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八篇评论痛批“四风”新表现（汇编+收藏）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人民日报》推出“坚决纠正‘四风’新表现”系列评论，探讨表象与根源，剖析问题与对策，探索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途径和方式，与广大读者一起激荡清风、塑造新风。
“脸好看”易，“事好办”难
“踢皮球、打太极、拖字诀还是不少。”“小鬼难缠，办事难只是换了个马甲。”“脸不失微笑，门始终敞开，可事就是不办。”翻看我们刊发过的干部群众反映“四风”问题的投稿，“新衙门作风”占了不少篇幅。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决防止不良风气反弹回潮，“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服务作风问题，是一个重点整改内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等服务作风老问题，好比如芒在背的硬钉子，容易发现，清理也不算难；“只微笑不办事”“不贪不占也不干”“能推则推，能躲就躲”等“四风”新表现，则像干部群众所形容的，是如鲠在喉的软钉子，更加隐蔽、更难甄别、更难拔除。
为什么会“脸好看，事难办”？这是因为，脸好看容易，是面子工程；事好办相对比较难，也是里子工程。这样一个难易、里外的对比，不难看出，背后是一种“官僚主义导致的形式主义”。这里说的官僚主义，是那种只唯领导、不管群众的为官心态，是那种只顾表面、不顾实效的价值排序，是割裂了对党负责和对群众负责，是离散了政策措施的初衷、执行和效果。有当官心态而没有为民心态，才会不办事或者不好好办事，只是把“脸好看”变成一种免责工具、当做一种考核绩效、视为一种政治正确而已。因为心态上的官僚主义，而导致了行动上的形式主义。
如果说“四风”是隔开党和群众无形的墙，那么办事难这个老问题的新表现，则可谓是拦在作风改进之路上的笑面虎。支持创业嘘寒问暖却不解决实际问题，创业者步履维艰；以“清”为名对企业家敬而远之，民营企业在坐等中错失机遇；脱贫项目“嗷嗷待哺”，扶贫资金却长期趴窝不动……服务作风不严不实，实际难题不管不问，政策执行就会出现“两种温度”：上级温度高、决心大、力度大，到了基层温度层层递减、力度绵软无力；政策效果便会产生“两种感受”：政府部门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的实际获得感却寥寥可数。长此以往，埋单的必然是党群关系，受阻的必然是改革发展步伐。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口号喊得响亮不如把事办得敞亮。说实话，事情不好办，原因很多。有时候是流程繁杂，盖个章得跑断腿；有时候是分工不明，你推我来我推他。不管是客观的方式方法问题，还是主观的思想作风问题，说到底，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事情不好办、群众不满意。所以，脸好看了只是开始，最终还要优化流程、明确分工，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能力，真正让群众满意，否则笑脸也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以讲效率、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的好效果检验好作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会水涨船高。正如中央一再强调的，不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群众满不满意，是检验作风建设的唯一标准。
有读者来信，热情称赞有关部门“拆掉围墙”“敞开办公室大门”的举措，因为这向群众释放了便民服务的善意。不患无策，只怕无心。敞开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大门、心门，才能防止“门虽设而常关”，疏远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反“四风”既要改面子，更需换里子，作风改到深处是在思想和灵魂上动手术。十九大报告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划定“全称要求”：“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往思想教育的熔炉中持续添火，拧紧刚性约束的螺丝扣，清除思想中的微生物，才能实现从“不敢”“不能”到“不想”的深层次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门刚刚开启，福建福州开发区因为管理体制不顺、部门工作效率不高，导致招商引资成效不彰。现场办公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马上就办”成为福州打造效能政府、加强作风建设的突破口。新时代新起点，无论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还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优良服务作风的托举。“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让“事好办”成趋势，让“办好事”更普遍，正是新气象、新作为的直接检验。
让“群众满意”，还是让“领导注意”
一些人之所以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注意”上，表面看是对上级负责，实则是为了自己的“注意力政绩”
推进城乡环境治理、农村危房改造，优先考虑离主干道、铁路线近的位置，甚至将房屋面向高铁线路、公路的一侧刷白，另一侧不管不顾；签订投资协议时，原本只有数十万元的项目，被“注水”包装成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级；违法安排统计人员授意规模企业虚报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在工作中，究竟是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还是打着“群众”的幌子让“领导注意”，检验着政绩导向，也折射出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能够实现“党心凝聚了、军心稳定了、民心收拢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作风建设拉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然而，“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没注意”，这种“四风”新表现提醒我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
