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救赎与寻根的异途——论《平凡的世界》的叙事图景与文学史意义
自我的救赎与寻根的异途
——论《平凡的世界》的叙事图景与文学史意义
张 冀
摘要 ·
《平凡的世界》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无法归类的独特存在，其文学史意义一直未能有学理上的精准认定。小说醉心于人际关系书写，以“女性拯救与男青年的自我重建”和“世事激变与新能人的崛起上位”的繁复主题，来表达自我救赎的哲理思考：一方面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80年代文学构成有效对话，另一方面又与《青春之歌》隐蔽呈现跨越时代的互文关系，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当代承传。路遥有教化社会、感化青年的责任担当，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与精神氛围中，他以亲历历史的情绪体验，重寻土地情结和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经验，走上了自己的寻根异途。这种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想特质，直接奠定了《平凡的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经典意义与审美价值。
作者简介
张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1988年5月25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终于脱稿。这部后来荣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作家精神诉求和读者审美期待三者之间实现空前结盟，却引发了大众持续追捧、学界并不垂青的“路遥现象”。面对这一尴尬的处境，路遥当时就不免忧心忡忡，夫子自道起来：“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初衷就是“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诚然，路遥以其不合时宜的苦难叙事，用心记录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时代脉动，小说蕴藉自我实现的励志价值，让青年读者感同身受，与之共鸣。三十余年来，“路遥现象”依然未有实质性改变。《平凡的世界》到底展现了怎样的叙事图景，其文学史意义究竟何在，我们实在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女性拯救与男青年的自我重建
孙少安和孙少平，可谓《平凡的世界》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父亲孙玉厚，是双水村的外来户，“没有过几天快活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就在这饱受天灾人祸的“烂包”家境中长大成人的孙少安和孙少平，却分别成了离土不离乡的能人和离乡不离土的矿工。到底是何种缘由使得这两位农村男青年实现了身份转变？有学者以孙少平为例，认定路遥开创且完成了“成长中的现实型个人化自我”形象，并声称“这应是这部小说的最独特的美学价值和贡献之所在”。这显然是很有建设性的研究角度。笔者更感兴趣的是，除过“苦难哲学”的自我苦修外，在孙家兄弟的自我重建中，是否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外在因素？
我们还是先来观照孙少安。他“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回家务了农”，是家中唯一的全劳力。当他面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田润叶的主动追求，沉睡多年的爱情意识被瞬间唤醒。他也因两人无法回避的巨大差异而自卑、犹豫：他是一个庄稼汉，“牺牲自己而全力支撑这个穷家”；而小学教员田润叶则是大队书记田福堂的长女，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孙少安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在他看来，所谓门当户对，“命运就该如此”。
孙少安幸运地以零彩礼娶上了“娘家光景不错”的农家女贺秀莲。“能吃苦，干什么活都不耍滑头”的贺秀莲，与他“共同撑扶这个穷家薄业”，甚至多次从娘家拿钱贴补家用或应对危机。砖场倒闭后，贺秀莲“千方百计安慰他”；孙少安“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也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重新唤起了他生活的勇气”。他眷恋“妻子的怀抱”，小说也着意强化这种大地母亲般的温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般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人们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他无法说清秀莲的体贴对他有多么重要。他不仅是和她的肉体上相融在一起，而且是整个生命和灵魂都相融在了一起。这就是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苦难所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爱。”孙少安终于走出了人生低谷，成为全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他既改善了全家人的境况，又以一己之力回馈乡里、捐资建校。可贺秀莲“没有真正享过几天福”，却罹患肺癌。有学者注意到孙少安与贺秀莲“爱情的再生性与成长性”：“只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通过不断成长，即使没有初恋和爱情，也可通过婚姻生活创造真爱。”诚哉斯言!
