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军 |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
赵广军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月刊》编辑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研究史家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其史学专业教育到底来自哪里？在章开沅的自述中，频频被提及的是其历史学专业的最初阶段——金陵大学历史系的两年肄业教育对其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史学迥异于其他高校的史学传统，具有明显的金大特点，因此被王绳祖称之为“新史派”。金陵大学“新史派”强调近世史领域、史料和现实关怀、开放研究的观念教育、交叉方法的专业培养等，对章开沅有着终身的影响。从章开沅之后的学术作品中可以“索隐”到其与“新史派”史学理念相呼应的学承关系。
关键词 章开沅；金陵大学；“新史派”；贝德士；陈恭禄；王绳祖
作者简介
赵广军，法学学士、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2004年至2007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师从章开沅先生），《史学月刊》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美国旧金山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华口述史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区域史、近代文化史、史学史、口述史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出版专著4部，在《宗教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作为当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章开沅的史学思想应该能够寻绎其源，金陵大学(下文简称金大)的史学专业教育应该是其史学接受的初步。民国时期的金大颇有社会影响力，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谓，甚至被考察中国战时教育的某美国教育家誉为中国三个完美的大学之一。1943年，金大以“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达到大学新育最高之理想，以为社会前驱”为办学宗旨，具体治校路径上“一方充分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务期能迎头赶上而更超越之，使中西文化得以切实沟通”。整个民国时期，金大一直以培养最高素质的学生自期。金大的教育方针中，“以研究为教学之基础，服务为教学之实践，故研究、教学、服务三者，成一联系，未尝偏废。数十年来，师生间尚能本此一贯宗旨，互相激励，日就月将，蔚为校风”。金大的史学研究和教学也自有其影响。192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金大时发现，比较重要的史学科，“教员或由他科兼任或尚付阙如”，历史科“虽有中国教员二人，亦仅教授浅近文学，于重要文学历史科目未能顾及”，教学也“未尽得宜”，历史在社会学系之中，“当世无此类别”，因此建议增加经费、添聘教员，“使各科皆成有统系之学问而后可”，整顿完备科目，“符合大学程度”。1924年，史学系成立；1930年改设文学院，历史系隶之；一直到1949年历史系仍是金大校内的22系之一。
金陵大学
1946年9月，在南京高校的复校大潮中，金大又面临着中国基督教大学提高教育水准的办校整合。9月30日匆忙复校后的金大开学。该学期由于经费短绌的原因，校内正闹“教授荒”,200多名复员学生的减费请愿也掀风潮。经过抗战，金大由贵族化的学校变为“充满了平民的气息”，这也是章开沅免试入读该校的一个前提。9月，章开沅以复员军人享受保送升学的优待，免试进入南京金大，依照的是教育部颁布的《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但是学生需要提交志愿学校。章开沅的志愿是金大，原因之一是该校有其向往的“国内外知名专业：农业经济系”。但是章开沅却接到了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这是经过入学摸底考试之后确定的专业，是历史系教师看中其扎实的理论和写作素养特意录取之。此时的章开沅“并未树立史学专业理想”，而是想成为战地记者。章开沅称自己从未申请转系，因为历史系有好几位良师。在史学专业教育上对章开沅影响较大的“几位恩师”包括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王绳祖、马长寿等。由于时代的机缘，章开沅开始了史海之航。从金大的教育体制、史家思想影响、章开沅史学主张的回溯三个方面来看，金大的史学专业教育无疑是其史学生涯的第一步。
一、金大底蕴：金陵大学的新史学体制与传统
金陵大学虽然以农业调查等专业著称于世，但是史学也自有传统。就近代中国史学而言，金大有其“新史派”的独特传承。从建校之初，金大“学科编制，一从美国文科大学制度”，文科设立最早，其中历史、哲学、政治等科“在文科中皆为重要科目”，校内先后有三个单位培养史学人才：一是1930年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旨在培养文史专门人才，“协助本校文学院充实史学及国文课程”，“以期对于文化研究有所阐扬与整理”；二是历史系培养本科生，同时“历史系教授素重研究工作”；三是1936年春文学院附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招收研究生。除此之外，章开沅在读时，1947年设立的史学研究所，与历史系“打成一片”，历史系教员全部是研究所研究人员，以此打通教学和科研，“矫正过去叠床架屋之弊病”。学生团体中还有历史研究会，校内史学兴趣甚浓。
章开沅就读的金大历史系在国内也是成立较早的现代属性的历史专门学系，成立之初的师资起点就比较高：“本系系务原由贝德士先生主持，及抗战军兴，本校西迁，贝先生留守京校，教授仅陈恭禄、吴征铸两先生随校来蓉，系务由陈先生代理。廿九年秋，改聘王绳祖先生主持系务，现该系教授三人，副教授一人，讲师一人。”历史系的框架是贝德士慢慢搭建起来的，陈恭禄和王绳祖即其早期培养的学生，一个擅长中国近代史，一个擅长世界近代史。多年中，陈恭禄与王绳祖的研究都成为金大史学研究的典范，有谓“历史系教授素重研究工作，其已出版者，如刘继宣先生之南洋拓殖史，陈恭禄先生之中国近代史、日本全史，王绳祖先生之现代欧洲史，风行全国，颇得好评”，另外有陈恭禄之中国通史、贝德士之秦代政治史等。陈恭禄与王绳祖无疑是民国时期金陵大学史学研究的两面旗帜。章开沅入读时王绳祖为历史系主任，教学上，“史学方面，中国史有陈恭禄先生指导，西洋史则由王绳祖先生担任，中西史学学程，双方并重”。中西并重的史学教育，对章开沅此后史学之视野通达、中西贯通具有终身的影响。
