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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工作的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策略探究——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系列报告解析

贺世宇,和震 比较教育研究 2022-05-18
作者简介

✦贺世宇,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和震,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于当前工作世界、面向未来工作世界是职业教育实现优质、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作为联合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处理劳动和工作问题的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LO)自1919年成立以来一直保持对工作世界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自2013年正式提出“未来工作百年倡议(The Future of Work Centenary Initiatives)”[1]以来,ILO先后召开了多次国际劳工大会和全球对话,并发布了《全球未来工作委员会启动报告》(Inception Report for 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Work)、《人工智能经济:对未来工作的启示》(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Work)、《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19年趋势》(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Trends 2019)、《未来劳动力技能政策与制度》(Skills Policies and Systems for A Future Workforce)等系列报告。这些报告集中对未来工作与社会的关系、工作与生产组织、工作治理及未来工作世界可能呈现的新样态、新趋势、新模式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也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和建议。本研究对于探索和实现面向未来工作世界的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策略以及强化职业教育自身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优质发展的能力具有前瞻性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来工作世界发展的四大驱动力

在《未来工作的文献综述》(The Future of Work: A Literature Review)等报告中,技术进步、全球化、人口发展、气候变化推动的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对工作世界变化影响最为突出,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驱动力。系统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工作和社会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是洞察未来工作世界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帮助人们生成应对未来变化的能力,以及促进各方共同参与未来工作世界治理的基本前提。[2][3]

(一)技术进步的牵引

技术进步在工作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基础性和引擎式的角色。ILO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对技术进步及其引发的技术失业、自动化恐慌等议题的持续关注。[4]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非线性、指数级的发展速度几乎对全球每个行业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预示着未来产业的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的变革方向。[5]基于此,ILO在发布的《技术对工作质量和工作数量的影响》(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Jobs)、《人工智能经济:对未来工作的启示》、《对未来工作和社会的反思》(A Reflection on the Future of Work and Society)等系列专题报告中,通过对新兴技术影响未来工作的数量和性质等方面的作用机理进行的多维度与多层次分析,集中对技能极化、机器换人等新趋势及新一轮的就业恐慌等进行相对客观与冷静的回应。

首先,技术进步对工作性质的影响是多维度与多方面的。具体包括:改变工作任务、活动的类型和数量组合[6]、技能需求[7]、生产和工作组织方式、时间和精力分配[8]、劳动工具、工作环境(如要求工作者适应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等。这种对工作系统拆分式的分析思路对专业设置、教学环境建立、学习任务设计等颇有价值。

其次,技术进步对工作数量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且因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准确预测。[9]报告指出,现有有关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工作的破坏程度的评估数据从10%到60%不等。[10]这些相差悬殊的评估数据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在“技术进步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这一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同时也揭示出他们对技术进步影响工作与就业机制的理解不够准确和全面。因此,ILO提醒人们在理解这类预测数据时应十分谨慎。一要严格区分他们所使用的表述和界定范围是工作岗位(job)、专业(profession)、工作(work)、职业(vocation)还是工作任务(task)[11]。二是不能轻易将结论中的术语进行替换或范围推广[12],如一些译者将“work”“job”等统一译为“工作”,显然有意或无意地更改了研究结果本来的含义。三要充分理解技术进步影响工作的机制,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技术进步同时具有劳动替代潜力和创造新职业、新就业机会潜力[13],且在具体层面有不同的表现和作用路径,以无人售货超市为例,复杂技能被分解为简单程序化操作并由特定技术取代,新机器的投入使用相应增加了监督、维护的工作任务(技能互补效应);[14][15]第二,即使是被标记为高替代风险的职业仍然可能包含难以自动化的任务,也并非所有工作任务都能被自动化(如需高阶认知的科研和管理类任务与需要情境适应、社会情感能力的护理任务);第三,即使某些任务能实现自动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岗位或职业会消失[16],如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普遍使用但仍需飞行员在飞机起降和技术故障等情况下介入;第四,在技术层面能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某些技术未必会在实践中被采纳。因此,当分析劳动替代型技术和相应的机器换人、就业极化等现象是否会发生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应综合考量技术可行性、社会制度、技能供给和经济可行性等因素[17]的复杂互动。

再次,在时序上,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并且由于技术进步的类型、技能偏好等因素,对特定类型人群、地区的影响可能具有非对称性。如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有高超手工艺技能的传统手工业者是大机器生产的受害者,而二战后由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具有高技术技能的劳动者反而有很大优势。但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变革,未必像之前数字技术浪潮那样倾向于技术技能,而是可能更加强调非技术技能。[18]