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把工作重心放在“领导注意”上，表面看是对上级负责，实则是为了自己的“注意力政绩”。现在，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深入，对上级决策部署虚与委蛇、大打折扣的少了，但急于求成、层层加码的现象却有所增加。比如，脱贫攻坚中，有的地方简单理解“不落人后”，一味强调“早早早”“快快快”，在时间“提前量”上层层加码，结果忽视了脱贫摘帽的质量，导致了“数字脱贫”。再比如，一些干部为了在上级面前挣“脸面”，只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结果往往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造成工作被动。凡此种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唯恐上级看不到自己的努力，把工作重心放在立竿见影上，甚至不顾发展阶段、不管法治原则、不讲客观规律，片面追求执行速度和力度，结果表面如火如荼，实则一地鸡毛；自己乐在 36 48053 36 17696 0 0 7672 0 0:00:06 0:00:02 0:00:04 7670其中，群众苦在其后。
“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发人深省。片面追求“领导注意”，忽略甚至不在乎“群众满意”，归根到底是权力观、政绩观出了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话很多领导干部都会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人民群众的向往？是俯下身子听民意，还是拍着脑袋想当然；是目中无人，习惯长官意气挥斥方遒，还是心有敬畏，深知“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其中的差距，可谓云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群众满意”是制定方针、执行政策的初衷。偏离了这一点，口号喊得再响，也不过是有口无心；执行力度越强，可能越有违“初心”。
早在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关键在于落实》一文中就深刻地指出，“一些领导干部落实工作抓得不好，很重要的是政绩观出了问题，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并要求“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而不是树立自身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把抓落实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狠批“四风”新表现，就是要坚决清除这种表面政绩观，同时也就此告诫全党，不解决问题，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不化解矛盾，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
《镜花缘》中曾描写过一个“两面国”，里面的人用“浩然巾”把脑袋遮住，对官府老爷露一张正面笑脸相迎，而遇到其他人就会展现另一副面孔。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走出“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没注意”的误区，实现对领导负责与让群众满意的统一，还要弘扬表里如一的堂堂正气。我们讲对党忠诚，关键在一个“实”字。毛泽东同志强调“靠实事求是吃饭”，邓小平同志提倡做“实事求是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一个“实”字，道出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道出了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
翻开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的内涵之一，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是新时代的价值追求，体现着我们党的不变初心。以群众满意赢得上级认可，以求真务实体现政策初衷，才能在新征程上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
“现场”岂能成“秀场”
真调研，必定是问题导向的调研，必定是倾听群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总结群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的调研
日前，一位基层干部聊起他亲历的“全县总动员”。周末，上级通知要来随机调研行政村，县里高度紧张，层层通知，做好万全准备。“上头名义‘不让陪’，却事先打了招呼，陪的人是没有，可上到县委书记，下到村干部都‘原地值班待命’；出发点是‘随机’，却又划定了‘范围’，反而折腾了基层干部与群众。这恐怕是调研组同志想不到的吧。”
“调研组同志想不到”的，值得深思警醒，其背后恰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互交织、相互助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给全党再次敲响警钟。党的十八大以来，激浊扬清，调研新风劲吹。领导下基层调研勤了，“不打招呼”“不受招待”多了，群众看在眼里，基层喜在心上。但是，调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还换上了新马甲、出现了新形式。
最为典型的是，有的地方和单位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无论什么调研主题，都用同一条路线、同一批对象来对付。上级抵达“被安排”的调研点，翻阅的是“补充完善”的材料，听到的是“反复斟酌”的汇报，看到的是“精心布置”的场景，见到的是“严格挑选”的群众，结果“现场”成了“秀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的，“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必须要下大力气加以整治。
