策略，聚焦水源能源供应、防洪、抗震、城市管理与运维、应急安全等城市“生命线”领域，构建安全韧性的保障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其中的重中之重在构建流域统筹的防洪防涝体系。以“人水和谐”为宗旨，新区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结合起来，综合采用“蓄、疏、固、垫、架”等措施，打通白洋淀及下游水系的多条行洪通道，提升区域防洪整体承载能力。尤其在起步区集中建设片区内，巧借城市水系、蓝绿空间，建立纵横交织、主次分级的排涝通道，并适当恢复大溵古淀调蓄涝水的功能，实现人工与自然调蓄手段的整合嫁接。
另一项创新是全面搭建“云上雄安”平台，即韧性智能的数字城市系统。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与现实城市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构建全域智能化环境，建设泛在高速的通信网络、搭建全域覆盖的感知体系，面向重要建筑、公用设施、地下管廊、公共空间、交通设施、生态环境等多个场景生成实时监控，形成汇聚信息、统筹管理、智能决策的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实现城市全局实时分析和公共资源智能化配置。
3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规划新实践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19年10月，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年之际，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在内（地域总面积2413km²） 的“两区一县”被明确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其所肩负的一项首要使命便是实践新时期城乡空间规划新理念、打造高质量永续发展的“样板间”，为实现“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的战略目标提供载体。
示范区所在的苏浙沪交界地带自古就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水泽绿洲与镇村聚落玲珑镶嵌，江南人文纷呈荟萃，又长期处在苏、松、嘉三府的密切辐射之下，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元而活跃的中小城镇网络格局，本身就沉淀了不同时期、不同理念导向之下相对前沿的营城智慧。如果说雄安新区规划是在近乎“一张白纸”上绘制中国特色的未来典范城市蓝图，示范区规划则更多地是通过新功能、新空间与既有空间的嫁接融合，将传统视野中处在行政区边缘的“经济洼地”发掘和塑造成为新时期新理念下的“价值高地”，或许能为当前更广泛地区提供一个更具普适意义的“可复制样板”。立足这样的基础语境，示范区共同编制了跨界国土空间规划，试图引领两区一县及周边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中达成共识，在传承本土基因、集成地方创新和吸纳外部动能之间找寻平衡，共同面向新形势做出创新路径探索与空间响应。
3.1 理水为要、以水为脉，链接人与自然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的“底色”，在坚持生态绿色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率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示范区的首要愿景。示范区处在太湖流域东部的碟形洼地，现状河湖水面占比20.3%，其中面积超过50hm2 的湖荡有76个，农田、湿地、林地等主要生态资源的分布也与大小水体紧密关联，主要市镇和村落多傍水而建，于是“人水共生”就成为“人与自然共生”的破题关键。
一是“理水为要”，给河湖以充足空间、让自然水体休养生息，以完善水系统网络格局、提升水质自净机能为出发点，守好示范区的蓝色血脉。一方面构建多层级蓝线管控体系，对100条主要河道和76座湖荡实施严格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退渔还湖、生态清淤、湿地修复、水系拓宽、河网连通、水岸联治等工程措施，改善水空间破碎和污染现象，使整个示范区乃至周边流域实现最大程度的“活水畅流”，保障水面率稳中有升。
二是“以水为脉”，传承水乡圩田特色空间格局，对逐水而居、缘水而作的传统赋予现代演绎。以核心水系为统领，组织形成“一个生态绿心、两条清水绿廊、三条蓝色珠链、四类水乡基底分区”的生态骨架（图4），锚固林田共生、蓝绿交织、城水相融的自然生态格局，构建全方位可持续的生态协同治理体系。在生态安全底线之内，进一步考虑滨水地区人本价值回归与公共功能的挖掘，利用示范区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禀赋，激活“水”的多元属性与功能，提供更丰富的生态公共产品，包括景观营造、水上交通、亲水活动、生态科普等等。
图4 示范区生态结构示意图
3.2 多元融合、长板做长，织就风景中的“研学产”开放网络