金陵大学图书馆
金大的史学似乎有很强的域外史学渊源。在章开沅看来，金大任教的贝德士“是牛津史学与金陵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贝德士接受过良好的史学教育，是训练有素的史学家，精通近代欧洲史和英国史，也熟悉中国史、日本史、印度史、欧洲史和美国史，对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有涉猎，掌握有英语、法语、德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贝德士涉猎之广与其接受教育的校际多元相关。1933年金大史学系教员的履历显示，贝德士是“美国哈兰大学学士，英国牛津大学学士、硕士，法国哥利诺伯勒及美国耶鲁大学院研究员，曾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21年贝德士在金大执教，1924年历史系成立，贝德士为第一任系主任。贝德士的史学教育侧重近现代史，也影响到章开沅一生谨事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贝德士开设的课程有国际关系学、世界通史、历史方法论、俄国史等。在教学上，贝德士的参考书和读书报告的教学方式，严谨而训练有素。章开沅入学前夕，贝德士刚刚在国际法庭出证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章开沅所谓的金大史学的牛津渊源还包括王绳祖。1936年，金大青年教师王绳祖考取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四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近代史，专业为“西洋史”。1939年王绳祖回国后一直在金大从事历史教学，并出任历史系主任，对历史系的教学体系有很大的改动，所参照的就是牛津大学的培养模式。
章开沅就读期间还受到金大独特的修学制度、关注近代史的教学倾向的影响。金大仿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对新生实行“导师制”。《金陵大学导师制暂行细则修正草案》规定，一个专业导师指导一组5—7名学生，为“义务职”，导师对学生的学业、思想、行为及身体状况详细记载，作为操行成绩，但是训导多于专业指导。引进导师制的系主任王绳祖叙称，导师制乃“牛津教育之特殊设施也”，“所谓‘导师’，系一个学院聘请之教师，对其学院之学生，教育上予以特别之注意而已”，“既入校，学院当局，为之支配导师。每个学生例有一指导行为之导师，及一指导课程之导师”，“导师处于指导地位，而不妨碍学生个性发展。平日研习，着重原料书籍，养成学生独自研究之精神”，“大学教育，为人才教育，在学术上思想上，宜予学生以充分发展个性之机会”。章开沅回忆称：“金陵大学仿行牛津导师制，新生从入学之始就有一位指定导师。陈恭禄先生是我的导师，照例要找我谈谈话，介绍校、系情况。”陈恭禄主要是帮章开沅选课，实际上赋予其自主权，让其自己随意选定。在章开沅眼中，着旧布长袍、“冬烘塾师”样态的陈恭禄要求其“选课尽可能宽一点”，事实上是告诉章开沅要开放性选课。“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甚至还可以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课程。章开沅选过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的地质学等课程。
另外，金大实行主辅系制，历史系课程成为文学院其他系学生的辅系选择。金大历史系的一些课程是校内一二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如中国近百年史、近代欧洲史，而两课程多由陈恭禄和王绳祖所授，因此在金大校内，陈、王的知名度甚高。依照金大的专业培养要求，章开沅在读时除了必修历史专业课程之外，还要选修其他学院课程。有人称，“此种限制选课方法用意，在于阻止学生之滥于选课，或失之过专，以致对于普通知识，皆甚茫然，此盖本大学为培养研究学问之精神与训练，研究学问之丰富为主旨也”，因此社会上有谓“金大毕业生，是个杂才”。因此章开沅修了地质学等课程，这种通识教育也使得章开沅的史学视野和学科背景颇为多元。
《金陵大学校刊》
关注近世史是金大新史学的主要路径。过去我们仅谈及金大时期章开沅所受到的开明而严谨的治学风格、提携后进的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这是精神和理念层面的，而金大对其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影响远不止此。事实上，从金大史学传统的长序中审视，它对章开沅专业教育的初步影响是巨大的。金大在史学培养方面倾向于近世史的考察，“当时各大高校历史系都有‘厚古薄今’倾向，而金大则在近代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陈恭禄和王绳祖均以近代史见长。在史学界还没有将近代史认定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时，陈恭禄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近代史难于研究是时人共识：“晚近以来，研究古史者綦多，而关于近代史之可读著述则寥落可数”，“盖著远古史易而著近代史难也。”近代史因此成为学界薄弱领域，而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弥补了这一缺憾，被视为国家与民族的“镜鉴”。在该书自序中，陈恭禄首先讲述的就是近代史的重要性，落笔于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的现实问题上。由于教师对中西近代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系的“政策”：“本系所持政策，早年注意于：(甲)灌输欧洲史及世界通史之智识；(乙)研究日本史与俄史，此二国历史为国内一般大学所忽视者；(丙)用近代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史。近年以来，于上述三项而外，更添设美国史及历史方法等课程。”章开沅在读时，历史系教师最著声誉的著作均为近代史：王绳祖《欧洲近代史》(1936年)、《近代欧洲外交史》(1945年)，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年)、《中国近百年史》(1936年)。而校内近世史的课程开设也很集中，见表1：
其他课程如俄国史“讨论革命后之情状与影响”，印度史讨论“其在英国治理下政治经济之状况”，日本史讨论“日本内政外交之变迁及明治维新后之状况”，英国史讨论“最近之帝国问题等”，多涉及近代甚至当代问题。