当我们回望新时期初期小说创作时，张贤亮的《灵与肉》（《朔方》1980年第9期）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与孙少安和贺秀莲一样，牧马人许灵均和养什么成什么的李秀芝也是先结婚后恋爱，男方都因不知书却达理的女性获得了新生。茫茫大草原上，一个面临政治上的穷途，一个面临经济上的末路。李秀芝除了给许灵均家的温暖外，还“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历经多年的“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后，许灵均终被“摘帽”。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清明》1979年第1期）同样值得特别关注。根正苗红、意气风发的罗群，被打成“右派”后遣送农村劳动。当高烧不能动弹时，曾经的战友、自愿留下当乡村教员的冯晴岚与之组成了一个“家”。与其说他们是恩爱夫妻，倒不如说是革命伴侣。而就在罗群平反之时，她却“油尽灯枯”了。返观《平凡的世界》，贺秀莲又如冯晴岚一样，极力支持孙少安，直到生命行将终结。贺秀莲就是以李秀芝和冯晴岚的组合方式，拯救了孙少安。
如果说孙少安经由一个女人实现了从自卑到自信的自我重建的话，那么，孙少平则通过三个女人完成了“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会使我完全屈服”的心路历程。这是孙少平个人奋斗故事的基本构架，也是调动读者阅读积极性的一大看点。
孙少平爱情故事的第一幕，是郝红梅与他的青春萌动之恋。这位地主家庭出身的、“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和同样自卑的他不期而遇，抱团取暖。他们以书为媒暗自交往；地下恋情被同学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秘后，郝红梅转而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顾养民相好。郝红梅毕业前夕行窃被抓，孙少平不计前嫌、出手搭救。两人的青涩初恋故事，既是才子佳人小说的现实翻版，又是英雄救美桥段的再度演绎。这段短暂、朦胧的爱恋关系之所以会无疾而终，原因并非出自于门不当户不对这一假象，而是在于两人性格方面的巨大差异。“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的郝红梅，“很有心计”；而“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的孙少平，却有一颗“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他虽失去了郝红梅，但却有了“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无论如何，戏份有限的郝红梅，让孙少平多少有了对男性气质的初步认识。
孙少平爱情故事的第二幕，是田晓霞与他的精神纯爱之恋。孙少平的“青春悲剧”结束后，田晓霞适时出现，为他“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提供了精神契机。在孙少平看来，对郝红梅只是“一种感情要求”，而田晓霞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田晓霞以《参考消息》以及“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著作，极大激活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的自觉意识。从此，“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他牢记她“千万不能放弃读书”的毕业寄语，又“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而期盼外出闯荡。“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没有“独当门户”、“走自己的路”、“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他深感痛苦，这是“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这个揽工汉，在黄原街头偶遇大学生田晓霞，又重复从前以书为媒的故事。田晓霞倾情于孙少平这个“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的“真正的男子汉”。在古塔山上的杜梨树下，心灵相通的两人情定终身。孙少平不愿重蹈孙少安的覆辙，愿“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在田晓霞四处活动下，孙少平去铜城煤矿当了矿工，有了正式工作。然而，女方是高干子弟、省报记者，男方出身贫寒农家，又是煤矿工人，两人的精神之恋，带着一种世俗社会难以实现的乌托邦色彩。因此，小说只能以田晓霞的救人牺牲，去为孙少平的爱情故事腾挪出继续演绎的空间。
孙少平爱情故事的第三幕，是惠英嫂与他的生活理性之恋。惠英嫂是孙少平的师娘，“出身农家，里外活都很麻利。虽然识字不多，可人很精明。至于漂亮，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据孙少平的观察，“矿工们正是在妻子温暖的怀抱中，重新恢复了力量和勇气，再一次唤起庄严的生活责任感”，由此产生了对家的强烈渴求。在如何巧妙处理两人的情感纠葛时，小说的确有不少前期情节铺垫：先让孙少平亲眼目睹师父的幸福生活，让他反复确认“每当进入这个小院，他就像回到了自己家”的内心感受；接着让孙少平和田晓霞的云端爱情突然前路未卜，再次强化“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的客观事实；然后再精心安排师父救人遇难的感人事迹，让孙少平悉心照料惠英嫂母子的日常生活；最后让田福军将田晓霞牺牲的消息揭晓，消除孙少平对田晓霞的一往情深。如此一来，他“潜意识里特别需要一种温柔的女性的关怀”，“总要不由自主跑到惠英嫂那里去”；而惠英嫂“千方百计用好饭、好酒、好话和一个女人的全部温情来安慰他”，直接满足了孙少平三口之家的情感想象：“每次走向这个院落，他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里，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重伤出院的孙少平，以伤疤脸、墨镜和风衣的“男子汉的魅力”形象，回到惠英嫂家。