创新经济是示范区的“亮色”，是在长三角产业升级版中发挥引领作用的动力引擎，也将是“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新经济”这一国际经验的“中国样卷”。过去一段时期的乡镇经济与开发区经济，为示范区积累了民营外向型特征显著的制造业基础，两区一县各自已经形成一定的集群领域，诸如青浦区的特性材料、精密机械，吴江区的丝绸纺织、光电通信，嘉善县的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形态也开始萌发。因此，示范区产业转型的核心不在于外部资源的“空投”，而应当更多地立足优势基础、强化内生动力，各地拉长长板，瞄准潜力合作领域、优化协同创新生态，以低环境影响、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为指向，为既有产业的升级增效提供解决方案。
在产业体系建构上，重点辐射和联动长三角，链接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规划提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的“五类经济”，即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创新经济、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济和生态型湖区经济；增进产业链和创新链在“策源——孵化——转化——应用”多环节的融合，着重拓展生产价值曲线的前端和后端，这也代表了长三角产业创新网络进一步演进的方向。
在产业空间组织上，考虑到“创新融入风景”的新趋势与乡镇经济基因本身有一定相容性，于是提出适度集约、多元混合、弹性灵活的新型产业空间布局原则，以高新技术企业总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新孵化与中试基地等为极核，结合研创园区、服务业集聚区、产业社区、产业基地等，形成若干“研——学——产”板块有序组合的创新集聚片区，为构建多向互动、人才对流、信息互通、服务共享的创新网络提供支撑。
3.3 塑造“新江南水乡”人文传承典范
示范区位于京杭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与吴根越角之地的交汇处，7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6个历史镇村共同构成了“一衣带水”的江南水乡“近邻圈”，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海派文化等多重地域文化相融，人文底蕴深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这里也是较早涉足古镇旅游领域、探索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创造经济收益的地域之一。但随着近年来文旅行业供需结构的深刻变革，历史文化的功能内涵不断拓展，“江南水乡”不再局限于一个静态的观览性的文化符号，而更多地开始被人们赋予精神家园的意义，相对消极的历史保护模式难以满足发展中的文化传承诉求，相应地就需要规划思路上的创新。
一方面，要继承好江南水乡的“精气神”。以历史水路为脉络、以历史镇村为重点，从区域关系、历史职能的角度出发，梳理出江南运河、太湖—黄浦江、嘉兴—吴淞江三条不同主题与特色的历史文化带，通过廊道串联形成示范区历史文化整体格局保护的框架（图5）。同时，结合地方特点来构建历史文化保护控制体系，重点保护好那些对于“江南水乡”风貌特色的形成至关重要的要素，包括历史水路、风貌河道、江南园林、水乡基底代表性景观、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图5 示范区历史文化带规划图
另一方面，要续写好历史古镇的“新篇章”。示范区必然要承载新的功能、运用新的建设形式，关键是怎样创造一种与旧空间和而不同、能够对话的“新江南水乡”范式，譬如规划中提出的，坚持“江南韵、小镇味、现代风”的特色风貌，保留江南小镇味道的小尺度、低高度、中密度的空间序列运用，“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青石店幌”同“简洁雅致、清新明亮、疏密有度”有机结合的现代建筑特征等等。
3.4 构建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有机城乡格局
受限于自然基底特征与边缘区位的现实，示范区与所在大都市地带的其他地区相比，集聚规模和开发强度是相对低一些的，总体呈现的是“水网绵延、镇村镶嵌”的空间形态，其中分布着许多职能突出、配套良好的城镇与村落组团，城乡网络发育度高、结构丰富而稳定。在当下人们对“水泥森林”都市模式的反思中，乡村被认为是城市文化再发展的摇篮，未来的城市空间形态应以区域生态条件、资源环境约束为基础，以规模适度的城市组团有机融于大自然本底之中（张京祥，等，2020），示范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新型空间实践的一块“好料子”。
宏观层面，遵循“小集中、大分散”的建设用地布局原则，多途径挖掘村镇存量用地结构调整和品质提升的潜力，建立多中心、融合式的扁平化城乡空间网络，网络内部培育功能互补、服务共享的城镇簇群，形成由活力城区、特色小镇、美丽村庄构成的三级全域城乡体系；强化魅力空间的结构骨架作用，营建蓝道、绿道、风景道三道复合的景观链路，使生活、生产、出行与自然风景相互渗透。
中微观层面，提出以空间尺度10—15km²的水乡单元作为“自然生态单元、行政治理单元、功能关联单元”三者有机衔接的空间载体（图6），整合乡村特色价值与城乡等值的配套服务，融入低碳、智慧等未来理念，鼓励户外活动，为人们提供“河湖田镇村”共生的诗意栖居载体。
图6 水乡单元空间组织模式示意图
3.5 统筹流域治理，以“活水周流”保障区域安全
示范区地处太湖流域下游，其调蓄引排等涉水治理与周边流域关联密切，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水安全问题是韧性安全建设的首要问题。从历史上看，早先太湖以东的塘浦圩田水利体系运用“活水周流”的设计，在农业生产、城镇建设与自然排涝之间取得了巧妙平衡，保障了区域水体的蓄洪行洪能力；后续发展中的“封闭圩田、圩内自流”体系，逐渐削弱了地区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水平，从而导致了示范区的水安全和水环境隐患。
