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杜克数据造假案：如何产生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原文作者：Arturo Casadevall，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

Arturo Casadevall认为，杜克大学用1.125亿美元了结数据造假案的这一事件反映了一种影响力凌驾于准确性的学术文化。

3月底，杜克大学宣布将向美国政府支付1.125亿美元来了结数十起科研经费申请中数据造假的案件。这对一所大学来说，是一种全体性惩罚，虽然其中大部分科学家都是诚实、勤奋的人，他们无不在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探索科学知识。

杜克大学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是，机构要为学术不端付出昂贵的代价。（学术方面的代价是：与此案相关的十几篇论文被撤回。）杜克大学承诺将改善其学术作风和管理机制，包括成立咨询小组，监督研究诚信和成果。

这些做法值得称赞。但我担心，虽然学术不端的种子只在极少数人身上成长，却被植根在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的最中心。

图片来源：Pixabay

杜克大学的案例不太可能会在其他地方重演。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学术不端的案例各有各的不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更多依赖于发表“有影响力”的成果，而非正确的成果。学术成功通常包含几个方面：在特定期刊上发文，积累引用量，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媒体曝光。

有影响力的科学成果通常很重要，但影响力不等同于重要性。应用科学能够解决地区的实际问题（如印度的芒果浪费），却无法成为顶尖期刊上的论文。孟德尔开创性的遗传研究被忽视了几十年；相反，一些最初影响巨大的研究最后却被证明是欺诈或错误的。

问题在于，影响力已经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伦理教育和严厉的惩罚不会改变择优挑选结果的诱惑力——甚至会使情况更糟。不在学术文化上改变奖励机制，增加保障措施，学术不端将难以根除。

影响力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读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生物医学的主导正从生物化学转变为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新的试验方法很快得到了大量关注：发现与疾病相关的突变经常成为新闻头条——常常暗示着治疗潜力。谨慎小心地酶切代谢途径固然重要，却不能捕获大众的想象力。

那些年也出现了几起重大的欺诈丑闻，涉及癌症、生物化学和心脏学研究等领域。这些丑闻被媒体广泛报道，情节和如今如出一辙：研究人员为了影响力，不择手段。我记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花花绿绿的期刊封面引起了巨大轰动，标志着科研走向浮躁的危险转变。那些期刊看起来吸引人，但对科学的可靠性没有任何助益。

虽然大多数科学家仍在进行细致而严谨的研究，但随着科学迈入新时代，思潮也发生了变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发现被预测为新技术，转基因生物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治疗方法（如用于治疗糖尿病的重组胰岛素和用于治疗癌症和关节炎等疾病的单克隆抗体）。在狂妄自大中，我们认为简化论能够帮助了解生物体的工作机制，例如将细胞功能分解到单个基因这种机械性方法。与此同时，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政府大量注资，让科学家数量超过了学术岗位数量；而评估指标的使用也蓬勃发展。

如此一来，论文撤回成了一种“流行病”，研究可重复性引发广泛关注，这些学术不端事件再次被大量报道。21世纪生物医学研究曾身陷信誉危机。

但我们也不必太悲观：旨在提高出版物可靠性的创新方法越来越受欢迎，包括检查清单、例行图像检测，以及各种方法与数据的普及。不过，这些并未消除对影响力的病态关注。

我们必须使生物医学的研究文化向奖励严谨转变。判断严谨性比判断影响力困难得多，因此审查及促进委员会必须采取不同的评估方法。

微生物学家Ferric Fang和我提出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基于五项要素：逻辑、实验冗余、错误识别、学术诚信以及使用概率和统计的定量分析（A. Casadevall and F. C. Fang mBio 7, e01902-16, 2016）。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能够产生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实际上，研究系统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影响力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改变它很难。产出高影响力的成果比产出重要而严谨的成果轻松，尤其在被夸大，本身错误或欺诈的情况下。影响力较低但高度严谨的研究绝不应被贬低，因为将来它可能很重要。毕竟，从热泉中分离生物和剖析细菌对病毒的防御催生了两项革命性创新：用以复制DNA的PCR技术，以及用以编辑基因的CRISPR-Cas系统。

单靠严谨的文化无法消除学术不端，但严谨的科学研究更难伪造，因为上述五要素是相互自证的：各方面的问题能够互相检验、互相暴露。不仅仅是杜克大学，所有研究机构都应当以这五大要素为立身的基础。

原文以Duke University’s huge misconduct fine is a reminder to reward rigour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4月2日《自然》World View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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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103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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