孙少平、惠英嫂的人物构型，与《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中的秦书田、胡玉音颇为类似。“右派”秦书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胡玉音，每天凌晨都在阴冷的小街上扫地，两人因同病相怜走到一起。胡玉音超越了传统村姑的行为规范，明显地表现出风情佳人的形象特征。有学者曾指出拯救落难男主的女性大多具有相似性：“第一不是纯真少女，而是有一定经历的风情少妇；第二是身处下层民间社会，文化不高，但属于群众（人民）之一分子。”胡玉音如此，惠英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不同的是，秦书田具备时代先锋和落难书生的双重身份，而孙少平则借此完成了从文弱书生到钢铁硬汉的身份演进。
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爱情故事，合成了孙少平版的“青春之歌”；与讲述“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的《青春之歌》，隐蔽呈现跨越时代的互文关系，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当代承传。在不同女性拯救下，孙少安和孙少平各自的青春终归得以安放。纵观整部《平凡的世界》，这种女性拯救男性的叙事模式，还在孙兰花之于王满银（从不务正业的“逛鬼”到“干得相当卖劲”的伙夫）、田润叶之于李向前（从婚姻不幸的老司机到重新就业的修鞋匠）的人际关系中再度体现出来，颇有世情小说的传统因素。《平凡的世界》并非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异数，我们不能无视其与《天云山传奇》《灵与肉》《芙蓉镇》等反思文学的内在关联。
二、世事激变与新能人的崛起上位
《平凡的世界》聚焦于1975年初到1985年初这十年“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除了对孙少安、孙少平个体青春体验的激情书写外，路遥还“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在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世事变了”引领下，双水村这一陕北黄土地农村凋敝、农业歉收、农民贫苦的积年问题得以根本改善，广大农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与此同时，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强人田福堂逐渐失势，孙少安和孙少平，与给予他们精神支持的田福军一道，应时崛起成为新能人。
在双水村，田、金两大家族长期博弈。与金俊武素有摩擦的田福堂，长期担任大队书记，是全公社“最有名望”的人。“多少年来，不管世事怎变化，田福堂在双水村的领导权没变化。就是金家的大部分人，也承认他的权威。”这位苦出身的地道农民，将庄稼活儿“样样拔尖”、18岁就被公推为生产队长的后生孙少安视作潜在竞争对手之一。两人有过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是私分猪饲料地事件。从普通农民的生存需求来观照，田福堂颇能理解孙少安扩大农民自留地的善举；但从大队书记的政策执行角度来考量，他必须紧急叫停这种当时尚属违规的错误做法。就在此间，自己闺女田润叶居然流露出非孙少安不嫁的明确态度。他最终还是出手了，在公社的批判会上，孙少安接受“思想的批判”，自己则接受“良心的批判”。第二次是包干到组事件。在孙少安看来，“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田福堂则巧借上级之手，让其计划停摆。赋闲在家的田福军，还不忘勉励孙少安要“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
1979年春，田福军被擢升为地区专员。他上任伊始就在全地区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真是“世事要变了”；而田福堂以大队决议的方式予以抵制的同时，精神颇为痛苦；孙少安则在自己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他还以包工拉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进而办了个体砖场。“单干”后，饱经世故的田福堂，“对公众事务不再热心”，下地劳动也力不从心。他“不但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势的变化也并不可怕”。这位全公社的风云人物，不仅年老多病，还因儿女家事整日闹心，身体“完全垮了”。就在县长亲临孙少安砖场，点火仪式正在进行时，他孤独地蜷曲在自家的破碾盘上，“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演变”：孙少安已是双水村第一能人，自己竟然“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1984年冬，金俊武、孙少安分别出任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双水村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强人政治走向历史终结。次年春天，新的村小学竣工。“看开世事”、含饴弄孙的田福堂，来到庆典现场，与能人孙少安和解。