金大关注近代史的另一个表现是专题调查、编辑中日战争史料。抗战时期，史学系编有《中日战争史料之纂辑》，成为教育学生服务社会的实践。关注近世史最终的落脚点在现实社会，金大历史系的师生参与了很多调研。1939年，贝德士调查了南京城内的鸦片吸食情况，发表《南京毒物调查报告书》。贝德士更是在南京失陷后组织国际安全区，抗战胜利后又以证人身份在国际法庭证述日军在南京所犯各种暴行。关注现实的调查也是文学院的学程要求：“本院学程，注重学理之探讨，与实地之调查，故整个社会，即为本院学生实验之资料。”
金大注重近世史的教学，完全得益于教师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和卓有影响的成果，其中包括最著时誉的“大学丛书”中金大近代史成果的“双璧”——《欧洲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以“贡献整个的大学用书，促进本国的学术独立”相标榜，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遴选出“大学丛书”，推荐给各大学普遍采用。入选各书原来就是教本，“内容精深，尤能切合国情”。王绳祖撰述《欧洲近代史》是基于全国史学专门教育中相关教程的缺如：“现今国内大学所用欧洲近百年史课本，或为西文或为翻译，国人编述者，不三四见。本书之作，或可供大学学生之参考。如能藉此简略之纲要，而竟引起学生研究近代史之兴趣，则于愿已足。”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是其在武汉大学讲授近世史的教本，但是该书的写作是1928年其在金大任教之际。在书业不景气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该书在发行四个月内重版两次，并被推荐为必读之书，“社会上之意外欢迎，出于著者意料之外”。陈恭禄对该书用力甚著，参考书籍不下万册，三易文稿，历时七年始成，商务印书馆推介称“至材料之丰富，犹其余事，实近时史学界中之权威著作”。作为“大学丛书”之一，《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甚大，成为各高校适用教本，风行一时，被称为“当时中国近代史最完善的大学用书”。章开沅在金大读书时，两书仍为该校教本，章开沅也多忆称两书。
金大史风表现为科研上趋于近代，教学上重视近代，史学方法和规范上受域外影响，逐渐形成金大史学风尚——“新史派”。金大学风崇实，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主要门类中涉及历史的仅为考证论文、重要史料两类，以刊发本校师生学术作品为主旨的《金陵学报》上，历史学是发文较多的领域，显示了金大对于史料和考证方法的重视。另外，金大“沟通中西文化”的办学方针，对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金大逐渐成为国内除燕京大学之外最有成就的教会大学。
在史学观念或方法上，走出旧史学研究框范是金大“新史派”诸人的新观念，即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中所谓的“著者自有立场也”。金大“新史派”最有独特史风者如陈恭禄。时人称中国的近代史“如以过去旧的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会茫然不得要领”，对此陈恭禄很明了，所以他说：“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陈恭禄所强调的外力，事实上是一种世界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立场。走出旧史角度，是与当时同类著作比较观察到的。为此，时人将各书坊所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及同类书籍集中在一起，选择适应教学的课本，“结果，觉得可以介绍给学生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明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近百年史的作用，而以之作为解释中国近百年史的动力更少”，因此大力推荐陈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推崇陈恭禄教授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本书能把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如何反映于中国近百年史上，在述事上加以阐明，则读者自必可得益不少。自然这工作更艰巨了，这不但需要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丰富的知识，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也需要有同样丰富的知识。非如此，两者的关系是不容易阐明的，但中国史学界是多么需要这一种努力呀。”以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近代问题，表现出金大“新史派”的开放性。
在史学途径上，金大“新史派”多强调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对于下移至近代史领域的写作，则更为谨慎。“新史派”结合中西史学特征，逐渐形成崇实考证、强调史料、史观多元、视野开放、关注近世(甚至当下)的史学风格。而从章开沅一生的史学研究来看，也大致承袭此风格。
二、“新史派”：影响章开沅的金陵大学诸师
章开沅在金大攻读之际，金大刚刚由川迁回南京不久，正努力复校，构建新气象，有谓“当与世界第一流大学并驾齐驱”，文学院院长由校长陈裕光自兼，历史系师资一度新聘较多。章开沅回忆此时的金大称：“金大历史系专任教师并不多，主要是王绳祖(系主任)、陈恭禄、贝德士、章诚忘等，兼职教授则有中大的缪凤林等，北大向达教授利用学术休假亦曾前来授课。”对于向达在金大的施教，章开沅仅忆及其带领学生参观刚刚从北平抢运过来的部分故宫文物并讲解，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具学者风范。事实上，1948年向达自敦煌归来，5月14日在金大演讲敦煌学，携带有照片数十幅作为演讲参考。当时人们提及文学院的名教授时，称他们“决不卖弄名士派头，只埋首于教授或研究的工作，名士派的学者，金大是素不欢迎的”，务实是教授们的风尚。综合章开沅的记忆，他修学的多是贝德士、倪青原、陈恭禄、马长寿等人的课程。
王绳祖
