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战略背景下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信息素养政策变革
✦ 耿益群，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媒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 杨濛，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瑞典政府重视数字化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并于2017年实施了“数字战略”（The Digital Strategy）。2018年，经合组织（OECD）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瑞典属于全球数字化领先国家。[1]瑞典“数字战略”包括数字素养、数字安全、数字创新、数字领导力和数字基础设施等5个具体目标，而国民的数字能力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保障。2017年，瑞典政府实施“学校系统国家数字化战略”（The Nation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for School System），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旨在提高全体国民的数字技能。根据“数字战略”，数字素养的概念涵盖媒介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iton Literacy, MIL），即运用多种媒介在不同环境下发现、分析、评价和创造信息的知识与技能。[2]为了提升瑞典民众的媒介信息素养，瑞典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义务教育阶段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并将其纳入瑞典义务教育课程大纲。本文考察瑞典义务教育课程大纲中的相关内容，探究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政策的变革及其特点。
一、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发展历程
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创新和教育平等，强调从能力视角出发，将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作为促进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2009年以来，虽然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尚没有开设全国性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专门课程，但随着数字技术在瑞典各类学校的广泛应用，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已广泛融入公民、艺术、音乐、瑞典语和社会研究等各科教学。如在瑞典电影学院基金会（the Swedish Film Institute Foundation）的推动下，瑞典已将电影教育融入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课程之中，同时也将电影教育作为课外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3]总体来看，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与瑞典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
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流行文化的普及，家长、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担忧媒介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学校教育更多的是从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能力。瑞典教育署（The 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作为瑞典教育与研究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下属的机构负责管理从学前到成人教育的公立教育体系。政府部门和传媒企业也积极参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活动，如1963年，瑞典教育与研究部和瑞典传媒出版协会（Swedish Media Publishers’ Association）联合开展了“报纸在学校”活动，积极培养学生解读新闻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瑞典推出1974年“国家文化政策”（The National Cultral Policy），从国家角度支持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根据这一政策，瑞典哥德堡大学（Goteborgs University）的国家新闻与媒介研究教育中心开展了关于媒介方面的专门研究，积极开展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哥德堡大学还联合北欧部长理事会（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瑞典文化部等成立了北欧媒体和传播研究信息中心（Nordic Information Centr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NORDICOM），从事青少年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与研究工作，长期开展针对北欧五国青少年媒介信息素养方面的研究，组织媒介会议，开展各类活动。
20世纪80年代，瑞典教育改革呼声日渐高涨，此时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非常注重学生媒介鉴赏能力、媒介参与意识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体现为电影素养教育。这一阶段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强调将媒介作为实现学习目标的工具，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倾向。[4]1988年以后，在电影协会的资助下，瑞典各地建立了多个“地方电影资源中心”，为教师开展电影素养教育提供各种教育资源，重视学生电影赏析和制作能力的培养。
20世纪90年代，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媒介环境的变化，瑞典开始强调培养数字化社会的公民。这一阶段重视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教育，将ICT教育内容融入学生的技术课程之中。教育部门还开展了多项培训项目，以提高教师的ICT水平。此外，瑞典政府从1999年至2001年，专门拨款1.5万亿瑞典克朗用于中小学ICT教育。[5]瑞典的一些高校也积极开展相关的ICT教育研究，以供更好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2009年，瑞典教育与研究部进一步加强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有关ICT教育的工作：在教与学中讲授ICT应用知识；支持学校、学生和家庭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了解国内外ICT课程发展与研究现状；开展相关利益团体之间对话；鼓励安全且批判性地运用ICT。[6]