最后,技术进步可能呈现“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新技术使工作环境更安全,如机器人的使用使劳动者远离危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潜在风险,如远程通信技术为移动工作创造了更大自主权时也可能导致工作强度更高,模糊了工作场所和家庭、上下班之间的界限。[19]

(二)全球化的新发展

全球化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发展最典型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生产、贸易和移民等方面的全球化。它得益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推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倾向自由化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对工作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金融化趋势可能对一些产业、企业和劳动者产生不良影响。[20]如一些企业逐渐减少,甚至远离实体经济的生产性投资,转而投资金融。这一趋势可能导致经济重心从实体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而阻碍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而且原实体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可能被迫陷入短期或长期失业。二是引发全球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创新、交易与运输成本降低共同促进了生产任务和活动分散在全球各地,即生产分散化(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从而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供应链,进而对特定地区的产业和技能结构、就业形式等产生影响。

(三)人口发展与老龄化

人口发展规模、人口结构(如年龄与性别)、人口素质(如受教育程度与技能水平)、人口流动等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其中老龄化作为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成为影响未来工作世界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长期变量。据《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18年趋势》报告的预测数据显示:预计2030年全球范围内65岁及其以上年龄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1.7%,2050年将占15.8%。[21]一方面,老龄化可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新的挑战。对社会而言,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平均就业年龄增长;社会生产力、创造力和活力下降;社会保障、养老体系承受巨大压力等。对个体而言,其工作年限可能延长,尤其是高龄劳动者面临着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知识与技能快速更新的挑战。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和延长工作年限,并制定了相应的技能更新计划。[22]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在医疗保健和护理等产业部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与就业机会,如家庭健康和个人护理服务[23]

(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逐渐成为主导人类发展的共识。ILO的“绿色百年倡议”(Green Centenary Initiative)强调,未来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转变的绿色经济是必然趋势,也是保证人人享有体面劳动的关键因素。[24]为实现经济社会向绿色经济转型,同时保持良性循环,ILO认为需要做到以下方面。首先,需通过国际合作和在国家层面制定战略开展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从而在可再生能源生产、回收、修理等领域创造更多绿色、体面的就业岗位。其次,转变知识和信念系统,提升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多样化与复杂程度,预测和开发绿色技能,从而帮助个体获得与绿色就业相关的技术知识和技能等。最后,还应建设社会共享的文化、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调动社会的创业精神、创造力、工匠精神和对变革的开放性,增强社会凝聚力。[25]

尽管重点阐释了上述因素,但在“工作世界是极其复杂的”[26]这一基本共识下,ILO也多次强调政策选择、文化制度环境、教育培训系统等诸多因素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在塑造未来工作世界中的作用。尽管未来无法准确预测,但未来是可以选择的,未来究竟如何发展取决于人类社会的方向选择和行动。

二、未来工作世界的五大发展特征解析

在四大核心驱动力的推动下,工作世界的变革总体可概括为两大方面(见图1)。一是传统的既有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发行业业态及就业模式变革,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技能需求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企业绿色化转型要求劳动者强化某些专业技能(如与资源回收、降低能耗相关的STEM技能),并学习新的绿色知识和技能。二是在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模式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就业形态萌生,创造了新的工作领域、任务、岗位和就业形式,变革了生产和服务所依存的工作组织形式、工作环境、劳动工具和技术手段,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引发人们对工作价值的再思考和新工作观的形成。如人工智能作为新工具和技术手段应用于工作过程,引发新型人机协作工作模式的出现。由于工作世界包罗万象,限于篇幅这里仅呈现最典型且与职业教育最相关的特征。

(一)工作性质变化推动人类劳动价值优化和潜能挖掘

上述工作性质变化将重塑对劳动者知识、技能、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要求。第一,复杂工作任务(设计、研发、维护、售后服务等)将继续提升对系列高技术技能(如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高技术技能[27])、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等的要求,特别是在STEM相关领域。第二,一些过去教育系统关注不足或应对乏力的社会情感能力、高阶认知技能、软技能、方法能力越发受到雇主重视。在智能化生产线中,劳动者需要基于智能机器收集的大量数据作出决策,并且具备跨学科领域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在流水线上的重复性工作或一些不需要很高技术技能的服务业工作,雇主也希望劳动者具有更强的责任心、更高的质量控制意识或更人性化的服务意识。这些素质往往是人类专属或更擅长的。第三,拥有多样化、适当技能组合[28]的复合型劳动者,比仅具备单一技能的劳动者更有可能成功融入劳动力市场。第四,强调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持续更新、升级与可迁移性。[29]第五,更强调自主性和自我管理能力。总之,上述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类劳动价值朝着更优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促进劳动者从事更能发挥人类独有潜力也更有意义的工作。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重构与新兴职业人才需求扩张