很多时候，问题在下面，源头在上面。有些领导调研方式单一、时间短促，无外乎座谈了解、走马观花，像彗星划过，来时队伍长、走时一溜烟，因而作秀就有了施展空间；有些领导为了调研而调研，没有揣着问题下去，没有带着感情深入，所以才会漫无目的，即便坐在院坝里，也只是打两句哈哈，就算发现下面走过场，也不会当场点破，甘愿被牵着鼻子走，变成配合演戏的角儿。说到底，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把调研当作应付任务，而不是科学决策、防止失误的工作方法，更不用说会把调研视作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想起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大锅饭”问题。公社主任郭凤林弄虚作假、粉饰太平，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为了革命老区的颜面。”今天，不少地方领导身上还有“郭凤林的影子”。一旦把上级调研看作变相检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的已不是地方颜面，而是个人前途，所以就热衷于全程陪同“防岔子”、欺心诳上“造盆景”。这些干部不是看不到问题，却报喜不报忧，丢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表面是作风问题，实质是党性出了问题。
什么时候全党上下盛行“真调研”，党的决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被调研”冒头，领导判断就会脱离群众愿望，甚至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何为真调研，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了示范。1985年，习仲勋来到江西兴国县调查，在该县一户安排好的农家，他对当地陪同视察的同志说：“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不仅是良好家风的影响，更是优良传统的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考察调研51次、累计152天，纵横跨越整个中国。行，每到最偏远最困难之地；访，强调进村入户“访真贫”；聊的是家常，牵出的却是时刻关切的大事；问得细想得深，蕴藏的都是治国理政的绣花功夫。这启示我们，真调研，必定是问题导向的调研，必定是倾听群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总结群众经验、吸取群众智慧的调研。
克服调研不良作风，避免“现场”成“秀场”，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是驰而不息纠正“四风”的发令枪。落实调研天数的刚性要求，制度化不招呼、零陪同、一竿子插到底的好风气，与时俱进创新调研方法……调查研究才能以“十月怀胎”之势，促成解决问题的“一朝分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谋事之基、拓展成事之道。
“责任状”不能成为“免责单”
责任状只是工作抓手，真正把责任落实，归根结底要靠各级干部的担当精神。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部要有理想信念之钙、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深意所在
“基层干部忙这忙那，上级单位指导检查”。临近岁末，不少基层干部反映，由于年初签订了各种各样的责任状，各种专项责任考核多达三四十项，实在是疲于应对。一些地方为了“层层压实责任”，把高速公路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村，与村委会签订责任状。有村支书私下说：我们连高速公路都上不去，根本没有执法权，咋去管理呢？上级部门要基层单位签订责任状，到底是为了“压实责任”还是为了“推卸责任”？
应该说，对一些重要工作目标和任务，签订必要的责任书，不失为抓工作落实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正所谓过犹不及，如果不管部署什么工作，都让下级签个责任状，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面对具体工作，一些部门和干部缺乏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态度，而是直接“转签”上级的责任书，还美其名曰“层层传导压力”。而有了责任状这个“挡箭牌”，在面对上级部门的责问时，既能证明自己认真抓了，也能在问责追责时把包袱甩给下一级，把责任状变成自己免责的“护身符”。更有甚者，一些单位直接改个日期就沿用上一年的责任状，却不加强对工作的具体指导、跟踪管理和监督考核，致使责任状里的“责任”难以真正落实。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甩手掌柜”心态、懒政惰政思维。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履职问题作出要求，他强调，“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表面上人人负责、事实上层层卸责的形式主义，是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之大敌。责任状满天飞的背后，是作风漂浮、不愿担当。面对任务，事先不做调研、不分轻重缓急，统统以签订责任状的方式“打包”分解下去，久而久之，不仅会让责任状成为“墙上风景”“柜中责任”，还会导致工作中的习惯性怠惰。有些基层干部反映，往办公室一坐，几十份责任书来不及细看，一下就签好了，签完便锁进文件柜。如此责任状，怎能起到实际效果？
责任状只是工作抓手，真正把责任落实，归根结底要靠各级干部的担当精神。事实上，善用责任制，激发各级干部的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之一。早在抗日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刘伯承就身先士卒，带领军民在河滩上开辟“责任田”，并下达各项生产指标。在“变工办法”“分段包工制”等制度激励下，晋冀鲁豫边区成为当时华北敌后经济实力最强的根据地。这些制度，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中意义重大的责任制的起源。为什么这些责任制能够焕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领导干部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有着“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的紧迫感。祛除干部履职上存在的种种形式主义，仍然要坚定理想信念，更加负责任、勇担当。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部要有理想信念之钙、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深意所在。