2010年和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分别发布了两个政策性文件《面向媒介信息素养的指标》（Towards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ators）及《媒介信息素养教师课程》（Media and Informaiton Literacy Curriculum for Teachers），在全球倡导和推广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瑞典政府吸纳了其中关于媒介信息素养的理念，在2011年修订的课程大纲中融入了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目标。2012年，瑞典政府建立了瑞典数字化委员会（Commission for Digitazation），负责分析和监控学校是否达到政府ICT政策目标。为了配合学校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瑞典政府于2017年开启“数字化图书馆计划”（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以提升国民的数字化技能，配合实施“数字战略”。2017年，瑞典政府颁布的数字议程《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瑞典》（For a Sustainable Digitalized Sweden）指出，数字化政策对提升竞争力、充分就业，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7]随着义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更加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自身能力发展，媒介信息素养也成为个体发展的基本素养之一。
二、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政策分析
瑞典目前没有全国性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相关教育政策散见于瑞典各类教育政策和文件之中。本文主要结合瑞典1994年、2011年和2018年义务教育课程大纲，对瑞典义务教育阶段相关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变革进行分析。
（一）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原则
瑞典教育的发展直接受其文化政策变迁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瑞典文化政策就开始倡导公民平等享用高质量的文化。随着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有关文化政策讨论的不断深入，20世纪70年代瑞典颁布了《1974年政府文化法案》（Government Bill on Culture of 1974），并成立了独立的瑞典艺术委员会（the Swedish Arts Council），强调激发个体创造性潜能发挥、促进艺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量文化产品跨境流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相互影响加深。在此背景下，瑞典政府2009年通过《政府文化政策法案》（Government Bill on Cultural Policy），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文化事物方面的权利，扩大了地方文化市场的自由度。[8]瑞典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既倡导民主价值观，注重平等，也注重文化创新，重视公民创新能力的培养。瑞典文化政策的这些原则也充分体现在其教育政策之中。
《瑞典教育法》（Swedish Education Act）规定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教育和课程，瑞典教育与研究部从宏观层面设计教学目标与核心内容，以保证所有学生都能达到统一的义务教育标准。各地方学校在教育部课程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确定本地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20世纪80年代，瑞典教育领域改革呼声不断高涨，强调教育要促进个体发展，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教育环境。[9]根据1991年教育法，瑞典政府颁布了《1994年义务教育、学前班和休闲中心课程大纲》（Curriculum for the Compulsory School System, the Pre-school Class and the Leisure-time Centre 1994），强调发展学生个性以及促进社会参与。
2011年，瑞典政府颁布了《2011年瑞典新教育法案》（New Swedish Education Act of 2011），针对瑞典自2001年以后在“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中连续6年分数下滑和PISA分数下滑的事实，瑞典政府对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并实施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大纲《2011年义务教育学校、学前班和娱乐中心课程大纲》（Curriculum for the Compulsory School, Preschool Class and the Recreation Centre 2011）。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2017年，瑞典政府对2011年义务教育课程大纲进行修订，并于2018年开始实施新修订的课程大纲《义务教育学校、学前班和学龄儿童看护中心课程大纲2018年修订版》（Curriculum for the Compulsory School, Preschool Class and School-age Educate, Revised 2018），强调“数字化技能”教育。通过应用N-Vivo10软件对1994年、2011年和2018年3个义务教育大纲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在一级节点“教育原则”下面的二级节点中，“民主价值观”的参考点数分别为3、5、5；“平等观”的参考点数分别为12、11、11。参考点越多，表明该二级节点在政策中越受重视。分析结果显示，这3份义务教育大纲均秉持民主价值观和平等教育观的原则，而这两项原则也是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所遵循的原则。
（二）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目标
瑞典义务教育课程大纲关于教育目标的部分主要从准则与价值观、知识、学生责任和影响、学校与家庭、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与合作、学校与社区、评价、校长的职责等方面进行表述。应用N-Vivo10 软件对这3个版本的课程大纲进行分析，将教育目标作为一级节点，以下二级节点分为意识层面和能力层面两部分。研究发现：1994年课程大纲强调学生的责任感和社会参与；相较而言，2011年和2018年课程大纲在强调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时，还强调自信、同理心、终身学习意识和创业精神；在能力层面，2011年和2018年版课程大纲更强调创造力及个性、多样化表达、自我成长及发展能力、全面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总之，2011年和2018年义务教育课程大纲强调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是与瑞典国家发展战略息息相关的。为适应瑞典国家创新战略，2011年课程大纲明确提出为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要让教师和学生获得必要的数字技能。2017年，瑞典政府实施“数字战略”，并颁布了数字议程《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瑞典》，指出学校要在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数字化能力、知识进步与社会平等的国家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10]数字议程直接引发了瑞典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大纲的变革，并在2018年实施的新义务教育课程大纲中得以体现。