章开沅在金大就读期间，历史系主任为王绳祖。在章开沅眼中，“王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不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曾开讲座介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让学生大开眼界。王绳祖的学术视野的确开放，贝德士序《欧洲近代史》称：“论其品质，宜为此类书中之佳者。盖王君著作，系根据积年之讲授经验而成，其内容搜罗甚富，而述事遣辞，亦易于领会。书中所述，不持一方成见，不标任何学理，惟以冷静头脑，研究事实，作精确之记载而已。”章开沅在校时，教科书仍用《欧洲近世史》，此时王绳祖已教授该课程七年。该书面对欧洲历史繁纷复杂的“史迹”，采取分国叙述和史实首末叙述，综合能力卓越，因而体现出整体史之叙述能力，因此时人称：“作者用力之勤及材料搜罗之广，以及编制上大体不错而言，此书是一部平实，而合用的书。”该书“发行后被普遍采用，改变了当时国内高等学校世界史教材由外国课本垄断的局面”。王绳祖在学者眼中有史家的传统风范，又有新派史学的自觉。
陈恭禄
陈恭禄是章开沅在金大读书时的导师，早岁即已有名于史学界，以勤苦于史学撰述著称。在诸多的研究领域中，陈恭禄“对中国近代史用力尤勤”。章开沅入学之初，陈恭禄帮助其选课，主张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不能仅限于历史专业，还要涉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在教学上，陈恭禄摒弃灌输式传统方法，注意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此，章开沅忆称：“陈先生以博闻强记见长，尤重引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使我逐步增添了攻读史籍的兴味。”他还强调在学术品格上要有追求精神，对章开沅的终生专业追求和独立探索的史学品格都有极大的影响。2010年，为纪念陈恭禄诞辰110周年重新出版其《中国近代史》一书，章开沅应邀撰写长序，评价陈恭禄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主要的先驱者之一”，《中国近代史》“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贝德士
章开沅虽言受陈恭禄、王绳祖史学路径和理念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史学思想源头在贝德士。贝德士应该被视为金大“新史派”的开创者。章开沅忆称：“1946年，我进入金大历史系就读，他早已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本科生讲授若干通史与专门史课程。”此时的贝德士还在南京的其他高校如中央大学等兼课，讲授国际关系与史学方法之类的课程。1946年秋，章开沅入读的学期，贝德士在校“开有俄国史、西洋古代史、美国文化研究等三课，选修及旁听者均众”，此时的贝德士任图书馆馆长。1948年1月，因贝德士“在校任教有年，蜚声学界”，国民政府授给襟绶景星勋章“以奖勋劳”。贝德士影响下的金大史学系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显见的。例如贝德士对陈恭禄的影响，有人称：
他治史，重信实，尚渊博，明主次，戒媚夸，洵为纯朴坚实的学者。恭禄先生以后在史学上的成就，固然是由于自己的努力，但贝教授治学的笃实谨严，对他的影响也很深刻。贝教授仅授外国史，陈先生所读也几乎全是外文原版的外国史著作，在不知不觉之中或多或少地受资产阶级史学方法与观点的影响，如过分注意人口问题之类，且他的著述率成于解放以前，措词立论有些与现时不合，是势所难免的。先生在大学学习时，即开始著述中国近代史，因受贝教授辅导，利用不少国外资料。
陈、王二人均为贝德士学生，深受其史学思想的影响，而学术路径一中一西，互映生辉。贝德士受过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系统训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史学观照，南京大屠杀发生之际就记录下日军的罪行。贝德士的现实关怀和历史研究完美结合在一起。对于历史，贝德士的理解是：“历史者，以有系统方法，研究人类经验之学问也。”“系统方法”即若当下所谓的交叉方法、整体史观之类。在新史学观念支配下，贝德士在金大建立新的教学体系：“以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及历史方法论为主干课程，给学生提供广阔的视野，培养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反观中国历史，用全新的方法研究中外历史。”对于新的教学体系，贝德士以自身学习经历为借鉴：“历史学，我的主要训练是近世欧洲史与英国史，通过自学与研究生攻读，扩大到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日本、印度、俄国，还有若干美国史——几乎是除了拉丁美洲以外的所有地区的历史；与史学研究相关联，还有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兴趣，包括在牛津的攻读与早先在金大讲授政治学，接着是经济史、国际关系和当代事务，特别是远东地区。”贝德士强调的历史及其关联的社会学、政治学在金大时成为其教学的方式。
1950年陈恭禄（前排左二）、王绳祖（前排右一）送别贝德士时留影
对金大“新史派”的培植，贝德士也不遗余力，称他试图扶植中国年轻教师，让他们顺应各自的兴趣与优长，而他自己则只得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不断从一门课转移到另一门课，不断担任新设课程的教学任务。对此，贝德士认为：“结果已表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为他们编写的大学课本已成范本。”贝德士为了帮助中国青年教师学有专长，而“丢下自己的专长(中国古代史)，教遍了那些没有人教的部颁必修课程”，受其教者也多称誉之。王绳祖的同班同学徐国懋即称贝德士“授课严格”，“跟他学习了两三年，不但学得了西洋史知识，而且英文也能取得很大进步”。
校史叙事也纪贝德士之施教影响：“本校毕业同学为社会所知名者如杭立武、刘乃诚、蔡维藩、马博厂、陈恭禄、王绳祖、徐国懋、陈铁民、江文汉、韩荣森诸君，皆出先生之门下。”而当时上述诸人早获时誉，陈、王已成史学名家，史学领域还有专于西洋史的蔡维藩、韩荣森，政治学出身的杭立武、刘乃诚也受其教。一师而间涉多个领域的人才培养，时所鲜见。蔡维藩曾在贝德士的推荐下赴美求学，归国后执教南开大学，称金大使他“受了相当的陶醉”。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蔡维藩讲授西洋通史、欧洲外交史等课程，成为一代史学名家。在陈恭禄、王绳祖、蔡维藩、韩荣森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金大历史系的教学与研究均发展到了上乘水平”。贝德士对于整个院务、校务都有很大的贡献，是对文学院贡献特别大的三位教授之一。