孙少安高调上位、田福堂黯然退出，既标志着能人对于强人的巨大胜利，又意味着破落孙家业已全面复兴。与家庭观念重的孙少安不同，孙少平崇尚个人奋斗，在顾养民的参照下，历经种种磨难，实现自我崛起。孙氏兄弟的人生差异，正如历史学家所说：“在传统社会，孩子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整个家庭的目标，但新观念却强调孩子之于自身的重要性，他应该拥有超越家庭的、属于他自己的关切和相应权利。”孙少平早在县立高中读书时，贫困就促使他“过分地自尊”，“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尤其反感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与之相比，孙少平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就连郝红梅给予他仅有的一点温存，也因顾养民而荡然无存。他意外地入选校文艺宣传队，作为主角，和包括顾养民在内的几位干部子弟同台演出，“经历着他有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日子”。孙少平高中毕业后回村当初中教师，村办初中停办后，他成为农民；而顾养民如愿考上医学院，心仪的田晓霞也在师专就读。孙少平志在四方，不愿“一个人独处这天老地荒的山野”，他决计走黄原、闯世事。孙少平既无“闯世的经验”，也无“谋生的技能”，只能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他近乎自虐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他为了永葆精英气质，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精神上越发强大，是“困难打不倒”的“真正的男子汉”。在顾养民攒的饭局上，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并未渐行渐远。“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的孙少平，面对顾养民和田晓霞，“一点也不自卑”。他后来还担任夏令营的指导教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更逊色!”
孙少平端上了煤矿工人的铁饭碗后，月月都是满勤。在他看来，“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课题”，“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田晓霞的突然故去，对他而言，“如此深重的精神创伤也许仍然得用牛马般的体力劳动来医治”。他被提任班长后，“带头吃苦，带头牺牲”，既树立了个人权威，又斩获了矿务局“青年突击手”光荣称号。孙少平“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认定“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与顾养民性格不合的金秀，爱上了孙少平这位“吃钢咬铁的男子汉”，在其因救人而重伤住院期间一直悉心陪护。面对“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这一戏剧性场景，孙少平不由地感慨自己与假想敌顾养民之间的较量（郝红梅当年为攀上高枝而移情别恋，如今金秀却让爱作主而愿跟随自己），鄙视链底端的成功逆袭，让其完全释怀，最终回到了大牙湾煤矿那片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
美国心理学家阿奈特曾提出“成人初显期”的概念命题。在他看来，在18到29岁这一“既不属于青春期，也不属于成人早期”的人生阶段，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不稳定”的、“自我关注”与“探索”、同时又“存在各种可能”的“转折时期”。我们不妨通过常识做一通俗理解，无非就是青年基本都会遭遇“我是谁”、“我怎样适应周围的世界”这样的精神焦虑。孙少平大体处于这一年龄段，在亲密关系、职业规划、自我认同各种压力的合力围剿下长大成人，丰富着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认知。
田福军是《平凡的世界》设定的一条叙事副线。作为田福堂胞弟，他少年得志，但在特殊历史时期遭受冲击，后恢复工作，低配县革委会副主任。他心系苍生，头脑清醒，通过在基层走访调研，深感三农问题异常严重，试图有所作为，因而与循规蹈矩的同僚格格不入、与嫉贤妒能的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离心离德，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待改革开放后，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信任加持下，年富力强的田福军终于能主政一方，先后任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成为锐意进取、勤政爱民的改革先锋；因其政绩突出，又出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城市市委书记。面对更大的工作挑战，他强忍丧女之痛，以硬汉的精神姿态，依旧忘我地投入到改革伟业之中。
平心而论，田福军较之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李向南（《新星》）这些开拓者而言，形象单薄，甚至还有些概念化和理想主义色彩。路遥与蒋子龙、柯云路等以改革文学声名鹊起的著名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随着改革的深化，他不必以改革家与保守派的尖锐冲突作为小说的叙事框架，也无需为了打破体制僵局而去营造强大而积极的舆论氛围；他的视野更加宏大，全面盘点了田福军身边乡、县、地三级官员在改革年代初期各自经历的命运浮沉。白明川和周文龙是公社主任这一群体的双子星座。白明川行事稳、准、狠，田福军任地委书记时，调其为地区所在县级市市委副书记，直至扶正。工农兵大学生周文龙，是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的代言人。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后，他转变了工作作风，被田福军提任为县委副书记、县长。冯世宽和张有智，是田福军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时的班子成员。冯世宽思维僵化、谨小慎微；成为田福军副手后，却能推心置腹地与之务实合作，官至行署专员。唯一的挺田派、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成为县委书记后，工作热情消退，一心只顾养生，以至于县长周文龙时常难以开展工作，却又意外地升任地委组织部长。苗凯和高凤阁，是田福军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时的上级领导。刻意打压田福军的苗凯，混迹官场多年，颇懂官场生存之道，地委书记任上政绩平平却接连升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书记，能量不容小觑。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苗凯爱将。他视田福军为自己职务晋升路上的障碍，暗中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倒田运动”，事情败露后，仍被调往外地升任行署专员，终因渎职而落马。
