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平生与学问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牟先生由台湾回港,在新亚研究所与同学座谈。讲题为“平生与学问”,以下为部分内容:
“……我告诉诸位,我的性格是甚么样性格。我的一生,老实说,从来没有得志过,飞黄腾达过,也可以说一生没有走过运。但若要说一生没有走过运,完全没有运气也不然,否则为何可以写这么多的书?逃难时也写书,这是我的运气。我未有飞黄腾达过,所以心境和你们青年人差不多。我也不是个要人,从来没摆过要人的架子。我也不会做事,连个系主任都不能作,只是挂个名字而已,其实甚么事情也不管。我是关起门来作事的;从学生时期就写书,写了那部易经,就一直写书写到现在。但客观方面的事业一直都没有,我不能干政治;这个时代不完全是政治问题,政治背后是个文化问题,必须弄明白,这需要有人来作的,需要有人来定方向。
说到我个人生活方面,我是个最不成的一个人。所谓最不成的一个人是甚么意思呢?从我青年,自二十几岁开始,至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这五、六十岁以前,我没有一日好运。有人给我算命,说你这个命不能活过十岁,你怎能活过来呢?他觉得很奇怪,要为我批八字。我说你也不完全错,三岁的时候我就死过一次。当时出痳疹,但出不来,就憋死了。乡下人的小孩死掉,就拿个草包裹起埋掉。就拿了个草包将我包起来一包就将痳疹闷出来,发出来就活了过来,否则就死掉,所以这个算命的也有点道理。
自小孩开始,青年,中年,一直到五,六十岁,没有一个好日子。青年时在大学读书,几乎读不下去,我的家庭环境不够,那是很艰苦的读下去。同辈同学中,个个都神气得很,而我从未神气过,只是吃憋气,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但我从来没有悲观过,也没有泄气过,也没有甚么了不起的奋斗斗争;怎样艰难的时候也不影响工作,抗战时期在旅馆里写逻辑。这里就表示有一种兴趣。这兴趣是很重要的,因我没有为了任何生活上的不得志而丧气。我从来没有丧过气,悲观过一次。我事后想一想,我这性格是不可思议的;从二十几岁在北大读书,读到今年七十六岁,这个脑没停止过,一直在分析。假定一个青年人,叫你现在开始,想想你七十六岁,前途遥远得很,究竟你会作些甚么事情?怎样打算?只有你自己将工作逐步展开,旁人是没法说及的。这个想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我从北大读书,一直到现在,却没感觉得困难。抗战时生活很苦,但很苦我也无所谓。一个人逃难跑到昆明,吃完饭到昆明公园散步;有个人看见我说:你每天都来散步,好像很有办法一样。我说我有甚么办法?我甚么办法都没得。
我在昆明将近一年,是靠一个姓张的好朋友来维持。他住在一个小房间,我就住在这个小房间,生活很简单。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所以你们交朋友很重要,朋友不需很多,好的朋友一个,两个就够。他没有很多钱,也在逃难,拿出几十块来帮助我,我就相信他。他拿东西来,我就吃,毫不客气;反正我生在这个社会上,有生存的权利,这个时候我就不讲客气了;就是李太白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吃饭,我要生存。所以那时候很有流氓气,到现在大概没有了。那时很骄傲,因为你自己不成,人会欺负你,欺负你就有反抗性,我不服气,所以骄傲。骄傲,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是需要的,这是人格的防线。假定在这个时候抬不起头来,那不就垮掉吗?通通垮下去了。
在一生里,我的老师只有熊先生;前辈中只有这位老先生能了解我。你这个貌不惊人,言不雅重的年轻人,谁来欣赏呢?熊先生欣赏我是很奇怪的,所以梁(漱溟)先生就莫名其妙。有一次问熊先生:宗三这个人的好处在哪?你为甚么欣赏这个人?我这莫名其妙的一个年轻人,也不很懂事,世故人情完全不懂,胸中自创,不理任何人。所以熊先生的女婿对他说:宗三是你的学生呀,他应当送点礼,怎么不送份礼给你呢?教熊先生骂他一顿:你这个糊涂的东西,你想他送甚么礼呢?我受熊先生影响很大,得他的好处很多。在一个青年人四无依靠的时候,谁来帮助你?谁来支持你的生命?谁来保护你呢?这是个保护人,我需要师长的保护。
至于谈学问的只有唐先生。我就只有这三个朋友。一个是老师,一个是生活帮助我的,一个是谈学问的,其他就没有了。我和唐先生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工作。自民国三十八年以后这二、三十年,就靠我们两人在海外顶持住这文化工作。
我说这些事情,生活上的遭遇,所认识的朋友,表示我的性格。我这个性格很单纯,和你们青年人差不多,只是我知道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其他就没有甚么特别。(陶国璋先生整理。本文选自《毅圃》第五期 1996年 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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