具体涉及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相关目标，主要体现在理解和使用媒介、民主价值观认知、批判性思维、表达技巧、文化认知及参与等5个维度。1994年的义务教育课程大纲强调理解媒介知识及媒介的作用和媒介使用。相比之下，2011年和2018年的课程大纲增加了媒介使用方面的要求，而且在媒介使用方面突出利用现代媒介技术进行传播和创造的目标。由此可见，理解媒介知识及媒介的作用已经成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利用新媒介技术进行创造性活动成为新版课程大纲关注重点。2011年和2018年课程大纲都增加了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这一教育目标，而在1994年版课程大纲中则没有提及。三版课程大纲均强调理解和利用不同媒介和文化形式进行表达。此外，1994年版大纲强调理解其他外来文化，这与瑞典政府1974年确定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强调公民的文化参与，重视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培养学生理解本国和他国的文化。但2011年和2018年版课程大纲不再强调这一点，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移民涌入，对瑞典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瑞典开始强调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培养和文化认同。2018年版课程大纲在学校教育目标和指导原则部分增加了一条——“学校教育工作者要在所有关于价值观的活动中，认识到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所带来的机遇与风险”[11]，关注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问题。
（三）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内容
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主要通过融入各门课程的教学来加以实施。在此，以2018年新修订的课程大纲中的艺术、瑞典语、公民课程为例进行分析。本研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媒介信息素养指标》报告中媒介信息素养评价能力指标体系作为分析义务教育课程目标表述的编码和分类依据。该指标体系包括三组技能，即，获取/检索媒介与信息、评估/理解媒介与信息、使用/传播媒介与信息，每组技能都包括一套指标[12]（见表1）。
根据2018年艺术、瑞典语、公民课程大纲中关于课程教育目标的表述，从学生能力目标和教学目标两个维度对课程大纲教育目标中有关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发现，两个维度都重视“获取/检索媒介与信息”“评估/理解媒介与信息”技能，并从批判性评估和解读信息、认知信息生产过程、理解媒介对个体及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强调对媒介信息内容的理解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此外，在“使用/传播媒介与信息技能”方面，相较于学生能力目标维度，教学目标维度更重视教学中要教授给学生有关媒介生产技术、媒介传播技能等方面的内容，给予学生利用媒介进行传播和表达的机会。
通过对三门课程中有关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学生能力目标和教学目标的具体表述分析，可以发现：在艺术课程中，2018年课程大纲教学目标及学生能力目标与2011年课程大纲内容相比较没有变化；涉及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图像制作和图像分析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图像处理和制作的技能，鼓励学生进行视觉表达，培养其艺术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利用媒介进行视觉自我表达的能力。
瑞典语课程涉及媒介信息素养三个维度的技能课程目标和学生能力目标要求。2011年和2018年的课程大纲都有关于媒介信息素养方面教学内容的清晰表述，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有目的地阅读和分析文学和其他文本，能够搜索和评价不同来源的信息；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瑞典语知识，了解语言规范、语言的发展历史及其变化，掌握语言应用如何与社会情境及媒介相联系；[13]教学中强调评估与分析媒介信息，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理解和评价各类媒介文本的能力。此外，在“使用和传播媒介与信息”方面，要求学生掌握电脑等数字化设备编辑和创作文本技能，可利用图片、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进行表达。2018年课程大纲要求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传播方式和内容会对自身和他人产生影响，要对自己在不同背景和媒介中使用的语言负责。[14]瑞典语课程的核心内容部分设有“信息搜索和批判性评价”模块。
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与公民课程联系最为紧密。公民课程大纲重视培养学生价值观，要求培养学生从社会、经济、环境、法律、媒介和政治等维度形成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观点。[15]公民课程有明确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要求。2018年课程大纲强调“培养学生从媒介、互联网和其他来源搜索和评估相关社会信息的能力”[16]。2018年课程大纲增加了对数字化方面技能和能力的培养内容。在课程核心内容部分，4-6年级和7-9年级均设有“信息和传播”模块，该模块课程目标涉及媒介信息素养三个维度的能力指标。
三、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制定特点
（一）媒介信息素养政策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导向
瑞典有创新立国的传统，并设有创新署（The Swedish Innovation Agency, VINNOVA）专门负责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教育则被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根基。作为教育政策的组成部分，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制定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导向，服务于国家的创新实践。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颁布的瑞典义务教育课程大纲中，关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旨在培养瑞典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人才。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以及欧盟一体化的背景下，瑞典在注重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时，1994年版课程大纲强调通过发展ICT以及开展相应的ICT技能教育提升整个社会的信息技术水平。这一阶段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重视ICT技能和能力的培养，实施了“学校中的信息技术”计划（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chools, ITIS, 1999～2002）等项目，提高ICT教育水平。21世纪初期开始，瑞典强调社会认同，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关注通过技能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将媒介信息素养作为促进学生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途径。2017年，瑞典《研究和创新法案》（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Bill 2017）确定了未来十年的研究创新方向，强调数字化在研究和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数字技术是实现创新的关键要素。同时，瑞典政府实施的“数字战略”明确了数字创新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18年课程大纲明确指出，要培养数字化时代的合格公民，通过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培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创造者。
（二）媒介信息素养政策与瑞典文化政策和传媒政策密切相关