我们可以发现，和田福军一样牢记使命的白明川，还有重拾初心的冯世宽、周文龙，都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身为改革保驾护航的新能人。像张有智、高凤阁等县市领导甚至是苗凯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则突显出干部任用上的某种不正之风。《平凡的世界》既不是官场小说，也不属于改革文学范畴，但小说却在人际关系的深度书写中反映官场生态，可以说是改革文学的某种深化。
三、“精神的沐浴”：土地情结与诗教传统
无疑，《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是繁复的，“女性拯救与男青年的自我重建”和“世事激变与新能人的崛起上位”两大叙事主题通过自我救赎的哲理思考实现无缝对接，这是显在事实。小说并非孙家兄弟的私人生活史，而是复盘了两者在改革开放大时代的自我价值重塑之旅。路遥以孙少安的谋生与创富经历，致敬实干兴邦；又以孙少平的启蒙与德性故事，致敬理想主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状态时曾坦承，“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走进毛乌素沙漠这一“人生禅悟的净土”，就是“接受精神的沐浴”。无独有偶，在小说的第三卷，孙少平也有完全同构的生命体验：“每当他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进行了一次沐浴似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精神的沐浴”究竟意指何在，这是路遥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
路遥20世纪70年代就已从事文学创作，早年习作基本上都有特殊历史时期的鲜明烙印。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出手，即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但直到《人生》再度斩获这一奖项时才真正赢取文坛盛名，迎来创作生涯的高光时刻。诚如评论家言，“焦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心理动力”；如何从《人生》一纸风行后的创新焦虑中强势突围，这是路遥的精神困境。而如果要精准把握《平凡的世界》的叙事策略与创作意图，则应从《人生》开始谈起。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出身寒门，但“十几年拼命读书”，“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高考失利后，他回乡当民办教师，后回家务农。他提篮小卖、进城掏粪时，鉴于教书郎到乡巴佬的身份落差，心理备受煎熬；“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的巧珍却对他情有独钟，并主动表白。他尽管有“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的重重顾虑，但“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二叔转业回地区任劳动局长这个偶然的机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有人主动让他在县委通讯组任通讯干事。离别故土时，“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里仍然是深深热爱着的!”但一旦进城，他迅速忘却了来路。高中同窗黄亚萍重新情定于他，毅然决然地离弃了未婚夫张克南。黄亚萍“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你就应该把那里当作你的家园”的思想启蒙和共赴南京定居的美好愿景，对高加林来说，无异于“重要的转折”。为了远大前程，他对文盲初恋巧珍上演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低劣戏码，将黄亚萍视作自己的理想爱人。然而，每当面对黄亚萍时，他又会时常想起巧珍，因为也只有她能够“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踌躇满志的高加林因违规上岗问题被怀恨在心的张克南母亲举报，只好狼狈离职归来，巧珍也已嫁为人妇。还是德顺老汉看得真切，他语重心长地对高加林说：“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可一切为时已晚，高加林这个迷失自我的小人物，心灵的冒险换来追梦的牢笼，不可避免地成为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人生》是一部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它的诞生，固然有其对于“潘晓来信”引发人生观讨论热潮的某种回应；但更重要的是，路遥给广大青年读者同时也给他自己指引了一条通往内心世界的自由之路：一个人渴盼去除人生的枷锁，向往真正的自由，但千万不能割裂人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否则，之前所有努力，有可能一夜之间回到原点。这就是有关人生的残酷真相。小说第23章副题“并非结局”，以高加林手抓两把黄土、大喊“我的亲人哪……”这一场景收尾，显然是他土地情结已初步建立的具体表征。小说还借助信天游这一艺术形式，强化土地情结的生命内化。有评论家指出，“信天游是路遥所受的最早的艺术教育”，他“经常忘情地进入信天游的世界，并从这个世界回到家乡人民的生活中”。作家的乡恋情结如此，小说中的人物巧珍和德顺老汉亦是如此。“觉得大地的胸怀是无比宽阔”的巧珍，两度对高加林倾心演绎《叫一声哥哥快回来》，不仅仅是怀春少女的爱情宣言，更是大地母亲的深情召唤。德顺老汉极其熟稔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的童声放送，又何尝不是恨铁不成钢的老汉亲自编排教唱的呢？
