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家成为难民
原文以Hunted, haunted, stateless and scared: the stories of refugee scientists为标题
发布在2017年3月1日的《自然》新闻上
原文作者：Gunjan Sinha
即使在海外找到了工作，流离失所的科学家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2012年，当叙利亚内战的战火蔓延至阿勒颇后，地理学家Mohamed Ali Mohamed带着全家人一起逃到了阿勒颇北部约50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随后两年中，他每天都乘公交车往返阿勒颇大学教课，尽管那里时常发生空袭和巷战。到了2014年，这份工作实在太过危险，Mohamed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他辞职后，家里的食物和钱也开始变少了。
Ali Mohamed曾被邀请去德国工作，但找不到离开叙利亚的方式。所以他买通了一个蛇头，让对方把自己偷渡到土耳其。他在半夜出发——把家人留在了叙利亚——然后和其他三个男性一起步行穿过群山，“途中我一直害怕自己会被杀掉” ，他说。他从土耳其出发，最终来到了柏林。
Ali Mohamed是一位难民科学家——而且是其中能继续研究工作的幸运的少数人。依靠洪堡基金会向流离失所的科学家提供的一笔新资助，他得以在德国工作。这项资助是被迫离开祖国的学者的寥寥几条生命线之一。这些科学家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观点，或者像Ali Mohamed一样，因为祖国爆发战争而背井离乡。
对于那些为身处威胁之中的学者提供帮助的组织来说，他们的目标从来不只是拯救科学家的生命。当研究者纷纷离开，政治动荡中的国家就有可能丧失知识资本。“那些学者是他们祖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如果他们死亡或流离失所的话，受到破坏的社会就无法重建，” Stephen Wordsworth说，他是位于伦敦的处境危难学者委员会（Council for At-Risk Academics, Cara）的执行理事。
处于危险中的研究者的数量正在直线上升：在过去两年间，Cara收到的求助申请从每周3到4次攀升到了每周15到20次。据Wordsworth所说，他们正在帮助的人数是“上世纪30年代组织建立以来的最高峰”。
但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的持续，一份短期工作似乎也只是杯水车薪。接受《自然》新闻采访的难民科学家们都向帮助过他们的项目和人们表达了诚挚的感谢，但即便找到了工作，他们也仍旧面临着无尽的困难。签证问题纠缠不休，住房和医疗保险都很难获得。研究者们还苦苦挣扎于一些他们并不熟悉的工作，比如撰写项目基金申请书，或者和其他申请者一起竞争资金。除此之外，当自己的家人还身处危难之中时，很多人都难以集中精力工作。
“我们资助的许多学者要打的是一场硬仗，持续时间往往超过一两年，我们的确明白这一点。” Sarah Willcox表示，她是位于纽约市的国际学者营救基金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 Scholar Rescue Fund）的主管。她的组织和一些其它机构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难民研究者们提供找到临时工作以外的帮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许多学者就会从此失去踪影，他们的发声也永远不会再被人们听到了，”Willcox说。
Mohamed Ali Mohamed
Justin Jin for Nature
如果不是他的导师伸出援手的话，Ali Mohamed或许现在还困在叙利亚，温饱都难解决，更不要提什么研究工作了。Hilmar Schröder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位地貌学家，他是Ali Mohamed在洪堡大学攻读土壤制图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2010年，Ali Mohamed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回到了叙利亚，接受了阿勒颇大学的一份讲师工作。他告诉Schröder，祖国需要他，而且那是一个长期职位。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Schröder时常向他的前学生发送邮件表示关心。“他总是回复‘阿勒颇一切都好’，” Schröder说。
但很快，一切都变了。2012年7月，战火蔓延到了阿勒颇，Ali Mohamed居住的公寓大楼被轰炸了，因此，他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土耳其边境附近的亲戚家里。2014年被迫辞职后，Ali Mohamed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Schröder。Schröder采取了行动。他集合了Ali Mohamed在柏林的前同事，还有学校的院长和系主任。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最终凑出了足够的资金，为Ali Mohamed提供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客座科学家职位，并邮件通知了Ali Mohamed这个消息。
2015年11月，Ali决定从陆路前往土耳其。到达之后，他申请了德国签证。一个月后，Schröder从柏林机场接到了他。
