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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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责任
文/波普尔
我之所以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起一定作用，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造成了最可怕的破坏。以一种思想、一门学说、一条理论的名义进行的大灭绝，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即知识分子的发明。假如我们不再煽动人们彼此反对——往往带着最善意的目的——仅仅这一做法本身就足以带来巨大益处。
与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资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应该聪明一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
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
这个建议，柏拉图藉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制订政策的时候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 ”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和智慧。“自知 ”，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一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 ”，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稍后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裁专政的能力一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裁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的“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这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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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情：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裁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血了，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 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者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裁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 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他剥夺了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的人。他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来看，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低德的心目中，其实强调的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以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需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都是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的阿里斯提德因为太受人民欢迎了，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存在。我们在修昔低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城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看到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透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们选出的代表。这篇报导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是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情。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这种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了；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在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的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权威或是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低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中自由选举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个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也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们有权利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也不是说，从此之后，他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它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语言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世界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 我认为这种毕竟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近一无所知，我们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是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我们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认为我们有许多事可做。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知识分子—— 对思想感兴趣，所以进行阅读或者写作的人们。我之所以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起一定作用，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造成了最可怕的破坏。以一种思想、一门学说、一条理论的名义进行的大灭绝，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即知识分子的发明。假如我们不再煽动人们彼此反对——往往带着最善意的目的——仅仅这一做法本身就足以带来巨大益处。我们完全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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