回到《平凡的世界》。如果说高加林是被动选择回归土地的话，那么，脚下有路、心中有光的孙少平，执意回到矿山继续做一名矿工，这种“入地”选择，是主动和大地母亲亲密接触的人间正道。历经中学生活的主观幻象、揽工生涯的颠沛流离和矿工生存的脚踏实地，孙少平这才真正地懂得生命最终归于平凡的人生真谛，才彻底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的质朴道理，他不再迷惘，他的青春在激荡，他的心态也更从容。路遥从《人生》再度出发，以土地情结是否承传作为核心关切，以生命、劳动、奋斗、苦难、尊严、人生为集束关键词，通过孙少平的典型个案，真实地还原了一代青年在自我矛盾和时代激流下的青春履历和有关那个大时代的、自己版本的心灵史。
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流变看，《平凡的世界》属于乡土文学范畴。自鲁迅开创乡土文学传统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国作家都以乡民、乡情、乡音、乡俗的组合方式，展开对乡、土、人辩证关系的理性思考。乡是生存空间，土是情感维系，人是行为主体，三者之间形成完整闭环。一个人若有对于故乡的发自内心的记忆与想象，就是土地情结的集中显现，自己就能安身立命。如果缺失了土地情结，故乡就此消逝，人在精神上也会无家可归。如钱锺书所言，“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只有透彻理解土地情结的人，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作家也“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才会将自己回归故乡毛乌素沙漠、将孙少平重返“大自然的怀抱”视作“精神的沐浴”。这种面向心灵的激情归途，就是能量的重聚。小说次要人物、孙少平的妹妹孙兰香，也不应被忽视。这个“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通过自己努力，进入全国重点大学研修高端专业——天体物理。她凝聚了现代科学启蒙的精神能量，有着“上天”的憧憬，也具备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生命体验，还和家庭背景悬殊的吴仲平情投意合进而志同道合。当她再度去打量故乡时，是和孙少平一样走进平凡的世界还是告别过去、承认现在从而产生排斥乡土的决绝心理呢？这个问题，路遥没有回答，恐怕一时也无法回答。
路遥谈及《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经历时曾明确表示：“有意‘中止’了对眼前中国文学形势的关注，只知道出现了洪水一样的新名词、新概念”。他的这次创作，自1985年秋开始动笔，历时三年得以完结。而就在此间，文坛风起云涌，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次第粉墨登场。《平凡的世界》的写作激活，表面上似乎和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与精神氛围无关，但1985年这一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特殊时间节点，是我们打开小说大门的唯一密匙。这一年，韩少功、郑万隆、阿城和李杭育等青年作家，陆续发表了“寻根”文学宣言，当代文坛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寻根运动拉开了历史帷幕。寻根文学并非单一的质，而是多源多元的复杂存在。韩少功《爸爸爸》、莫言《红高粱家族》，以其忧患意识，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病态持有批判姿态；阿城《棋王》、王安忆《小鲍庄》表现出回归传统的思想路向。面对韩少功文化失根的沉重思考，路遥保持了文化自信；之后面对马原“叙事圈套”、格非“语言迷宫”之类先锋文学和方方、池莉等侧重“零度叙事”技法的自然主义小说，路遥坚守了文化本位，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文化定力。何以如此呢？一方面是他自《人生》起就已重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土地情结，另一方面是他重拾中国本土文化的诗教传统，走上了自己的寻根异途。
诗教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民族个性的文化传统。早在周代，《诗》教是官学体制中的一大教育门类，以乐教为其母体，有政治教化与个体修身的复合功能。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诗”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是其诗教观的集中表达。另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还明确概括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及至汉代，《毛诗序》确立了“诗教”的正统地位，强调“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经世致用的社会价值。此后历朝历代的文士学人，对于“文”、“道”关系多有阐发。如曹丕将文学升华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刘勰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力主为文“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柳宗元提倡“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修建议“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顾炎武重申“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章学诚则认定“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文史通义·诗教上》）。总而言之，诗教文化形成的家国情怀，既是民族的文化道统，也是个人的精神家园。