Schröder一个刚刚退休的同事在Ali Mohamed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她带他参加了一个圣诞派对。“每个人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还都送了我礼物，” Ali Mohamed回忆道。那个同事给他带了些冬天穿的衣服，邀请他在她家住了一段时间，还帮助他与政府机关周旋。Ali Mohamed在她家住了几个月时间。“要不是有她帮忙，他肯定没法搞定这一切，”Schröder说。
来到德国大约半年后，Ali Mohamed就申请到了洪堡基金会的菲利普·施瓦茨计划，德国学术机构能通过这一计划来申请资金，为难民科学家提供职位。这项资助最多持续24个月，每个月最多向学术机构支付3500欧元，此外还有一笔12000欧元的一次付清的资金，帮助机构支付难民科学家可能需要的额外支出。这项资助是“我的救星”，Ali Mohamed表示。加上所在院系的帮助，他现在有了大约能维持三年的经费。他目前从事的项目是构建用于城市规划的高精度大都市圈土地利用图。
但他无法全心投入工作。“我总在担心我的家人，”他说。他的双眼像失眠者一样充血而呆滞。
在Ali Mohamed前往土耳其时，他觉得自己的孩子还太小，和他一起长途跋涉太过危险，特别是在没有土耳其签证的情况下。他的家人原本打算在2016年离开叙利亚，德国官方承诺他们能在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获得德国签证。但在他们出发的那一天，土耳其关闭了与叙利亚接壤的国境线，现在他们都被困在了一个难民营里。Schröder说，他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和德国外交部频繁交涉，试图救出Ali Mohamed的家人。但无论是政治上的障碍，还是后勤组织上的困难都难以逾越。德国驻叙利亚大使馆已经关闭，他们也无法去别处拿到德国签证。
Ali Mohamed给家人寄钱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但难民营里的条件非常糟糕，冬天更是格外艰难。“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他说。
Kassem Alsayed Mahmoud
Justin Jin for Nature
生物科学家Kassem Alsayed Mahmoud的痛苦折磨始于2010年。他被征召加入叙利亚军队，尽管他当时已经36岁了，还是代尔祖尔省富雷特大学的助理教授。Alsayed Mahmoud被告知自己只需服役一年。
但战争开始后，他被命令不得退伍，直到革命被平息为止。在经历19个月的服役和看不到尽头的流血冲突后，他再也无法承受，从军队逃走了。“如果我被政府抓到，就会被处死的，”他说。
Alsayed Mahmoud在各个亲戚朋友家中四处躲藏，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战事不断升级。2012年9月时，当时正在帮助他躲藏的兄弟在代尔祖尔省的战火中丧生。“情况实在太过危险了，我的家人催促我赶紧离开，” Alsayed Mahmoud说。
他先是骑摩托车，后来又驾车来到土耳其。因为没有签证，他只能偷偷越过边境线。一个朋友向他介绍了处境危难学者组织（Scholars at Risk），一个总部在纽约的社会组织。他联系了他们，请他们帮助自己找一份工作，但他们已经被申请淹没了，只能优先帮助面临紧迫危险的申请者。因此，他在2013年飞往卡塔尔，和另一个兄弟住在一起，但他在卡塔尔和邻近各国都没能找到工作。
Kassem Alsayed Mahmoud讲述他从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前往比利时的危险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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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决定回到土耳其，然后在欧洲找工作。他又联系了处境危难学者组织，这一次，组织为他找到了比利时根特大学食品科学系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去那里。
和Ali Mohamed一样，Alsayed Mahmoud在欧洲也有一些熟人。他在法国生活过六年，在南锡的洛兰国立理工学院获得了食物处理和生物科技的博士学位，并且在那里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
读博期间认识的一个朋友向法国领事馆提出了诉求，因此，Alsayed Mahmoud得以用旅游签证进入了法国境内，但却无法获得比利时签证。他决定先在法国申请庇护，并被批准了为期十年的难民身份。最终，他获得了一个入境比利时的工作签证。
2015年8月，Alsayed Mahmoud终于来到了根特大学。他试验开发了一些颇具异域风情的巧克力品种，比如用骆驼奶制作的巧克力和用黑茴香籽调味的巧克力。这些研究并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他的法语能力在比利时佛兰德地区也不是特别有用，但他对能够从事脑力劳动、拓展自己的实验技能感到很高兴。在这个职位工作了几个月后，他听说比利时法语区有了一个新机会：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宣布将会向难民科学家提供资助。Alsayed Mahmoud随即申请并得到了这个机会。
2016年8月起，他开始研究如何环保高效地降解工业处理剩余的马铃薯渣。Alsayed Mahmoud表示，这对他来说是个有趣的新领域。“我获得了经验，还学到了一些新技能，”他说。他原本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职位也被延长了一年。
ULB生物技术和生物工艺系系主任Serge Hiligsmann表示，这项资助让Alsayed Mahmoud能够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在ULB，他还成为了其他难民博士后的导师。
去年，Alsayed Mahmoud前往土耳其和他去世兄弟的遗孀结婚，并成为了她的三个孩子的继父。ULB正在帮助他的家人申请比利时签证，Alsayed Mahmoud期盼他们能早日在布鲁塞尔重聚。
“人们都热心而友好，” Alsayed Mahmoud说，“我从未感到自己不被人们接受。”