因此，结合“反规划”的思想，示范区规划提出用适度的“人退水进”来取得顺应自然的安全保障，将适度恢复“活水周流”作为后续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工作来推进，综合运用退圩还湖、拓展湖荡、疏通支线水网、湿地建设等手段，将部分农村圩区转化为生态用地并借助工程手段提升防洪标准，提高圩外水面的绝对规模与占比，最大程度地修复自然水体的水源涵养与洪涝调节功能。
4 从雄安到长三角：思考与讨论
从雄安新区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尽管规划建设的基底条件、直接动力、发展模式等有不同，但对于新时代城乡发展与规划建设的新理念认知，正伴随着实践得到一以贯之的深化。
一是站在“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生境。人与自然共生，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过去强调“共存”“和谐”的差异在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真正将人类与外部自然作为“全生命周期、相互支撑的共同体”来看待，将人类活动置于呵护自然、反哺自然的框架内，从相对消极的“蓝绿空间保护”转向系统的、动态的“生境多样性维育”；生态不仅是我们生活的基础，也将促成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空间发展方式（庄少勤，等，2020）。基于这样一种更全面多维的“生态”认知，一方面，要持续推进生态修复，培育生物通廊和栖息地，重塑本土化生境，保障更优质、可持续享有的自然生态产品供给；另一方面，也要适当发挥能动性，挖掘生态空间的多元价值，推动“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助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是认识并合理挖掘后工业化时代之中，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一种固定形态，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历史文化，将历史文化置于特定环境中，从时代的、人民的需求出发去理解和塑造，才能使文化具有更鲜活持久的生命力。文化传承要从表面的“建成环境模仿”转向内在的“生活方式体验”，因循特色基底，在坚持历史文化保护底线基础上，寻求地方文化的活态传承和现代演绎，巧用“旧空间”植入“新功能”，打造地域特有的文化品牌、文化产品，从而推动分散化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发展、为静态的历史文化遗存注入时代灵魂。
三是构筑生态为基、有机复合、弹性适应的人工与自然共生空间。有温度的城乡规划，应当能够帮助人们感知和塑造城市的“活力”与“美好”。正如雄安新区的“三不建（不建高楼大厦、不建水泥森林、不建玻璃幕墙）”与示范区的“小镇感觉、水乡单元”所传达的，理想的城市生态系统必然是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是城乡共生共荣、复合功能交织渗透的“有温度的家园”。在尊重地域自然基底和特色空间肌理的基础上，应当合理管控和有序引导开发建设，形成人工与自然融合、公共服务均等覆盖的人居单元，构建完整的蓝绿网络、公共服务网络和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城乡空间的弹性有机生长，谋划城绿相依、古今对话、田园与乡村相映成趣、休闲与生产生活功能便捷相融的空间格局。
四是坚持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从历史和地方经验中汲取智慧。我国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城乡发展经验，既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又有各个时代的特征烙印，不论是生态理水的智慧、还是乡镇经济的活力，其中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内在自洽的合理性。国家战略地区的规划建设谋划，一方面当然要考虑面向未来、面向新经济、面向新人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地方自身既有环境承载、空间肌理、经济体系、民俗文化等等的根植性，从自下而上的能动性当中汲取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
（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胡雪峰、廖航在本文的素材整理和撰稿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简介
王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闫岩，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规划四所所长，高级城市规划师，通讯作者
朱碧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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