劳动力市场结构重构体现在年龄、性别和技能结构三方面。第一,由人口老龄化趋势引发的平均就业年龄上升。[30]第二,全球范围内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上升,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女性在社会情感能力和非程序化工作中较男性有一定优势;二是女性社会地位正逐步提升,社会对性别分工的态度也在转变;三是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提升了人力资本;四是技术进步也有助于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31]第三,技能需求极化趋势延续,绿色技能和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新技能需求增长。新兴职业人才需求扩张是伴随新经济、新业态背景下新兴职业被创造而发生的,如绿色经济转型背景下产生的新能源设备安装与维修员、空气质量检测专家等绿色职业需求。

(三)就业形式灵活多样,非标准就业比例逐步上升

非标准就业(Non-standard employment)是指一组偏离标准就业的就业安排,包括临时、兼职、临时代理工作及其他多方雇佣关系、变相雇佣关系和自谋职业。非标准就业形式已成为现代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32]近年来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使非标准就业发生率增加、就业形式趋于灵活多样,特别是众包平台(Crowdwork Platforms)产生的数字劳动使更多个体成为独立承包者(如网约车司机)。一方面,非标准就业为半工半读的学生或边工作边接受职业培训的青年、照顾家庭的妇女、残疾人等,提供了参与劳动力市场并获得工作经验、收入和发展技能的机会[33][34],个体和企业的灵活性增加。另一方面,非标准就业相对不稳定、报酬较低且缺乏最低工资保障和培训学习的机会,甚至可能使这些劳动者被困在非标准就业和失业的死循环中。[35]

(四)工作组织形式扁平化、去雇主化、去边界化特征彰显

首先,工作组织形式由传统金字塔式等级森严的科层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变。其次,在共享、零工等新经济形态背景下,工作组织形式去雇主化、去边界化特征凸显,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者不再严格受雇于某公司或组织,而是通过各类互联网在线平台领取和交付任务,从而实现与平台企业、用户(或劳务需求者)的对接。同时,劳动者和企业、用户的关系更松散,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劳务雇佣关系。第二,区别于传统工作组织形式通常有实体工作场所和物理边界,新经济形态下的工作组织边界模糊、空间相对开放、时间安排相对灵活。[36]

(五)工作意义的再思考与新工作价值观的塑造

工作应不仅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而且能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以及为更大的事业作出贡献的愿望。[37]工作还是个人身份和意义的来源,是个人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网络、为社区作贡献的场所,同时工作组织还为个体提供了维持权利、获得必要劳动保障的环境。但是人们对工作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相较于过去社会本位的、追求高薪、上升路径清晰、稳定、工作时间标准化的工作,新工作价值观逐渐转向个体本位且更加多元化。新一代劳动者开始更多考虑工作是否符合个人兴趣、能否发挥个人自主性、工作压力是否适当、能否保持生活与工作平衡等。工作在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受到挑战。非标准就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38]此外,人们通过工作实现上述价值和获取意义感的信心正受到挑战。一是人们担心未来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二是未来工作变动的频率和不稳定性可能增加,非标准就业形式将更加普遍。那么相应的,与工作相关的社交网络、福利保障、生涯发展和安全感、尊严感等都可能受到侵蚀。

三、未来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策略

保持个体就业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以及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引擎是学习。面对上述新要求、新挑战、新趋势和新特征,职业教育必须采取相应的创新发展策略予以回应(见图1),以支持有效、终身和跨界学习。