而Zamir Al Salim，一位来自伊拉克的地球科学家，就没能在为他提供过临时庇护的一所英国大学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他表示，自己在海外可以说是“无人关心”，而且常常感到“孤独无依”。
他的难民故事始于2014年6月，当时，ISIS大肆入侵了他的家乡摩苏尔市。Zamir Al Salim （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这里使用的是他的化名）是一位地球科学领域的大学讲师，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ISIS批评者。他说，自己在那里遭到了威胁，而且成为了暗杀的目标。因此，他只带着一个公文包大小的行李就飞往了土耳其。
一开始，他住在朋友家中，但只要感到自己给别人太过添麻烦就会离开。他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光了，有时，他只能和其他难民一起睡在公园里。“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噩梦，”他说。
2014年9月，他得知自己被日本的一个工艺品管理培训项目录取了。但首先，他需要前往伊拉克或阿曼的旅费，好在那里申请日本签证。处境危难学者组织向他提供了一笔前往阿曼的经费，培训项目随后提供了他前往日本所需的资金。在两个月的培训期间，他靠一天只吃一顿饭从生活津贴里省出了200美元。
回到土耳其后，Cara在一家英国大学为他找到了一个为期一年的博士后职位。在经历了新一轮的签证困难之后，他终于在2015年一月来到了那所大学。
但Al Salim的兴奋之情很快幻灭了。学校把他安排到了一个和他的专业领域勉强擦边的院系，而且几乎没有给他任何指导支持。“矛盾的是，学校对待他的方式既很好又很糟，” Jack Westerly（同样为化名）说。Westerly在邻系工作，曾在摩苏尔市做过多年实地工作。他和Al Salim成为了朋友，还帮助他转到了自己的系里，好让他继续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训练。
但Westerly愈发感到学校对他的朋友缺乏计划。Westerly表示，一方面，学校收容Al Salim的行为是高尚的，但“他们一做完这件好事，就完全把Al Salim这个人忘到了脑后”，他说。Westerly也很关心Al Salim的精神状况。Westerly说阿尔常常表露出愧疚之情——他自己生活在舒适而安全的环境里，但他的家人和其他难民仍在受难。Al Salim没有结婚，但他的父母和兄弟仍在伊拉克。
与此同时，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Westerly向学校求情，希望能延长Al Salim博士后工作的期限，但被告知后者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管理层把他的表现和其他博士后相比较，但期待他在这种状况下做的和别人一样好简直可笑，” Westerly说。
2015年末，Cara找到了另一家能为他提供职位的机构。2016年9月，Al Salim开始了在新学校的工作，甚至开始教课了，但他仍然处在挣扎之中。“我感到更加沮丧和孤独了。我连家门都不想出，”他说。“我看到其他难民受苦（的报道），我开始觉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感到我不是我。”
2016年11月，他辞职了。“一些人求我改变主意。我告诉他们我真的感觉不太好。” Al Salim表示，在回到伊拉克库尔德族控制的地区后，他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在通过Skype向《自然》新闻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回忆起过去时仍然十分痛苦。他靠之前存下的积蓄生活，一有机会就去当志愿者。“在这里，我能接触到学生和孩子们，而且我能帮助他们，这让我快乐。”但有些时候，他也会为之前的决定感到后悔。他睡在地板上，没有热水，而且时常感觉寒冷，但他在这里比在英国时感觉更好。他很希望能回到摩苏尔，但摩苏尔仍然处在战争的伤痛中，他的朋友们告诉他回摩苏尔还是太危险了。“他们说，‘或许你就会死在那儿了’。”
在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回家一事上，Al Salim并非孤身一人。Cara曾经帮助过的伊拉克学者中，超过90%都回到了祖国。对于像Ali Mohamed一样的研究者来说，回家完全不是一个选项。他想留在德国，也在德国“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区”。但他也明白在科研界寻找长期职位会很困难——这些职位很稀缺，自己还要和更加适应西方科学界的同行竞争。
“一些学者完全离开了学术界，” 洪堡基金会的秘书长Enno Aufderheide表示。“有些人当了老师，还有一些人在他们比较熟悉文化背景或语言的国家销售科研器材。”
Alsayed Mahmoud也知道，虽然他的博士学位是在欧洲取得的，但自己要想在欧洲科学界取得成功十分困难。他的难民身份限制他只能在欧盟内部活动，这和其他申请人相比是一大劣势。除此之外，他的简历上还有三年的空窗期。他已经43岁了，比绝大多数和他一起申请类似职位的博士后都要大的多。“你的人生又要从零开始了，”他说。
如果叙利亚安全又有就业前景，他会回家的。但Alsayed Mahmoud对此不抱期望。“我不觉得叙利亚能在五年内恢复和平，”他说。尽管他现在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他不会为失去的东西痛苦。“想象一下，你原本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朋友和经历——然后在一瞬间，你就失去了一切。”ⓝ
Nature|doi:10.1038/5430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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