改进作风没有间歇期、没有休止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在“做实”上下功夫。力戒责任书上“空”而“假”的形式主义，把真正属于下级的责任交转下级，把下级无权无责的内容还给责任主体，才能焕发求真务实、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顺利实现。
少当“二传手”，多当“主攻手”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责任担当，正是新气象、新作为必不可少的精神特质
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官员死后昂首挺胸到冥府报到，声称自己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虽无功亦无过。阎罗王却斥责道：如果不图钱物就算好官，那么在公堂上设立一个木头人，岂不更好？这个虚构的故事引人深思：所谓好官，不应是无所作为的“清”，更应该敢于担当、勇于任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作风自上而下、涤荡全党，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但也要看到，不作为、不担当的现象暗流涌动。有的以集体决策逃避个人责任，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有的抱着“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态度，对党的决策部署满足于“知道了”“转发了”“安排了”……上级的决策部署固然需要准确传达，但以“政治正确”之名，行无所作为之实，这样的为官不为、消极怠工，消解了改作风的正向意义，更贻误发展机会、损害群众利益。
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应该说，置身改革发展的赛场，需要“主攻手”，也需要“二传手”。但更要看到，传球的目的是为了得分，如果“满场都是带球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射门进球”，谈何赢得比赛？有文件，转发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事情，上报一下；有问题，推脱一下……如果都是这样的“二传手”干部，如果都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只有表态、没有落实，谈何责任担当？为官避事平生耻。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扎扎实实地改，就是要让领导干部扛起责任、敢于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也是领导干部的时代责任。改革初期，小岗村试验包产到户，遇到不少外界的阻力，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亲自来到小岗村，对村民说“谁要说你们开倒车、挖墙脚，这个官司交给我替你们打好了”。正是因为万里顶住了各方压力，才允许包产到户在安徽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为农村改革在全国铺开奠定基础。今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好脱贫攻坚战……面对这些攻坚任务，只有每个层级、每位干部都能充当“主攻手”，才能凝聚起磅礴之力，否则，遇事推诿、得过且过，岂是“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岂能有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责任担当，正是新气象、新作为必不可少的精神特质。“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我们。”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问题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解决问题的窗口时间越来越短，尤其需要领导干部能干事、敢担当、有作为，抓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黄金时间。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少领域从跟跑走向领跑，进入了创新的“无人区”，已经不再有先行者可以模仿，这就需要各级干部更好发挥首创精神。缺少起码的担当，没有拍板的勇气，既无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不可能为改革作出原创性贡献。
担当精神不会从天而降，既需要拔除形式主义软钉子，更要正向激励、积极涵养。比如说，针对“干事越多，出错几率就越大”的现实顾虑，唯有建立容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尽责者尽责，形成宽容失败、允许试错的一整套机制，才能解除担当者的后顾之忧。再比如说，针对“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错误导向，唯有完善用人制度，让实干者入位、让无为者失位，让“为官不为”的人真正“为官不易”，才能让更多领导干部产生勇担当的热情、谋实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如果连做决策都要当“二传手”，那就愧对“领导干部”的身份。少当“二传手”，多当“主攻手”，党员干部都能“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我们的力量就能无坚不摧、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不胜。
别让“材料政绩”架空落实
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创业，鼓励争“彩头”、出政绩，但应该争利民生的“彩头”、出实打实的政绩，而不是采华名、兴伪事、造虚绩
工作刚开始，“成果”就整理好了；任务才布置，“成效”就汇总好了；会议精神甫一公布，“经验”就总结好了……如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不重实效重包装、不看做的看写的、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的“材料政绩”现象。“工作干得好不好，全靠材料汇总表；工作方式新不新，全看写手精不精”，群众的总结，虽非普遍现象，却令人警醒。