1.与瑞典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的制定深受瑞典文化政策的影响。1974年确定的瑞典文化政策鼓励创造性表达，反对文化商业主义，强调地方化、推动不同语言和国家之间沟通交流。与之相应，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瑞典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更多的是强调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同时从保护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媒体商业主义倾向所造成的媒介内容负面影响日趋严重的状况，非常重视青少年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1991年，瑞典建立了文化部（Ministry of Culture）负责文化政策的制定，下辖多个政府机构。瑞典文化部通过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以进一步推进文化领域的地方化进程，注重由地方政府管理文化事务。1996年，瑞典进一步调整文化政策，强调要使文化成为有活力的、独立的和具有挑战性的力量，强调文化教育。[17]1999年，瑞典政府组织成立了“文化发展”工作组，特别强调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尤其是在地区和地方发展，学校、环境、健康和医疗看护，社会和企业政策中的重要作用。[18]受新的文化政策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治和新技术发展的影响，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政策倾向于强调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和电影素养的培养，注重ICT技能和能力培养，偏重技术的掌握与应用。2009年，瑞典实施新的更具市场化导向的国家文化政策。文化市场更加多元化，也更为复杂。利益的诉求造成了媒介产品良莠不齐，影响了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同时，瑞典在1995年加入欧盟之后，一方面积极融入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但另一方面也坚持保持自身的民族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瑞典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开始关注批判性阅读、文化研究、赋权和视频制作。[19]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媒介进行创作的能力。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瑞典文化政策开始强调数字化背景下国家认同意识的培养。因此，2018年新修订的课程大纲明确提出，数字化背景下，要通过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价值观。
2.与瑞典传媒政策密切相关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瑞典的媒介政策一直积极鼓励促进社会多元化发展，政府通过资助各类新闻企业，促进传媒业的繁荣。这一政策给了一些小型、地方性媒体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使瑞典传媒业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与此相关，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重视对多元文化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瑞典社会经济生活，私有化和商业化趋势日益加强，学校和传媒领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随着瑞典传媒产业地方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瑞典政府对传媒业的管理和资助政策也面临改革，政府逐渐从市场发展的管制中退出。自1991年起，瑞典电视界开始实施非规制化；1993年，广播和电信也实现了非规制化。随着传统媒体向数字化媒体的转型，自2019年开始，瑞典政府提供的报业补贴扩展到了新媒体领域，为地方性小型新媒体提供资助。[20]伴随传媒政策的改变，传媒业进一步地方化和市场化，加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成为教育领域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21]。在此背景下，瑞典相关媒介信息素养政策重视数字化背景下个人和社会发展问题，非常重视学生数字能力的培养。
（三）媒介信息素养政策有助于形成多方联动机制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数字战略”，除学校教育外，瑞典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和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实践，成为瑞典学校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必要补充。这些机构和组织参与义务教育阶段媒介素养教育时，一般都会参照或者依据课程大纲开展各种活动。瑞典媒介委员会（the Swedish Media Council）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有效使用媒介，避免媒介负面影响，开展各类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项目，并通过建立媒介信息素养工作室（MIL-Room），为教师提供教学资源。瑞典的公共媒体机构和商业媒体机构均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其中，公共媒体机构具有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媒介服务和媒介资源的职责。瑞典教育广播电视台（Utbildningsradion, UR）和瑞典电影学院（SvenskaFilminstitutet, SFI）等机构都积极参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瑞典教育广播电视台根据瑞典义务教育课程大纲要求，为学校师生提供与教学相关的视听资料，丰富和充实课堂教学。在瑞典，参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种类繁多，这些组织借鉴各国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经验，参与欧盟、联合国等地区性和全球性项目，开展各种独具特色的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活动，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瑞典是欧洲最具创新力的国家。Creandum公司一份报告显示，每年北欧的技术公司出口产值为26亿欧元，其中瑞典技术公司出口产值占50%。[22]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瑞典“数字战略”，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遵循民主价值观和平等教育观的原则，以瑞典国家创新战略为导向，与文化政策、传媒政策相呼应，服务于瑞典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推进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未来，瑞典政府还将根据“数字战略”要求，不断修订全国性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有组织地开展教师培训项目。瑞典政府充分认识到，媒介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有赖于高素质的教师群体，教师是影响学生成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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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教育体系的应对与在线教育的挑战——基于OECD全球调研结果的发现与反思
本文刊登于《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6期，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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