满怀政治抱负、忧世伤时的路遥，内心深信家国同构的坚固逻辑，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理想激情正浓，浪漫诗意仍在。他不管外界声音如何喧嚣，发愤著书，情志与诗教融合，《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不是去娱乐公众，而是编写自己有血有泪的心灵史”。这种以亲历历史的情绪体验去高扬文学艺术的人生效应和社会功能的理性精神，是对前辈先贤诗教主张的自觉承传。路遥还特别重视立业修身的伦理劝诫，精心打造了孙少平超越自卑、温柔敦厚的当代君子形象，寄寓自己对未来理想世界的现实主义建构和浪漫主义寻思。像苦行僧一样坚守的孙少平，在苦难历程中乘风破浪，人格逐步完善，找寻到了本真的自我，精神上不再漂泊，从容地走好未来的路。如此这般操作，带有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想主义的鲜明烙印。对于作家路遥而言，如小说扉页上所说，是“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的家国记忆；而对于千千万万正以追寻自我作为精神刚需的青年读者来讲，为美好生活赋能的孙少平，是极具标杆意义的精神偶像，他的个人奋斗故事，毫无疑问是感动中国的道德修身教科书。
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无论人生信仰还是美学追求，都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但在求新求变的20世纪80年代，却颇受学界文坛微词。其实，如何去反映或表现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完全取决于作家本人的自由意志。评论家不应粗暴地对创作方法进行高下之分，而应去尽力辨析作品文本究竟为文学史提供了哪些新质内容。《平凡的世界》所处的20世纪80年代，是理想普遍上扬的黄金时代，文学再度成为启蒙的利器。重塑主体的思想意识、重构社会的价值取向，是那个大时代的精神底色。在走上复兴之路的中国，只有勇于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人。路遥以自我救赎与民族复兴的诗意诉求，完成了自己对于“家”与“国”的深层思考，这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因素。必须加以指出的是，路遥承袭“为人生”的思维方式，有其教化社会、感化青年的责任担当，注重当代意识、教化意识与读者接受心理的互联互通。《平凡的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重在诗教，而非单纯以审美为旨归，是传统载道诗学的当代言说。孙少平的身心漫游，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文化身份，并不执着于城乡二元对立。否则，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他婉拒留在省城工作的善意邀约这一行为，就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实际上，他不愿固守在自己的局限当中，注定要义无反顾地游走，在坎坷、无常甚至是试错的种种经历中去不断认识自己，从而完成灵魂的再生。他所拥有的就是有关生命、土地的朴素道德。所以，他重返平凡的世界，就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从内心出发，回归土地、回归原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就能够抵达人生的尊严。
当然，《平凡的世界》介入现实的倾向十分明显，我们须正确把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因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范畴。此外，小说的全知叙事及不加节制的议论、抒情文字，虽能让普通读者毫不费劲地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了作家对于精神探索性的深度挖掘，极大影响了相当比例的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在某些评论家看来，《平凡的世界》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无法归入经典之列。然而，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不是由艺术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历史环境”。这部无法归类的现象级畅销书的文学史意义，不在于斩获“茅盾文学奖”，也不在于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而是在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构成有效对话的基础上，重寻土地情结和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经验，其间呈现的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想特质，直接奠定了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经典意义与艺术价值。今天，我们重温这部文学名著，更能真切明白，每个人建构自身美好生活的所有努力，必将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生动力。虽然路遥的生命永久地定格在42岁那一年，但在精神上，他是永远年轻的人。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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