应该说，重视材料并无不可。许多时候，形成资料的过程，也是总结思考的过程。一份客观全面的材料，不仅能让人对自己的工作有清晰了解，也可以帮助人们总结成绩、正视问题。但正所谓过犹不及，如果把材料看得比实干还重要，甚至“兵马”未动，“材料”先行，一门心思搞“材料政绩”，这就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可谓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材料政绩”何以有市场？相比于实打实的成绩，纸面上的文章，不仅容易做，也容易做得好看；相比于“已经做了”，“已经说了”的“注水”材料，不仅容易应付考核，也容易博得上级领导的注意。曾有一个领导就对下属说，你做了，没有形成材料，说明你并没有真正做；你没有做，但你有材料，说明你也许是真正做了这个工作的。看似荒诞不经的背后，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于是，有的领导干部就喜欢把说的当成做的、把计划当成现实、把思路当作成绩……干脆把落实扔到一边，甚至弄虚作假以博得虚名。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便通过“注水”、造假等手段，成为了“典型”、变身为“先进”，那也只不过是“假典型”“假先进”，非但不能给地方发展、民生福祉带来任何增益，还会挫伤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不落实，千条万条都是白条。实干出政绩，这不仅是谋事创业的必然准则，也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品格。当年，焦裕禄同志以“设想不等于现实”的自觉，在生命的最后475天里，带领兰考人民暮雪朝霜、治理“三害”，留下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不朽业绩。1992年，在深圳国贸大厦53层，邓小平同志更是指着窗外鳞次栉比的繁荣景象，感慨道，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干事创业，鼓励争“彩头”、出政绩，但应该争利民生的“彩头”、出实打实的政绩，而不是采华名、兴伪事、造虚绩。
治理“材料政绩”乱象，既要端正部分基层领导干部跑偏的政绩观，也需要在精准考核的制度设计上下功夫。一位基层干部就感叹，上面文件出台后，往往又是层层加码，层层签订责任状，“签了多少责任状，自己也记不清，只能是哪项催得急，就突出搞哪项”。有的地方提出整顿软弱涣散基层组织，但通知下发仅3个月就要求“有成果”“报进度”，面对这种“早上栽树下午就要乘凉”的急躁心理，下级部门只能搞材料“糊弄”。西部某县的一位部门负责同志就坦言，每年一到10月就得着手准备各类年终总结材料，真正聚焦主业的时间甚至可能不超过30%。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防止“材料政绩”架空落实，不仅要治形式主义，更要治官僚主义；不仅需要加大督查、考核的力度，更要提高督查、考核的科学性。
1983年底，刚刚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提议出台了《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提出要“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随后，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时至今日，这种“注重工作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的实干精神，依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法宝”。把责任扛在肩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杜绝“材料政绩”现象，我们才能更好地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在新征程激荡新气象。
为何“调门高”却“落实少”
唱高调既显示了“高姿态”，也貌似有“高水平”，但暴露出的却是人格的平庸和作风的虚浮，可谓是一种“语言腐败”
表面大喊简政放权，遇到关键环节却不放手；誓言补齐民生短板，该上马的项目却迟迟不开工……一段时间来，类似这样“调门高，落实少”的现象，让工作遇阻，让群众不满。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强调态度、表明决心，这也是抓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无可厚非。用好了表态，完全可以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不过，漂亮话说得再响，决心表得再坚决，如果没有行动的支撑，一切就都变成了空谈。有读者给我们的来信中，提到当地的一个场景：修路时搞轰轰烈烈的仪式，现场挂满了“办好民生实事”“不折不扣抓落实”之类的标语，结果标语都褪色了，路还没有开工。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却是轻飘飘，工作岂能不“打滑”“空转”？调门高八度，睁眼说瞎话，对此鲁迅早有断言，“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一些人为什么爱唱高调？最直接的原因是，相较于扎扎实实的工作，动动嘴皮子显然更容易。一些人在表态时，可能也是有干事之心的，但一旦动手，或是发现困难不少，或是自感能力不够，就打了退堂鼓。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调门拔得再高，一般也不会出错。讲些大而无当的原则，说些冠冕堂皇的决心，甚至是进行措辞严厉的批评，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话，实在是像银行保险箱一样安全。这样的高调，既显示了“高姿态”，也貌似有“高水平”，但暴露出的却是人格的平庸和作风的虚浮，可谓是一种“语言腐败”。
高调唱给谁听？一方面是唱给上级听。或是强调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或是鼓吹自己“业绩非常突出”，或是表现自己“政治立场坚定”……凡此种种，多为逢场作戏的“表态话”、大而无当的“口号话”，只要上级听到了就是“政绩”，就能“得分”。另一方面，高调也是唱给群众听的。讲成绩天花乱坠，讲经验头头是道，讲前景一片大好，不管靠不靠谱、合不合理，把总结当成了工作、把讲话当成了落实，用空头支票忽悠群众，以哗众取宠博取威信。这样的口头表态、言语作秀，实在是欺上瞒下。
“说一套做一套”的唱高调，还有为自己打掩护的“效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住的是旧楼房，吃穿用都很朴素，面对调查人员口口声声说“权力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竟贪污受贿数以亿计。现实中，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曾有颇多“反腐金句”，如“‘全家腐’必然是‘全家哭’”之类；山东省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曾千方百计维系自己“反腐斗士”的形象……表面唱高调，背后唱反调，行为也必然会走调。把唱高调当做护身符、挡箭牌，最终只会徒留荒腔走板，落个身败名裂。