贝德士更是为陈恭禄和王绳祖的成长“倾注大量心血”。王绳祖、陈恭禄在其多种著作的扉页特别注明“献给贝德士教授”，以示崇敬。王绳祖在《欧洲近代史》自序中称“惟编述之时，常得贝德士先生之匡助”。在《日本全史》自序中，陈恭禄称“斯书之成，多由于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之指导勉励，承其借书，蒙其批评及作序文”，贝德士为该书作序，誉称该书体现出独特的价值。陈恭禄在《印度通史大纲》序中称“本书尝蒙贝德士教授之赞助”。有学者称贝德士“对陈恭禄一生为人和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在贝德士的指导下，陈恭禄“博览外文原版史著，深受国外历史著作重史实，不媚夸，就事论事，重在理析的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
这种施教的影响同样也体现在章开沅身上。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序言中，章开沅直接称“贝德士博士是我的老师”。章开沅回忆称，“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并且赢得校内师生的“心口如一的推重”——博学多才，开设课程也最多，效果也较好，而且关心学生。贝德士夫妇以西方现代教育理念鼓励章开沅尝试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独立寻求新知。章开沅回忆称：“我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只有两年多，与贝德士的接触前后不到一年，但未曾想到现今他却成为对我影响极大的老师。自1988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着重研究的历史人物。”章开沅在访美之际开始大力发掘贝德士遗留的档案文献，并长期进行贝德士研究。
除了历史系“新史派”三位教授的影响之外，章开沅还提及其他学科的教授，如马长寿、倪青原、刘恩兰的影响。这些老师对他的影响多是交叉方法和开拓视野。有日本学者认为章开沅是“大陆学者中较早也较多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章开沅称：“其实这要感谢已故的马长寿教授，他在金大作为历史学家开社会学通选课，自然会在我这个历史系学生身上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对社会学的某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早已略有所知。”这也是推动章开沅学术理论、方法、路径和风格逐渐形成中关注社会环境、社会群体与社会心态阐析的早期教育之因。章开沅在读书期间，文学院下设有社会学系。马长寿长于民族社会史的研究，对西南民族的分类在学界影响较大。章开沅入校前夕，马长寿正积极倡言“建立中国社会学”。马长寿以社会学专业起身，但是善于以社会学理论解读历史问题，对章开沅将社会学引入历史研究的路径无疑是有影响的：“回顾既往，我在多年史学实践中并非简单借用社会学的概念，而是确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即注意个人、群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重点进行群体研究。这一如马长寿早期的族群关注、历史社会学路径。
章开沅在金大就读之际，文学院院长为倪青原，主要从事哲学研究、逻辑学研究，出版有《哲学概论》《逻辑概论》第一部“科学方法通论”(金陵大学文学院哲学组，1943年版)。在当时的学生眼中，倪青原“系留美博士，学术作品自由开明，容纳各家之言，对学生的非难也不介意”，讲授金大文学院必修的“哲学概论”等课程。依照教育部规定，金大特设一些通识性哲学课程，“各校学生来选读者固多，而其他学员以及友校学生选修该系课程，更形踊跃”。章开沅作为史学系学生也选修，其逻辑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训练似乎得自倪青原。另外，校际选修课程中，章开沅选修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刘恩兰的地质学。1946年4月刘恩兰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并考察，1947年回国后任金陵女大教授。刘提倡地理教育为救国途径，主张地理环境对各种人文的影响，主张“欲着手研究一国之民族、民生、实业计划以及边疆国际贸易等问题，必须明了其所处之地理环境”，大有普及地理知识深入民间的观念。章开沅此后所提出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等对地理概念的借用应有其因。
作为金大“新史派”传承或构建关键的历史学者王绳祖、陈恭禄等，在推动金大历史学科构建方面贡献极大。有人称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标志着金大已建立起世界史学科研究体系”，王绳祖更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人。“新史派”史家各有其史法，如王绳祖论史，称“史学方法，随时代与经验而改善”，但是研究事实原委、发生原因、发生情况、历史解释则是其中的“四部曲”，“为一切历史工作之过程”，“前三者属于历史技术问题，最后一层，归诸史家之史观”，因此吾人治史中，“时代、史料与史学方法，斯三者与历史事实之真确性，有极大关系。三者而外，历史问题之本身性质，颇能决定其可否达到真确性之程度”，“史家之成为史家，必具有丰富理解能力，及独到之历史观点。然其初步着手，须习知史学方法，以研究史料。……知利用史学方法者，未必成为大史家，史家，所须之想像能力，出自天才，非熟练技术可企及也”。除了论史之外，王绳祖对西方史学的撰述和研究很多，如介绍柯林武德、兰克等人的史学。
三、章开沅史学研究中的金陵风格溯源
金大“新史派”诸家，经由新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最终走向新中国新史学。1951年7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史料处举行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王绳祖等出席，成为新史学的代表学者。而作为金大史学专业毕业生的章开沅，也在中原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改造下，完成了史学的一次改造，几乎早于金大诸师长的思想改造。但是，从章开沅一生史学研究的整体来寻绎其隐，金大“新史派”的鸿爪影响犹在，集中体现在追求信史、学科交叉、整体史观、史料运用、西方学术规范等几个方面。