(一)以培养适应智能化时代的人为目标,全力支持人才潜能释放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始终要与时代相适应。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心应该是人而不是机器。越是在机器能替代人类从事重复、常规劳动的时代,人类专属的能力、技能、特质就越发显得难得和可贵。无论是出于满足雇主对人才素质的需求的目的,还是出于促进学习者个体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都将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指向更加完整、智慧的人的培养,也使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不仅是时代必需,更是历史必然。这也与ILO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相一致。[39]因此,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应进一步致力于赋能学习者,让学习者发现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具备多样化和适当的知识、技能、能力组合,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这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在继续提供技术技能[40],尤其STEM领域相关技能的基础上,高度重视雇主看重但目前教育系统关注不足或应对乏力的高级认知能力、社会情感能力、方法能力、软技能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如创新能力、批判思维、跨领域的复合技能、新技术背景下新增的数字技能、复杂问题解决能力、人际沟通与合作、自我管理能力、适应能力、责任意识、抗压抗挫力、好奇心、工匠精神等;二要关注学习者的终身学习能力以及技能和能力的持续更新与升级;三是知识、能力和技能的可迁移性。

(二)以精准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缓解新兴职业人才不足和技能错配

首先,应建立覆盖更广阔范围的就业和技能监测、预测与评估于一体的网络平台和数据库,尤其要重点关注可能产生的新兴职业、新岗位和新技能,为精准、深度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引导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提供可靠依据。如德国建立了由联邦职教所和就业研究所牵头、涉及利益攸关方深度参与的技能预测和评估系统[41];欧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开发了在线职位空缺分析工具,还建立了技能需求数据库。其次,数据库和平台应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就业咨询公司等对接,并在民间广泛传播和共享,实现跨系统的高度协作。[42]这样,基于及时、可靠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教育培训系统才能更加及时、精准地优化专业设置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等,从而有效缓解新兴职业人才供应不足、技能错配等问题。如家庭健康、个人护理服务方面的专业人才;绿色经济转型可能产生的新能源设备的安装、维护、销售等新职业人才需求。

(三)以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和信息化建设为保障,支持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

首先,建立和完善弹性、灵活、敏捷的学习制度,使职业教育成为促进全社会可持续学习和发展的教育。[43]一方面,推行学分银行、1+X证书等制度,完善产教融合、选课制、走班制、弹性学制等配套制度建设,拓宽技术技能人才终身学习的通道和在不同类型教育间灵活转换的机会,充分尊重个人的学习自主权,赋予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选择和多路径的成长方向。尤其是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如退伍军人等可灵活选择和调整学习时间、方式、内容、难度和在读年限,发展必要的技能,提升灵活性和适应性,实现成功过渡。[44]另一方面,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等制度的完善能为开展工作场所学习、项目学习、产学研结合等多种学习方式提供保障。其次,完善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通过先进技术手段,实现产、企、校、培训机构资源的跨界整合和共享,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互动性更强、更加智慧的学习环境,促进学习者个性化、自我导向、自适应的深度学习。如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的虚拟仿真实训资源、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支持虚拟与现实结合、线上与线下相连通的混合式学习方式。最后,关注不同学习形式的优势互补,如系统化学习与碎片化学习、合作学习与个人学习、教师引领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四)以革新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式为手段,促进跨界复合型人才成长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指向工作和生活实践中真实问题的解决。工作实践中复杂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技能、能力和思维,或者由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完成。“一专多能”且具有跨界视野、思维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显然也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因此,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未来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的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路径。具体而言,首先要打造来自不同背景(如企业高技术技能和管理人才、不同专业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高、教学能力强、跨学科领域、专兼结合的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团队,实现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的优势互补与跨界融合,进而鼓励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局限,以团队协作的模块化教学形式开展教学。其次,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不断探索、创新和融合小组教学、走班制教学等多种教学组织形式与行动导向教学、项目式教学、情景式教学等教学方式,培养高质量、跨界、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

(五)以尊重和理解新一代学习者为原则,科学引导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45]因此,要抓住青年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黄金时期,科学引导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首先,要充分了解并尊重新一代学习者的认知和心理发展特征、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如新一代学习者在社交网络平台的活跃度高,容易受流行网络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观更强调个体本位且更加多元化,聚焦个人价值和主观感受。其次,引导学习者人生观、工作价值观、伦理意识等方面的健康发展,帮助其作好应对不确定未来的准备。一要积极引导其将个人自我实现与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二要将知识、能力、技能与职业道德并重,将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引领其树立良好的工作价值观。三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可能引发的伦理与安全风险,如预防数据隐私泄露、关注网络安全。四要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未来工作与生活世界的发展趋势,处理好可能面临的社会融入、创新创业等方面的焦虑,以自信的态度享受有道德、有价值、出彩、幸福的工作和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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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精彩回顾▼从跨学科到超学科:日本高校文化遗产专业建构历程与特点
全球教育治理:概念·主体·机制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3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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