如果任由“两面人”“太平官”、吹吹打打者大行其道，不仅损害政治生态，更会让党的形象受损。试想，一个说得那么深刻、表态那么坚决的人，却是不顾原则、击穿底线的人，形象落差带来的心理冲击该多么大！整治“调门高落实少”，要改变唯上不唯下、求虚不求实、图名不图事的观念，更要形成强监督、实问责的制度。几个月前，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被国家通报批评，多名官员被问责，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其实早在2015年，相关负责人就被约谈过，要求限期整改。想必当时的表态也是信誓旦旦，但实际上却“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导致祁连山生态不堪重负，局部破坏难以逆转。要想刹住“表态文化”之风，铲除其滋生的土壤，监督、问责这两把利剑也是至关重要的。
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中写道：“他痛恨吹牛拍马的人，谁在他面前夸夸其谈，谁就会倒霉……‘空谈家’一词是他嘴里最严厉的谴责语——他只要认为某人是个‘空谈家’，就不会再理睬这个人了。”今天的改革发展，更需要唾弃“空谈家”，争当“行动派”“实干家”。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以实干为舟，以奋斗作桨，我们就一定能勇往直前，驶向光辉的彼岸。
对待问题岂能态度漠然
该发声时不发声，该斗争时不斗争，“和风细雨”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接到送钱拉选票问题的反映，仅仅批示退钱了事却不制止；让贫困生请领导吃饭被曝光，第一时间不是处理问题而是公关媒体……几起典型案件，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不仅让小伤口变成大毒瘤，更让从政环境污浊、政治生态恶化。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是我们党坚决反对的作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可以说，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还是做敢于亮剑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先生”，不仅是作风问题，更关乎党性原则。纠正“四风”新表现，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那些“知情不报、听之任之”的做法，正该好好捋一捋了。
作风建设，不仅是“不能干什么”的负向禁止，更有着“应该干什么”的正向要求。客观来说，现在顶风违纪的行为少了，党员干部做人有尺、行止有度。然而一些人却玩起了谁也不招、谁也不惹的一套，还美其名曰“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其实，对于错误的容忍，就是对于正确的挤压。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手段是置身事外，目的是讨好卖乖，麻痹了是非、善恶、真假之心，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看似好人，实则害人。有落马官员感慨，“要是当初同志们提醒一下，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塌方式系统式腐败的盖子被揭开后，当地干部反思自己“既是污浊风气的受害者，又是造成这样环境的一部分”……现实案例一再提醒我们：该发声时不发声，该表态时不表态，该斗争时不斗争，面对问题冷漠旁观，看似“和风细雨”的背后，是损人损己损党损国的“暴风骤雨”。
现实中，也存在反映问题被孤立排挤，“吹喇叭”“抬轿子”反成座上宾的情况，助长了明哲保身、哼哼哈哈的“官场哲学”。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都是私心杂念在作怪，既是一种精致利己主义，更是一种不作为、不担当、不负责的官僚主义。无论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还是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抑或是爱惜羽毛的“开明绅士”，这些时常见到的角色，一个共同的心理就是“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党性修养、理想信念的缺失。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人深思。1954年底，西北地区群众来信反映，在统购统销中存在食油供应紧张、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习仲勋当即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什么才叫共产党员？什么才叫对党忠诚？老一辈革命家以自己的行为启示我们，对党忠诚，应当是一种无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净气，是一种铁骨铮铮、腰杆挺直的骨气，更是一种敢于碰硬、敢于攻坚的勇气。
千言万语，说到底还是担当的问题。被誉为燃灯者的邹碧华，迎难而上、不计毁誉地推动司法改革，有人骂他不近人情，他却相信“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90多岁的杨维骏反腐30多年，有人劝他都退休了就别管闲事了，他却说“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百姓受苦不闻不问，谁欺压百姓我就要批评提建议”。面对矛盾和问题，邹碧华和杨维骏选择了迎难而上、挺身而出；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党员干部，我们的事业发展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账。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善县调研时，针对“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个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抛开呢”。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唯有每个党员干部都勇于批评、敢于斗争，才能以每个细胞的主动性凝聚起党的强大战斗力，在新时代赢得新胜利、收获新光荣。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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