金大史学诸家当时多被批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恭禄。《中国近代通史》评述称：“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从近代史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观察，陈恭禄的研究则被视为“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区别于政治立场的书写，“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客观地书写作为一种‘信史’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可能”。对此，章开沅回忆称，陈恭禄在课堂上从来不谈政治，更没有发表任何政治主张，说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拔高之嫌，“陈恭禄也不是什么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其更像“马尔萨斯主义”者——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动乱之源，陈恭禄“作为贝德士的早期得意门生，他确实受到西方某些史学影响，但也没有完全突破传统史学模式，顶多只能说是略具现代化意识，并且运用若干现代化话语而已”，将之与蒋廷黻并列为“近代化话语”陈述中国近代史的先驱，似有“溢美”之嫌。章开沅对其师陈恭禄“平心而论”，指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是一个颇为开明而又严谨的新型学者”。其他学者也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
章开沅自谦“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有加”，但这似乎正应和了金大“新史派”的教育理念——交叉。金大实行主辅系制度，规定“凡以历史为主系者宜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辅系”。陈恭禄诸多著述多能体现学科交叉之法，如《中国近代史》中“节育一事，尤为著者所三致意之事，以著者应用马尔萨斯人口论于中国，且言而有证也”，论述发人清醒。因此章开沅称其为“马尔萨斯主义”者。该书还受到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和英国经济史学者托尼的影响，方法交叉性很强。在章开沅身上也能看到交叉学科在史学研究中使用的魅力。1979年，章开沅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有外国学者请他介绍如何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章开沅称不同学者的理解和运用不一致，举出了社会集团(或势力)研究趋向，显示出自己对社会学参与史学研究交叉的理解，与不标榜用社会学或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史扶邻有相通之处。
章开沅一生没有专门论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著述，但是在散篇中处处体现出其独到的史学方法论，很多事实上既是金大新史派的延续，更是其自觉实践总结出的史学方法论。金大史学教育主张学科交叉，章开沅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此得出“有益的结论”，但是“历史学不能代替其他学科，更无法涵盖一切，但它有自己特定的功能，而且本身就有多学科互相渗透的需要”。这都源自贝德士的多学科涉猎兴趣。在学生章开沅眼中，贝德士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贝德士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家(missionary educator)，而且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历史学者”。
以整体史观来审视，章开沅有金大之史风，所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对象是大变动时代的大事件，史事繁然杂陈，探寻尤难，但编者能以整体审视、编写，竟成名著。章开沅在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学——比较史学研究》中译本的“序言”中直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就整体史观而言，“新史派”诸人均优于此，王绳祖是其中好手，其《欧洲近世史》的编写体现出“严密的思虑与宏伟的手笔”。王绳祖对于外交史的研究成其终身学术，他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中自序其整体研究：“一个人研究外交史，不祇是分析档案内容按年月日，排列事实，穿插起来，成一篇故事。他应该深入一时，廓清那些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势力，诸如时代思潮、政治运动、经济发展、科学进步等等。”对整体史，陈恭禄也称“盖历史之价值，常在研求各方之发展，探寻社会上政治上之潜伏势力，综合叙述，以使读者明了一时代之情状；决不可勉强分类，分别叙述，而使一般读者，对于整个社会，无由认识也”。时人在评述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时称，“所谓综合史学之为解释作用于其间，实近代史学之一大跃进也。本书著者，颇富于此种才力，每章皆缀以解释，尾以结论，夹叙夹议，不但读之醰醰有味，且属史事著作最佳之笔法也”，特别是近代史事浩如烟海，“而审辨真伪虚实，尤需绝大识见”，以“大识”称之。无疑，在评者眼中，陈恭禄是具备这种综合评判、整合史实的整体史观能力的。该书参阅万余册资料，时人惊叹其参引史料之巨、识见卓荦公正、论断肯綮，体现出整体史观追索宏观的意义。对于史观，陈恭禄称“历史著作价值的高下，史观常为关键性的问题”，即便是在介绍史料的著述中，陈恭禄也强调“读者仍当重视史观”。在史料方面，陈恭禄也主张研究近代中国史“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就记录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显示出通达中外的视野。后人评述陈恭禄在贝德士的指导下，述史时“潜心阅读中外史料，把近代中国置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其史学理念与治学态度经得起推敲，“遗著可传”。
金大诸学者的整体史观无疑是受贝德士的影响。贝德士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鼓励学生处理近代中国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全球史视野进行思考，要从世界趋势看中国，而不要狭隘地只从中国立场看世界，否则很难理解进入近代的中国与世界，当然也就很难认识到历史真相”。贝德士在金大所授课程颇多，在章开沅看来，这种广泛涉猎体现出其“知识之渊博，堪称通识型的专才”。在贝德士的影响下，陈恭禄的近代史研究深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影响，也因此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史叙事模式”中。
在史料观念上，章开沅一生强调史料于史学之重要性，事实上仍旧是金大史学的传统。对章开沅史学路径影响较大的贝、陈、王诸人均强调史料，章开沅在读之际，金大文学院史学系已经进行多年的“中日战争史料之纂辑”。陈恭禄更是倾心史料依持，颇有自得，他根据内容将史料分为两类：原料(Primary Source of Materials)、资料(Secondary Source of Materials)，“原料则供史家之研究，资料则为一般人所读之书”，这种史料分类竟成为当时的一种分类主张。陈恭禄的史料功夫被时人称誉，称之“识见高超，精娴中外文字”，又加之努力，所著“取材至广，涉猎至多，沙里淘金，弥见艰辛”，对于各种史料“可谓尽抉摘爬梳之能事”；就史料使用的量上而言，“据闻其参看之史料，殆数万册，如此燕许大手笔，非读破万卷书不能办也”。总体上判断，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等著作“取材丰富，材料来源亦相当正确”。
陈恭禄一生十分重视史料，民国时期连续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史料评述文章，其遗著《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专述史料，“陈先生对所介绍和评论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亲见亲查，详实可信”。虽然见识史料颇众，但是陈恭禄也称，“近代史之史料，浩如烟海，绝非一人之力所能遍读”，因此“学者知其然也，非亲读或曾利用之史料，不敢有所论列。其研究之范围，常限于专题或某一时期，既不能以之推论一切，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更要摒弃“文史部分，以为能文者皆可为史家”的观念。由于该观念泯灭了历史学的专门属性，因此陈恭禄特别强调史学的“训练”和“科学方法”。他所观察与感想，是针对当时文史不分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之要明确“历史性质”“历史方法”，以此凸显学者的贡献——“视其研究之结果——有无新知识”。陈恭禄对此有一个总的判断：“综之，史料经过学者研究，辨别虚实，始有真确可信之史迹，然后方有满意可读近代史之著作”。《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是近代史领域第一次系统清理史料，进行分类、考辨，并对提及的近代史资料提出初步的价值评估”，该书一直坚持史料的真实性。
王绳祖《欧洲近代史》也以史料丰富被称誉：“所引参考书达千余种，史料之广集，与乎选择之谨严，实为国内著作所仅见，其成效又远非读一般译本所能几及也。”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广告该书称：“参考书籍不下千册，费时四载，始成此书。”王绳祖对史料的处理，也受到时人的肯定：“虽然在中国著作一部欧洲近代史，不能利用原料，但凡是英文中的名著及主要书籍，也差不多应有尽有，搜罗极广，用力也勤，利用时也颇谨慎、圆熟，不露拼缀的痕迹，这是难能而可贵的。”在金大收集海内外史学资料相对国内其他高校是有条件的，历史系成立后，“历年购置图书，虽以经费有限，但选择极有计划，加以本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收藏之书籍，亦供给师生研究参考，因之，本系图书尚能适应学生之需要”。
金大“新史派”也注重史料选择。陈恭禄1925年完成的《日本全史》参考书籍多为中日英美学者所著，“作者较其所载之事实，核其言论之是非，研求学者之才能知识，著书之目的，著于何时何地，受何影响，及有无偏见(间有一二，不能尽知)，然后始敢取材，至于评论，毫不为其所拘，其有相同者，或与作者所见相同，皆由作者负责。兹为便利读者购参考书之计，谨将重要书籍，略加批评，罗列于后，其非历史专书，及无重要价值者，皆不附录”，展示出作者对于外文文献的取舍以及学术思维的开放性。王绳祖对历史事实、历史证据、历史真理三个名词的定义及历史真确性做过阐释。在撰述《欧洲近代史》时，王绳祖称“烦难”有二，其一是史料的取材问题，他的处理是“重选择”，即“割舍若干部分，但求说明近代欧洲政治经济社会变迁之大势，凡史料之与此有关者，不惜尽量搜罗，宁愿选择，或有遗漏，而不敢作事实之拼凑堆叠也”，注重重要史料之尽收。对于二手著述类史料，认为“是类书籍，虽非原料，然久经公认为权威著作，吾人固可充分信任之也”。这种原料观念与陈恭禄相同。王绳祖特别重视原始史料，称“搜求证据，为研究历史之初步工作”，指出史料有“原料与次料之差。以价值而论，原料为尚”，“从档案中，寻求史实，为研究历史者，极有兴味之事”。
在史学研究视野开放或西方规范上，“新史派”诸人颇能化之为中国学术规范。金大在1910年左右就已经得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认可，发给该校毕业学位，该校“乃与国际各大学获得同等之地位”，自此一直存在国际化的教育路线。金大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也颇具有国际化的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印的卡片式目录在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上陈列，共有两套，一套赠与法国巴黎图书馆学校，一套赠与金陵大学图书馆。该目录编录全世界各种学术书目“尽萃于此”，金大还作了补充。该目录成为金大通向世界学界的一个窗口。另外，国内外赠阅交换书刊多达千余处。对于图书收藏，金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西文书籍“长于农林、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历史等”并成为国际书刊寄赠的图书馆。
有学者论曰：“陈恭禄受西方学者影响很大，在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所以在书中，对西方的作用多持积极的评价，对中国传统大加抨击，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总体结果持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失望和对当时的中国走向的强烈关心。”在观念上，陈恭禄也承认近代中国受外力冲击之事实。金大时期，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书尾征引西文书籍颇多，并详细解读，西方一直是这种规范。他甚至多所引述西方学界近代史研究的做法：“历史学者人各研究特殊问题，综合所得，印制成书，剑桥大学印行历史，常用此法编成。剑桥欧洲近代史等为世界名著，则其自例也。其在欧美即编一大学课本，亦不知根据无数学者研究之结论，而在我国几皆以一人之力为之。”陈恭禄称自己就是这种研究方式：“不过根据七八年所读之书，草成文稿，自信未入于歧途，国内现时亟需此类史书也。”事实上，他提出的是一个命题——国内史学界应该借鉴此类史学写作方式。王绳祖《欧洲近世史》也类似，“编末并附有细注，说明材料来源，也颇可信赖”，同时“尤其喜欢用统计数字来表示，也是个极科学的方法”。金大历史系的教学参考书列得很多，章开沅称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金大历史系的学风自由，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这是数十年后已在史学教育领域成绩荦荦至伟的章开沅体会性的总结。大量阅读这些书籍的介绍和列述，也成为章开沅在史学研究和教学中所适用的方法。西方的一些学术规范在“新史派”诸人处得以运用并促进中国学术规范化。
四、余论：章开沅的金陵大学“新史派”余脉和传承
金陵大学的“新史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新史学”路径迥异，而表现出极大的新史学实践特征。贝德士将牛津大学等海外学术机构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授之于金大历史系学生、年轻教师如陈恭禄、王绳祖等，他们又在史学研究中履行之，从而产生出颇具影响的史学成果，甚至成为时代学术典范。北方的“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影响甚大，在南下等传播中，与金陵大学“新史派”诸人有所争议，比较著名的就有1932—1934年间陈恭禄与萧一山就《清代通史》下册的学案争论和1933年陈恭禄与邢鹏举就《中国近百年史》的学术争论。萧一山作为北京大学“新史学”的衣钵承继者，其《清代通史》的编写就是应着“普通史”撰写目标而作的，而邢鹏举在与陈恭禄的辩论中，处处标榜梁启超的史法，称他自己所著《中国近百年史》的编排“是根据梁启超的说法”编制为“普通史叙述近百年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变迁，专门史叙述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制度的推移”，甚至称“陈君说话尽可目空一世，我却始终相信梁氏的说法”，频频引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佐证。陈恭禄与萧一山、邢鹏举的争论，事实上体现出“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新史派”研究实践的路径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1929年，金大教员韩荣森论述史料时“依据梁任公之意见者颇多”，但是两年后因“思想略有变更，更欲大事修改”，表现出在梁启超史料观念接受之后的变更、修改等“进步”。
与“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推广不同，金大“新史派”的接受途径直接来自贝德士作为中介的推广——史学理论直接来自西方，因而更直接具有西方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放性、方法的交叉性、史学的规范性、立场的自由性。贝德士着力于将西方学界研究的中国议题介绍给国内学者，所编辑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被国内学界列为史学研究中的参考索引。同时，贝德士作为金大“新史派”的创建者，甚至被当代学者称为“创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学者。章开沅自叙金大历史学专业教师的师承则直称：“贝德士博士是我的老师。……金陵大学历史系是贝德士一手创建的。”章开沅同样接受了金大“新史派”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虽然未有专门研究史学理论之著述，但是其各种著述中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史学方法论，这与民国时期金大“新史派”以著述示人而非理论见长一脉相承。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当时的“新史学”虽然都强调与旧史学的斩断，但是又各有路径。由此可以判断，“新史学”的理论虽然传播广泛，但是并未成为各高校历史学研究和教育的划一规范，而各高校甚至各位史家，均有其独立的史学方法和传承。金大的很多做法都与当时其他高校有不小的区别，显示出金大特色，如学点制、主辅系制、等级记分法等，学制等套用美国。在金大教育体制建构中，其史学逐渐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所设的主干课程如中国近百年史、近代欧洲史、历史研究法等，以及专门史课程如欧洲近代外交史等，多倾向于近世史，使学生在“博”的基础上达到“专、精、深”，“促使学生思索百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由，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在私立大学中，金大历史学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也在教育中体现出金大特色。
作为金大“新史派”的余脉，章开沅授业后所表现出来的很多史学观念几乎都可以寻绎出该派的影响。这种情况不独章开沅一人有之。几乎与他同时在金大历史系就读并师从贝德士、王绳祖、陈恭禄等人学习中外历史的学生，后来成为欧美汉学界学术泰斗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将金大“新史派”的余脉播于海外。1943年夏入读金大历史系、1947年毕业的杨遵道也忆称师从陈恭禄、王绳祖和贝德士。1947年初转学考入金大历史系的罗宗真回忆称：“我在校就读期间，历史系是当时文学院教学质量最好的一个系，授课老师如陈恭禄、章诚忘、向达、商承祚、徐益棠、吴白陶等都是国内的知名学者，系主任王绳祖和美籍教师贝德士也是国内外的知名历史学家。”之后从事考古工作的罗宗真还特别说明金陵大学对培养他的专业方向所起到的影响：“历史学成了我的终身专业方向。”金大“新史派”的学风自由，主要得益于校风。校长陈裕光称，在学术上，推动金大在民国时期不断前进的主要因素是爱国主义思想和学术自由思想，而爱国主义和学术自由也是章开沅一生的史风品格。金大“新史派”虽然不彰于学术史中，但是从章开沅的史学接受是可以回溯其影响的。因此，章开沅的史法应有所自，也是金大“新史派”传承之显例。
2021年10月27日作者在章先生陵墓前
（按：作者为章开沅先生指导的博士，本文主要是将章开沅作为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因此文中均未尊讳。）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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